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心中
都有一本無法放下的
未燒書」
三十年前,一個台灣記者,一個見證者,站在六四現場;
三十年後,詩人楊渡,一夜一夜,重回到天安門廣場,
徘徊思索,尋找字句,試圖重現時代的餘燼……
歷史需要時間。唯有歲月,能沉浸出歷史的醇酒。唯有歲月,能提煉出人性的深度。愈是寫到最後,我愈是明白,我所有的記錄,不是為了表白事件的真相,不是為了記錄當時的社會面貌,而是探討更深層的人性;探尋更幽微而脆弱的人心。北京是我的絕望,卻也是我的救贖。
──楊渡
三十年來,楊渡從一個記者,流浪採訪了大半個中國,再回到報館成為主筆,留下了一本世紀末的追尋之書;也曾在海外,探訪流亡的作家、記者、知識分子,更多是在大陸結識了各地經歷過那一場劫難的朋友。
然而未曾遺忘的是,終有一天,回來好好寫,寫下這一段記憶。1999年,十年之際,楊渡寫了這故事的開頭,終究寫不下去。2009年秋,重走過北京街道:前門大街、同仁醫院、天壇醫院……,二十年,所有一切都改變了。高樓大廈,市招遍掛,廣告街景,美妝藥鋪,街貌完全不是當年模樣。天壇醫院已建了新的樓群,小街被新的樓景取代。「二十年後,你在哪裡?」楊渡在天壇街頭自問。
2019年6月4日,楊渡為報社專欄寫了一則簡短的場景:描述三十年前撤退的那個早晨,在槍口的包圍下,搖著白布的學生逐一去檢視破爛的帳篷,找出最後的學生,哭著唱國際歌,相扶相持離開廣場。直到那時,他才真正明白自己的角色:一個台灣記者,一個見證者,站在那個現場,站在大歷史的長河中,是的,不屬於任何一邊,只是一個局外人,不需要有人情的包袱,更沒有政治的背負。只是做一個安靜的記憶者。
而親歷過那世界注目的青春,滋養了良善人心的結合。記者遇上醫師,廣場上的共同經歷,成了他們愛的暗號和密語。楊渡為這歷史長流裡燃起的決絕戀情下了注腳:
我們再次緊緊相擁,有如走過了千山萬水,走過烽火連天,才終於相遇;有如在這個亂世裡,人生只能有這一次的相遇。彷彿此生,只要愛這一次,什麼都不管,死了就死了吧。那是近於一起赴死的愛戀。
作者簡介:
楊渡
詩人、作家。喜歡旅行、閱讀、電影和足球。最喜歡的地方,是新疆和阿爾卑斯山。最喜歡的電影是《直到世界的盡頭》。
生於台中農村家庭,寫過詩、散文,編過雜誌,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中時晚報》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主持過專題報導電視節目「台灣思想起」、「與世界共舞」等。
著有詩集《南方》、《刺客的歌:楊渡長詩選》、《下一個世紀的星辰》;散文集《三兩個朋友》、《飄流萬里》;報導文學《民間的力量》、《強控制解體》、《世紀末透視中國》、《激動一九四五》、《紅雲:嚴秀峰傳》、《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長篇紀實文學《水田裡的媽媽》;短篇小說集《九天九夜》;戲劇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以及歷史紀實《有溫度的台灣史》等十餘種。
章節試閱
1989年,5月26日,菲律賓,馬尼拉
空氣中,浮動著人體的汗騷味、美式的廉價香水、海港特有的海水加魚腥的氣味,以及熱帶氣候下,燒得異常乾燥的菸草味。
機場大廳裡,喧騰著各種語文的口音。聲量最大的是叫客的菲律賓TAGALO 語,帶一點殖民地土腔的英語、日本語對觀光客喊著:「Taxi Taxi」;幾個華人以廈門式的閩南口音道:「要坐車麼?」偶爾也傳出不標準的普通話「計程車」。
人種與衣著亦是各色夾雜,穿著花布衫的男子圍繞著剛剛下飛機的人招呼;鮮紅的菲律賓貴婦妝扮、閩南人的淡素南洋衫、美式的高大西裝、台客的夏威夷花襯衫,以及大包小包的行李。
馬尼拉機場像一盤花色繁多的什錦沙拉,以菲律賓的土質陶器為底盤,以西班牙與美國的殖民地的花色為裝飾,盛裝著各種顏色熱帶的水果、鮮紅的櫻桃,以及早熟的肉體,濃重的體味。
即使有這些豐富的色澤,也難掩這個地方的貧窮。衣著破爛的孩子在攬客的司機之間穿梭,瘦而黑的腳上趿著拖鞋,單薄的汗衫蓋不住骨質的身子,細長的手臂伸出來,向旅客乞討。
馬尼拉機場如一面小小的鏡子,映照出菲律賓的歷史和現況。
我從出關處走出來,預計今天在馬尼拉辦台胞證,過夜,明天上午拿到證件,隨即轉機飛北京。
北京的學生運動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開始,歷經亞洲銀行年會、戈巴契夫訪華,以及學生絕食、李鵬接見學生等重大事件,現在,學生仍占據廣場,無法收拾,眼看著幾乎要失控,最後的大鎮壓可能無法避免。我雖然已經派了一個記者在北京採訪二十幾天,但碰到大場面的群眾運動,一個記者遠遠不足。我在報社負責組建了一個社會運動採訪小組,對台灣各種類型的群眾運動有四、五年的採訪經驗,基於職責得去北京,為這一場震驚世界的學生運動,做最後的報導。
一個穿著寬鬆黑色西褲、手提小皮包,看起來就像旅行社業務員的年輕男子走上前來。
「楊先生嗎?」他用閩南語口音說。
「是。」我說。對方表明是旅行社的人,接過行李,說:「我叫李萬金,你叫我小李好了。」
「謝謝你。」我讓他幫我提上行李。
「小心自己的手提包,這裡有很多扒手。」他細心叮嚀。
我望著那些窮困的孩子,不知道他們是如何混進來機場的,只是為菲律賓感到難過。
「旅館已經訂好了。我先帶你過去。回頭你把護照給我,這就去辦台胞證。明天一早就可以拿到。我會來帶你去機場。」小李很專業的邊走邊說。
「太好了,只要快就好。我趕著去北京。」
在香港辦台胞簽證,排隊的人太多,需要一個星期的時間,而菲律賓只要兩天,再加錢,給小費,今天到,明天就出來了。
「這就是菲律賓的好處啦!有錢,什麼事都可以辦成。」小李說。他的祖先是福建人,來菲律賓好幾代了,對這裡的國情頗為了解。「不過這時候,北京已經亂得一塌糊塗了,你為什麼要趕著去?」
「有事要辦。」我簡單說。
「有什麼事呀?這麼緊急。現在很多政府單位都停止辦公了,什麼事也辦不成呀。」小李不放心,嘮叨著說:「北京正在搞學生運動,社會亂得一塌糊塗,部隊都開始戒嚴了,交通也不通。我們旅行社的團都不敢出到大陸去,尤其是北京,你去那裡能辦什麼事?」他問。
「我就是去那裡,採訪學生運動的。我是報社的記者。」我直率的說。
「現在去很危險啊!」他說。
「可能要結束了吧,很可能鎮壓。我就是去採訪最後的收場。」
「哦,那就沒辦法了。」他年輕的臉上笑了起來。「你們這種人啊,只能去危險的地方。柯拉蓉選舉的時候,也有很多記者來採訪。」
「新聞就是這樣,你還是得去現場看,才能寫出真實的報導。」我說。
「要小心一點。你有沒有保險?」他問。
「有吧?報社辦好了。」我自己也不確定。
「如果要保險,可以在機場找找看。有些公司可以在這裡辦的。」
「算了吧,反正記者這行業就是這樣。」
「這種時候,我們旅行社也來不及幫你的忙了。不過你的回程機票要不要先訂好,免得到時候回不來?」
「沒關係,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來。」我有些茫然的看著機場出口的地方,一輛寫著旅行社招牌的車子在等候。「就看學生運動什麼時候結束吧。」
車子駛出機場,我轉頭望向窗外,只見一些可樂、啤酒、汽車輪胎等的大型廣告看板,成排的立在空地上。廣告牌子之間,那些雜草叢生的空地裡,有幾個人圍著一個大鐵桶,鐵桶下燒著火,似乎在煮什麼東西。有幾個年輕人站著抽菸,有幾個人在踼足球。
「他們在幹什麼?」我問。
「燒東西吃吧。煮玉米啊,什麼的。他們都是鄉下來的人,當臨時工,沒住的地方,或者沒地方去。就先住在這裡。」
「有多少人?」
「不知道,可能有上千個吧。反正機場附近的空地多,飛機太吵了,沒人住。他們就住下來了。」
「政府不會來趕他們走嗎?」
「不會啦。這裡是公有地,沒人管。除非有一天,財團來買了,就會開始趕人。」
「艾奎諾夫人怎麼樣?菲律賓社會發展有沒有好一點?」
「唉!別提了。還不是一樣。他們家族都是有錢人,往來的都是以前的權貴,掌權的還是那一群人哪。」
「難道人民忘了她當年的承諾?」
「人民都累了。只想安定過生活。你看,那些招牌,不是很漂亮嗎?」小李似乎做慣了導遊,還一邊介紹。那招牌畫著快樂的人民,正在喝可樂。「你不要以為菲律賓都是這樣。這些都是政府叫人家做的。」
「為什麼?」
「要掩蓋掉後面的貧民區啊。政府不想讓觀光客看到貧民,就叫跨國公司來做大大的廣告牌。還可以收錢呢!哪,你看,一整排都是。你可以想見,有多大一個貧民區。」他笑著說。
「人民的力量,怎麼變這樣?」
「革命革命,換個招牌而已。老百姓的生活,還不是一樣。」
一九六○年代,菲律賓對台灣人來說,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富裕之地。有一些台灣人甚至搭漁船偷渡,到馬尼拉打工。然而在馬可仕的統治下,富豪家族都發達了,窮人卻更多。當亞洲四小龍崛起,菲律賓反而成為亞洲的窮國。
一九八六年初,艾奎諾夫人出馬競選總統,打著丈夫艾奎諾被馬可仕總統暗殺的悲劇訴求,情勢看好,卻因馬可仕在選舉過程中舞弊做票,自行宣告當選。她不服,以「人民的力量」為號召,聚集百萬群眾上街頭,最後包圍總統府,逼得馬可仕在美國大使館的安排下,流亡到關島。
菲律賓完成亞洲第一場「人民民主運動」。影響所及,韓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台灣也進入環境運動與社會運動興起的年代。亞洲幾個新興工業化國家湧起一波民主浪潮。
那時候,我總希望可以來菲律賓,採訪那些隱身在叢林中的新人民軍、那些發動街頭遊行的領袖、那些拿著吉他、唱垮一個政權的歌手……。
現在,利用赴北京採訪的轉機時間,藉機觀察一下。然而,望著貧窮、混亂、穿梭在人群中的孩子,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出來抗爭,原來都從這裡出來的。這麼多遊民,一無所有,唯有心中充滿憤怒,有機會走上街頭,吐一口怨氣,何所畏懼?
我對小李說:「原來,革命群眾都在這裡。」
「什麼?革命群眾?」小李笑起來:「你都不知道,他們菲律賓人,上了街頭,丟石頭,跟警察打架,主要是發洩。發洩什麼?發洩不滿。平時被警察趕來趕去的,太不爽了。」
車子進入市區比較繁華的地段,小李才說:「你今天住希爾頓飯店,這裡比較安全,不會有搶劫綁架。晚上如果要出門,千萬要小心,路上騙子很多,還有,附近的酒吧還算好,不過,女人的方面,要那樣也可以,不會很貴。菲律賓嘛。只是要小心。記得,不要跟他們回家,以免被洗光光……。」
「不會啦,放心,我最多是去海邊散步。」我笑起來。
「還有,你要不要買一點食物帶過去?明天我早一點來,帶你去買。」小李關心的說。
「為什麼?」
「那裡在鬧絕食,商店萬一不開,你要吃什麼?」
「絕食的只是學生,又不是整個北京城都不吃飯了!」我忍不住大笑起來。
1989年,5月26日,菲律賓,馬尼拉
空氣中,浮動著人體的汗騷味、美式的廉價香水、海港特有的海水加魚腥的氣味,以及熱帶氣候下,燒得異常乾燥的菸草味。
機場大廳裡,喧騰著各種語文的口音。聲量最大的是叫客的菲律賓TAGALO 語,帶一點殖民地土腔的英語、日本語對觀光客喊著:「Taxi Taxi」;幾個華人以廈門式的閩南口音道:「要坐車麼?」偶爾也傳出不標準的普通話「計程車」。
人種與衣著亦是各色夾雜,穿著花布衫的男子圍繞著剛剛下飛機的人招呼;鮮紅的菲律賓貴婦妝扮、閩南人的淡素南洋衫、美式的高大西裝、台客的夏威夷花襯衫,以...
推薦序
序
青簡血痕留劫灰
野夫
一
已經很久沒有讀一本書,讓我幾番鼻酸喉哽了。楊渡兄的這部新著《未燒書》,第二遍看,依舊令我揪心疼痛。時不時總要停下來,去空庭獨坐,仰面蒼天,似乎才能把那想要傾瀉的濁淚,硬生生給倒灌回去。
我在其中,彷彿再次看見昨日重現。看見我和他共同走過的八○年代,九○年代,乃至新世紀。又是二十年。這是怎樣風雲激盪的三十餘年啊,中國這一代人從掩血忍淚,到紙醉金迷,再走到徬徨無措的今天。我們也從輕身躁進的青春,轉瞬步入了瘦馬倦塵的中年。
那些不忍回顧的日子,但又不甘埋沒的記憶,終於在他的筆下復活。他早已不是一個隔岸觀火的彼島記者,事實上從他一九八八年初次踏上這塊祖先的土地時,就已經感同身受且歌哭連心地與我們在一起承受和成長。
儘管這是一部從書信開始,並以一封無法寄達的信為結尾的著作,但它完全不是一個私人史的敘事。一場讓讀者撕心裂肺,卻又註定無疾而終的愛情,傳奇般地串聯起來的這部紀實作品,不是小說,不是戲劇,卻又遠勝於一切虛構的文藝。它就是三十年來中國人的歲月生活,更像是一部關於當代中國志士和寒族學子的心理史。
儘管我早已熟知他的生平故實,但還是第一次閱讀到他這些耿耿於懷的往事。我甚至完全沒有想像到,這個遙遠的異鄉人,竟然在許多殘酷時刻,遠比我們很多人更要深刻地融進了那些劫難中。本書中所寫到的多數人物和命運,我都熟如鄰人。在大地的沃血肥壤中,似乎真的沒有一棵樹木是孤獨的。在那些目不可測的叢莽裡,所有的根系都隱約連接在一起。正是這樣一些未曾屈服的隱祕生長,勾畫了我們這個世界的另一種精神版圖。
二
楊渡兄在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漫遊到大陸時,我正好南遷到另外一個大島。他從糧票和外匯券認識中國,通過白菜和倒爺開始進入北京。他去了安徽陝西,第一次驚豔於故國的遼闊。無數個從書本上熟知的地名,喚醒他對歷史的記憶。原來那些千百年來的征伐,竟然是真的亙古存在的戰場。
他看見——灰撲撲的棉大衣裡,面容和善,衣著樸實,人不愛笑,也不生氣,就只是質樸的臉。然而,「我終究被這一片黃土地上的貧困、艱難、堅韌的農民所震懾了。一個小孩子穿著破破的棉衣,趕了幾頭瘦羊,瞇著眼睛,望著我拍照,兀自寂寞的走遠,消失在枯索的原野上。我竟感到難以抑止的悲傷,如果我是生長在這裡的孩子,這一生會如何呢?」
他其時並未深知,那已然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好的年分。那一年,無數中國人和我一樣開始懷抱希望和理想,正在開始初初鬆綁的遷徙。而事實上那一年的台灣,也才剛剛結束戒嚴時代未久,他們除開邁進了亞洲四小龍的物質富裕之外,政治生活上並未甩開我們太遠。那時的兩岸,似乎都在躍躍欲試爭先恐後地想要融進人類文明社會。哪知道,他最初的這點悲傷,很快就要被接踵而至的巨大悲劇所遮蔽。
只有我們這些過來人還記得,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兩會前,正好有三十幾位知識分子簽名要求特赦魏京生。楊渡作為第一批獲准前來採訪兩會的台灣記者,竟然默許他低調訪問了嚴家其、李洪林、方勵之、包遵信、戴晴等連署呼籲的學者。他甚至還能私下約見一個名為方君的奇人,這位文革中飽受罪罰的紅二代,曾經誤入林立果小艦隊的特種兵,四五運動的倖存者,為他展開的荒誕人生,第一次讓他認識到中國的不可思議。
今天回頭來看,那一刻的中國,是略含開明和包容的最後一個黃昏。經歷過台灣抗爭和轉型過程的楊渡,那時還能一邊進入大會堂近距離拍攝高官,一邊私訪民間鐵骨尚存的異端。他似乎在這依舊貧瘠的國土上,看到了些微和平轉型的希望。正如那時的我們,也曾如此單純地相信未來,只要抱持初心和善念,或許就能改變華族的進程。
三
他第三次來到廣場時,已經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那是那一場學運方生方死的關鍵時刻,整個廣場,乃至於整個北京和中國,都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泥淖。對於熟知台灣社會運動的他來說,首先看見的是混亂甚至荒謬。一切都沒有規劃和方向,烏壓壓的靜坐、遊行和示威者,從歌曲到口號,都依舊沿襲的是執政黨的全套紅色話語。堅守和聲援者都陷入了疲憊和迷惘,新來的外地加入者又不斷升級著偏激的主張。流言和威脅瀰漫在整個古都,沒有任何人群和力量可以左右這場街頭民主運動。
他在這個充滿悲情的「場」中,邂逅了詩人、學生、記者和便衣,甚至發現了更多的市民,工人、保姆和農民工。他——隱隱然感覺一個結構性的時代巨輪,正在開始轉動。被綁在黃土地上的人,已經走出來了。這裡凝結著一切複雜的期待:共產國家民主改革的契機,在這裡;掙脫出中國數千年封建傳統的幼芽,在這裡;而上層權力鬥爭的壓力和五十萬軍隊的震懾力,也在這裡;民主的前途,十一億人的希望,全世界華人的希望,都在這裡。
他從這一天開始,從廣場到書齋,從學生到精英,採訪了眾多人物。然而,他越來越多地開始質疑和失望,看不到這場運動和平落幕的結局。
他——望著這幾個青春的背影,走向紀念碑的方向。「不知為什麼,那一根高聳的石碑,和旁邊隆起的高台,讓我有一種祭典般的感覺,彷彿他們正在走向一個青春的祭壇。在這遼闊的廣場上,還有多少青春要在這裡相遇,在這裡相愛?這歷史的相遇,會不會改變他們的人生?」他發現——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因為畏怯,在運動之初的落後和缺席,使得他們現在已經失去對廣場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而「這些孩子啊,能不能把握自己的初心?他們能通過內心的貪慾、權力的慾望、鬥爭的本能、人性的試煉嗎?他們既單純又複雜,既理想又世故,他們既不是白紙一張,也不是成人世界的縮影,而是所有的改革與理想,權力與慾望,夢想與野心的總和。」
悲劇的歷史往往就是如此弔詭,沒有人掌控民運進退的策略,也沒有人再有能力調動這些激情支配的人流。緊接著在學生的簇擁之下,豎立的民主女神雕像,以及侯德健、劉曉波等四君子加入進行為期三天的絕食行動,都只能加速屠伯的殺人機器。
他在六月三號下午五點,恐懼地看見「天安門城樓那邊,天空中突然出現一大群烏鴉,也不知有幾千隻,突然飛臨在天安門廣場的上空,如一張黑色的天網,罩住了廣場。牠們並不是一般的飛行而過,尋枝而棲,而是群聚似的,來來回回,在天空中翱翔盤旋。黑色的羽翼,飄動如烏雲,黑色的天網,遮蔽了半邊的天空,天地瞬間闇了下來。」關於這一無法解釋的恐怖奇觀,很多倖存者都能旁證。
他——明明知道悲劇正在來臨,只能無力的注視著,無力阻止悲劇的發生。也曾努力想探詢學生運動的撤退之路,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悲慘的終局來臨,當一個悲劇的見證者。中國好不容易有一點民主的火苗,好不容易才種下脆弱的種籽,卻把所有的希望都在此夜葬送。
四
就在那最殘酷的鎮壓之夜,他親眼見證了彈壓和民間寧死不屈的反抗,也見證了廣場上最後的悲傷撤退,以及醫院停屍間的喋血慘狀。然而最驚心動魄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他一路同行的台灣記者徐宗懋,被流彈擊中命懸一線,一個善良的外地木匠,將他背到了醫院。楊渡趕去時,這家眼科為主的醫院,已經一籌莫展。一個護士為了搶救徐宗懋,在血庫已空的情況下,已經兩次自己輸血。
在得知他們是台灣記者,緊急安排轉到天壇醫院治療顱外傷之際,那個護士「環顧四周的醫生護士,清晰的注視著我說:『我們只求你把北京的真實情況,報導出來,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只求你,要幫北京的忙,幫中國人的忙,把北京的真相報導出來。』」「我永遠無法遺忘那一瞬。那孩子似的臉龐,那善良的眼睛,那悲憫的淚水,讓我重新相信,這世間還是有一點美好的東西。」
一邊是政府鐵血無情的殺戮,一邊是民間冒死相救的道義和善良。在朋友生死掙扎的那一刻,是小木匠、三輪車夫,護士醫生協助他們穿梭在烽火線上。更為奇特的是,在天壇醫院,徐宗懋被救活,而楊渡勢不可擋地愛上了那個美女主治醫生。就像張愛玲所說——為了成全他們的愛,一座城市都傾覆了……
他們在烽火亂世的這場愛情,應該是人間最撕心裂肺的電影。兩岸的睽隔,帶不走也留不下的宿命,難捨難分的繾綣,和雙方背後的國安隨時都在檢控的眼睛,註定了最後的失散。他們曾經孕育而又不得不捨棄的那個孩子,儼然就是這一場早夭民運的象徵——一切的美好生活尚未開始,就這樣被殘忍地扼殺在獨夫的手中了。
曾經的台灣立法委員,後來大陸的人大常委黃順興,在探視了醫院中的他們之後說——「這個國家啊,政治這麼艱難,帶給老百姓那麼多痛苦,卻還有這麼善良的人民。如果不是這麼善良的人民,這個國家實在不值得為他奮鬥啊!」
我寫過也經歷過不少可歌可泣的愛,還是被楊渡的這一場傾城之戀所擊中。這彷彿是那個年代才應該有的純情,明知毫無結局卻又義無反顧的彼此獻奉。廣場上的共同經歷,成了他們愛的暗號和密語。正如他寫的——我們再次緊緊相擁,有如走過了千山萬水,走過烽火連天,才終於相遇;有如在這個亂世裡,人生只能有這一次的相遇。她的擁抱,帶著一種死去都無所懼的決絕。彷彿此生,只要愛這一次,什麼都不管,死了就死了吧。那是近於一起赴死的愛戀。
五
在那之後,楊渡無論是作為記者、作家和學者,還是作為半官方的文化交流使者,他的命運似乎從此奇特地與大陸中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我們所見證的中國兒女之血,未能描繪出此土之藍圖,卻意外地澆開了他國的花朵。世界的格局一夕巨變。最核心的共產主義陣營,紛紛土崩瓦解。楊渡幾乎每年都要來故地重遊,他注意到八九後的中國,朝野都在靜悄悄地發生「價值觀革命」。政府曾經那些冠冕堂皇的合法性理由,變得羞於一提。「六四的記憶,漸漸被新的城市叢林、燈紅酒綠淹沒。」
他為了瞭解「民間中國」,繼續走訪了無數城市鄉野,從官員到各種流亡者,從倖存的牢釋犯到轉行的媽咪小姐。他一直看重探尋民間新興的生命力,他無數次感嘆——如此幸運,竟得以在北京遇見那麼多善良的生命。一路照應,讓我平安度過最艱險的歲月;一路護持,讓我的心沒有絕望至死;一路叮嚀,讓我學習那平凡而無畏的襟懷;一路指引,讓我看見一個勇敢而深沉、古老而美麗的文明。
一晃三十年過去,他在無數個場所,結識了許多當年那一代志士。每個人都在經歷了各自的命運之後,開始從不同角度審視和反省當年那一場革命。他一直在追問——那世代的學生已經都五十來歲了,無論在政府任職,或從商就業,也應有所成。這一代人,午夜夢迴,當年的理想主義精神,當年改造社會的激情,當年的民主自由的火種,歷經這三十年,是不是已經焚盡了?是不是已經變成熟了?或者,因為失落,變成更加現實的利己主義者?是不是遺忘到無情無夢?或者,只是把夢埋在心底,作為午夜獨酌的私語?
我是時常要面對這樣的內心拷問的,我和他一樣,始終還在用我們的書寫,為那個未盡的歷史繼續旁證。正如他所說——愈是寫到最後,我愈是明白,我所有的紀錄,不是為了表白事件的真相,不是為了記錄當時的社會面貌,而是探討更深層的人性;探尋更幽微而脆弱的人心。北京是我的絕望,卻也是我的救贖。
三十幾年來,無數的親歷者多選擇了沉默和忘卻。僅有的一些反映那一場運動的書籍,多數只是片面的私人回憶和自我辯護,還幾乎沒有一部書像楊渡的這部書這樣,讓我全面地看見那一場青春狂怒的高尚和卑微,壯烈與幼稚,甚至悲慘與遺恨……在本書之前,我們已有的著述,都完全配不上本族這一場空前絕後的苦難。
書中也寫到了我,以及我的眾多朋友。如果終有一天,大地重光,這是多麼偉大的一部電影作品啊。這一切記述,都是為了人類不再重蹈這樣的悲劇……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於清邁
序
青簡血痕留劫灰
野夫
一
已經很久沒有讀一本書,讓我幾番鼻酸喉哽了。楊渡兄的這部新著《未燒書》,第二遍看,依舊令我揪心疼痛。時不時總要停下來,去空庭獨坐,仰面蒼天,似乎才能把那想要傾瀉的濁淚,硬生生給倒灌回去。
我在其中,彷彿再次看見昨日重現。看見我和他共同走過的八○年代,九○年代,乃至新世紀。又是二十年。這是怎樣風雲激盪的三十餘年啊,中國這一代人從掩血忍淚,到紙醉金迷,再走到徬徨無措的今天。我們也從輕身躁進的青春,轉瞬步入了瘦馬倦塵的中年。
那些不忍回顧的日子,但又不甘埋沒的記憶,終於在他...
目錄
序 青簡血痕留劫灰/野夫
序曲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終曲
序 青簡血痕留劫灰/野夫
序曲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