思想31：民族主義與歷史意識

政治意識與歷史意識的互動：以香港教育為例（曾瑞明）

香港歷史教育爭議的背景

最近，香港中史科頗吸引人眼球。但如果大家對香港的教育略知一二，都知道中史科已是「夕陽科目」。在2013-2014年，約有90%的學校在高中課程開設中國歷史科，即大部分香港中學均有開設高中中國歷史科。但是在新高中學制推行以後，考生人數逐年減少，2015年只有6320人應考。要知道在舊學制中，2010年出席歷史科中學會考的人數就有26186人，2012年高級程度考也有4千多人。有些人就斷言，中史科沒有什麼影響力了。要讓中史不邊緣化，就要爭取中史科成為高中必修科。但現實是香港新高中的必修科已有中、英文，數學和通識四科，令中史成為必修科變得困難。

事實上，初中歷史的情況和高中很不同。2014-2015年444所中學有392所﹙88.29%﹜於初中設獨立中史科，350所於初中階段（中一至中三）設有獨立的中史科（78.83%），42所於初中之一或兩年設有獨立中史科（9.46%）。十二至十五歲的初中生就接觸中史，但以後卻未必有機會深化。因此在這階段學什麼和如何學變得很重要。

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中史科當然不被重視。筆者讀書時，卻甚愛中史。也許自幼看《三國演義》和金庸小說，對朝代興替特別有感覺，初中讀中史科就像看快播，由夏商周走到今天，有俯瞰眾生的快感。即使背誦資料頗多，思考空間甚少，仍津津有味。但因為文理分流，加上重理輕文的風氣，筆者最後竟選了理科。但初中期間，值成長期，讀的看的，都成了框框。尤幸筆者以後讀哲學，愛閱讀，才有機會扭轉一些看法，多了治亂興衰以外的關注。但如沒有以後的經歷，怎樣看歷史可能就已為初中的教育所框定。

香港的教育局於2015年4月17日公佈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下稱「中史科」)課程的短期方案，並舉行業內諮詢會。其實早在2013年12月，課程發展議會已建議設立專責委員會(後於2014年5月正式成立)，分別處理初中中史科及初中歷史科的課程修訂。局方的修訂方向為「加強近代史教學及增加文化、社會史等份量」。

簡單來說，就是課程會「詳近略遠」，將古代史濃縮，中二應已教完清末，中二和中三共一年半可加強講授近代史，包括革命運動及中華民國成立、軍閥政治、國共合作及分裂、國共二次合作及抗日、戰後國共關係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

當然，修訂會涉及很多技術問題要探討，比如課時問題、學生的程度和課程編排的配合等，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論。筆者希望做的是呈現這種針對近代史講述的抗拒，以便勾勒教科書中的歷史意識如何影響香港人的身份、思想和行動。不能不提的是，教科書是整個教育體系、文化和政治所構成的東西。人們不免受其影響，但也會有異議、抗衡出現。

諮詢期後，局方收回343 份有效問卷，當中37.3%中學同意修訂建議，有49.9%不同意。由於沒有明顯取向，教育局也跟隨專責委員會的建議，不要求所有學校必須於2015 或16 學年推行。專責委員繼續以「古今並重」為原則，而非「詳近略遠」。教師否定建議的理由可能是因為種種技術性原因，也可能因為政治理由，但今次諮詢所引起的討論，無疑提升了大眾對歷史教育和政治操控的戒心。

由反國教到撐通識

2012年香港出現了「反國教運動」。國民教育科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民族意識建構，一種建立國家認同感的工程，隱惡揚善，歌功頌德。不少家長、學生和教育工作者都感抗拒，認為是「洗腦教育」，即不讓學生了解事情真相的單向灌輸。這反抗理由是出於對教育的一種基本看法，就是要呈現真相，並培育一下代判斷是非的能力。

香港中學還有另一必修科即通識科。通識科有一個單元名為「現代中國」，可讓學生認識國情。人們認為這種「認識」和國教的分別是國教集中塑造國族身份認同，但這樣一定會壓倒其他身份，讓我們喪失批判中國的一個據點。而通識則較為溫和，也算較多元，比如在身份認同上會點出我們有三個身份︰本地、國族和世界公民。課程指引列明培養學生「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雖然粗疏，但至少承認多元、游移的可能。

通識科其後受到建制派議員一連串的攻擊，但獲得教師的積極捍衞，也因為已推行數年，通識老師已成一龐大力量，政府推國教又未竟全功，中史科就似乎成了一個形塑國民身份的重要門路。正如我在前文所述，初中中史科是「改革」所在，而受影響的是初中生，年紀較小，這就迫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保證這種中史教育不是灌輸，不是「洗腦」？高中中史教育科的課程理念其中一點是︰「本國歷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素材。歷史教育可以讓學生通過對國家歷史與文化的學習與反思，加深其對國情的了解，從而增加自己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同時，透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又可以讓學生更深入了解本國的文化傳統，認識和汲取不同文化的特長，進而培養其恢宏的世界觀。」當中的反思跟認同，中國跟西方，都有一定的張力，難以逃離意識型態或理念的競逐，從而也就很難達到教育官僚口中的面面倶圓。

香港的《新報》在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社評卻這樣說︰「從政治鬥爭的角度去看，中學的『洗腦教育』是必爭之地，因為中學生的思想正介乎成形期，所以至關重大。因此，兩派的爭鬥重點，也就是在中學方面。當年董建華政府的增加了通識教育，取消了中學歷史作為必修科，結果令到香港青少年減低了對中國政治的認知，但也培養出港獨的思想來，實在是始料之所不及。因此，重設中國歷史科作為必修科，以及減少通識教育中的政治成份，也實在有其需要，恐怕也是將來大勢之所趨。」如果根據《新報》「通識=自由教育=港獨」的邏輯，那麼則有另一條等式出現，即中史=國民教育=大一統。中史科成了培養學生對大一統政權的想像，歷史教育成了達到這目的的手段。

香港史與中國史

另一條理解香港人歷史意識的途徑，就是香港史在歷史教育的位置。香港的教育署課程發展處人文學科組出版的《在中國歷史科課程內教學本地史的理念及教學範圍》，很能表達官方的口徑︰「再細看『在中國歷史科的相關課題內教授本地史』這個意念，它其實包括了兩個認同。第一，是認同教學本地史；第二，是認同以教學中國歷史史事為主體，而不是獨立教授香港史。如果處理恰宜，這兩個原則不僅沒有衝突，反而是互相銜接，構成一種層遞演進的關係，那就是建立由社區而至國家民族的歸屬感。」香港教育的主流論調是香港人有三個身份︰香港人身份、國民身份和世界公民的身份。而透過歷史教育，這種身份意識得以呈現︰「使學生認識個人作為公民與家庭、鄰里社會、地區社會、民族國家以至世界的關係，培養積極的態度和價值觀，從而對香港及中國產生歸屬感，並為改善世界作出貢獻。」

在香港教育人員的處理下，這些身份是不會有衝突的，也不應該有衝突。課程的編寫者特別強調大一統的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呈現一種自古以來，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份，雖有些波折，但方向不變。

〈香港史事年表〉所建議的教學內容︰

1. 秦始皇置南海郡，香港屬南海郡番禺縣。

2. 東漢古墓——李鄭屋漢墓

3. 中外交通的發展——屯門的角色

4. 宋帝昺與宋王台的故事

5. 清初的海禁政策與香港的防衛

6. 外國勢力的東來與九龍寨城的建立

7. 鴉片戰爭中有關香港的事項

8. 英法聯軍戰役中有關香港的事項

9. 列強劃分勢力範圍時有關香港的事項

10.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與香港

11. 抗日戰爭——香港淪陷

12. 中英外交——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

以上的歷史學習，都離不開探尋中國大歷史下香港的角色。可見，歷史的敘述本身就是一個建構身份的過程。最近，就有一些學者認為香港是海島文化，一直是抗拒中央或者大一統的。

反對天星碼頭的拆卸，也不是代表「戀殖」，而是因為蘇守忠抗爭而有特殊意義。評論人安徒便指出︰「天星碼頭上演的蘇守忠抗議事件，非因意識形態教條，非因家仇國恨，而是平白踏實地本於民生疾苦，社會公義。他單身以獨立人仕身份，直接挑戰殖民政治施政的不合理。史家已認定，天星加價事件，是整個六、七十年代本土社會運動的第一聲，也是香港戰後土生土長一代人的本土意識、本土社會關懷的萌發點。因此，也可以說，天星碼頭正是香港意識的搖籃。」（安徒，〈天星：香港意識的搖籃〉）

種種邊緣的論述都在近年建立起來，將香港的抗爭、反叛的性格突顯。但在主流論述，香港人的圖騰卻是獅子山下精神，這是集體創造出來的希望︰它意味只要努力就可以有回報，身邊人的「成功故事」都印證此希望非虛。獅子山下，人們奉行「積極不干預」或者自由市場原則，走精面好，說話粗聲粗氣或者文質彬彬也好，老老實實或者愛「走精面」都好，只要不犯法，不違反道德底線（即不殺人放火淫人妻女），都會被認定為香港人，也即是大家都會接受的「同伴」。

主流論述當然有它的力量，它可以滿足人們的慾望和順暢社會的運作。香港人以「搵食」為天理，每個人都像一間公司去逐利，出賣自己勞力是光榮不過的事，接受救濟或者援助則是無能的象徵。用身體來創造財富很適合「開荒」思維，土地很多機會很多，只差肯打拼的人。60年代到80年代漫山遍野的木屋，都是一個一個的主權國，先到先得，留給他人足夠的便可。

在這種「自力更生」的自我觀之下，人們不會太意識政府的存在，更多的時候被「政治冷感」形容，他們也沒有歷史意識。殖民地時期香港被視作「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但無論怎樣，香港人始終需要保護他們逐利的權威存在，只不過他們不需要精神領䄂。每個管治者都像過客一樣，雖或留下他的身影，但整體的框架不變即可。特別是，當人們已開始累積了一定的資本，可以用「錢搵錢」時，法理和法治就變成了最好的保障。「理性—計算」成了新的法規。用韋伯的語言，就是不用魅力型權威，只需要法律的權威。這箇中解釋，就是這最配合香港的核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治作為香港的核心價值，當然可以保障人權或者自由，但更重要的是其可預計性。可預計性是香港與中國的分野，前者多壞都有一個譜，後者由大躍進到文革的一窮二白，今天卻成了世界第二經濟體，真算是奇跡。但香港人一早已成了奇跡，他/她開始要管理風險，他/她開始抵抗社會不穩定的風險。

香港的六七暴動在回歸前被簡單理解為擾亂香港社會穩定的事件。回歸後，六七暴動期間擔任左派勢力領導角色的楊光在2001年則被表揚其對「勞工界等貢獻」。這種對歷史的迴避當然是為了符合香港已在運行的邏輯，但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卻未能建立︰在學校學到的歷史是大一統，在經濟生活卻是抽離於歷史，抗拒大一統被貶為戀殖，說本土卻未能擺脫和中國歷史的糾結。

政治意識與歷史意識的互動：以香港教育為例（曾瑞明）

香港歷史教育爭議的背景

最近，香港中史科頗吸引人眼球。但如果大家對香港的教育略知一二，都知道中史科已是「夕陽科目」。在2013-2014年，約有90%的學校在高中課程開設中國歷史科，即大部分香港中學均有開設高中中國歷史科。但是在新高中學制推行以後，考生人數逐年減少，2015年只有6320人應考。要知道在舊學制中，2010年出席歷史科中學會考的人數就有26186人，2012年高級程度考也有4千多人。有些人就斷言，中史科沒有什麼影響力了。要讓中史不邊緣化，就要爭取中史科成為高中必修...

致讀者

本期《思想》的書題為「民族主義與歷史意識」，突出了民族論述與歷史論述之間的有機連帶，希望能夠同時涵蓋內文中的兩個專輯，以及對本尼迪克．安德森的專訪與紀念文章。我們相信，這個書名最能夠表達這三組文章的共同關懷。

本期的第一個專輯是「教科書中的歷史意識」。教科書經常是塑造、教化新一代國民最有力量的工具，歷史教科書在這方面的作用尤其顯著，所以也難免是政治勢力的必爭之地。在台灣，高中歷史課綱的爭論已久，並且愈演愈烈，其中所涉及的根本癥結正是史觀或者歷史意識的衝突，也就是國族認同與國民之政治教化方向的分歧。有見於這個議題需要對照性的討論，本刊編委陳正國先生規劃了專輯，邀請各地作者參與。但可能因為台灣的政治形勢讓這個議題顯得格外棘手，關於台灣歷史教科書的文章反而從缺。好在針對大陸以及香港的三篇文章都很精闢，剖析兩地歷史教科書與現實政治的糾葛深入而得其要，值得參考。

葛兆光先生關於「中國」的歷史建構研究，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在中國大陸以及韓、日所引起的討論非常熱烈，《思想》也發表過葛先生的文章以及數篇針對性的評論。去年香港浸會大學針對《何為中國》舉辦研討會，經編委陳冠中先生與研討會主辦人羅貴祥先生的協助，本期《思想》發表其中四篇分別來自韓國、香港以及台灣的論文。誠如白永瑞先生在他文章的開篇之處所言，「何為中國」儼然已經成為其他國家的「內政問題」，同時也是中國如何在自身的歷史中界定自我的問題。值此中國的崛起時刻，中國如何面對周邊世界，如何思考自身的強國角色，都得歸源到中國的自我理解與自我想像，葛兆光關於「中國」的論述因此同時具有理論與現實的意義，不能輕忽，本刊也將繼續推動相關的討論。

本尼迪克．安德森的著作與貢獻為大家所熟悉，在此不需要贅詞介紹。他在2015年年底去世後，他的台灣友人舉辦過公開的紀念會，大陸上汪暉先生也在今年發表了兼具追思心意與反思用意的討論。不過《想像的共同體》的一般讀者未必有機會掌握安德森思想的系統全貌，對該書一些微言大義的理解也容易望文生義，細緻的剖析非常有必要。本期王超華女士撰寫的紀念文章，對安德森容易引起誤解的幾個關鍵論點提供了解說與分辨，對讀者將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王超華文章的主要用意還是在紀念一位師友的故去。超華與安德森之間有家人的情誼，她自己的學術視野受過安德森的啟發，在政治上兩人也多有共鳴。讀這篇紀念文章，安德森這種「老」左派的國際主義、對邊緣弱勢者的關注、對自身所屬國族與文化傳統的批判，生動地出現在讀者眼前。安德森的一些比較屬於個人性質的觀察與想法，在王超華、沈松僑對他的書面訪談中也多有呈現，讀者可以在近距離感受到他的思想搏動。

在本期殺青之際，環顧我們身處的時代與世界，難免生出一種在亂世中的危機感，心裡也就同時升起一種不願坐視的責任意識。辦一份刊物本來不必喋喋自許太多的使命，不過有這個機會彰顯一份對理性討論的信心，一點對人文價值的堅持，我們仍然是備感慶幸的。

致讀者

本期《思想》的書題為「民族主義與歷史意識」，突出了民族論述與歷史論述之間的有機連帶，希望能夠同時涵蓋內文中的兩個專輯，以及對本尼迪克．安德森的專訪與紀念文章。我們相信，這個書名最能夠表達這三組文章的共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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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中的歷史意識
前言（陳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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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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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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