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全球化與俄烏戰爭（思想46）

如何站位？俄烏戰爭與戰略抉擇（吳玉山）
在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展開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發動俄軍從北、東、南三陸全線入侵烏克蘭。普京所宣稱的目的，是用對烏克蘭進行「去軍事化」與「去納粹化」來確保從2014年開始存在於烏克蘭東部的「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與「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不受烏克蘭軍隊的威脅與侵襲。究其實，普京所謂的「去軍事化」是要使烏克蘭無法加入西方國家以防範俄羅斯為目標的北約軍事同盟，而「去納粹化」則是針對烏克蘭昂揚的民族主義，想要保護烏國的俄裔人民與俄語群體。但是普京發動戰爭並沒有辦法達到這兩個目的，一方面烏克蘭因為這場戰爭實質上已經成為北約的保護國，單是美國在開戰後七個月所提供的軍援就達到175億美金，超過30個北約成員國中24國全年的軍事預算，一方面俄羅斯所宣稱要保護的烏東俄裔與俄語人民正是被戰火所蹂躪最烈的。這場戰爭發動至今，已經重創作為戰場的烏克蘭，俄羅斯本身也因為攻勢不順並受到西方的制裁而大受損失，世界各國更因為拖延的戰事與激增的糧食與能源價格而飽受通貨膨脹之苦，人民生計受到嚴重的影響，並且引發許多國家的社會與政治動盪。
俄烏戰爭對於台灣而言更具有特殊的意義。在一年前台海普遍被視為最有可能爆發戰爭、並且引起世界大國劇烈衝突的所在。俄烏戰爭的先一步爆發使得各方目光都開始關注於台海與俄烏的比較、牽動與示範效應。對於台灣而言，必須要問我們可以從俄烏戰爭看到什麼、又學習到什麼。
本文專注於俄烏戰爭的一個重要的面向，即世界各國對這場戰事採取了什麼樣的戰略抉擇，其背後的原因又是什麼。瞭解各國的戰略抉擇，可以讓我們探究當今國際關係的本質，也讓我們得以推論在台海有事時各國所可能採取的態度，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歐陸各國的反應：與距離相關
國際關係理論大師華爾滋（Kenneth Waltz）曾經把影響一個國家對外行為的原因分為三個層次：國際體系、國內因素，與決策者。他認為體系的因素影響最大，而這也是多數現實主義國關學者的普遍看法。國家存在於無政府的國際體系當中，追求生存與安全是首要考慮，只有在這個條件滿足的情況之下，才有餘裕去追求其他的目標，例如經濟成長或政治理念。這樣看起來，要瞭解各國對俄烏戰爭的反應與態度，首先應該考察戰爭對於各國的安全所造成的影響。
安全顯然與距離相關。亞洲各國並不感覺到俄烏戰爭對其安全有直接的影響，但是歐陸各國卻深深地覺得戰爭就在自家門前，區別二者的就是距離。在距離近、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之下，各國對於戰爭的反應一定比較強，而且離戰場越近，反應越強。然而反應強只是代表需要採取行動來保障安全，並不代表對於發動戰爭的國家一定採取哪一種政策。具體地來說，受到安全威脅的國家最自然的反應是因為懼怕、憤怒與譴責而「抗衡」侵略者，但如果抗衡的選項不存在，則也有可能「扈從」侵略者。
從俄烏戰爭後歐陸各國的戰略抉擇來看，相當切合上述的觀點。離俄烏戰場越近的國家安全越受影響，反應也越強。例如波海三國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就和波蘭成為支持烏克蘭的急先鋒，而距離較遠的傳統歐陸大國，包括德國、法國、義大利等所採取的對俄態度就相對溫和，特別是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後者相當在意制裁俄羅斯對於本身經濟的影響，也強調解決戰爭的方案不可使俄羅斯感覺受到屈辱。至於原本在北約與俄羅斯之間採取中立立場的芬蘭與瑞典，也由於受到戰爭的影響，感受到俄羅斯的威脅，因此申請並獲准加入北約。所以距離近、安全顧慮深、抗衡傾向強的系絡是很清楚的；而距離相對遠、安全顧慮較淺，抗衡傾向較弱的聯結也是很清楚的。
對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有沒有「扈從者」呢？白俄羅斯就是明顯的例子。由於白俄羅斯的威權體制受到歐洲的排斥，白俄總統盧卡申科並沒有加入北約、抗衡俄羅斯的選項，因此白俄在戰爭中完全站到俄羅斯的一邊，提供領土作為俄羅斯進攻烏克蘭的基地，並在俄軍撤出北烏後持續與俄羅斯合作，對北烏與基輔進行威懾。白俄所為並非單純的扈從，而是屬於「狼狽為奸」型的扈從（jackal bandwagoning），也就是不僅順從大國，更參與其掠奪行為。
美國：無遠弗屆
美國對於俄羅斯的入侵烏克蘭是採取了積極遏制的態度，也對烏軍提供了各種協助，從武器裝備、部隊訓練，到情報共享，可說是烏克蘭能夠持續抗俄、甚至發動反攻最大的原因。在戰爭初期，美國所提供的反坦克標槍飛彈、肩射型防空針刺飛彈，以及在烏東頓巴斯戰役開始後所提供的「海馬斯」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都對俄羅斯部隊造成極大的損害，改變了戰場的態勢，挫折了其快速擊敗烏軍的企圖。至於提供烏軍情報，使其得以擊沉俄羅斯黑海艦隊的旗艦「莫斯科號」，又擊殺多名俄軍的高階指揮官，並導引海馬斯系統摧毀俄軍彈藥庫與指揮中心，也一步步地牽引著戰局的發展。美國又與盟國合作，不斷訓練烏克蘭的部隊，並投入戰鬥，從而從基本上改變戰場上俄烏兩軍的競爭態勢。美國有藉著烏克蘭戰爭來耗弱俄軍的企圖，國防部長奧斯丁就曾經把這個戰略意圖清楚地表明，烏克蘭乃成為美國與北約的代理人，在戰場上持續減損俄羅斯的軍事能力，而整個俄烏戰事與西方迄十月初以來八波的制裁也不斷地侵蝕著俄羅斯的國力基礎。
美國與歐洲有大西洋相隔，照說在距離上並不感受到戰爭的威脅，何以反應如此強烈？這是由於美國是霸權國家，長期宰制世界秩序，其國家利益與國家能力無遠弗屆。因此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侵略，便被美國視為損害其安全利益。二戰後美國大規模參與韓戰與越戰、出兵阿富汗與伊拉克，都是向遠端投射其軍事力量，在全球的範圍維護其國家安全。因此對於霸權國家而言，天涯若比鄰，其安全利益是膨脹到全球的。因為有前進的安全利益，因此俄烏戰爭對於美國而言被視為戰略距離甚短、必須積極予以反應，更何況俄羅斯在核子武器方面是唯一可以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對手國。因為這個原因，從戰爭一開始，美國就與鄰近烏克蘭的東歐國家一樣，對俄國採取最強硬的立場，而與德法義等國不同。
延伸關係：戰略三角的適用
除了距離與安全之外，體系因素還包括了延伸關係與戰略三角。這是說一個國家對於另一個國家的態度可能受到第三個國家的影響。例如甲國與乙國可能原本沒有特別的關係，但是由於甲國與丙國相善，而丙國將乙國視為敵國，因此甲國便以同樣的態度來對待乙國，也就是「朋友的敵人是敵人」，或「正負得負」。這樣的情況在丙是大國，並強烈影響甲國的情況下最為明顯。另外一個例子是甲國與丙國交惡，乙國也與丙國交惡，在「敵人的敵人是朋友」（或「負負得正」）的邏輯之下，甲國自然會與乙國相善。在這兩個例子當中，甲國對乙國的態度是其對第三國（丙國）態度的延伸，而這三國就構成了一個戰略三角。
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站上了反俄的最前線，這使得與美國有同盟關係、或關係非常密切的國家都感受了美國的壓力，必須也同樣對俄羅斯採取敵視的立場，這就是「朋友的敵人是敵人」。在北約國家當中，傳統的歐陸大國原本對俄羅斯的態度較為溫和，但是在美國的動員之下，也逐漸強硬起來，並不惜冒著被俄羅斯斷油斷氣的風險，加入對於俄國一波波的制裁，同時也向烏克蘭提供各種軍事援助，各國領袖也絡繹於途走訪基輔，親自表達對於澤倫斯基總統的支持。在這裡最表現出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的是長期與美有特殊親密關係的英國。雖然英國距離戰場比歐陸各國為遠，但是脫歐後與美國的關係成為重中之重，因此英國的首相強森在戰爭初期就強烈表態，並一馬當先訪問基輔。
在鄰近戰場的土耳其與匈牙利，則是一定程度地適用「負負得正」的規則。這兩個國家因為內部政治體制與政策的關係，長期與歐盟失和，並且飽受批評。土耳其的艾爾多安總統與匈牙利的奧班總理，也常藉著批評歐盟與西方來號召民族主義，爭取選民的支持。因此當西方態度一致譴責俄羅斯的時候，土耳其與匈牙利表現出反對的態度，使得北約與歐盟的行動受到限制。土耳其藉著對於瑞典與芬蘭加入北約有否決權，向兩國要到了不得支持土國視為恐怖主義組織的庫德工人黨（PKK）的承諾，與美國的武器供應；而匈牙利則藉著對歐盟經濟制裁俄羅斯的反對，獲得了本身可以持續購買俄羅斯原油的特權。
在世界其他角落，由於距離甚遠，俄烏戰爭不構成安全威脅，因此各國基本上對俄羅斯的反應強度有限。但這個一般的狀況，也受戰略三角延伸關係的影響。因此與美國友善的東亞與澳紐，就在「朋友的敵人是敵人」的狀況之下，一一表態支持對俄羅斯的敵對態度。日韓澳紐的領袖為此參與了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和歐洲的美國盟友站在一起，展示團結。即使與美國缺乏任何正式關係的台灣，也迅速明確地表態，並因此被俄國列為「不友善國家」，必需以盧布支付俄羅斯的液化天然氣，並停止向俄羅斯購買能源。
在一些其他國家，則出現了「負負得正」的情況，也就是長期與西方齟齬的開發中國家（特別是大國），在面對西方要求加入抗俄聯盟的時候，不僅不為所動，反而加緊購買俄羅斯的油氣，並獲得巨大的利益。這裡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印度。新德里長期對於西方的干涉與批評頗有反感，認為西方總是將其本身的問題視為全世界的問題，但對於開發中國家所面對的問題則冷漠以對。西方還是保有殖民心態，不以平等態度面對開發中國家。因此在俄烏戰爭上，印度一以本身的國家利益為準，不會隨西方起舞。巴西、墨西哥、南非、印尼等國家也具有類似的心態。
當然，美國最主要的戰略對手中國大陸，就更是處於「敵人的敵人為友」的情境。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前，美國以中國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是唯一力足以挑戰美國世界霸權的國家。美中貿易戰在新冠疫情中也未解套，台海風雲也持續緊張。長期以來，中俄關係密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與西方同時對中俄兩國施加巨大壓力。既然美中有戰略競爭的關係，而美俄又因為烏克蘭戰爭而極度交惡，中俄自然應該相互合作，彼此「友誼無上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動員開發中國家反俄效果不彰，與美國和這些開發中國家之間原本的關係是緊密相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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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讀者
在前後不過是一年多一點，在這麼短促的時段裡，余英時、張灝、林毓生三位先生先後辭世。不少人感覺到，這幾位先生的離去，隱約象徵著一個思想與人文學術受到重視同時產生影響的時代，也跟著結束了。確實，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這三位旅居美國的思想史學者，透過他們的專業著作、報章時論，以及公開的演講，對台灣以及其他華人社會的無數讀者，提供了此前所不熟悉的思想資源和學術視野。他們引介或者發展出來的一些觀念，一些關於人文傳統和社會價值的論述，從此成為中文知識界的基本語彙的一部份。
這三位先生能產生這麼突出的衝擊，除了他們本人精湛的學術成就之外，他們三位都懷抱強烈的文化和社會關懷，能夠圍繞著現代中國的困局提出犀利的問題。他們的提問，正好呼應了當時兩岸三地社會對於新思想、新的學術典範、新的政治秩序的摸索和嚮往。那是一個有所追求、有所盼望的年代。今天追念這三位先生，珍惜他們的遺產，不能不懷念那樣一個幾代人所共有過的理想主義年代。
在《思想》45期，我們發表過郭克先生悼念張灝先生的文章。在本期，我們發表了丘慧芬教授悼念林毓生先生的文字。不過悼念之外，我們也希望深入探討他們的思想。在本期《思想》，台灣的丘為君與大陸的蕭延中兩位先生，即分別就張灝先生所提出來的「幽暗意識」跟「超越意識」這一對概念，撰寫了專文。讀者對這兩個概念不會陌生，不過其豐富的內涵，仍然有待進一步的挖掘。這一對概念堪稱是張灝先生的核心關懷所在，這兩篇文章，也是對他最合適的紀念。
俄羅斯在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之後，所謂的「俄烏之戰」已經延續了一年。這場漫長的戰役，直接的受害者當然是烏克蘭的人民。但是它所牽動的國際政治角力，幾乎是全球性的，許多非交戰國也捲入其間，無論是提供武器與金錢支援，或者承受這場戰爭所帶來的經濟代價。台灣由於處境的特殊，也經常被比擬（或者自行比擬）為可能的烏克蘭。
關於這場戰爭，多數的評論都偏向道德性的是非判斷。戰爭——特別是侵略態勢下大國對小國啟動的戰爭——當然需要在是非上有所分辨。但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理解戰爭，也有其必要，以免把問題簡單化。臺大高等研究院針對這場戰爭，舉辦了一次座談，邀請幾位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從事分析。畢竟，國關學者的視角，更照顧到戰爭的現實一面。高研院廖咸浩院長將這場座談的論文交由本刊發表。我們感謝廖院長以及與會的諸位學者的熱心。
近些年來中國大陸的學者在思想領域活力盎然，陸續提出一些宏偉的論述跟觀點，不僅在國內有一定的追隨者，即使在國際上也受到中國研究專家的矚目。《思想》樂於見到思潮的澎湃鼓動，願意為這些思想成果提供討論的平台。在過去，我們陸續發表過多篇文章，對幾種比較受注意的理論提出了認真的批評。本期陳純先生檢討張旭東教授的文化政治，榮劍先生則批評天下理論，共同延續了《思想》對大陸思想界的深層關懷，值得讀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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