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細品不列顛人的畫像
第一次認識史壯爵士（Sir Roy Colin Strong），是在一九九六年。那時我剛到愛丁堡攻讀學位不久，正研究著英格蘭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的形象塑造，史壯所寫的《伊莉莎白崇拜：伊莉莎白肖像畫與盛典》（一九七七年），自然成為我重要的參考書籍，也是我認識他的第一本書。但他相關的著作實在不少，隨後我又讀了《藝術與權力：文復興時期的節慶》（一九八四年）、《榮光女王：伊莉莎白肖像畫》（一九八七年）、《都鐸與司徒亞特王朝：盛典、繪畫與肖像》（一九九○年）等書，盼能理解都鐸時期政治圖像、儀式與權力的文化，好讓我未來的研究能有一點點進展。
當時頗感無助的我，專注在自己狹窄的研究題目上，渾然不覺他也寫了《大不列顛兩千年》一書，而且就在那一年出版。若說當時跟不列顛的歷史有什麼交錯，就只有那年十一月末，愛丁堡的皇家大道（Royal Mile）上擠滿人群，伴隨著蘇格蘭風笛奏出的軍樂聲，熱熱鬧鬧地迎接「斯昆石」（Stone of Scone）進入愛丁堡城堡長期存放。這塊重達一百五十二公斤的石頭，原本是蘇格蘭歷代國王的「加冕石」，但在英王愛德華一世（Edward I）時，成了他擊敗蘇格蘭軍隊的戰利品，於一二九六年移至倫敦，嵌入西敏寺中英王王座的下方。過了七百年漫長的歲月，此石才重回故土。
這塊滿載著戰爭痕跡與蘇格蘭傷痛的石頭，得以回到故國，是當時執政的保守黨首相對蘇格蘭釋出的善意，盼能拉回日漸與倫敦分離的蘇格蘭民心。然而，我也見證了隔年（一九九七年）保守黨失勢，輸掉所有蘇格蘭地區的席次；工黨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風光上台，續展開重大政治工程——地方分權（Devolution）。兩年後（一九九九年）蘇格蘭有了自己的國會（Scottish Parliament），威爾斯與北愛爾蘭兩地亦成立議會（assembly），處理地方事務。史壯在首次出版《不列顛兩千年》時，還來不及見證這些與不列顛歷史密切相關的事。那麼，是什麼觸動這位藝術史大師、博物館館長，動筆寫下不列顛長達兩千年的歷史？又是什麼因素，使他在二十多年後決定增訂內容並再版此書？
在我看來，是相似的現實局勢與歷史關懷，促使他兩度出版本書，那就是從一九六○年代延續至今的不列顛認同危機（the crisis of Britishness）。隨著不列顛海外帝國地位的衰退，二十世紀中葉之後，不列顛內部出現裂解的態勢，威爾斯與蘇格蘭都有獨立的聲音，亦有支持獨立的政黨成立並獲得國會席次；北愛爾蘭的問題持續難解，在蘇格蘭迎回斯昆石的幾個月前，倫敦與曼徹斯特兩大城，還接連發生愛爾蘭共和軍（IRA）所策劃的炸彈攻擊事件。種種跡象看來，由多國族（nations）組成的「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很難繼續以單一的政府、國會與憲政維續下去。共有的「不列顛認同」，也面臨威爾斯、蘇格蘭、北愛爾蘭，甚至英格蘭國族認同的挑戰；「誰是不列顛人？」或「誰要當不列顛人？」似乎不再是一個簡單易答的問題。
一九九九年之後地方分權的實施，進一步證實了這個走向，同時間歐盟的發展，也加深不列顛內部的裂痕，史壯即親眼見證了二○一六年的脫歐公投，及其所帶來的各樣爭議與區域歧見。簡言之，四國族（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及歐盟的問題，讓「不列顛認同」重新面臨檢視，而史壯選擇了從歷史觀照。他認為：「一個對自己的過去一無所知的國家，將失去它的認同。」於是，他在書中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從西元一世紀羅馬人征服不列顛、一○六六年的諾曼征服、十七世紀「三王國」之戰，到一八○○年「聯合王國」的成立，清楚讓讀者知道「不列顛人」何時出現、何時成形？他的答案是在十八世紀末，那時不列顛已成為「單一民族國家，而這個民族便是不列顛人」。
但還有一項事實是超越歷史的。在他看來，不列顛的島嶼特性，即決定了群島上的人一直擁有集體的獨特性。他的第一章以「島嶼」為名，而且第一句話便說：「不列顛是座島嶼」；在本書最後一章他再度指出：「不列顛是座島嶼，它的歷史和認同都源於這項地理事實。」而且不論現代史家如何解構不列顛的概念或認同，這項事實都是無法抹滅的。換言之，不論四國族的個別認同有多強大，在過去與未來，不列顛認同仍然是超越個別區域的集體認同，而且能含納多元認同，如史壯本人既是英格蘭人，也是不列顛人，甚至在學術養成與政治傾向上，他主張自己是個歐洲人。
史壯以「不列顛是座島嶼」為開頭，無疑是向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英語民族史》（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致敬，這套四冊的大部頭著作，首卷即以「島嶼民族」（The Island Race）為名。在邱吉爾之後，尤其是一九九○年代以來，不乏各類以不列顛為主題的歷史著作，例如戴維斯（Norman Davies）的《群島：歷史》（一九九九年）。但史壯刻意不去讀這些學術性的作品，他希望能以敘事性的筆調，為學院外的大眾而寫，也寫給所有關心不列顛問題的讀者。他確實成功了，這本書讀來平易近人，章節安排大小適中，是本隨時可拿起、隨時可擱下，但又讓人真心想讀完的一本書。
其實，史壯並沒有在這本「歷史」書中掩去他做為「藝術」人的本質，每一章便如一幅畫，或是山水、或是城鎮，又或是戰爭場景，他總想讓你看到全貌，而非細枝末節。其中還有許多章節，他側重人物書寫，讀來便像一幅幅肖像畫，展露人物的生命樣貌、風格與色彩。如第二十七寫莫爾（Thomas More）、第三十二章寫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第四十五章寫牛頓（Isaac Newton），第五十章則寫他向來非常關心的園藝，及著名的景觀設計師布朗（Lancelot Brown）；讀者也不可錯過第六十章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這些人皆非政治人物，卻在知識與文化上使不列顛歷史璀璨如銀河。不論是讀史或是讀人，讀者閱覽時不妨以觀畫的眼睛，細品每一幅畫作；或者，就把這整本書視為「不列顛人的畫像」！
林美香（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國際合作處國合長）
通俗史的模範
高中時的歷史課總是念得比課本還要多，薄薄的一本歷史課本道不盡學測或指考會考的內容，於是老師們總是樂於、也必須給我們閱讀許多補充教材，我記得其中有一本是房龍寫的《人類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kind）。事實上，對那時的我們來說（或許只有我），《人類的故事》有點枯燥且難以閱讀，即便這是一本寫給兒童看的書籍。
當然，距離高中已過十幾載，但我依稀記得房龍在書中是如何用短篇集跟讀者說故事，這種敘事方式令人印象深刻。而在讀羅伊・史壯的《大不列顛兩千年》讓我想起《人類的故事》，都是在說故事，像是要講給後代聽一樣。然而，羅伊・史壯所述說的英國史以更細膩的方式進行。史壯在開頭引述了詩人艾略特（T. S. Eliot）的詩文，表示「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無法從時間得到拯救」，而這也反映了這本書的核心，史壯要告訴英國人，我們從哪裡來？英國為何是今日的樣貌？
在這即食時代，很少人能夠靜下來讀完細緻考究、長篇大論的研究論文，因此通俗的書在這幾年蔚為流行。但通俗的書事實上是最難寫好的，因為每一個句子背後都由無數研究心血以及爭議議題堆疊起來，如何在寫通俗史時又不失其正確性或落於譁眾取寵，是非常難的，而羅伊・史壯的確替通俗史立下了很好的典範。史壯並不是選擇一個主題來寫，而是挑戰了更艱難的任務——不列顛自有文字紀錄以來的歷史。大多數的學者所專精的領域就一小塊，通常是某一時代的某一區域的某一主題，例如，筆者的專業為十三世紀英格蘭的婦女財產權。因此，即便是淺談英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也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但如同史壯所想表達的，一個民族必須知道自己的歷史，因此有了這本橫跨兩千年的通史。
通史難，難在要正確又不媚俗。
也正因如此，《大不列顛兩千年》才更難能可貴。史壯最厲害的地方在於，他是全方位地討論歷史的進展。什麼是全方位呢？
一般人對歷史的想像只停留在時間與事件，某年發生某件事，這也是為什麼不少學生覺得歷史無聊的原因。但歷史不是事件與時間，如同艾略特所說，它是無始無終的瞬間的一種模式。沒有人可以拼湊出完整的歷史，碎鏡為史，多數人所看見的歷史只有一小面向，而當這些面向都被拼湊在一起時，我們才有可能得到最接近歷史的樣貌。因此，講羅馬人統治英格蘭，不只是一句「不列顛島在西元四三年至四一○年為羅馬行省」，而是必須必須探討羅馬人在不列顛島的軍事活動、和原住民的衝突、用來統治不列顛的法律、人民的組成、城市的發展、娛樂型態的改變等等，這些都是隱藏在「不列顛島在西元四三年至四一○年為羅馬行省」短短一句話後面更多不為人知的歷史。
史壯在本書裡盡可能地提供全方位歷史，其將全書分為七十三個章節，從成為羅馬行省前，只有原住民居住的布列顛島開始講起，直到二○一六的脫歐，完整地呈現英國作為一島國的歷史。貫穿全書的主題不只是政治及王權的更迭，還包括：經濟的發展、宗教發展、人民階級的變動、女性史、地景景觀及建築變化、娛樂發展、農業發展等等，讓讀者盡可能全面理解過去為何如此發展。以工業革命來說，史壯先鋪陳的金融革命的重要性，再講述勞動人口結構改變，再到機械導致的鐵路發展和工會暴動，完整解釋工業革命生成的條件，以及其影響。
史壯不只談讀者以耳熟能詳的主題，例如：工業革命或是殖民主義，他也談人民生活的細節，像是花園的發展、劇院的出現以及休閒娛樂活動的改變，充分地反映生活即歷史。歷史不是環繞紀錄特別多的貴族或中產階級，也不是只關心政治，而是人民生活的面向。史壯談到十八世紀花園發展和人們的財富地位間的關聯；他也談及，十七、十八世紀的人們開始懂得「追求幸福」，想要有放鬆的生活，開始旅行（多虧於馬車的再進化）、泡溫泉、上劇院、造訪流動圖書館等等。而這些關於一般人民生活的歷史恰巧反映了英國人的自我認同感是如何被形塑。除了傳統的政治因素外，更重要的是這些被我們遺忘的生活點滴的歷史。史壯的描繪也讓筆者想起自己初到英國進修時的疑惑，我發現英國人把歷史切得好細，除了傳統的歷史，還有各種不同面向，其中最讓我感興趣的莫過於花園史以及肥胖史。這些看似微小的主題，卻牽動著當時人對於社經地位以及身體醫療的認識，而這些都是單一的政治史無法展現的。
史壯談歷史的能力難能可貴，他集中了很多碎鏡，並拼成了一個近乎完整的大鏡子。《大不列顛兩千年》帶領讀者從最早的不列顛一路旅行至曾經的帝國，再到今日似乎站在十字路口的國家。史壯在後記說得好，英國是島國的事實很大部分地塑造了其歷史，而台灣何嘗不是？身為島國的台灣事實上和英國有不少相似處，皆面對來自一大陸的壓力，長久以來有不少民族移居，或許我們能藉由史壯的這本書思考台灣人從何而來。跳出台灣，回到這本書，史壯讓讀者不要忘記自己從何而來，也不要忘記看待歷史必須客觀，戴著名為現代的眼鏡並無法理解過去。作為一本通俗史，史壯成功地客觀呈現歷史，同時顧及大時代下的細節，光是這點，筆者認為此本書絕對是值得收藏在書架上的。
盧省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序言
二○一八年版序
這本書寫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當時對國家歷史的認識正迅速從國民心理中消失，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間。事後的發展證明，本書成了許多突然湧現之類似著作的先聲，像是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的《群島：歷史》（The Isles: A History）就是其中之一，後來還有西蒙．沙瑪（Simon Schama）的《英國史》（A History of Britain, 2000）及其附屬電視劇，以及更後來的彼得．阿克羅伊德（Peter Ackroyd）的《英格蘭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系列（2011-2014）。我刻意不去碰觸這幾本書。
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本書是這個國家幾十年來第一部單卷敘述性歷史著作。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書篇幅都更長、更嚴肅；總的來說，學術性更強。本書不自詡具備這些部分。除了二〇一六年就脫離歐盟舉行的全民公投之外，這本書的內容並未變動，它的寫作前提也沒有改變，目的是向一般讀者介紹我們國家的歷史。
對於那些想知道在我們的歷史上，是什麼導致我們做出如此戲劇性的決定，不讓它加入「首都」在布魯塞爾的那個大陸「帝國」的人而言，這本書再版的時刻可說是恰到好處。我們對於自己歷史自羅馬人離開的全盤理解從長遠來看，只有歷史才能證明這項決定是對是錯。
再一次，我要深深感謝我的編輯喬安娜．斯蒂芬森（Johanna Stephenson）和魏登菲爾德和尼科爾森出版社〈Weidenfeld & Nicolson〉的編輯團隊。
一九九六年版序
這本書是我的文學經紀人費莉希蒂．布萊恩（Felicity Bryan）的主意。她的女兒愛麗絲對《島國故事》（Our Island Story）愛不釋手，這本書帶領了好幾代人認識英國歷史。當我開始動筆撰寫各位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時，這本書也立刻開始有了自己的生命。事實上，這種情況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是前所未見的；當我動筆時，這本書彷彿直接告訴我它所希望的發展方向。這最終發展為一本企圖適合所有年紀讀者的歷史書，向他們介紹這個羅馬人最初稱之為不列顛的島嶼。我希望，讀者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它被認為是一種持續的敘述；而且這本書的重點不擺在年代以及詳細過程上，而是將重點擺在事情發生的緣由。
這樣的一本書必然與眾不同。無論作家怎樣努力，都不能完全擺脫自身的嗜好和偏見。我將盡所能地坦白自己的偏好，希望讀者真的讀到筆者的偏見時能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我已經六十歲了，這意味著我最早的記憶是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一個被圍困國家所需要的強烈愛國主義。我會本能地把自己描述成一個不是那麼一板一眼的保守主義者，以及一個信奉各種各樣基督教的人，這種人或可被稱為進步的英格蘭國教會天主教徒。我所受的教育最終將我帶到了華堡學院（Warburg Institute），這座學院是以古典傳統之歷史為核心；因此，我在思想背景和政治信念上都是扎扎實實的歐洲人。我也是我這個時代的產物，一個下層中產階級的男孩，透過努力用功和獎學金進入了現在掌握著國家命運的專業階層。
這本書沒有什麼特別具原創性的地方。由於本書的時間跨度如此之大，它因此只可能是融合各家說法的綜述。本書是建立在對於其他學者著作的感謝之情上頭。當學者之間的意見有所不同時（所有學者之間的常態），這樣一本概括性和介紹性的書勢必要找出一個折衷說法。唯有在近代史部分，我才直接指出歷史學家之間存在分歧的觀點。我試圖達到的目標是，透過強而有力的敘述公正而平衡地呈現各個時代的景象，並且鼓勵讀者繼續翻到下一頁閱讀。
在某些時期，有些特殊的人物對於歷史事件產生重要影響；我因此在某些篇章中是以傳記的方式寫作，試圖讓讀者能夠進入這些人物所在的時代。在喬叟的時代之前，除了國王、聖人和政治家以外，要為一般人物寫傳記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喬叟之後也是相當困難。我也沒有能力寫出我們所處這個世紀中某位人物的傳記，這讓我想起以撒．柏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曾經說過：「再也沒有偉人了。」在普羅大眾的時代，這句話也許是對的，但這也同樣反映了我不具備找到他們的能力。寫作傳記是我的決定，因為我試著去尋找那些改變時代趨勢的人。
這是我自上世紀五〇年代讀大學以來首次閱讀英國從古至今的歷史。我在學術研究中始終蟄居在都鐸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的文化牧草地中。英國的歷史研究在我大學畢業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它的範圍擴大到政治和經濟之外。這個更寬廣的視野日益豐富。我在本書中試圖納入此視野，而且，確實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不時加入幾篇傳記是一種極好的做法。這些傳記清楚呈現出，這個國家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為何與政治事件的潮流如此密不可分。但是我避免了列出自己閱讀過和參考過的大量書籍，因為在這種性質的書當中，這種書目必然對於本書讀者閱讀的目的毫無幫助。
在我寫作的過程中，歷史以及歷史教育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但我避免捲入諸如國家課程之類的事情中，而是更傾向於走自己的孤獨之路。同樣地，我也有意避免閱讀任何其他有關英國的通史，以免對我自己的寫作產生任何影響。長久以來指引我前進的信念是：一個對自己的過去一無所知的國家將失去它的身分。
這個計畫一直是我與編輯共同的熱情，她一直激勵著我前進。作家一生能遇到傑出編輯實屬幸運，而茱莉亞．麥克雷（Julia MacRae）恰恰是其中之一。我這場穿梭數十個世紀的旅程並不孤獨。每當我表現出萎靡不振的跡象時，她就把我扶起來，堅定地把我放回英國歷史這艘大船的船頭，敦促我繼續航行。我對她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出版是一個團隊合作的過程，在這樣一個大計畫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和願景，我深深地感激他們。設計師道格拉斯．馬丁（Douglas Martin）和我們一樣，一直致力於確保這本書不僅在設計上看起來體面，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吸引讀者開卷閱讀。
寫這種介紹性的歷史是一回事，要找到一位博學多才的人，而且還能對這本書的目標表示深有同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很幸運地遇到了聖保羅中學的歷史科主任基思．佩里（Keith Perry），他使我避免了許多錯誤和過於籠統的概括。尤其在我一直感到棘手的十八世紀政治史方面，他的建議格外珍貴。我也不會忘記茱莉亞．麥克雷的同事們在編輯方面付出的艱苦努力。
我決定，這個計畫要麼需要兩年，要麼需要二十年。唉，我已經沒有二十年的時間可以用來寫作了。從計畫開始到正式出版，事實上耗費了四年。選擇較短寫作時間的決定可能是魯莽的，但它確保了一種速度感、運動感和活力感。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強烈地意識到，何謂英國的這個理念正在被解構。我想，這部介紹性的歷史著作也許能使年輕一代的島民想一想，究竟是什麼把他們聯繫在一起，使他們成為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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