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萬曆十五年》聯經版出版說明
聯經出版發行人 林載爵
一九七一年春天黃仁宇終於將費時七年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定稿，但要三年半後（一九七四年）才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一年他又完成了題為《中國並不神袐》（China Is Not a Mystery）這本具有「望遠鏡般的視野」的著作，希望成為合適的中國歷史輔助教材，然而卻被出版社拒絕出版（本書要到一九八八年才由美國M.E. Sharpe 出版社以《中國大歷史》〔China: A Macro History〕之名出版）。受挫之後，他獲得了古根漢基金會（The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一筆研究經費，從一九七五年春天開始寫作另一本書：《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他的構想是，《萬曆十五年》與《中國並不神袐》相輔相成，一是探討中國歷史的縱切面，一是橫切面。《中國並不神袐》是以直線描繪歷史輪廓，以概論的方式顯示兩千年歷史中的高峰與低谷。《萬曆十五年》是帝制晚期的橫切面，引用詳細、完整的資料，敘述傳統中國國家和社會的內在運作狀況。《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花了七年，這本書卻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因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後研究之基礎。」
《萬曆十五年》的寫作過程在他的自傳《黃河靑山》（聯經，二○○一）中有淸楚的說明。一九七六年三月他在多倫多的亞洲研究協會年會中首先公開了這個寫作計畫，他說：「這作品最有趣的部分可能在於綜合。重新組合不同的元素時，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欣賞全景。」這種興奮感來自於他發現歷史乍看之下顯得瑣碎，但是毫不相干的事物，如果全加在一起，也能展示出他們的重要功用。所以，寫作的樂趣在於綜合所有資料的過程，就像溪流之水全都匯集成大川，建立出壯闊的視野，帶給他美學的滿足感和特別的成就感。
按照黃仁宇的計畫，《萬曆十五年》不只是普通的傳記集結而已，它還打算將一個時代幾位人物的平生行誼全部整合在一起，它會是綜合傳記，或說是一個時代的傳記。書中除了一位皇帝（明神宗）、兩位內閣大學士（申時行、張居正）、一名地方官員（海瑞）、一名將軍（戚繼光）和一位學者兼哲學家（李贄）以外，他原本還打算再加進王世貞的弟弟王世懋。他是地方官員、書法家和作家，但是由於缺乏思想的深度，最後決定捨棄不用。他還認為這本書有雙重目的，「一是將現代中國的底線往後推移，事實上是移到鴉片戰爭前兩百五十三年，歷史顯示，當代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早在當時就已存在。另一目的是證明，我的大歷史理論既不是教條，也不粗糙或無聊。」
《萬曆十五年》在一九七六年夏天完成了初稿，但是出版的過程也歷經波折。學術出版社認為應該遵照學術的格式，商業出版社則認為應該讓主題更為輕鬆有趣，內容要重新安排，不要有註釋。最後終於在一九八一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後獲得極大的好評，美國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主動在《紐約客》雜誌發表了題為「萬曆皇帝：長期荒廢政事與消極對抗」（The New Yorker, October 5,1981, pp.182-191）的長篇書評，他特別指出：「《萬曆十五年》儘管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卻有著卡夫卡超現實的夢幻特質」針對這點，黃仁宇認為厄普代克「獨具慧眼」：「檢核傳統中國官僚組織，以禮儀代行政，有時強黑為白，只要在本身組織之內邏輯上講得過去可以對外不負責，此情景構成他所說超現實的幻影色彩。在我看來中國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肇源於此。及至二十世紀整個國家與社會組織免不了一段整個破壞之後重造，亦溯源於是。」《萬曆十五年》分別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進入「美國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s）歷史類的最後三本決選名單，一九八二年是精裝本，一九八三年是平裝本。最後雖然都沒有得獎，但對黃仁宇來說已經是一個殊榮。
本書的中文簡體版於一九八二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全書由他親自翻譯兼又些許改寫，實際上就是他本人的中文著作，而非單純的中文譯本。中文繁體版於一九八五年由臺北食貨出版社出版，如今在四十年後由黃仁宇兒子黃培樂（Jefferson Huang）授權聯經再度印行，並列為聯經版「黃仁宇文集」之首，此書中黃仁宇對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獨到解析，將因此而繼續流傳。
自序
《萬曆十五年》一書雖說只敘述明末一個短時間的事蹟，在設計上講卻屬於「大歷史」（macro-history）的範疇。大歷史與「小歷史」（micro-history）不同，則是作者及讀者，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其重點在將這些事蹟與我們今日的處境互相印證。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題發揮，而應竭力將當日社會輪廓，盡量勾畫，庶幾不致因材料參差，造成偏激的印象。
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需要一百零一年才可通過。我們的生命最長也無逾九十九年。以短衡長，我們對歷史局部的反應，不足成為大歷史。讀者若想要高瞻遠矚，首先必將歷史背景推後三、四百年。「萬曆十五年」旨意於是，因之我們才可以確切看到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等等有它們的結構與節奏，也有它們牢不可拔的特點，與新時代應有的條件一比，距離過大。一到必須改革創造之際，不可能避免一個地覆天翻的局面。
這種波瀾之大，也不自中國始，從大歷史的觀點看，英國十七世紀，人口不過四百萬至六百萬之間，曾經發生解散議會，內戰，弒君，行民主制，改獨裁制，復辟及第二次革命的事蹟。也有淸敎徒的醖釀，英皇受外國津貼，成立袐密協定，行暗殺，發傳單，束縛異敎徒的人身自由等等糾葛及黑幕，前後超過半個世紀。直到國內低層機構徹底改造之後，得因一六八九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才漸漸有條理。當年赫爾特（John Holt）為首席法官，他命令行普通法（common law）的法庭，接受與商業有關的案件時，照商人習慣辦理。茲後農業與工商業對流，全國經濟併為一元，成為該國十八世紀後富強的基礎。
其他國家也無不經過這種磨折。美國為得天獨厚的國家。開國時已有了英國法治的經驗，又在一個空曠的地區發育成長，仍因南北制度之不同，發生內戰。又因為銀行貨幣、工會組織、聯邦商業管制、反托拉斯（anti-trust）等問題，發生無數糾紛。所以一個農業國家要蛻變成為工商業國家，不可能避免改造期間的痛苦。我們小時候讀書，總以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在短時間把一切弄得頭頭是道，使中國相形見絀。殊不知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經有了諸藩間的「藏元」以及「問屋」、「諸仲間」、「迴船」等等組織，其社會已在逐步商業化。況且明治維新進步過猛，其內部不健全的地方仍要經過炮火的洗禮，於世界第二次大戰後忍痛改造。這就是說，在長期上歷史總是有它的合理性，同時看來，世界各國對國際貿易的潮流，作內部的調整，也是一般趨勢。
萬曆十五年，公元為一五八七年，去鴉片戰爭，尙有兩個半世紀，可是其時以儀禮代替行政，以無可認眞的道德當作法律，是為傳統政治的根蒂，在大歷史的眼光上講，已牽連明淸；又因中央集權，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低級技術作一般準則，若從大歷史的角度檢討，即使相去二百五十三年，也不過大同小異。如果我們不把這些背景放在心上，一味責備琦善、耆英及道光帝，可謂過度重視小歷史，忽視事實的根源，脫離現實。
此書初出英文本，書名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曾請富路特先生（Dr. L. Carrington Goodrich）作序。富先生現年九十歲，他父母在中國傳敎，葬於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國靑年會工作，也曾在第一次大戰期間，領導赴法華工，又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敎多年。他常對我說，不要因中國一時偃蹇，忽視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英文版序內他也強調將東方的好壞與西方的好壞全盤托出，以作研究改造的根據。研究大歷史，應當有富先生這樣的胸襟與抱負。
《萬曆十五年》除英文本外已有法文本，日譯、德譯也預計於年內出書。既為通盤歷史，則不能避免政治，但是以長期間歷史作題材，不批判目前政治。所以給大陸同胞看，給臺灣親友看，旨意相同，否則也不會有這些外文版本。
一九八五年二月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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