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導論一（節錄）

本土及其背面

一、歷史淵源的對應

香港文學之所以為香港文學，除了它是由一群在香港定居、生活的作家所寫，更因為它有自己的主體性，或稱作本土性。但這主體性或本土性是怎樣產生的呢？又或者問，是怎樣變化成目前的情況呢？二十世紀四、五○年代之交，中國大陸政權易轉，內地商人和企業家帶著資金、器材和技術南下，加以香港本身轉口貿易和自由貿易的便利，造就香港史上津津樂道的經濟奇蹟；與此同時，內地學者文人也帶著五四文學傳統、內地文史哲學術及教育模式南下，在兩岸對峙、意識形態對立的冷戰歷史時空，播下香港文學及文史哲學術發展的種子。

一九四九年，唐君毅、錢穆、張丕介、左舜生等學人南來香港興學、撰文、著書，錢穆一九五三年發表於《中國學生周報》的〈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國青年們〉及唐君毅一九六一年發表於《祖國周刊》的〈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等文，強調文化傳承、家國之思，以此抗衡殖民地的無根，也以此抗衡五○年代至文革期間中國大陸種種割斷傳統文化的「運動」；內地學人南下，延續民國學風於香港，其深遠影響正如李金強所指：「民國以來傳統史學及新史學之學風，由是得以移植本地」；另一方面，徐訏、馬朗、徐速、劉以鬯等作家延續當時被中國大陸主流文論批評為「毒草」、「逆流」的新月派、現代派文學傳統，創辦《幽默》、《人人文學》、《文藝新潮》、《當代文藝》等雜誌，主編報刊的文藝版，延續以至更新五四文化；可以說，五○年代的香港，特別在民間自發的層面上，與一般所理解或習以為常的稱號「文化沙漠」根本完全相反，內地來港學者文人的種種努力，在大斷裂的時代中，造就了一股延續文化的力量，透過教育和文學的傳承、民辦刊物的接續和流播，進而延至較後時代，這不能不說是香港在那特定時空下的文化貢獻。六、七○年代，香港人逐漸拋卻視香港為「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過客心態，慢慢確立本土文化意識，這絕非憑空而至，實建基於五○年代南來一輩的文化播植。職是之故，談論六、七○年代的本土性，必須上溯五○年代以至更早的歷史。這不單是一種歷史淵源問題，更在於透過五○年代一輩南來者對香港的否定和批評，才能認清本土性的生成以及當中的不同面向。

獨門則無類，類別的產生，是由於有相對性。在「現當代中國文學」、「現代中文文學」、「現代華文文學」或「華語語系文學」的整體範疇當中，相對應於「中國現代文學」的「香港文學」和「臺灣文學」這兩門學科的成立，不因其地域上的區別，而是基於近代中國政治歷史上，香港與臺灣相對另行發展的現實。基於此現實，認識香港文學和臺灣文學，特別是它們個別發展的獨特性，才能更了解稱為「現代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或「現當代中國文學」的全局，而全面論述「香港文學」或「臺灣文學」，亦不能單從地方或地域而論。邱貴芬從「根」與「路徑」之辯證論述臺灣文學的「在地性」，她根據人類學者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對「根」（roots）與「路徑」（route）的辯證思考，提出「以roots／routes的辯證證諸臺灣文學的形構」：

臺灣文學研究向來重視在地想像，但是其中「根」的形成過程當中已佈滿各種曲折流動的跨文化路徑。臺灣文學自古以來與漢文移民文學、日本殖民文學、戰後中國文學、西洋文學和當代文學文化理論的互動密切，有相當活躍、開放的跨國面向，卻又與種種跨國文化產生複雜的角力關係。換言之，臺灣文學的roots和routes並非對立，而是互相糾結。

「根」與「路徑」看似不同取向，卻並不對立，尤其研究「香港文學」和「臺灣文學」的獨特性，更不能孤立或簡化地看當中的「在地性」或「本土性」。在香港文學而言，其獨特性也就是其本土性的弔詭和複雜之處，在於它與中國文學既相連又迥異的關係，同樣是一種「根」與「路徑」之辯證。本土不等於與他者割離，亦不等於對自身的完全肯定；一九五○年代以還的香港文學，基於作家的自我反省、歷史文化的割裂、殖民主義的遺害及九七回歸後社會「去本土」的特殊趨勢，其本土性實也包括對「本地」的否定、懷疑和批評，以致對「本土」難以或無從延續的認清。

七、八○年代以來，在文學範疇以外，社會學者和文化研究學者對香港本土意識的論述亦作了不少討論。普遍認為本土意識是由戰後成長一代自發形成，其中一個重要轉變是七○年代香港市民開始接受香港是可以落地生根的地方，香港經濟起飛和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是當中重要緣由；而本土意識的主要載體見諸七○年代的普及文化，尤其是電視。一九六七年無線電視啟播，電視機於五年內迅速普及於香港超過八成家庭，七○年代的電視節目製作亦回頭參與塑造、強化「植根於本土」的意識，本地製作很快取代外國節目，黃金時間更是百分之百屬本地製作。七○年代的電影、流行歌亦出現相同現象，本地製作的新粵語流行曲取代了五、六○年代以來的國語時代曲和歐西流行曲市場，被認為是一種文化上的「非殖化」現象：「『非殖化』過程令文化本體化。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建立了一個與中原文化或平衡或抗衡的文化。」

本土文化在市場上的成功所指向的「非殖化」，也許不單是一種本地聲音蓋過外來聲音的過程；七、八○年代電視的本地製作節目勝過外地節目，正在其本土性引發共鳴，例如《抉擇》（無線電視，一九七九）、《浮生六劫》（麗的電視，一九八○）、《人在江湖》（麗的電視，一九八○）等劇集強調由中國內地或越南來港的主角在香港落地生根、奮鬥創業的故事，正切合當時的文化需要。因此七○年代本土化的成功關鍵也許不在於以本土取代外來，本土化在本土語言或場景的使用以外，更內在的還是一種身份認同的文化需要。

進一步問題是，七○年代香港人對本土的身份認同─一種新的文化需要是如何形成的？本土性不是獨立存在的觀念，而是連帶著另一對應面，即具有外來或他者的對應，才使「本土」成為可能。要釐清七○年代的本土文化需要，首先須了解在其背後的另一對應面，即外來或他者的對應：一種本土的「背面」。香港文學的本土及其背面，在不同年代各有不同對應，文學作品對本土語言或場景的使用，除了作為生活現實的反映，更內在的同樣是一種身份認同的文化需要。正如社會學家提出理解本土意識須上溯至戰後的香港社會，至少追溯至六○年代；7同樣，在談論香港文學的本土性時，亦有必要上溯歷史。

導論二

一、流動：流徙離散與承續轉化

由戰後至二○○○年代，不同時代的南來文人對香港既有文化墾殖，也負載國族傳統以至若干政治意識的傳播使命或任務，四、五○年代之交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轉折，同樣也是香港文學的重大轉折，五○年代的南來文人創辦《中國學生周報》、《人人文學》、《文藝新潮》等刊物，實踐其使命或任務之餘，也塑造以至革新香港既有的文化載體，進而促成新觀念的流佈、轉化；戰後成長一代作家承接此文化空間，接受薰陶之餘，亦進一步創新語言，結合七、八○年代的社會發展而營建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在這過程中，從未存在後來者否定前人的論調，即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對「非本土」的否定之上，當中那本土與非本土的各種思考和糾葛，已在本書〈導論一：本土及其背面〉詳加論述。

本土與非本土，並非一個如同硬幣正反面對立的轉變，實存在更複雜的辯證。香港文學的本土與非本土所聯繫的種種觀念已如前述，如果換另一個角度去尋找另一組同具辯證的關鍵詞，也許就是「流動」（flows）與「根著」（rootedness）。「流動」包括身體上的流徙、離散、移民、放逐，也包括思想和文化上的承續、交流、翻譯、轉化；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流動」的力量衝擊好幾代香港作家，迫使他們徘徊在去與留、認同與否定，在無根與歸屬間掙扎，也促使他們思考承續、交流、翻譯和轉化的可能，催生新的創造。香港文學的「流動」，基於香港作為國際轉口貿易城市的都市特質，也基於香港在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角力中的特殊位置，關於前者，張美君曾引用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的研究，指出流動與文化想像、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

香港既是國際城市，各種經濟、貿易、學術、政治等原因所促成的人口、資金、思想、媒介等文化「景觀」（landscape）更使香港成為一個恆常流動的空間。遷徙的經驗因而成了大部份居港或旅港人士的實際生活體驗。當中更有不少人在流亡或逃難的生涯中，在變遷的歷史中，建構跨越邊界的文化（家國）想像，思考及追問國族認同的意義。

城市的本質促成了「流動」，冷戰和意識形態對峙更增進時代的不安和焦躁，促使文化想像流動、更新。張美君指出五○年代作家的「難民文學」和「南來想像」，往往結合意識形態與若干情緒抒懷：「他們常透過書寫一個感傷、苦難和淪陷的故國來宣洩他們的『反共』意識。力匡、趙滋蕃、林適存、易君左、孫述憲等是當時十分活躍的作家。他們的作品瀰漫着感慯（傷）的情懷，道盡流徙之苦」，力匡、趙滋蕃等作家從中國大陸來到陌生毫無歸屬感的香港，身軀的錯置迫使他們將「反共」與家國之思糾結一起，這樣的「流動」促使意識形態與想像、情結的糾葛，催生出力匡《燕語》、趙滋蕃《半下流社會》、林適存（南郭）《鴕鳥》、齊桓（孫述憲、夏侯無忌）《溝渠》等作。

另一方面，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角力，促使香港作家尋索新的轉化，馬朗（馬博良）有感五○年代政治意識形態的二元對峙、反共、恐共氣氛使文學創作趨於保守，他在訪問中批評五○年代的文壇：「其中雖偶有佳作，也是落伍脫節的居多，有時簡直是開倒車回到『新月』時代以前，既不『接棒』承繼優良的傳統，更不去尋覓世界文學的主流」，在馬朗眼中，那是一種政治壓抑造成的停滯，他在《文藝新潮》創刊辭形容現代主義文學為禁果，並提出質問：「為甚麼這是禁果？為甚麼要遮住我們的眼睛？」馬朗創辦《文藝新潮》不純粹為了辦刊物，而是以現代主義文學作為思考重新「流動」的力量，具體做法是譯介最新的歐美文學，也回顧三、四○年代的師陀、沈從文等當時已被噤聲停筆的作家，同時刊發臺、港最新文學創作，既有臺灣的著名詩人紀弦和林亨泰，也刊登本地青年詩人崑南後來被視為香港新詩經典的〈布爾喬亞之歌〉、〈賣夢的人〉等作。《文藝新潮》辦至一九五九年的第十五期停刊，但其間對臺灣和香港文壇都有重要影響，當時《文藝新潮》未能在臺灣正式發行，卻以手抄本方式在讀者圈流傳，7《文藝新潮》停辦後，崑南與友人先後再辦《新思潮》和《好望角》，多少延續了《文藝新潮》的方向；馬朗透過《文藝新潮》的編輯理念，突破冷戰模式思維形成的封閉和保守，其影響延續至往後不同年代。

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論和創作層面上的探討，除了《文藝新潮》中的李維陵、楊際光、馬朗等人的作品和譯作，也很快在六○年代的香港文學中延續，包括劉以鬯《酒徒》、戴天《化石》、盧因《佩槍的基督》、羈魂《藍色獸》、崑南《地的門》等作；除了現代主義，七、八○年代的《四季》、《素葉文學》等刊物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如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的譯介，也啟發了西西、也斯、吳煦斌在小說創作中借鏡於魔幻現實主義技巧的嘗試，包括西西《我城》、《浮城誌異》、《飛氈》，也斯《李大嬸的袋錶》、《剪紙》，吳煦斌《木》、《石》等等，他們向魔幻現實主義借鑑的動機不純粹是趨新，更是針對六、七○年代的現實主義文學教條化傾向，尋求另一種轉化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