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墮落與不平等的起源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是一位具有多重面貌的創作者。從他作品的多樣性中，可以發現他是一位音樂家、文學家、語言學家、憲法學家、政治哲學家、教育家、植物學家，甚至「夢想家」。雖然盧梭在他的作品中展現了這麼多樣的風貌，但讀者往往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盧梭令人感受最深的地方，還不是他所論述的主題，而是文字本身。的確，就連以提倡理性著稱的康德（I. Kant）都曾說：「當我閱讀盧梭時，必須等到那優美的表達不再煽動我時，我才能理性地檢視他。」托爾斯泰（L. Tolstoy）對於盧梭亦極為肯定，不但表示每次閱讀盧梭都讓他感覺到精神的提升，並且宣稱：「盧梭與《福音》是影響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兩股力量。」從他們的評語中，我們可以看到，盧梭的文字不單展現出一種極為強烈的情感，也讓人感覺出他所代表的永恆意義。這令我們不禁好奇，是什麼因素使得盧梭能夠獲得這些偉大人物毫不保留的推崇呢？

 

　　這麼多種作品中，「真情流露」是一個比較具有代表意義的答案。在這一段長達近三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盧梭以他豐富的文字，不斷地向讀者傾訴，直言道出一般人平常不敢說出來的真心話。希臘字「敢言」（parrhesia）最能表現出盧梭作品的精神；它意謂：擁有道德特質的人，敢言真理，無懼於強權威脅，也無視於所言內容與當代主流意見背道而馳。

 

　　盧梭這一種表達個人特質的寫作風格，很自然地流露出他對於道德以及政治的看法。這不僅僅在他有關道德與政治著作中一覽無遺，就連在音樂與園藝方面的著作，也能夠顯示出他對於自然、真實的愛好與執著。從閱讀盧梭的政治作品中，處處可見他不趨炎附勢，不與富人學者一同故作風雅，不盲目地追隨「啟蒙運動」（le siècle des lumières），不跟著別人詆毀傳統的價值。

 

　　在盧梭所處的18世紀法國，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因為單單為社會的底層發聲，批判上流社會是不足夠的。最重要的是，這些批判要能夠引發被批判者的重視。然而，原則上，這是很難發生的事情，因為上流社會都是講求精緻與風雅的特權人士，是當時社會中唯一有機會受教育的人。他們自命風雅的結果，使他們唯一攻擊他人與防禦自我的「戰場」，都是文字上的攻防。因為，只有打「筆戰」才是讓「上流人士」感覺必須做出回應的批判方式。遺憾的是，在民主教育不發達的18世紀，受教育是貴族、教士與中產階級的特權，與一般普羅大眾無緣。處於社會底層的普羅階級，除了自嘆自怨之外，對於生活中的困頓與不滿，完全沒有任何抒發內心痛苦的機會。盧梭是這個情況中，最特殊的例子，原因正在於他是少有的寫作天才。

 

　　盧梭是一個畢生以抄寫樂章為生，並且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落魄人」。他憑什麼能與貴族富人在文字上辯論，能夠受到那些王公貴侯的重視，遭到教授、院士的圍剿，受到社會菁英的青睞呢？答案就是他的寫作能力與風格。盧梭能夠將他在駕馭文字上的才華，與他個人處處遭逢打擊與欺凌的親身經歷結為一體，創造出政治思想歷史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沒有優美的文辭表達能力，盧梭的文章將不值得上流社會一瞥，自然也無影響力可言。同時，若不是親身經歷過生活的困頓，若不是必須作他人的僕役，若不曾趨附在貴族婦人之下，若不曾受過尊貴人士之羞辱，盧梭又怎能感受社會不平等所導致的不公不義。這使得盧梭在批判社會中形形色色的欺凌時，卻又展現出他能寫出精彩的文章，創作出令人激賞的歌劇，擁有豐沛的知識，展現外交的長才等等這些屬於「上流社會」的才能。這種矛盾，不但發生在盧梭身上，而他所處的啟蒙時代，也正是那種企圖運用科學知識，追求開明與解放的時代，正好也突顯了這些矛盾。盧梭在這些矛盾中，透過與最足以代表「啟蒙運動」的「百科全書派」（les Encyclopédistes）的交情，充分掌握布爾喬亞階級（les bourgeoisies）與普羅大眾階級（les proletariats）之間的對立，為「真正」的社會大眾發聲，以情感向所有人訴求他文字中充斥的不滿，詆毀富人的虛偽與矯情，讚美自然人的天真與勇猛。

我們可以說，因為個人的處境、精湛的文辭表達，以及對人的關懷這三點，使得盧梭文字所創造的成就永垂不朽。面對這麼一位思想家，我們不禁要問，盧梭創作的言論與觀點，是怎麼出現的？它們的起源為何？為什麼會對後人締造出這麼大的影響呢？為求更圓融地理解盧梭的政治關懷，我們將他在出版「兩篇論文」之前的經歷，提出三段相關的生活實例作說明。

 

 

　　盧梭是出生於日內瓦的公民。他雖然對日內瓦的教育制度頗為讚揚，但他並未曾受過正式的教育。在父親以撒（Isaac Rousseau）的引導下，盧梭閱讀大量書籍。盧梭不但不因為未曾受過正式教育而感到慚愧，反而對於父親以撒的教育頗為自豪。以撒對於盧梭的教導非常特殊，往往多以一些極為崇高的理想為主。盧梭自幼即受到父親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政治理想方面。以撒經常以古羅馬共和來比喻他們的祖國―日內瓦共和國，所以盧梭還將他父親視為一位古羅馬時期的有德公民（事實上，以撒曾拋棄過盧梭，後來還為了爭奪遺產一事，造假資料，為盧梭發覺）。盧梭這種對父親的讚美，應當是盧梭對祖國肯定的結果，因為盧梭終其一生，一直想讓所有人相信，他出生以及成長的日內瓦，不但保存了所有善良的事物，也必然是孕育有德之人的地方。在《懺悔錄》中，盧梭甜美地回憶，這位「充滿德行」的父親，在辦公桌旁，如何溫柔地教導他閱讀，講解名人傳記，傳授天文知識，並啟發他對於古羅馬的情緒：熱愛祖國以及對於自由的熱情。最重要的，是以撒將日內瓦以一種幾乎是完美的方式，呈現在他的小兒子面前。盧梭日後在法國出版兩篇論文，處處以「日內瓦公民」題名，或是公開讚美日內瓦的政治制度。從這些對家鄉祖國的認同裡，足以說明盧梭一直以日內瓦的「小國寡民」與「共和民主」為榮，並排斥法國這種大型的專制帝國。

 

　　其次，在盧梭生命中另外一段重要的經歷，卻諷刺地與他先前的美好回憶正好相反。這都肇因於父親以撒與人發生爭執，必須逃離日內瓦。頓成孤兒的盧梭，被送往郎貝西牧師（Pasteur Lambercier）家裡寄養。兩年之後，他回到日內瓦，先作書記學徒，次年，又作雕刻學徒。命運的坎坷，使得盧梭不但寄人籬下，還要面對各種嚴厲的要求。1728年3月14日，盧梭散步回家，發現日內瓦城門已關，他索性離開他所熱戀的祖國，展開流浪的生涯。幸或是不幸，鄰日內瓦的法國境內，滿佈勸導新教徒改奉的舊教機構（日內瓦境內卻都是勸導舊教徒改奉新教的機構），使得盧梭沒有餓死的危險，但卻讓他必須為麵包放棄祖國及自由，這兩樣在父親懷中所習得的理想。

 

　　盧梭於1728年遇見影響他一生至鉅的華倫夫人（Madame de Warens），一位負責新教徒青年改宗的貴夫人。她將盧梭安排至位於杜林（Turin）的教會收容所，進行改宗的準備與儀式。儘管盧梭自述在收容所時，他如何與神父進行辯論，但他僅到達收容所九天之後，就同意改宗，兩日後受洗，還獲得二十法郎的「改宗金」。盧梭坦承，在改宗的過程裡，他並沒有意願。但是，因為許多現實的因素，以及在生活中的困頓，迫使他放棄自由意志，也放棄他熱愛的祖國日內瓦。

 

　　然而，物質上的缺乏，不但沒有讓盧梭為貧窮感到難過，反而為追逐金錢的人感到悲哀。盧梭一生譴責金錢的虛假價值，因為它代表慾望的展現，假設一種存在於人與欲求事物之間的行動。真正的價值在於人本身，人所生產的事物，人所做的事情，人意念的純粹性，人的道德、德行，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人對於祖國所展現的愛國心。金錢來自於一個錯誤的經濟系統，它發展出工商業、科學、藝術、豪華之外，還帶來導致人類陷入悲慘世界的根本問題，也就是不平等的問題。盧梭甚至認為，一個好的經濟系統，應該建立在農業及人口數量之上，生活於其中的人，只需要最少的開銷，並會蔑視過度的金錢。若不摧毀累積金錢的制度，我們的慾望就一直會將我們帶向奴役之路。盧梭在〈論科學與藝術〉中即表明這一點，認為財富的累積，必然導致德行的敗壞。他說：「當可以無論用什麼代價來變富的時候，德行將會變成什麼呢？」

 

　　盧梭在此即表明他一貫對於人類自然本性的期待，認為所有的惡行並非單純來自於人，而是被壞制度所治理的人。因此，若求人類德行之改善，那就必須從政治制度著手，也就是必須實際參與政治，以求能夠理解因為政治制度所導致的問題。盧梭在1743-1744年，確實實際從事政治工作，也為他日後寫作有關政治方面的書籍，奠下實際的經驗基礎。這就是他擔任法國駐威尼斯共和國大使，蒙泰巨先生（M. de Montaigu）秘書的一段經歷。

 

　　1742年，盧梭帶著他的〈樂符簡記法〉來到巴黎，未獲重視，卻結識杜潘夫人（Madame Dupin）。根據Gourevitch的說法，盧梭在這段期間，大量閱讀重要的經典，也包含當代重要的政治著作。盧梭曾經針對柏拉圖、布丹（J. Bodin）、霍布斯、洛克的經典做過摘要。孟德斯鳩的《法意》出版不久，盧梭即加以閱讀，並提出心得。普芬道夫（Pufendorf）的《自然法與人為法》的法文翻譯（Du droit de la nature et des gens），曾是盧梭在有關政治哲學最重要的引證泉源。這些自學的成果，足以證明，當盧梭在談論政治思想與制度時，他對於歷史所累積的智慧與當代的趨勢，均能有深入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