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華民國

名人推薦：

在兩岸問題充滿強烈對立的時代，造成兩岸打仗的風險時，難得讀到關於「中華民國」和「臺灣」的獨特觀點，不落入「統一」與「獨立」對立的俗套。楊儒賓的位置很特殊，甚至矛盾：他的學問異常豐富，歷史包袱不輕，傳統儒家思想深厚，但卻因為如此，加上對當代西洋哲學思想的深入探索，才能超出一般的軌道，從獨一無二的新奇角度看這一複雜的問題。
——艾皓德（Halvor Eifring，挪威奧斯陸大學中文教授）

統獨之爭似乎已成為當代臺灣政治無法化解的爭論，本書作者試圖提出一個「以中華民國為方法或理念」的化解之道。作者將「中華民國」同時視為文化論述與政治論述：「中華」代表繼承儒家傳統的文化方向，「民國」代表指向未來的憲政體制。本書可視為作者《1949禮讚》的續篇，關心臺灣前途的人應一併閱讀。
——李明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將「中華民國」理解為一非本質主義的功能性存在。在方法論方面，以「本質在時間中朗現」，恰似海德格 「在世存有」的取向；在內容方面，對人物互動和事件連結的論述，展現了阿馬蒂亞．森透過「豐富描述」將歷史陳述與文化思理合成奇妙的糾結。作者雖自侃在面對「江天如墨」的困局下，只有「雞鳴幾聲」而已，但讀者若能有所體會，當可聽到這是白駒於空谷中傳來的幽音。
——馮耀明（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榮譽教授）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導論：從原點出發的思考（節錄）
一、國體如何成為思考的對象
　　「中華民國」怎麼變成思考的對象？「中華民國」不是一般的知識語彙，如何思考它？它為什麼要被思考？
　　「中華民國」是在複雜的中國現代史中出現的政治的概念，這個概念出現以後直至今日這段時期，意識型態鬥爭激烈，人民認同的對象南轅北轍，此國體被接受的情況也就不一樣。有一種政治主張（甚至不止一種）認為它早已是歷史的概念，屬於過去，它存在於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享壽三十八年。它目前縱然可以用非國家性質的名稱存於世，但治權已和東亞洲大陸名為中國的版圖不相干，其存在在國際上是《莊子》一書中所說的沒有面目的渾沌甚或魍魎，它踏不出臺灣這塊島嶼，它已無涉於現實世界。
　　本書說的「中華民國」當然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成立的國體密切相關，也會涉及一九四九年以前它在大陸時期的表現，但本書不是將這個概念視為既成的國體的述詞，也不會將它局限於主權與治權相合的三十八個年頭的那個國家，「過去式的中華民國」也不是本書支持的論點。也就是本書不是史學的寫法，目前有關「中華民國」成立的史實之研究已汗牛充棟，本書在這點上不可能有任何的助益。
　　「中華民國」一詞也可以指向一個仍在島嶼上發揮作用中的政治學意義的國體，它擁有「臺澎金馬」及南海上一些面積極小的島礁之領土，有兩千三百萬人口，它擁有領土、人民、主權這些構成國家概念的條件。雖然現實上，有一位和它有國號相似而內容不同的政權與之競爭，而且政經勢力顯然大多了，也得到聯合國及世界主要強國的承認，「中華民國」的內涵遭受到激烈的衝擊。但縮小的規模仍是規模，它仍有現實上施力的範圍以及理念上籠罩的區域。至少在目前華人世界，有人噁心吐血地討厭它，有人心不甘情不願地使用它，有人不能公開地暗戀它，也有人赤心忠膽地擁護它。一言以蔽之，它仍是現實的存在。
　　本書說的「中華民國」也不是現實政治這個層面的用法，雖然「中華民國」和「臺灣」這兩個詞語是本書的核心概念，在本書的後半部，兩者的交涉更多，但本書的重點不在「中華民國」治權所及的現實領域的內容，而是理念與現實交涉的義理結構。目前社會科學領域的著作與一般的大眾媒體對現實政治的中華民國已有數不清的討論，本書在這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貢獻。
　　「中華民國」是二十世紀新世紀出現的新的概念，首先用者或說是梁啟超，或說是孫中山、章太炎。詞語最早出現的年代總會隨著新史料的出現而有所更正，本書無意也無能作這種追蹤的工作。但我們可以確定作為一個重要的思想概念，它的出現總是在悠久的君主專制體制受到嚴重的挑戰與質疑之後才會出現，而這個新舊中國政治體制大變動的時期，也就是梁啟超所說的「新中國的第一章」當是戊戌（一八九九）變法時期，往前稍加挪移的話，則是發生甲午戰爭與乙未馬關條約的一八九四—一八九五的時期。之前，已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入侵的清廷仍處於自大的狀態。如果我們以一九○○年新世紀的開始當作一種功能性的概念，「中華民國」的種子在此時期生根發芽，這樣的設想未嘗沒有方便處。因為清廷此年惹出八國聯軍的巨變，朝廷的尊嚴繼六年前的甲午戰爭後再受重創，隔年清廷下令變法，朝野才有較一致而嚴肅的變法之議，中國現代史的步伐急遽變速。變法總脫離不了「立憲」這個關卡，而「立憲」自然又脫離不了對國體的解釋，「中華民國」一詞的出現離不開這個歷史的大框架。
　　本書雖然關注「中華民國」的理念遠勝於此詞語的出現，但此詞語的出現還是提供了我們對於這個詞語所指涉的國體之理解。「中華民國」的意象和被國府尊為國父的孫中山連結很深，這個詞語的出現和傳播也和孫中山脫離不了關係，一九○三年在〈東京青山軍事學校誓詞〉，孫中山便提到「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兩年後，這個誓詞又出現在同盟會的誓詞中。一九○六年，《民報》創刊一週年，章太炎在紀念祝詞，以及孫中山在大會上演講，即正式提出「中華民國」一詞。但在文化上賦予「中華民國」正當性基礎的，當是章太炎一九○七年發表於《民報》的〈中華民國解〉一文。比起孫中山的文字之精簡，章太炎的〈中華民國解〉的結構汗漫無涯，文字古奧，造詞奇特，在革命時期，此文自然會引發注意。章太炎此文排滿的民族主義情感可想而知，但此文的目標其實指向可以含攝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歷史經驗的中華民族主義，中華民族是「文化之族名」，而不是局限於漢族。章太炎的「中華民國」建立在文化傳承而不是血緣的基礎上，這點是可確定的。
　　章太炎以排滿出名，但他的民族主義還是繼承了儒家以文化而非血緣分辨夷夏的傳統。如果革命派主導人物的章太炎之民族主義需仔細辯證的話，君主立憲派的梁啟超對民主政體也未嘗沒有欣賞之處。事實上，提出與「中華民國」一詞相近，而內容更易了解者，即是梁啟超於一九○二年撰寫的〈新中國未來記〉。在此幻構的小說中，梁啟超提出了「大中華民主國」的構思，而且居然很巧合地幻構出一位名為「黃克強」的領袖人物。〈新中國未來記〉裡的國體有由君主制過渡到民主制的設計，實質上和他後來主張的「問政體不問國體」之說相貫連處，也許還激進些。我們追究「中華民國」一詞的成立史，發現革命派與立憲派都有貢獻，這樣的現象或許不是無意義的，它可能提供了一條值得留意的線索。
　　這條線索意味著「中華民國」的成立不能限於革命派的範圍，雖然梁啟超和孫中山、章太炎在二十世紀的歷史舞臺上是以政敵的面目出現，但本書認為「中華民國」的理念意指「立基於中華文化風土上的立憲民主政體」，在以下的篇章中，此義會不斷地出現。就此義而言，章太炎所屬的激進的革命團體與梁啟超所屬的緩進的立憲團體雖然在民國成立前後都有強烈的競爭關係，但立憲派與革命派對新興的「民權」理念與「中華」的文教傳統都有共同的承諾，兩者在理據上可以沒有嚴重的衝突。革命派在民國一成立後，就不再倡言民族革命，而代之以「五族共和」之類的語言。立憲派的梁啟超在民國成立後，即矢志民權，當民國面臨兩次的復辟危機時，他兩度搶救了中華民國，可為明證。他們分享了共通的政治理念，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爆發時期，他們事實上也同時促成了中華民國的成立此歷史時刻的到來。
　　中華民國既是現實，也是理念，本書的內容自然不能不關連到現實，但更關心理念的規範意義。更恰當地說，本書意在往本源探索，對構成這個政治實體的理念作批判性的反思。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大變局比起中國歷代的改朝換代，有一點極大的差異，此即二十世紀的一九一一及一九四九兩次大的政治革命都是經過激烈的理念的衝突才產生的，意識型態在型塑新國家的過程中，扮演鞏固新建築的鋼筋水泥的角色。反省這個國家的理念也就是檢證它成立的正當性基礎，反省這個新興國家的理念出現在現代史的意義也就是依這個新興國家的理念作為判斷現代史重要事件的規範依據。
　　本書首先要問：作為一個在歷史中呈現出的理念，中華民國作為國家的概念在悠久的中國史上到底有何獨特的意義？「中華」與「民國」的連結如何呈現的？換言之，我們如何理解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意義？
　　其次，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一年成立以來，它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一九四九年十月的共產主義革命。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席捲世界的重要思潮，由於共產主義對世界有不同於自由主義者，也有不同於文化傳統主義者的想像。它的革命創立的國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有嚴重的競爭的關係，這場共產主義革命給中國史帶來什麼新的內容？它如何發生的？這個問題也就不能不浮現上來。
　　本書思考的第三點焦點在於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關係。正常國家的存在狀態是主權與治權的合一，但現實的中華民國治權所及的區域局促於臺澎金馬的板塊，國家的國號與這個國號涉及的內容有嚴重的落差。臺灣這塊島嶼需要承擔中華民國這個符號所背負的中國之責任嗎？政治上名實不符的現狀能否變更或如何變更？這個問題也就不能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