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4：陸海的交會-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570860528

圖書名稱：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4：陸海的交會

面對混沌局勢的明朝，
在危機中摸索一元體制

──榮獲2020年韓國坡州圖書策劃獎──

在衝突與分裂的危機中，
摸索一元統合的新體制，
確立了「中華」的明朝三百年起落。
　　
　　中華與夷狄的抗爭、華北與江南的對立、草原與海洋的對峙——此三個主軸於元末交錯，使中國社會經歷激烈動盪，而明代必須直接面對此一混沌局勢，並予以回應。明代初年的國家建設過程，以統一王朝的角色，收斂了原本三個衝突的主軸，並用儒家理論所支持的一元化與標準化，規範了原本的多元性與多樣性，成為強硬的剛性體制。
　　本卷描繪自十四世紀元末至清朝興起的十七世紀為止，三百年間明朝興亡的歷史。明代體制從初年建立，到出現鬆動，乃至崩壞的過程，並非只是單一王朝興衰，更是凝聚了宋代以降各類課題的時代興亡。

得獎紀錄
榮獲2020年韓國坡州圖書獎（Paju Book Awards）之策劃獎（Planning Award）

名家推薦
日本各大出版社，每隔一段時間，便請史學家寫一套供一般人讀的多卷本通史，分世界史、日本史和中國史，都是小開本便利攜帶，可在通勤車上閱讀。岩波書店不同，編寫的是專題式的「岩波講座世界歷史」，比較類似《劍橋歷史》（Cambridge Histories）叢書。從1969年以來，每隔二、三十年便出版一部三十卷左右，總結截至編寫時期，各領域的研究成果；比較學術性，大本精裝，供大學師生閱讀。至今已出版了兩部，第三部正在出版中。這次岩波書店出版的中國史系列叢書，和其他出版社一樣，針對的讀者是一般大眾，而列入便利攜帶小開本的「岩波新書」系列。但仍本著「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的編為目標，總結最新的研究成果，深入淺出地傳給讀者，而訂名《岩波新中國史》叢書。例如明清歷史，過去的同類書或稱為《最後的東洋社會》、《紫禁城的榮光》、《傳統中國的完成》、《落日的大帝國》，比較看不出時代特性，但三田村泰助教授《明帝國與倭寇》及上田信教授《海與帝國》，一反過去把中國史尤其明清史看做閉關自守的大陸國家歷史，注重明清中國已進入海洋時代，與新世界的聯繫。檀上寬教授繼他在2016年的《岩波新書．天下與天朝的中國史》之後，《陸海的交會》再一次展現他對明史的見識：明代中國是大陸與海洋交錯，互為作用的。同時也是從明初的確立傳統中國一元體制，結束中國史的「十四世紀危機」，走向一元體制鬆動的明末，而進入世界史的「十七世紀危機」。從書後附的參考書目，可知檀上教授總結了大量現代學者的新研究成果，在這本小書中傳遞了豐富的新信息，是本書的另一大特色和優點。
——徐泓（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作者簡介：

檀上寬
　　1950年生。專研中國近世史，現任京都女子大學名譽教授。
代表著作：
　　《天下と天朝の中国史》（岩波新書）、《明の太祖朱元璋》（筑摩學藝文庫）、《明朝専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汲古書院）、《永楽帝――華夷秩序の完成》（講談社學術文庫）、《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譯者簡介：

郭婷玉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日本時代臺灣地方社會勢力，並關注近代日本與東亞史、琉球王國．沖繩史、明清以降中國地方社會等議題。合著《圖解臺灣史》、《圳流百年》，譯有《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合譯《殖民地官僚政治史》等書。

章節試閱

第三章動搖的中華
一、明初體制的鬆弛
還都南京
透過遷都北京達到完備的明初體制，不久即出現了反作用力。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七月第五次蒙古親征的回程路上，永樂帝病逝於榆木川（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縣西北方）。消息一在北京城公開後，反對遷都論者至今受到壓抑的不滿便一口氣爆發開來。南人官僚之中，或基於首都遷離江南的反彈，或為南方的利害關係代言，因而陸續出現了還都南京的主張。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主張者背後有著新皇帝仁宗洪熙帝（一四二四—一四二五年在位）的存在。原本他在永樂帝巡行北京期間，即以監國的身分留在南京，故而對於在南京的生活較為習慣、親近。再者，不同於父親，他自身對華夷統合並無意圖，而計畫著修正永樂政治對外征伐的軌道。其命大名鼎鼎的鄭和回到陸地、擔任一介南京守備太監一事，即顯示出端倪。
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年）三月，洪熙帝派遣皇太子朱瞻基為先遣部隊前往南京，正式表明了還都南京的主張。南京將於皇帝不在的狀態下成為首都，既有的北京官廳再度在名稱中冠上「行在」二字。更甚者，與遷都前一樣，設置北京行部與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執行副都北京的政務及軍務。次月起，開始修築首都南京的皇城，並向南京方面傳達皇帝將於來年春天回歸的消息。
然而，就在上述還都準備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洪熙元年五月，卻發生洪熙皇帝猝逝的意外事件。當時，他才不過即位十個月。皇太子被從南京匆忙請回，結束父皇葬禮事宜後，便祭祀天地、即皇帝位，亦即明朝第五代皇帝宣宗宣德帝（一四二五—一四三五年在位）。
宣德帝自幼即受祖父永樂帝寵愛，連永樂帝親征蒙古時都帶其同行。這樣的他，毫無還都南京的意願。是故，即便洪熙帝遺詔諄諄記載著還都南京的指示，宣德帝卻予以無視，並在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年）廢止了象徵副都的行部、行後軍都督府。此事暗示了中止還都，不過，此際的北京依然只是行都，表面上南京仍是首都。一直要到十多年後，正統六年（一四四一年）重建遭燒毀的北京三大殿時，北京才再次正式成為首都，南京則改為副都。

仁宣之治
一般將仁宗洪熙帝與宣宗宣德帝的治世，合稱為「仁宣之治」。這是由於，兩位皇帝都專心於內政，帶來了整個明代最為安定的時代，因而受到稱頌。當時內閣中有名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接連實施種種政治改革。其中一項是改革科舉的「南北卷」，亦即各地區分別採用進士，訂定南人合格者人數上限，而確保北人官僚數量。此案由江西出身的南人官僚楊士奇所發想，更可看出當時政界的健全程度。
相對於洪熙朝以修正永樂朝的軌道為目標，宣德朝則繼承了永樂朝積極推動華夷統合的一面，試圖令其在「軟著陸」下實現。宣德皇帝再次拔擢了父親洪熙帝時代獲命上陸的鄭和，於宣德五年（一四三○年）進行了第七次南海遠征。當時的鄭和已經六十歲，這是他最後一次航海了。不過，這次遠航在最大限度地擴大海禁＝朝貢系統下由國家主導海上活動之同時，實行了名譽撤退。早在宣德三年，明朝便放棄了永樂帝予以內地化的越南，也是同一旨趣。自此以降，明朝完全成為內向的國家。
唯恐「靖難」再次發生的永樂帝，透過將原封於廣寧（遼寧省）的遼王、封於大寧（內蒙古）的寧王轉封至內地，而移動長城外的衛所、鞏固首都防衛。這件事在另一個面向上，也連結到防衛線的後退。正如永樂帝斷然實行蒙古親征是為了補全防線的後退一般，由於北京是「中國的門戶」，故而常處危險之中。曾經隨同永樂帝親征蒙古的宣德帝，亦三度到長城防線「巡邊」，反覆實行軍事威嚇，這正是由於充分理解到蒙古威脅的緣故。
宣德帝很明顯地意識到永樂帝的存在。他們兩人共有著期許華夷統合的精神，差別在於包圍著他們的環境。永樂帝即便到晚年都受到財政上的逼迫，統治後半的三度親征甚至是將提出反對的戶部尚書（財政大臣）夏原吉投獄而決意進行。宣德帝則是只實行一次南海遠征即告停，不親征蒙古而止步於長城巡邊，亦與財政問題有關。他雖無守成之君的名號，卻有守成之實。

從實物經濟步向白銀經濟
過了洪武、永樂創業期而進入宣德以降的十五世紀中葉後，社會構造也出現變化的徵兆。對此變化造成巨大影響的，是遷都北京。為了養活北京龐大人口、北方軍隊，除了透過大運河將江南的米輸送至北方，商人們亦運送大量南方物資（南貨），打造出南北物流體制。大運河沿岸一帶逐漸都市化，至今一直保持低調的商業化動向也逐漸活躍起來。
伴隨著商業化的擴大，民間開始違反禁令流行起使用銀。如此一來，國家也無法逆轉這股趨勢，加上試圖削減徵稅時的輸送成本，便打算從向來的徵收實物（本色）轉換為徵收白銀（折色）。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江南官田一部分開始徵收白銀，接著正統元年（一四三六年）北京武官們請求以白銀支付俸給，一口氣加速了稅糧納銀化。在華中、華南，一部分稅糧以米四石＝銀一兩的比例徵收，也就是所謂的金花銀。
在此同時，社會上早就跳脫元末的實物經濟，移向白銀經濟。在背後予以支持的，自然是國家的財政政策。與開國之初相比，徵稅、勞役在項目數或絕對數量上都明顯增加。雖然比稅糧稍晚，徭役中的里甲正役（上供、公費）也開始納銀化，一般稱此為里甲銀，依地區不同又稱綱銀（福建）或均平銀（廣東、浙江）。
另外，向有力家戶課徵不規則、不定量的雜役，亦以正統年間在江西的改革為範本，於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以均衡負擔為目的而向全國實施均徭法。徭役應視各戶負擔能力＝戶則而定期課徵，最後部分徭役也開始納銀化，十六世紀初甚至出現銀差（納銀化的雜役）與力差（實際勞動服雜役）的區別。如此繁雜的徵稅事務，成為後來孕育出簡便的一條鞭法稅制之契機。
無論如何，在這裡可以斷言的，即是開國之初的稅役徵收系統在白銀經濟發展下被迫做出改變。換言之，國家已經無法如開國初期一般實施統制，而是緊跟在社會變化之後，不得已構築出適合於此的新統治框架。十五世紀中葉以降，這樣的狀況逐漸顯著化。在往白銀經濟移行的過程中，明初體制確實開始鬆動了。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臺灣版序（節錄）
值此「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全五卷臺灣翻譯版出版之際，應出版社編輯的邀請，謹以此短文為序。
本卷為本系列中唯一的斷代史，討論對象限於明代，幾乎未觸及前後時期。不同於向來以每一王朝為切分單位的中國史系列叢書，本系列試圖以超越王朝區分的觀點重新構築中國歷史。那麼，又是為何只在第四卷採取王朝斷代史的形式呢？由於相關理由以及本卷定位已於正文敘述，在此省略，以下僅交替敘述日本明代史研究的發展歷程，以及筆者自身歷史。
如同日本東洋史學開拓者之一內藤湖南曾說過「明朝並不有趣」，在戰前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中，明朝的人氣一向低落。有不少原因導致此一情況，其中之一在於，對於日本人而言，明代既無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也幾乎沒有耳熟能詳的人物，於是一直視之為僅有時間單調流逝的平淡時代。不過，到了戰後，由於對戰前「中國社會停滯論」的反省，注重中國史發展性的「戰後歷史學」潮流興起，明末清初期亦被視為社會變革期，遂於突然之間受到注目。雖然此際受到注目的僅限於明末清初時期，但是明代史、明清史也與戰前截然不同，而變成更為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
當時，明清史研究者的研究取徑主要是社會經濟史，以專制國家支配農民手段的賦役制度、土地制度等題材最為受到關注。此一嘗試與時代區分相關，最終轉向研究明末崛起、獲稱鄉紳的支配階層。至此，以鄉紳支配實態、歷史定位為核心，又再興起新一波論爭。一九七○年代的明清史研究可說清一色都是鄉紳研究，甚至在一九七六年《史學雜誌》「回顧與展望」中，「明‧清」專欄的負責人還預先公告必須對鄉紳論以外的研究予以割愛。
在這個說起明清史便等同明末清初時期或社會經濟史，其中又以鄉紳論最為著名的七○年代中，筆者笨拙地開始了中國史研究。之所以選擇明代史為研究主題，純粹只是因為同學之中沒有專攻明代歷史者。同時，大概是天生愛唱反調的性格使然，甚至一反時代潮流，選擇明初、而且還是政治史為論文主題。原因無他，即是在多數明清史研究者專攻明末清初社會經濟史之中，感受到明初政治史幾乎尚未被研究過的新鮮魅力。這時，筆者所選擇的畢業論文題目，是明代的南京官員。
然而，筆者選擇研究明初時代的理由，並非僅止於此。筆者對於當時明末清初研究共通途徑的做法，抱持著巨大的疑問。日本的明末清初研究，以明初成立的專制國家為先驗背景，投注莫大精力於綜合性地理解國家與地主制度（或是鄉紳支配）間的關係。相關討論中，卻相當缺乏對於明初為什麼形成那樣的專制國家（皇帝專制體制），也就是追溯其起源的分析角度。這個問題與現代中國研究具備共通性，而抓住了筆者尚不成熟的心靈，此後便一直探討此一疑問，直至今日。本卷所展示的，即是目前筆者的部分思考。
明白地說，時至今日，如國家論一般居高臨下的研究越來越少，時代區分論業已不再流行。曾經風靡一時的鄉紳論以七○年代為界線而自然消失後，明清史研究有一段時間關注地域社會論，而今盛行海洋史研究。歷史學界整體主要關注的，不再是過往的唯物史觀，而是眾所聞名的世界體系理論、全球化歷史等共時性世界史研究。
但是，即便是在此般歷史學界趨勢之中，也不能放棄對中國、或是東亞固有理論、構造等的摸索。這是因為，每個國家、地區皆有其歷史及特徵，無視於此而逕自描繪整體圖像幾乎毫無意義。特別是近來強調民主主義與威權主義的二元對立，現代中國被視為後者的代表。從現代史觀點而言，探究其淵源相當重要。若是從明初歷史探詢其直接的起源，對於明代史研究而言，則又增添不同以往的嶄新課題。筆者認為，今後明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會越來越高，而不會有所減少。

導言（節錄）
十四、十七世紀，全球規模的氣候寒冷化伴隨世界經濟停滯與收縮，導致接連發生了災害、饑荒、社會動亂，以及戰爭等動盪。此即一般所稱的「十四世紀的危機」和「十七世紀的危機」。夾在這兩波全體危機的縫隙中的，即是明這個時代。伴隨王朝揭幕與閉幕的元末叛亂、明末動亂爆發，並非偶然出現。
在此之前，十三世紀之初崛起的蒙古，憑藉草原的軍事力量向東西方擴張。十三世紀後半，元朝併吞南宋後，也幾乎支配了整個歐亞大陸地區。交通、通訊網絡的整備，一口氣縮短了各地距離。從帝都大都（北京）出發而橫跨大陸、連結東西方的陸路，以及起自原南宋領域的東南沿海地區、經過東南亞海域而朝向印度洋、阿拉伯海之海路，透過元朝而相連在一起，歐亞大陸規模的人群、物品、資金、情報環流於其中。此前被劃分為好幾個文明圈的「世界」，在蒙古統治下獲得統一，朝向一體化發展。
然而，在進入十四世紀後，這個巨大帝國逐步分裂，最終蒙古帝國崩解後，轉而在各地出現大型帝國、展開互相對抗。鄂圖曼王朝、帖木兒王朝、蒙兀兒王朝，以及明、清王朝等都是如此。並且，這些王朝幾乎都以成吉思汗血統或蒙古權威為後盾。這是歐亞大陸全體都受到蒙古影響之佐證，其中唯一以否定蒙古為國策的，就是明王朝。明朝透過徹底排除蒙古色彩，以中國固有理論—亦即儒教理論—為基礎，來從事國家建設。對比接續明的清王朝自詡為元帝國後繼國家，更可看出明王朝的特殊性格。
明王朝的特殊性格，還不止於此。相對於其他帝國以柔性構造的統治組織管理社會，明建立的「明初體制」，亦即以重建社會秩序為目標、統制深入社會各個角落，則是相當強硬的剛性體制。透過構築此一體制，明朝成功度過十四世紀的危機。但是，發展到十五世紀中葉的明中期，明初體制也終於顯露出破綻，進入十六世紀後更步入決定性崩壞。即便明王朝力圖重新振作，卻仍無法充分應對社會變化，只得在十七世紀混亂中走向滅亡。
明朝在漫長中國歷史中，究竟該如何定位才好呢？當然，可以從各種角度探究這個問題。從政治體制面向來看，宋代成立的君主獨裁體制，到了明初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即是很重要的一點。本書承襲三田村泰助的研究，稱其為絕對帝制。若是除卻絕對帝制，則前述的明初體制將無法實現。相關背景方面，不可忽略其之主要論據，亦即以下三種對立競爭的存在。也就是：一、中華與夷狄的抗爭；二、貫穿中國史的華北與江南（在此指稱廣大的華中、華南全體）之南北對立；三、包括草原在內的大陸中國與東南沿海的海洋中國之相剋。
不須多言，如同本系列叢書的主題「中華」（第一卷）、「江南」（第二卷）、「草原」（第三卷）所示，這三種論據即是了解中國歷史之關鍵。特別是到了宋代以後的「近世」，三種對立都更加尖銳化，像是夷狄的崛起與中華的反抗。相對於「政治的北方」，「經濟的南方」之存在感提升。從傳統農業國家傾向重視商業的海洋國家。這些傾向都在宋代以降逐漸突顯出來。這三種對立各自白熱化，其傾軋到了十四世紀臻於飽和。
簡而言之，元明革命本身便意味著從夷狄到中華的王朝交替。第一次打倒自十世紀以降相繼支配中國的游牧王朝（遼、金、元）之中國王朝，是明朝。其定都南京而發展統一王朝，唯一從南方興起而稱霸全國的政權，也是明朝。阻止宋元時代以降日益活躍之海外貿易、向海洋發展，而回歸大陸國家的，還是明朝。在十四世紀的危機中，明朝以中國式理論應對各個課題，開創了非明不可的嶄新時代。從此中誕生的堅固體制，即是明初體制。
這個體制在其後經歷什麼樣的變遷，而迎來了十六、十七世紀的變動期呢？在此期間，中國社會歷經巨大的變化，其實際情況又是如何？本書主要的課題，即是緊扣上述疑問，而概觀將近三百年的明朝歷史。經過這些討論，將會浮現什麼樣的明代歷史圖像？首先，就從元末叛亂與明初體制的成立說起吧。

顯示全部內容

編輯前言現在，讓我們重新閱讀中國史──《中國的歷史》書系目標
臺灣版序
導言

第一章明初體制的成立
一、元末的叛亂與明朝的誕生
二、絕對帝制的確立
三、社會統制方策與他律型儒教國家

第二章明帝國的國際環境
一、中華的復興與朝貢一元體制
二、永樂帝的積極外交
三、中華與夷狄的統合

第三章動搖的中華
一、明初體制的弛緩
二、朝貢一元體制的崩壞
三、明代史的轉換點

第四章北虜南倭的世紀
一、嘉靖新政的幻想
二、邊境地帶的騷擾
三、朝貢？還是互市？

第五章鼎盛與顯露頹勢的明帝國
一、張居...

顯示全部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