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代經濟史學術巨擘
經濟學家諾思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之關鍵著作
當今「新制度學派」的重要依據
結合經濟、政治與社會理論,深入探討政治和經濟制度
為何不同社會之間持續存在著貧窮與富裕的差異?
有別於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
諾思以交易成本為基礎,提出新的個人行為假設,
以及個人與組織的互動關係。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學術生涯之重要著作《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其內容結構正如書名,分成三個部分。在第一篇裡,諾思將他的制度分析架構清楚地勾勒出來,特別是他最關心的合作問題。藉由對於非正式規則開創性的分析,諾思為制度變遷的特性鋪下了理論脈絡。在第二篇中,諾思清楚說明組織在推動制度變動的作用,而對於制度變動的結果則有更複雜的看法,並且為制度變動的不可預期現象提出了解釋,他認為答案就是「路徑依賴」。第三篇的重點是綜合制度對於解釋長期經濟表現所能夠提供的功用。除了總結前面各章的內容,諾思還利用篇幅探索經濟學應該發展的方向,這些內容也就是他在諾貝爾獎領獎演說的重點。
諾思在書末寫道:「非正式限制有其重要性。我們需要了解更多關於文化衍生的行為規範,以及它們如何與正式規則互相影響,才能給這些問題找到更好的答案。我們才剛剛開始嚴謹地研究制度。」最後仍不忘提醒學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延伸閱讀:
道格拉斯‧諾思,《西方世界的興起》
道格拉斯‧諾思,《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
丹尼‧杜林,《1%:貧富不均,這才是全球經濟大危機!》
作者簡介:
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C. North)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20年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1942、1952年先後獲加利福尼亞大學學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曾任《經濟史雜誌》副主編、美國經濟史學協會會長、國民經濟研究局董事會董事、東方經濟協會會長、西方經濟協會會長等職務。歷任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教授、聖路易大學魯斯法律與自由教授及經濟與歷史教授,現任華盛頓大學經濟系盧斯講座教授。
諾思是新經濟史的先驅者和開拓者,他開創性地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來研究經濟史問題。他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重新論證包括產權制度在內的制度之作用、將新古典經濟學中未涉及的內容——制度——作為內生變數運用到經濟研究中,特別是將產權制度、意識形態、國家、倫理道德等作為經濟演進和經濟發展的變數,極大地發展了制度變遷理論。
主要著作有《1790—1860年的美國經濟增長》、《美國過去的增長與福利:新經濟史》、《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等。由於他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獲得第25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譯者簡介:
劉瑞華
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生於1960年6月15日。1982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於1984年獲得同校的經濟學碩士學位。1990年在諾思教授指導之下完成博士論文《財產權與政府收入:台灣土地改革的研究》(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ment Revenne: A Study of Taiwan"s Land Reform),於美國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取得博士學位。自1990年起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迄今。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制度與制度變遷緒論
制度(institutions)乃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更嚴謹地說,制度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的互動行為。因此,制度構成人類交換的動機。此處所謂的交換,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及社會的行為。制度變遷則決定社會隨著時間演進的方式。所以,研究制度變遷乃是理解歷史演變的關鍵。
制度因素會影響經濟成就乃無可爭議。不同經濟體系長期表現的差異,是源自於制度演進的方式,也是無可爭議的。然而,由於尚未有任何分析架構將制度納入經濟學與經濟史研究,目前的經濟理論與計量史學(cliometric history)都未慎重地考慮制度因素對經濟成就的重要性。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提供這樣的一個基本架構。分析結果指出,大部分社會科學理論必須重新檢討,尤其是經濟學,同時也提出歷史變遷的新理解。
在本研究的第一篇,我將討論制度的本質及其對經濟(或社會)表現的影響。接著在第二篇中,我將勾勒出一個制度變遷的理論。這個理論將不僅為經濟史(或其他歷史)提供一個架構,並且也要解釋過去如何影響現在與未來、逐步的制度變化如何影響人在一個時點所面臨的選擇,以及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本質。最後,第三篇則是完成本研究的根本目的,理解經濟體系如何隨著時間運行而獲致不同的成就。
I
制度透過其安排之日常生活的結構,而減少不確定性。由於有制度為準繩,所以當我們要招呼朋友、駕車、買橘子、貸款、做生意、出殯,或者做其他任何事的時候,知道(或者很容易學到)該如何做。假如我們在不同的國家──例如美國與孟加拉──做同樣的交易,則很快就會發現制度上的差異。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制度界定並且限制了個人選擇的範圍。
制度包括人類制定來規範人際互動之限制的任何形式。究竟制度是正式的(formal)或是非正式的(informal)?答案是任一皆是,而我對兩者皆有興趣。正式的限制,譬如人類制定的規則;非正式的限制,譬如習俗與行為規範。有些制度是人創造出來的,像是美國憲法;也有些制度只是隨時間演進而來的,像是普通法(common law)。雖然為了分析起見,我們要分開來討論創立的制度與演進的制度,但我對兩者皆有興趣進行研究。此外,還有許多制度的其他特性也會被討論。
制度限制包括兩種:一種是什麼行為個人不准去做,另一種是何種條件下個人可以從事某些行為。在此定義之下,制度乃是人類發生互動行為的範圍。最好的比方就是團體運動競賽的規則。這些規則中除了明文的正式規則之外,通常也包括用來支撐與輔助正式規則的不成文之行動守則,例如不得隨意傷害對方選手。再就這個比方來說,規則與不成文的守則有時會被違反,而且也會進行處罰。因此,制度運行的關鍵之一,就在於判定犯規的成本及處罰的輕重。
繼續用運動比賽來做比喻,正式的規則、非正式的規則,以及執行(enforcement)的形式與成效三者合併,決定比賽的性質。有些隊伍運用不斷犯規來嚇阻對方(因此出了名)而獲得成功。這種戰術是否划得來,顯然要看監督的成效與處罰的輕重。有些時候即使犯規戰術能夠成功,行為守則──運動員精神──也會約束選手的行為。
本書特別要對制度與組織做一區分。組織和制度類似,也提供人類互動的結構。的確,如果我們要探究制度架構所衍生出的成本,我們會發現這些成本不只是來自於制度架構,而且也得自於從制度架構所發展出的組織。在觀念上,我們必須區分清楚規則和參賽者。規則的目的是為確定比賽進行的方式;但是比賽隊伍的目標是在這套規則之下贏得勝利──結合技巧、戰術與協調,運用正當手段,有時也用違規的辦法。比賽隊伍發展出戰術與技巧的模式,與規則被創建、演變及發生效果的模式,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程序。
組織包括政治體(political bodies)(政黨、參議院、市議會或行政機關)、經濟體(economic bodies)(廠商、工會、農場或合作社)、社會體(social bodies)(教會、社團或體育協會),以及教育體(educational bodies)(學校、大學或訓練中心)。組織內的成員因某種共同的目標而結合。要將組織模型化,就要分析治理結構、技能,以及工作經驗的學習效果如何決定長期之下組織的成敗。何種組織會出現與它們如何演變,根本上都受到制度架構的影響。同時,組織型態與其變化也會反過來影響制度的演變。不過前文已提過,本研究強調制度乃基本的遊戲規則,而組織(與其中的企業家)的角色基本上是發動制度變動。因此,本書的重心在制度與組織之間的互動。創建組織的目的乃根源於既有的限制(包括經濟理論所考慮的傳統限制,以及制度上的限制)所決定的機會;同時就達成目的的作法而言,組織乃是造成制度改變的主要角色。
要建構一個制度理論,必須先將基本規則的分析與選手策略的分析分開來處理。把制度定義為人類加諸於他們自己的限制,使我們可以借助於新古典經濟理論(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分析選擇的理論架構。將制度理論建於個人選擇的基礎上,是朝向化解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歧見的一個步驟。我們必須採用選擇理論的架構,因為要得到邏輯無誤且可以檢證的假說,必須有行為理論作為基礎。個體經濟理論的優點,在於其乃是建立於個人行為假設的基礎之上(不過,我將在第三章提出修改那些假設的論點)。制度乃人定的,它們會演變而且會被人為改變。所以,我們的理論從個人出發。同時,制度所加諸人們的限制無所不在。將個人選擇放在制度限制所界定的選擇範疇中來考慮,乃是整合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一步。
制度透過影響交換與生產的成本來影響經濟成就。制度和被利用的技術合起來決定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與轉換(transformation)(生產)成本。該兩項成本構成總成本。本研究的初始目標是(在第一篇中)解釋制度之由來與本質,從而刻劃其影響一個經濟體系之成本函數(cost functions)的方式。
II
制度在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人們互動的穩定結構(未必是有效率的),以降低不確定性。制度的穩定性並不能否定其變動的事實。制度的演變可以經由習慣、行為準則、社會規範,乃至成文法、不成文法以及個人契約來達成。因此,制度不斷地改變我們所能做的選擇,不過,雖然在我們周遭明顯可見制度的快速變化,但是實質上制度演變的進度可能宛如冰河移動般緩慢,以致我們必須用歷史學家的眼光才能察覺。
制度改變的過程之所以複雜,乃是由於邊際的變化可能來自規則改變、非正式限制的改變,與執行方式和效果的改變。進而言之,制度通常是逐步漸進地改變,而非以不連續的方式改變。至於制度是如何逐步地改變與為何如此?以及為何即使不連續的改變(例如革命與征服)也絕非完全不連續的?這些原因都在於深植社會中的非正式限制。雖然正式規則可能經由政治或司法決策而在一夕之間改變,但是存在於習慣、傳統和行為規範中的非正式限制,卻是精心規畫的政策無法更動的。這些文化的限制非但將過去銜接至現在與未來,也提供一道洞悉歷史變遷過程之門。
人類歷史的核心謎題,是要解釋歷史變遷的歧異路徑。不同之社會的差異是如何發生的?如何解釋不同社會所展現差異極大的成就?畢竟,我們全部都源自於原始的狩獵與採集部落。標準的新古典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只會使這種歧異更加令人困惑,因為依據這些理論,不同的經濟體系經過長時間進行貨物、服務與生產因素的貿易後,會逐漸趨於一致。雖然我們觀察到先進工業國家互相貿易之下會有些漸趨一致,但是過去一萬年普遍的特徵,則是人類演進成極端不同的宗教、種族、文化及經濟社會,而且,存在於富國與貧國、已開發國家與未開發國家之間的差距,在今日一如以往,或許還更甚於過去。如何解釋這些差異?或許同等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條件會導致進一步的分歧,或者造成合一?
這個謎題還包括更多的疑問。如何解釋社會經歷長期的經濟狀況的停滯或絕對的衰退?依據艾爾欽(Armen Alchian)於1950年所提出的進化假說,無孔不入的競爭應該會驅除掉劣等的制度,而使較適於解決人類問題的制度得以長存。
讓我回顧一下我在處理這些核心問題所曾經踩過的足跡。在諾思與湯瑪斯(North and Thomas, 1973)的書中,我們曾指出制度乃經濟成就的決定條件,相對價格的改變乃制度變動之源,我們所做的基本上是一種以效率為中心的解釋。也就是說,相對價格改變會創造出建立更有效率制度之誘因(incentives)。至於無效率的制度,如西班牙之例,之所以持續存在,乃是統治者因財政需要而只顧短期的利害,以致個人的誘因與社會福利相左。這種例外情況和理論架構並不完全吻合。
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orth, 1981)一書中,我揚棄以效率原則解釋制度的看法。統治者是為自己的利益來設立財產權(property rights),而交易成本往往導致無效率的財產權普遍存在。如此,我們可以解釋從古至今何以廣泛存在著有些財產權並不曾造成經濟成長的現象。在那個研究中,我提起由艾爾欽的進化論點所引申出的問題,但並沒有答案。雖然可以解釋無效率的制度何以存在,但是為何競爭壓力不曾導致它們消失?難道政治企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在停滯經濟中不曾迅速推出更成功的政策嗎?我們該如何解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極端不同的經濟成果呢?
本書要回答這些問題。答案的關鍵在於制度與組織的差異與其間的互動,引領制度改變的方向。制度加上經濟理論裡一般的限制條件,決定一個社會具有的機會。組織乃是為了利用那些機會而被創立的。然後,隨著組織演進,它們又會改變制度。如此而來的制度變遷過程乃決定於:(1)制度與從制度所造成之誘因結構中演進而來的組織之間的共生關係,所形成的鎖進效果(lock-in);以及(2)人類認知與回應機會變化的回饋過程(feedback process)。
造成鎖進效果的是制度網絡的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特性,這種特性是由於成型的組織是靠制度架構與從制度架構中衍生的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而生。正式的與非正式的制度限制都會造就特定的交換組織。特定之交換組織的形成是由於制度架構中呈現的誘因,也因而靠它決定各種活動的獲利狀況。
逐步漸進的變遷(incremental change)是來自政治與經濟組織裡的企業家,他們認知到能夠透過在現行制度架構的某個邊緣進行改變,來改善狀況。但是,認知的內容嚴重地決定於企業家接收到的訊息,以及他們處理訊息的方式。假使政治和經濟的市場都是有效率的(換句話說,沒有交易成本),則選擇總會是有效率的。這種情形下,行為者總是掌握著真實模型;或者,即使起初他們掌握的是不正確的模型,訊息回饋也會更正它們。但是,這種理性行為模型的看法會引導我們誤入歧途。行為者通常必須在不完全訊息之下行動,而且必須處理得自心理建構(mental constructs)的訊息。心理建構可能造成持續無效率的路線。政治與經濟市場的交易成本固然造成無效率的財產權,但是造成這樣的財產權持續存在的原因,在於人們企圖理解他們所面臨之複雜問題所用的主觀模型不完整。
我們可以再用成功的路線對照持續的失敗,來引申這種制度變遷的特性。先來看看大家熟悉的美國經濟史──十九世紀的經濟成長。其基本的制度架構在十九世紀初就已演進完成(包括美國憲法、西北律例〔Northwest Ordinance〕及獎勵勤勞的行為準則等),並且廣泛地引發經濟政治組織的發展(如國會、地方政壇、家庭農莊、商業行號與運輸廠商),這些組織靠著直接與間接地刺激了教育投資的需求,創造出生產力提高與經濟成長的努力。教育投資不僅導致免費的公共教育制度,而且造成農業試驗機構從事促進農業生產力,以及在莫瑞爾法案(The Morrill Act)之下提供土地設立公立大學。
隨著經濟組織為了利用機會而演進,它們不僅變得更有效率(見Chandler, 1977),而且逐漸改變制度架構。至十九世紀末不但政治與司法的架構被改變(憲法第十四條附加條款、孟恩訴伊利諾州案〔Munn v. Illinois〕判例),財產權的結構也被修改(反托拉斯的薛曼〔Sherman〕法案),而且許多行為準則與其他的非正式限制也改變了(例如行為準則反映在一般人對奴隸、女性地位和禁酒的態度轉變)。政治和經濟的交易成本,以及行為者的主觀認知所造成的選擇當然並不總是最適當的,或者一直朝向提高生產力或增進經濟福利(不管如何去界定其意義)。獲利機會有時是出自設立關稅、剝削奴隸,或者組成托拉斯。有時候,甚至可以說經常的,政策會造成意圖之外的結果。因而,制度無論今昔都是同時混雜著增加生產力和減少生產力的成分。同樣的,制度變遷幾乎總是會帶來兩種不同行為的機會。不過,權衡之下,十九世紀美國經濟史還是一個經濟成長的故事,原因在於,其根本的制度架構,即使夾雜一些反面的影響,仍是不斷地加強使組織從事生產性活動的誘因。
第一章 制度與制度變遷緒論
制度(institutions)乃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更嚴謹地說,制度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的互動行為。因此,制度構成人類交換的動機。此處所謂的交換,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及社會的行為。制度變遷則決定社會隨著時間演進的方式。所以,研究制度變遷乃是理解歷史演變的關鍵。
制度因素會影響經濟成就乃無可爭議。不同經濟體系長期表現的差異,是源自於制度演進的方式,也是無可爭議的。然而,由於尚未有任何分析架構將制度納入經濟學與經濟史研究,目前的經濟理論與計量史學(cliometric history)都...
推薦序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導讀/劉瑞華
諾思在1981年出版備受推崇的《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也離開他任教三十年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來到聖路易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當時已年過六十歲的諾思,並非換個環境安享大牌學者的盛名,而是展開一段新的學習與探究,十年之內寫成這本《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再隔三年,諾思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理由為「應用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更新經濟史研究,得以解釋經濟與制度的變遷」,這本書顯然是關鍵的貢獻之一。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並非一本歷史研究的著作,與《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兼顧理論與歷史的內容有顯著差異。不過,兩本書在寫作目的上卻有很清晰的關聯,議題上也是延續的。諾思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雖然有意朝向建構一套經濟史理論努力,但是他也坦言該書的內容仍舊不足,還欠缺許多應有的理論,他把著力點放在為新古典經濟理論加入制度分析,探討影響誘因的財產權理論、執行財產權的國家政府,以及攸關集體行動的意識型態。諾思更在該書裡交代理論之後提醒讀者,他並沒有提出一個滿意的制度供給函數。《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就是針對這個目標,探討制度的產生與改變,提供更具體的理論要件。
為什麼諾思念茲在茲地強調制度?因為他相信這是影響每一個經濟長期成敗的最關鍵變數。1980年代之後,大量有關交易成本與財產權的文獻出現,逐漸形成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諾思在這場學術運動中是結合制度與歷史的主力,他不僅藉由在任教大學中邀請跨領域的學者進行研討,也為劍橋大學出版社主編「制度與決策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s)系列叢書,這一系列研究著作成為新制度經濟學重要出版物,《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就是其中之一。
雖然本書的重點在建立理論架構,但是諾思還是一如他的各項著作,開宗明義就提出清楚的議題,那就是為什麼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的差距依然很顯著?為什麼貧窮國家不能仿效富裕國家的作法,迎頭趕上?這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而且還是當前全球化經濟的現實問題。諾思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回顧學術貢獻時,以〈經歷時間的經濟表現〉為題,他的見解就是依據這本書的內容。國家如何得以富裕?亞當.斯密(Adam Smith) 身處工業革命起步的英國,所寫的《國富論》就是針對這個問題。他清楚指出,生產力增加是國家財富的來源。在亞當.斯密之後的李嘉圖(David Richard)與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就開始擔心停滯與衰退,也就是貧窮的問題。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生產的增加無法擺脫「報酬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因而認為成長有其極限,而且不同的生產因素命運不同,因此財富與所得分配隨著經濟成長會有差異。這種理論到了馬克思(Karl Marx)手上,發展出另一套根據「剝削」的分配理論,用以解釋社會不均的原因。
關於成長與衰退的問題,諾思在《西方世界的興起》與《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提出他引領學術進展的見解。當大家已經認識「制度」是國家富裕或貧窮的關鍵時,諾思又開始探索新的難題。制度是人為建立的,而非自然資源或生產關係的「自然」限制。為何貧窮國家不能改變制度,向富裕國家看齊?而且,更難的問題是,即使經過制度改變,移植其他國家的成功制度,卻得到不同的結果?這就是諾思在本書中處理的議題。
資源條件相近,長時間之後經濟表現仍然差異很大,制度差異是最可能的原因。如果制度相同或者近似,卻仍然有顯著不同的經濟表現,那會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問題關係到制度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相信實證分析,用以檢驗理論的假說。新經濟史革命的重要貢獻,是讓經濟史的研究能夠結合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然而,如果實證研究利用某些制度衡量指標作為解釋變數,進行解釋經濟表現的數據,上述的問題就會產生問題,可能讓結論否定制度影響經濟表現。
經過198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推展,再加上當時社會主義轉型的現實趨勢,制度分析逐漸成為學術與政策注意的焦點,也帶起實證研究的潮流。當時開始出現大批屬於制度性質的衡量指標,提供量化資料的來源,於是產生許多利用制度的量化指標來解釋經濟表現的實證文獻。嚴格而言,這樣的作法並未適當考慮制度的複雜性質,方法論及實證結果都有爭議。在1990年,經濟學界關於制度的實證研究方興未艾,諾思並不反對這樣的努力,卻已經意識到這樣的研究會誤入歧途,這本書的主題就在於指出制度變遷的路徑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導讀/劉瑞華
諾思在1981年出版備受推崇的《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也離開他任教三十年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來到聖路易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當時已年過六十歲的諾思,並非換個環境安享大牌學者的盛名,而是展開一段新的學習與探究,十年之內寫成這本《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再隔三年,諾思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理由為「應用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更新經濟史研究,得以解釋經濟與制度的變遷」,這本書顯然是關鍵的貢獻之一。
《制度、制度變遷與...
作者序
歷史很重要。歷史重要的原因,並不只在於學習歷史能夠以古喻今,而是因為社會中制度的連續性,將現在與未來緊密地和過去連接在一起。人類今天與明天的選擇,在過去就已立下雛形。而過去究竟是什麼,唯有用制度演進的故事才能獲得有智慧的理解。因此,將制度的研究和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結合,乃是提升理論與歷史的一個重要步驟。
本書的目的,是要為制度與制度變遷理論勾勒出一個輪廓。雖然本書是建立在我過去所做制度研究的基礎上,也是我二十年來主要的關注焦點,但是本研究比以往更深入探討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本質及如何變化。明確釐清制度的意義、制度與組織的分別,以及制度和組織如何影響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乃是分析的主要關鍵。
本書特別強調的是人類合作的問題──尤其是有關合作行為如何促成建立經濟體系獲致交換利益。這個問題也正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撰寫《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的核心。制度的演進會創造有利的環境,有助於用合作方式解決複雜的交換,而促成經濟成長。然而,並非所有的人類合作都對社會有利。實際上,本研究除了解釋成功的情況,也同樣探討制度演進導致的經濟停滯與衰落。
我的基本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以作為發展出一個制度變遷理論所必需的第一步。因此,本書的大部分篇幅用於建立一個分析架構。文中所引述的歷史乃屬說明性質,其作用是展現分析方法的優點,而並不是終究必需的假說檢證。雖然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寫給經濟學者及經濟史學者,但我相信其中論點應當也會引起其他社會科學學者的興趣。因此,我儘量減少文中經濟學的專有名詞,並且盡力使分析能讓非經濟學者了解。
有太多人影響本書寫作過程中觀念的形成,以致不知該從何謝起。本書初稿寫於當我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補助在行為科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 and Science)研究之時。林積(Gardner Lindzey)、史考特(Bob Scott)及幕僚們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環境。我特別要感謝貝斯特(Carol Baxter),她耐心地引導我了解不少電腦的神祕,並且徹底改變(改進)了我的寫作方式。當年在該中心的學者如基漢(Robert Keohane)、克瑞斯納(Steven Krasner)、馬希納(Mark Machina)及索克洛弗(Ken Sokoloff),都有助我進行此研究。
我特別要感謝溫格斯特(Barry Weingast)和奈(John Nye)兩人。他們和我討論了許多此處呈現的論點,並且多次研讀指正本書的初稿。
在撰寫的過程中,我曾閱讀埃格森(Thrainn Eggertsson)對於新制度經濟學的精彩闡述所成的著作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他的研究澄清我對許多問題的觀念,而且幫助我確立研究的方向。
我在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同事,如班漢(Lee Benham)、丹造(Art Denzau)、卓百克(John Drobak)、米勒(Gary Miller)及斯科菲爾德(Norman Schofield)都曾審閱本書的初稿並提出寶貴的建議。其他閱讀過本書初稿,也提出過珍貴批評的人,尚有奧特(James Alt)、貝茲(Robert Bates)、艾利克森(Robert Ellickson)、英格曼(Stanley Engerman)、霍夫曼(Philip Hoffman)及列維(Margaret Levi),然而,我要感激的並不止於這些審閱過初稿的人。過去數年之中,我曾經將本書中的部分論點在各地發表,並且得到許多寶貴的建議,都有益於我的研究程序。
劉瑞華(Ruey-Hua Liu)及特洛斯肯(Werner Troesken)和漢森(Brad Hansen)都是很好的研究助理。安內特(Annette Milfor)則為本書的草稿花費許多心力。
最後,更要感謝凱斯(Elisabeth Case)將我寫的字句綴飾成流暢的文章。除此之外,她也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與我共同經歷無數的沮喪與靈感。
歷史很重要。歷史重要的原因,並不只在於學習歷史能夠以古喻今,而是因為社會中制度的連續性,將現在與未來緊密地和過去連接在一起。人類今天與明天的選擇,在過去就已立下雛形。而過去究竟是什麼,唯有用制度演進的故事才能獲得有智慧的理解。因此,將制度的研究和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結合,乃是提升理論與歷史的一個重要步驟。
本書的目的,是要為制度與制度變遷理論勾勒出一個輪廓。雖然本書是建立在我過去所做制度研究的基礎上,也是我二十年來主要的關注焦點,但是本研究比以往更深入探討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本質及如何變化。明確釐清制度...
目錄
導讀
序言
第一篇 制度
第一章 制度與制度變遷緒論
第二章 合作──理論問題
第三章 制度理論的行為假設
第四章 交易成本的交換理論
第五章 非正式限制
第六章 正式限制
第七章 執行
第八章 制度以及交易和轉換成本
第二篇 制度變遷
第九章 組織、學習與制度變遷
第十章 穩定性與制度變遷
第十一章 制度變遷的路徑
第三篇 經濟成就
第十二章 制度、經濟理論與經濟成就
第十三章 經濟史中的穩定與變動
第十四章 將制度分析納入經濟史:展望與疑惑
參考書目
索引
導讀
序言
第一篇 制度
第一章 制度與制度變遷緒論
第二章 合作──理論問題
第三章 制度理論的行為假設
第四章 交易成本的交換理論
第五章 非正式限制
第六章 正式限制
第七章 執行
第八章 制度以及交易和轉換成本
第二篇 制度變遷
第九章 組織、學習與制度變遷
第十章 穩定性與制度變遷
第十一章 制度變遷的路徑
第三篇 經濟成就
第十二章 制度、經濟理論與經濟成就
第十三章 經濟史中的穩定與變動
第十四章 將制度分析納入經濟史:展望與疑惑
參考書目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