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論文集(精裝版)

前記
考古學與「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1992）
考古學和中國歷史學（1981）（陳星燦譯）
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1994）
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斷代（1959）
中國遠古時代儀式生活的若干資料（1960）
仰韶文化的巫覡資料（1994）
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1989）
中國東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採集文化」（1987）
中國東南海岸考古與南島民族起源問題（1987）
新石器時代的臺灣海峽（1989）
「濁大計劃」與民國六一至六三年度濁大流域考古調查（1977）
濁水溪大肚溪考古——「濁大計劃」第一期考古工作總結（1977）
圓山出土的一顆人齒（1957）
中國古代文明的環太平洋的底層（1989）
商城與商王朝的起源及其早期文化（1994）
殷墟五號墓與殷墟考古上的盤庚、小辛、小乙時代問題（1989）
《李濟考古學論文集》編者後記（1990）

 

前記

　　這本書所收的十七篇論文，是我從1950年加入考古行列四十多年以來用中文所寫的文章裡面，除去已經收入《中國青銅時代》（第一、二集）的以外，慎重選擇出來的。最早的一篇發表於1957，此後有1959、1960各一篇，1977年的兩篇，其餘的便都是近幾年所寫的。我所寫的考古學的專書，都是用英文寫的。我自1955年就一直住在美國，自然要用英文寫書，在期刊中發表的學術論文也是一樣。但在這四十年中，我一直沒有與中國的考古學、人類學界失去聯繫。在七十年代以前，我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民族學研究所的集刊上發表了不少中文寫的論文。自八十年代大陸上的幾個學術刊物登載我的考古文字。我用中文寫的論文，是我和國內的同工學者交流學習的媒介。通過這個媒介，我也可以說是國內學術界的參與者，我的著作在國內考古學的發展上，也可能起過作用。所以這本論文集在中國考古學史上也可以算是一段紀錄。另外我還用中文寫過許多綜合性的考古論文，因為新材料和新研究，已經完全過時了，就沒有收入本書。

　　不過，我還是收進來一篇過時的文章，它已經完全不能代表我今日的看法了。這就是第四篇，發表於1959年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斷代〉。在這以前，中國考古學者相信在新石器時代有兩個平行的文化，仰韶在西，龍山在東。在五十年代，有河南陝縣廟底溝的發掘，在遺址上層發現了一個新的文化，就叫做廟底溝二期文化，似乎是從仰韶到龍山的轉變期的一種文化。在1959年，安志敏和石興邦兩位先生在北京出版的《文物參考資料》十月號上面，我在臺北出版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共發表了三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提出來一個內容很是相似的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關係的新解釋，即華北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最早起源於豫西、晉南，和陝西關中地區，然後發展成為龍山文化，向東擴展到山東和沿海地帶。這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頭一個新石器文化發展史的理論。那時大陸和臺灣之間還沒有接觸，所以這三篇文章不謀而合地達到同樣的結論，可說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一件巧事。不久大陸上發生大躍進、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的運動，考古工作中斷，這個所謂「核心地區起源說」的理論，在國內外便一直是嗣後十餘年內的主流理論。到了七十年代的中期，由於碳素十四數據逐漸發布，使我們知道核心地區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並不比「邊緣」地區為早，同時大汶口文化的地位在山東確定了下來，證明雖然河南的龍山文化可能是從仰韶文化發展出來的，山東龍山文化的祖先卻可以在大汶口文化裡找到。這樣一來，核心地區起源說很快地便結束了它的歷史任務，被「區域文化多元說」所取代。這篇文章今天雖然已經不再適用，我考慮再三還是決定收入本書，使讀者看看在三十多年以前，考古學者在當時所知道的材料的基礎之上，考慮了甚麼問題，用了些甚麼方法，怎樣得到這個在考古界稱雄一時的結論。本書裡沒有收入有關區域文化多元說新理論的文章，因為我對這新說還沒有用中文寫過，但從第七篇論文，〈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讀者可以看到我較近的看法。

　　其他的十幾篇論文當然也有時代的限制。例如第十二篇〈「濁大計劃」第一期考古工作總結〉裡面所討論的臺灣中部史前文化的序列，今天不用說已有更新的材料，必須加以補充。但這篇文章的意義是跟著濁大計劃的歷史性而來的。關於濁大計劃的歷史意義，還沒有人詳細地討論過。我有一篇叫做〈追記臺灣「濁大計劃」〉，收入也是聯經新出版的《考古人類學隨筆》一書中，讀者可以參閱。

　　因為有關三代考古的文章，都已收入《中國青銅時代》（第一、二集），所以這裡只收了兩篇。第十五篇，〈商城與商王朝的起源及其早期文化〉，說明我現在正在從事的一個考古發掘調查的計畫的背景。這篇文章裡面討論了我為甚麼對商代故都的地點就在今日商邱地區這個傳統說法有很大的信心。我代表哈佛大學與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商周考古的同人合作設定了一個長期的研究調查計畫，希望在商邱地區能夠至少找到早商或先商時代的一個城址。這項工作如有豐富的收穫，可能對中國古代史上有些重要的貢獻。這個計畫的報告，只好有待來日了。

　　最後一篇文章，是我給李濟之先生身後在大陸上第一次出版的學術著作所寫的〈編者後記〉，也是我對李先生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的討論的一個嘗試。李先生是中國考古學之父，對他的學術成就和建樹詳細討論的文章，還很少見。我希望這篇跋語在這裡發表，能夠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因為李先生在中國考古學上所作的事太多了，還需要有人作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