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文心：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賡續與新變

緒論

第一部分：新史學──動態的當代史與城市史
第一章　海上法蘭西──王韜與東亞知識社群的當代史志書寫
第二章　從《朝野新聞》看王韜與中日菁英詩文中的亞際文化融匯
第三章　冶遊、城市史與文化傳繹──以王韜與成島柳北為中心
 
第二部分：人情演義──世變與世故
第四章　香港的文學「易」代──從王韜到張愛玲
第五章　五詳《紅樓夢》，三棄《海上花》？──張愛玲的人情文學系譜
 
第三部分：「百美圖」相──文化時尚與性別展演
第六章　點石飛影．海上寫真──晚清「百美圖」敘事的文化轉渡
第七章　民初海上「百美圖」時尚敘事與性別文化的塑形嬗變

後記
徵引文獻
本書各章出處
索引
 

緒論

　　一

　　本書立意於晚清、民初更替易代的海上文化時空內，凝聚「文心」表徵討論知識「變」、「續」過程中的才子主體形塑過程。所涉文字有政論、新聞（當代史）、翻譯、小說、詩文、圖像、雜錄，內容包括歐西軍事外交、亞際空間時事、海上都會繁華、紛紜香豔時尚、波雲詭譎人情，觸及的人物更是輾轉八方、形形色色、側身變相而身分難歸舊類，幸而可借魯迅所謂「洋場才子」概其形神，清代同、光年間這一派海上文化圖景正是鶯飛草長、葳蕤蕪雜。我之研究乃以脈絡化方式穿行其間，構建文化迴廊交錯延伸於諸多範疇：在公領域中窺見私領域、在冶遊情欲中揭示家國想像、讓佳人豔事與稗官野史共構、從俗世悲歡離合中孳衍前世今生的人情。論域不嫌廣泛，歸宗只在「文心」。

　　本書論述採用的基本方法：首先是將紛繁的論述對象脈絡化，接下來致力於脈絡的結構化，進行文化迴廊的建造，在其中選取鳥瞰「節點」貫串諸多脈絡，在交叉錯綜的脈絡裡辯證／驗證「文心」。此外，我並不專一運用任何理論，除非它已經成為某一元素內化在結構脈絡中。

　　本書抽繹的論述脈絡，多不基於現成的線性歷史。將那些規制之下分屬於不同領域的材料脈絡化，我甘冒非鳳、非龜的「四不相」風險，跨越既定學科界域、跨文化建構起自己的論述，由是固定理論的基準便難以生效，在撼動既定準則中完成那些才子的知識主體的塑形。因為要突出其文心，便有了種種越界之舉：「百美圖」的脈絡不合藝術史研究路數，與民初小說的互文闡釋也跳出了文學史；「海上法蘭西」的史志研究，由《普法戰紀》帶出「東亞知識社群」的跨國文人集團之前所未有的對當代世界歷史的關注，也於史學研究途徑殊異。這一切無非為了追求：在無路處踩踏出歧徑幽境，於蕪雜蔓生的荒園中搭建迴廊以便觀賞另一片寥闊風景，於生機勃勃中凸顯那個世界裡搏／驛動的文心。

　　在晚清民初的這片歧路花園的文化迴廊上，建構一些重要「節點」，立於這些節點上鳥瞰花園，才得以把握迴廊的結構性關聯。這些節點可以是一些多面相的人物，也可以是一類寫作方式，還可以是一部經典小說。多面相人物譬如王韜（一八二八─一八九七）：可以在中西文化經典翻譯的脈絡中討論他對《聖經》或「五經」雙向溝通的貢獻，可惜我不談義理；可以在報人圈中論其《循環日報》的功績，只看刊載〈臺灣番社風俗考〉就說明他對東亞局勢的敏感與關注，番社問題本書未及詳論，但他的文章在上海、東京報紙上的流轉刊載便顯現其溝通亞際之功；他關注普法戰爭的方式足以為東亞歷史、政治著述的先驅或導師；其香豔風月文字與日本文士同調，現代風流蛻變中的都市上海與東京遙相呼應；法國史志的東亞寫作方式標誌了中日知識階層對歐洲、美洲的認識的一致與互補，正是在這種現代知識氛圍中，東亞的文化秩序已被重新組構。《海上花列傳》作為人情小說的經典之作近年來已經確立無疑，然而晚清出現一系列「海上小說」的現象並未保證被仿效者的地位，卻大有被遮蔽的危機，賴張愛玲英文翻譯、吳語／國語轉換之力重回晚清，並且以她的美學闡釋將小說、都市洋場、人情的現代譜系振作起來，這樣的文化迴廊不是按時間順序建構的。我們可以在香豔小傳統中勾勒圖像的媚美系列，但是吳友如之為前瞻後顧的節點，是前此作百美圖者無可比擬，後來者沈泊塵、丁悚、但杜宇等人亦無法掩蓋其光芒。

　　建構這些文化迴廊的價值是：將人事置於變動不居的易代背景上、在複雜迂迴的文化現象與脈絡中，更聚焦現代知識階層形塑的「過程中的主體」（subject in process）。多樣化的過程中主體的重疊交互之結構性呈現，才是時移世易的海上現代性的複雜樣貌。若問本書所討論的現代知識主體究竟如何清晰狀貌？答曰：始終處於過程中者無由定型，即使居於同一過程者亦人各異象。故晚清、民初乃至「五四」或國民政府統一、甚而言之抗戰，都沒有形貌一致的現代知識主體，不求意識形態的統一，便無須強求知識分子的同質化。明乎此，易代文心之深邃多元可得而察焉。

　　二

　　目的與方法說明之後，有一些概念須得正名。

　　「海上」一詞從明末三百多年來被人們用作俗語指稱地域，我的研究中借它構建繁複的文化迴廊，結構關聯多個脈絡。我所見文化人親筆「海上」，最早不過《題琴鶴高風詩冊》中自署「海上晚生徐光啟」者（見下圖）。明末徐光啟與利瑪竇之交往已是學界常識，其人文、自然包括農學的百科全書般的貢獻，端賴「欲求超勝，必然會通；欲求會通，必須翻譯」的理念。在他的意念中，堪輿之學的「海上」與思想文化知識的世界交流已經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文化身分也以此為標誌。晚清以降，「海上」歷來也是上海文化圈中對本地之別稱。我用「海上」乃循清末民初文化特徵，溯徐光啟之端緒，試圖呈現深層次的內涵，非徒標示區域地名或行政單位劃分，意旨側重於交通，既有舟楫交際，更有意識觀念遙通東亞乃至泰西之涵義。對外，它是通往異域、異族文化乃至歐西器物文明之「門戶」；對內，空間上它的地域邊緣呈模糊擴張，不斷地吸納周邊（特別是蘇南、浙江，也有安徽、江西、湖北沿江地區）之官紳仕商、中下階層布衣平民，文化上它呈現其提升文明、擢拔人之識見的同化力，呈巨大吸納融涵之能量。在我的研究中，「海上法蘭西」之「宏觀海上」指陳當代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新聞、歷史在東亞的迴響，從資訊層面上說，有全球化的意味；「中觀海上」則以上海、香港、東京的亞際文化迴廊為標誌，現代書籍、報刊新聞的文化流轉催生出東亞現代知識主體；「微觀海上」則以華洋雜處的上海租界與舊城為地理標誌，洋行資本、掮客買辦、才子文人、書寓妓女麕集，這些形象的寓言表達則有《海上花列傳》，它引起一系列的以「海上」命名的追隨小說，餘下大小報紙都記載彼時特殊的洋場人文。

　　易代「文心」由「才子」造就，現代知識主體就是在才子脈絡和海上語境中生成。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充滿活力，明代的江南才子傳統不絕如縷，匯聚海上的幾代文人因應中外交通的歷史情境變化而形塑其個人主體，其於世變中吸納與蘊含的多元文化因素，在洋場租界上轉異新變出現代文化生產機制。文人們從傳統的文化格局中走出來，將經史子集的知識修養從修齊治平的應用目標轉變為謀生本錢；他們立身海上現代文化中而不脫「才子」氣息，因了解學習泰西文明而適應洋場文化氛圍；他們運用文字為稻粱謀而龍蟲並雕，遠離了服從科舉考試的「君子」生活範式；他們一身而寓幾個面相，養成了洋場文化的人格而良莠不齊。這複雜的海上世代既滿蘊生機也充斥是非矛盾，隨機局部地面對與評價任何現象，都令人難以遽斷，故需要加以脈絡化，在多方位的脈絡中建立出結構化的文化迴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