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水滸論衡》出版至今,踏入第十三個年頭了。這段時間,任教的大學轉換了兩次,寫作倒是日勤,祇是花在海軍史的精神也愈多,《水滸》研究遂有段時間進展得很慢。最近四五年,終讓我找到平衡分配研究時間的方策,《水滸》與海軍的稿件也就都累積得頗快,終可實踐在《論衡》自序末尾所說,待稿有所積便續刊為《水滸二論》的話。
這次結集,處理方法基本如前。祇是因為稿件性質有點不同,以前的「考據」和「論析」兩大類,就改為現在的「專論」和「簡研」兩大組。我前幾年寫了好些論析《水滸》人物的文章,且結集為《水滸人物之最》(聯經,2003年),再沒有這類文章放入《二論》了。另一方面,前幾年編《嶺南學報》的經驗使我明白小題目用不加注釋,不嚴拘長度的方式去寫可以有效地解決能夠直進地處理,本身又較單純的問題。隨後又發現《水滸》研究範圍內確頗有這類題目待探討,遂寫了若干可統稱為「簡研」的文章。這些簡研多數未曾刊登過,就在這裏首次發表。
長度祇是分別專論和簡研的依據之一。過萬字的文章都應列為專論,較短的如何劃分,就要看其他因素了。集中收了兩篇講那本所謂天都外臣序本,長度也相若的文章,正好用作說明之例。那篇有注釋的編入「專論」,因為涉及的論點很多,又寫得濃縮,加注復等於用字多了。沒有注的一篇,由於考察的角度和所用的方法都簡單,故列歸「簡研」。這就是說,專論必專,而未必長;簡研雖簡,卻不一定短。
按理《二論》所收諸文都是寫於《論衡》結集之後的。例外的有一篇。〈梁山聚寶記〉是《論衡》出版以前的舊文。這篇講我搜集《水滸》罕本經過之文所說的話多散見收入《論衡》各文之內,故不放入該集。現在情形不同了,收此文入本集好處倒會有不少。一則該文寫了差不多二十年,在這段時間內罕本續有所增(時至今日,天下寶物盡悉在我手矣),應把故事講完,替這歷時逾二十年的窮搜網羅工作留一完整紀錄。二則不少觀點和研究計劃已作了調整,得解釋清楚。那篇原沒有注的舊文列為前篇,文字除修飾外,不作大改動,而加注來容納需做的修補工作。後篇是新寫的,用來交代舊文寫完後的新發展。兩者合起來,就成了收入集中的新版〈梁山聚寶記〉。
除了這篇新版〈梁山聚寶記〉的前半外,其餘都是《論衡》結集後的新作。這些新作包括收為附錄的亡友曾瑞龍(1960-2003)的未刊稿〈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水滸傳》對陣法的描寫〉。瑞龍兄是精研戰術,且自幼熟讀《水滸》的宋史專家。他配合中外古今的戰術思想去研究北宋時期的邊境戰役,成績斐然。有個由我主持的明清小說戲曲研討會,原訂去年四月杪舉行。籌備之初,我本想寫一篇關於《水滸傳》的火砲和投射武器的文章以應此會之需,遂約瑞龍兄撰文講《水滸》中的戰陣來配合。他的文章很快就寄來,圖文並茂,把一般讀者以為是胡說八道的佈陣講解得一清二楚,十分精采。慚愧,我的火砲文怎也寫不出來,唯有換題目。未幾,「沙士」肆虐,會議延期半載。就在原訂會期的後數日,瑞龍兄突罹急疾而辭世。他這篇排陣文絕非一般治文史者所能出之,應替其安排出版,遂徵得曾夫人胡美玲女士的同意,用附錄形式收入本集,使本集多談一個我沒有資格討論的課題。為了保持此文的獨立性,文內引用的《水滸傳》不圖與本集各文所用者統一,它的三張插圖也放在文後,而不像其他插圖的彙置書首。另外,選用容與堂本的〈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圖來設計封面,藉以給這篇得來不易的文章多一重照料。
前幾天方留意到明代某無名氏曾作《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雜劇,且尚有萬曆後期脈望館鈔校內府本存世。雖然此劇與《水滸》的關係尚待考明,納之入討論範圍必有增益。可惜已不及與瑞龍兄言之矣,而我又沒有從陣法角度去談論此劇的本領。唯有先記於此,以俟日後得遇高明。
前面說過,簡研部分所收諸文大率是在這裏首次發表的。收為專論的文章也和一般結集的情形不一樣,不全是已刊的。以下幾篇均首見於此:〈問題重重的所謂天都外臣序本《水滸傳》〉、〈兩種插增本《水滸傳》探索〉(雖然它是《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中的〈研究報告〉的改寫本)、〈評林本《水滸傳》如何處理引頭詩的問題〉、〈南京圖書館藏《新刻出像京本忠義水傳》考釋〉、〈梁山頭目排座次名位問題發微〉。
治學以求真為貴,不應把自己以前所說的視作不移之論,經年累月不謀自進,祇圖自辯,變成愈纏愈糊塗。這種因頑固而自限之事,紅學圈子裏屢見不鮮。我沒有這種心理束縛,一旦有力的新證據出現,任何得意的前說都樂意修訂,甚至放棄。治《水滸》二十多年,許多地方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地甫開始便看得清清楚楚。凡是本集所說與見於《論衡》的看法有出入之處,均以本集者代表我最近的立場。有機會修訂自然是十分幸運的事。交代起來按常規處理,本不必另加說明,其中一例還是應請讀者特別留意。指余象斗因宗族觀念而大肆更動余呈故事是我在八十年代初的得意發明。此說現在倒大有修訂的必要,真相究竟如何,〈兩種插增本《水滸傳》探索〉一文的後段有解釋。
這些說過,就得交代凡例之事了。
文章怎也不可能寫得十全十美。《論衡》要是在今日出版,會有幾事不同。這些本集另法處理之事包括:
《水滸》用「冲」不用「沖」,故有林冲而沒有林沖。整理諸文,刊為《論衡》時,察覺不到這特徵。這次自然倍加小心了。
簡體字、繁體字之別不易混淆。但大陸書籍看多了,往往對彼等廢某字不用,變成合法寫誤字的情形,不夠察覺能力。舉一明顯之例。大陸廢「遊」字,把《西遊記》寫作《西游記》(即等於說這是記錄游泳往西方之書,荒謬得可怕)。有一關涉《水滸》的恒見相類情形,在前後撰寫和整理《論衡》諸文的整個過程中竟終未發覺出來。那就是隨彼等之慣習,把金聖歎寫為「金聖嘆」。今次自不容再有這種慘痛之失。
各種《水滸》本子的全名幾乎都冗長,而這些長名卻未必有足夠的識別性。除特別情形外,本集所收各文均採用簡名。簡名的辨認和各本的基本書誌資料,分見《論衡》書中諸文,讀者可用書後的索引去查檢。
文章自初成至收入集子總會經過一段時間,續有所得,或其他學者對相關問題有新發現,都是很常見之事。整理《論衡》時,文章儘量保持原貌,而用「後記」、「補記」來交代各種新資料。現在看來,此法有架床疊屋之弊。今次遇到有修訂之需時,便逕改。確有特別需要時才加「後記」或「補記」,這種情形就不多了。遇到原文本已有「附語」、「後記」之類的劃分時,則仍舊。
正因今次結集時,要修訂之處都逕改,故《論衡》對文章脫稿後方逝世的學者不書其卒年之法已不合用。祇要有夠準確的消息,凡是文章寫出後才辭世的學者都生卒年並列。
說完有別的凡例後,還得講明前後兩集均用同樣辦法去處理的情形。首次引用古今著述時,出版數據必定落齊。以後引用,一般僅列書名和篇名(或還會稍簡化),而不重述其出版數據。書後的索引可助串連前後出現的資料。但若遇刪簡會影響論述的效果和行文時,出版資料仍會不厭其煩地分別列全。
插圖的處理辦法也是兩集一樣的,都編號置於書首。這法子方便不同的文章用同樣的插圖來作說明。兩集沒有重見的插圖,合起來提供的插圖的總數也就確不少。
至於所用的《水滸》本子,尚得加一句老生常談的話。除了因為特殊的需要,聲明用某個本子外,容與堂本是研究《水滸》時所用本子的不二之選。我從來都是這法則的忠誠信徒。
這些都說了,仍有一項特殊的凡例要講。
集中所收各文不時涉及海峽兩岸兩最大圖書館之藏品,即向稱為北京圖書館(1949年以前稱北平圖書館)及中央圖書館之二館。近年二館先後悉易作同樣的新名。中央圖書館於1996年1月31日改以國家圖書館為名;整整三年以後(1999年2月10日),北京圖書館亦換新名作國家圖書館。此舉殊不妥,既不尊重傳統,復把學術政治化,且有失於泛的語病。其尤甚者為無端製造雙包案,弄到以後凡提及「國家圖書館」時便增加不必要的行文困難,非得注明指臺北的一間,還是北京的一間不可。集中各文所談涉及二館者俱為1996年以前之事,若用國家圖書館之稱既顛倒歷史,又平添行文之難,殊屬不必要。因此提及二館時,悉從本名,作北京圖書館(簡稱北圕)和中央圖書館(簡稱中圕)。唯一例外為引用彼等採「國家圖書館」名義出版的書籍時,則依「名從主人」的規矩。
得交代的技術性之事大概如此,再講幾句閒話才收筆。
自八十年代初決意專治《水滸》以來,蒐集資料與分題探討相輔進行。在這段稍過二十年的日子裏,各式各樣的課題都試過不少。想知道答案的問題自然尚有,也會繼續寫下去,但再配足為《水滸三論》可能性已不大。為出版這集子整理稿件時,也有工作終到了結束階段的感覺。我是個雜家,同時分神給互不相關的領域是時有之事,以後仍會如此。研究《水滸》,拿得出四本書來:《水滸論衡》、《水滸人物之最》、《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水滸二論》,同時還寫了數量相當的海軍史和其他雜題(如金庸小說、陳寅恪、廣州嶺南大學校史)的研究文字,這成績該足自豪和自慰。
我任教過的大學,若不計時間長短,共七間。以在嶺南這段不長不短的時間最愜意,最見成績。這本集子的產生過程複雜異常,由手寫稿至電子稿,更動頻仍,每次增資料,改觀點,都得易稿,以致經常一文數易。到最後合集,復需做各種整體統一協調的手續。這一切全由系秘書李穎芝小姐照料。這項積日累久,繁瑣得無以復加的工作正是嶺南同事們長期無私助我之一例。送這本集子給這夥十分難得的同事是為這段愉快日子留紀錄的好辦法。此外,一個月前才知道我剛決定專治《水滸傳》時,聞得我有此動向,便無私地把他歷年在歐陸訪尋插增本《水滸》殘卷所得的消息詳細告訴我的荷蘭籍資深漢學家龍彼得教授(退休前為牛津大學教授)謝世已兩年多了。用這本書來紀念他是最適合不過的。
馬幼垣
2005年1月14日於宛珍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