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時代文集-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570864281

圖書名稱：香港時代文集

蒐羅余英時先生於1950年代發表、從未集結成書的文章
將余先生自喻鸚鵡救火，羽翼所濡的水滴輯為一冊
呈現一幅青年自由主義知識人的畫像

余英時先生一生有兩段較長的香港歲月，第一段是自1950年至1955年，在新亞書院就讀，直到赴美國哈佛大學為止；第二段則是1973年至1975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兼新亞書院校長期間。
早在1950年代初期，余先生即在《自由陣線》、《人生》、《中國學生周報》、《新亞校刊》發表大量評論及學術文章，這些論著除部分曾集結成書外，仍有為數眾多的遺珠鮮為讀者所知。
《香港時代文集》即以余先生1950年代在香港時期寫作，且未收入其他文集的作品為主軸，旁及1970年代於香港發表的文字。內容從教育家孔子到小說家魯迅；從聖女貞德到歷史學家湯因比；論中西文化、說善惡愛悔、評政局時務。
余先生曾於文中提及一則佛教故事。這個故事說：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余先生將自己喻為故事中的鸚鵡，在故山大火之際，期盼能夠略盡心力，「所以五十年初期我在香港所寫的一些不成熟的東西都可以看作鸚鵡羽翼上所濡的水點。」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2021）
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20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㾀��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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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試閱

文化侵略與文化交流
　　近代科學的巨大進步縮小了地球，使世界上各種膚色不同、信仰不同、文明程度不同，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如處一室，彼此的優劣、彼此的差異都無法隱蔽。人類本是能辨別善惡是非的智慧動物，看見人家的長處願意學取，發現自己的短處願意改掉；加之又處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國際環境中，所以文化的溝通與交流便成為近代世界史上的必然趨勢。而「四海一家」的大同理想也應時而起，成為一種有力的時代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要形成統一的世界文化。從人類進步的立場上來看，這種理想是必然能夠實現的。但這種統一文化的形成是一個極艱難、極遲緩的歷史過程，絕不能一蹴而至，其中有一個必須遵守的共同原則，那便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因為任何國家的文化都有其優點和缺點，我們應取精華、棄糟粕，納各國文化的優美部分於一爐，熔成十全十美的理想的世界文化，而不能強將某一國文化全盤移植到別國去。前者才是文化交流，後者便是文化侵略了。
　　自中共統治了中國大陸後，文化侵略和文化交流的口號叫得特別響亮。他們最痛恨英、美的民主自由思想，所以當權後便在「消滅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的藉口下進行了一連串的迫害教會、封閉或接管外人創辦的學校，以及禁止英、美各國的圖書雜誌輸入等等措施。自發動了所謂「抗美援朝」的運動之後更是變本加厲。但是漂亮的口號、盲目的衝動和逞一時之快並不能抹殺客觀的事實，基督教在西方本是國際性的宗教，並不屬於任何一國，更不會為了那一國或階級的利益侵略別國。它有獨立的主張與目的。雖然它有時也仗著某國的政治經濟力量進入別國，但它並不借著此種力量強迫別國人民信仰它。明末清初之際，西洋教士即已來華。他們欲以自然科學為餌，使中國人上他們宗教的鈎。不料聰明的中國人，祇吃他們的餌，卻不上他們的鈎。他們對之無可如何，直到現在基督教在中國的勢力仍不甚大。他們傳他們的教，信不信在我，這又何必一定要加上「侵略」的頭銜呢？至於外人經營的學校，十之八九都是教會辦的，這也祇是一種餌。若說教會學校出身的學生就一定是奴化思想，恐怕也是違反事實之談。今日中共陣營中許多重要的幹部，還不是教會學校畢業的嗎？傳教與辦學無論其動機如何，都未超過文化交流的原則。至於禁止一切英、美各國的學術思想輸入中國，那就更有討論之餘地了。英、美是實行民主政治有成績的國家，雖然他們並未達到完美的境地，還有為我們所不滿的地方，但大體說來，他們還能保持並發揚了近代民主主義的基本內容。近代民主主義的發現是人類一件大事，它正如電燈、火車、飛機等科學發明一樣，絕不是某一國家的獨占品。它必然要為每一個國家所採取。即使世界各國不相接觸，早遲都會個別地走向民主之途。「五四」以來，民主已成為中國人民所最嚮往的目標之一，中共有什麼理由禁止人民接觸它呢？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共又用「封建的」、「殖民地的」等罪名將中國文化全部處死。但他們所創造的秧歌腰鼓之類的「文化」，畢竟不能滿足人民的精神需要，更不夠作他們的統治工具。於是又唱另一口號，那便是「文化交流」。
　　英、美等非共國家都是「帝國主義者」，當然不能成為中共尋找「文化」的對象。剩下的就祇有「以蘇俄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了。但迄現在止，我們還祇知道有「中蘇友好協會」遍布全國，至於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大概其文化也不過秧歌腰鼓之流，所以還沒有「中匈」、「中波」、「中保」之類的「友好協會」成立，筆者也祇好置而不談了。那麼什麼是蘇俄的文化呢？筆者並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因此對於文化的看法，也無法符合中共的意志。我認為文化是有連續性的，一國或一民族的文化，雖然常在進步中，但大體上總可尋出一個一脈相承的線索。所以我們可以斷言，蘇俄的文化也是有她一定的歷史傳統。十九世紀時，社會主義的思想盛行歐洲，一時社會主義的派別極多，其中以號稱「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一派最為有力。這一派學說的特點，就是以階級鬥爭為達到社會主義的唯一手段。他們不僅傳布其思想，並會在歐洲各地煽動革命，但結果都歸失敗。馬克思和恩格斯預測社會主義將先在英、德、美等工業先進國內獲得成功。但奇怪得很，十九世紀末，由於沙俄的腐敗專橫，俄國內部的革命潮流日益高漲，其中有民粹派、虛無主義派等許多革命派，馬克思主義也就在此時流入俄國。俄國本是一個文化低落的國家，自十五世紀中葉推翻了蒙古人的統治後，才建立起沙皇政權。這一政權一方面接受了蠻族的專制政治，另一方面又處在與波蘭、瑞典、土耳其等國家此爭彼鬥的國際環境中，因此她的文化中確含有專制和侵略的血液。這正與馬克思主義中鬥爭和專政的學說相吻合。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外在條件，於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遂產生了今日的蘇俄。其初她自知力量薄弱，不足抵抗外國的干涉，所以自一九一八年的《布勒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Brest-Litovsk Treaty）至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前，均極力裝作愛好和平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不久她就露出了本來面目，瓜分波蘭、侵占芬蘭，以及第二次大戰後的擴張侵略勢力，都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能找出這種行為的根據嗎？蘇俄顛倒了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和手段，以高唱社會主義為掩飾而進行其對內專制、對外鬥爭的目的。這就是今日蘇俄文化的基本內容。
　　檢討了蘇俄文化之後，我們可以進而討論「中蘇文化交流」了，據筆者的認識，中共提倡這一運動的目的，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全部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西洋的民主自由思想，而代之以全盤的蘇俄文化。不信，試看看：中共黨的組織是根據布爾什維克黨；政治的形態是依照蘇俄製造的「人民民主國家」的模型；在社會上進行著流血的清算鬥爭，也正是蘇俄革命時的殘酷手段。在教育方面，包括社會教育在內，都是以列寧、史大林、普列哈諾夫、列昂捷也夫等人的著作為教本，即使有中國人的著述，也都是絲毫不苟地依照著他們的「觀點、立場、方法」，再加上無數的蘇俄顧問的控制，這是一幅多麼可怕的文化征服的景象！我們時常聽到有七、八歲小孩子向父母鬥爭的事件，我們也看到了中共軍在韓作戰不畏槍炮的報導。為什麼一向尚仁愛、重孝友的中國社會竟變成父子夫婦朋友都成仇敵？為什麼講容忍、愛和平的中國人民會變成法西斯式的瘋狂強盜？這還不夠說明「蘇俄文化」對我們之「賜」嗎？既是「文化交流」，中國也應有「文化」流到蘇俄才對。但可惜中國祇有「封建的」、「殖民地的」文化，而秧歌腰鼓之類的「新文化」又不為「老大哥」所歡迎。於是中共就祇有將大豆、糧食、礦產，及一切工業原料等「中國文化」奉送給「老大哥」了。
　　從上面許多客觀的分析中，我們能找出「以其所無易其所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原則存在於「中蘇文化交流」之間嗎？我們能不承認還是強將一國的文化全盤移植到別國去嗎？筆者認為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下面三個結論：一、中共一面用「封建的」、「殖民地的」等罪名，將中國文化一筆勾銷，一面又用「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罪名，嚴禁中國人民接觸到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化，其目的無非是要造成中國的文化真空，一方面便於他們的暴民政治，一方面使蘇俄文化得以乘虛侵入。二、蘇俄利用中共傀儡政府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她的思想、文化、制度，其目的在於使全中國人民甘心情願地作她的奴隸、為她效命。這是史無前例的最徹底的全面的文化侵略。三、中共為了獲得主子歡心，不惜將中國人民的勞動成果、中國的工業原料，換取蘇俄製造的宰割人民、統治人民、剝削人民的奴化中國的思想、文化、制度等等。這正是中共今天所提倡的「中蘇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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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系總目
歷史與思想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
東漢生死觀
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
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
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
到思維之路
民主制度之發展
自由與平等之間
文明論衡
香港時代文集
我的治學經驗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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