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時差.時差政治：敘事共時性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想像

前言
導論 雙螺旋時差結構：正視政治爭議的時差，掌握衝突根源

第一部 時差政治的政治哲學與理論
第一章 柏林的價值多元論與自由主義
第二章 鄂蘭的政治本體論：一個從時間維度來詮釋共和主義的嘗試
第三章 過去與未來的政治行動：鄂蘭思想的轉型正義意涵
第四章 尋找柏林式的價值多元轉型正義理論
第五章 想像一個像鴨又像兔的輪廓：「全球共約」理論與價值多元主義

第二部 國際民主危機作為一種時差政治
第六章 同床異夢的民主與民粹：川普時代的左派價值何去何從？
第七章 美中的「政治時差」與「中國夢」
第八章 現代性的罪惡：自由主義的怨恨者、模仿犯
第九章 民主制度的診斷與處方，以及一份病理報告
第十章 零時差的正義是一種道德義務？
第十一章 民主雖容易著火，但比任何制度更能滅火

第三部 臺灣能走出時差政治格局嗎？
第十二章 民主政治的理想與現實：臺灣黨國體制及其遺緒的反思
第十三章 從執拗的低音到主旋律：臺灣轉型正義的思想史側寫
第十四章 開創新局，迎接憲政時刻？
第十五章 民主跳級生遺忘的政治妥協藝術
第十六章 國際關係主流夾縫中的兩岸「和平」思考

結論 島嶼的新敘事共時性開端
各章原出處列表
參考書目


 

前言（節錄）

符合島嶼歷史與現實處境的「公共哲學」

　　眾所周知，馬克思（Karl Marx）曾說：「哲學家至今只是以不同方式來詮釋世界，但重點在於：改變它！」本書呼應此一說法，也相信政治哲學可以是門為了改變世界而存在的學問。只不過，筆者將改變的希望寄託在鄂蘭（Hannah Arendt）所謂的「說故事」（story-telling）之上。那基本上是一種故事接龍的概念。對她來說，故事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能讓人一講再講，以不同的角度、從不同人物的視角來講，講的人可以是當事人、旁觀者，也可以是人不在現場的聽故事者。故事不但因為內容總是與人的親身經歷有關，因此能感動人，人們也能在傳講的過程中跟其他人產生了新的連結。這一種強調故事本身具有各種理解與說法，甚至本身具有生命力的問題，既不擔心法國文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意的「作者已死」的問題，更不認為人們需要急著為任何一件事蓋棺論定，因為那一口被蓋上的棺木遲早一定會再度打開。

　　關於故事這種文類，鄂蘭是站在她的好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這一邊。後者知道，只要還有人對故事涉及的那些人、那些事還讓活著的人感興趣，那故事就沒有真正停止的那一天。鄂蘭為此添加上的是：除非有人不願意那些事被人知道，被人再次傳講。關於「六四」的一切或許就是一例。無論當權者如何嚴禁，有多少人想蒙上眼睛、捂上耳朵，關於那一晚的事蹟仍在世上流傳著，甚至還在以鄂蘭所說的方式繼續進行下去。

　　如此一來，鄂蘭意義上的說故事，是一件高度具政治性的事。讓人深陷囹圄只是其一，而且是在特定政權底下才會發生。對她來說，「故事」的發展可能與「政治」作為一種人類活動，乃一體兩面之事。一群人之所以能凝聚為一個社群，甚至進而發展成一個政治體，一個國家，取決於是否存在一個允許每一個人都能成為一個「誰」，以某種特定角色來彼此互動的空間。政治既是這一種活動的具體展現，也是屬於這群人的共同演出，彼此成就一個故事的集體活動。不僅如此，重講故事也是讓一個歷經創傷的政治社群，克服歷史負擔並修復社會關係的一種方式。無論是哪一種，一群人藉重講故事來重啟彼此的關係，來延續既有的政治社群，例如讓國家進入下一個共和（如法國、德國所經歷），抑或由一群人以建立新的社群來開始一個專屬他們自己的新故事，包括另立政府，打造一個新的國家（如革命成功的美國），都關乎一群人是否是為同屬一個政治體的存在。這是本書詮釋的鄂蘭政治思想之核心論點。這論點既是筆者藉以討論島嶼政治關於如何進行民主深化、轉型正義乃至追求國家正常化的理論基礎，政治希望之所在，也是針對馬克思那一句話的回應。

　　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式回應，本書致力於理論化此時臺灣作為一個政治體的根本存在，並據此提出一套能真正符合島嶼歷史與現實處境的「公共哲學」（public philosophy）。筆者稱此為一種「脈絡化的規範性理論」（contextualised normative theory）。這主要涉及了關於島嶼政治主要特徵的基本理解之提出，然後援引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及鄂蘭兩位猶太哲人的著作為思想資源，來針對筆者所認為最不能迴避的政治議題來進行討論，並指出問題及可能的出路之所在。

　　為何是柏林與鄂蘭兩位思想家？當然不僅是學術興趣使然，更不該是因為筆者的正式學術生涯剛好始於柏林研究，而鄂蘭當紅。事實上，在西方政治思想學界人們通常只會擇取兩者之一來進行研究，且彼此沒有交集，例外屈指可數。主因是這兩位同為猶太裔的思想家生前即彼此交惡。導火線就是鄂蘭毛遂自薦擔任《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特派員之後，於1961年遠赴耶路撒冷聆聽前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受審過程而寫下的紀實報導。鄂蘭一度提及了猶太長老如何屈從納粹屠殺政策並交付名單的事實。此舉加上「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概念的提出，讓許多人認為那是替納粹人員開脫之詞，報導刊登之後立即在猶太圈內引起軒然大波。不僅如此，柏林甚至親上火線批評並阻擋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的出版。相較於流亡至美國的鄂蘭，柏林曾任職於英國駐外單位並婉拒過以色列總理提出外交部長一職的邀請，不僅與兩國政要和學術圈關係良好，更是英美政治思想學界最負盛名的牛津「奇切爾講座」（Chichele Chair）教授，甚至有「學術聖人」之稱。兩人在學術界和猶太社群中地位懸殊，恩怨也某程度外溢到了學術研究。

　　事實上，直到「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長期受主流政治哲學社群冷落的鄂蘭及其強調共同世界和公共事務參與的思想，才重新受到學界關注。恐攻事件讓主流政治思想學者猛然察覺到他們長期推動的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雖然讓人類文化這一座花圃終於呈現了柏林期待的「百花齊放」（a hundred flowers blooming）風景，但這種各過各生活的處境並不能讓不同族群的成員深切意識到自己自幼習得的文化並非唯一，更非絕對。此外，在高舉尊重差異而樹立的「政治正確」大旗底下，不同族群不僅現實上欠缺互動，社群媒體的崛起也讓各種能彼此呼應、滋養仇恨言論的同溫層，打造成政治極端主義的溫床，甚至醞釀了本土恐怖分子和宗教基本教義派等民主社會的內部敵人。

導論（節錄）

雙螺旋時差結構：正視政治爭議的時差，掌握衝突根源

　　貫穿本書的是一個學術關懷，那就是時間與政治的相互構成性。這是從最抽象層次上來進行的表述，更具體地說則是關乎各種涉及時間維度的認知對「政治」作為一種人類集體活動的關聯性──尤其是個人經驗、集體記憶、歷史知識乃至人們藉以把握或認識歷史整體的宏觀設想，或說史觀（例如：將歷史設想成某一朝向特定方向發展的進程，或某種不斷重複的循環歷程），如何影響人們對政治根本屬性的理解，以及這種理解又如何影響現實政治的運作。實際的書寫則是放在臺灣的脈絡底下來進行，因此本書也是一個試圖從時間維度來分析島嶼政治的嘗試。

　　若按主流的學術分工而言，本書是一種政治哲學的理論嘗試，內容主要為：（一）關於英國政治哲學兼思想史家以撒．柏林和德裔美籍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這兩位思想家的系統性研究，以及從中所延伸推論出來；（二）兩個關於如何因應多元且分裂中的社會並修復族群關係的政治理論，然後再根據這兩個理論來（三）針對筆者認為島嶼政治關於民主深化、轉型正義乃至如何追求國家正常化等三大議題來進行的具體討論。

　　第三部分的內容包括了實際政治現象的分析、問題的診斷和提出處方。從政治哲學內部的區分來說，以上三項工作依序涉及了文本詮釋、延伸性理論建構，以及理論的實際應用之嘗試。整體而言，本書致力於提出一個符合本地歷史與社會條件的政治哲學理論，亦即筆者稱為「脈絡化規範性理論」（contextualised normative political theory）的方法論之實踐（葉浩、趙翊夫，2020），也是身為一個政治思想工作者對自身所處時代與現實政治做出的具體回應。

　　質言之，「時間維度」（the dimension of time）既是筆者分析具體現象的角度，也是重建柏林與鄂蘭的思想之主要線索，切入點則是存在許多政治爭議內涉及了時間維度的不同認知與感受差異──亦即〈前言〉所謂的「政治時差」，尤指肇因不同時間感（sense of time）、史觀（view of history）、史學方法（historiography）乃至集體記憶的根本性認知分歧。而本書的基本主張是，倘若不正視政治爭議中的時差，我們將難以掌握衝突的根源，更遑論解決之道的尋得。一方面，事關政府該採取哪些政策，追求哪種政治理想的爭議，爭的畢竟不僅是關於人權、正義、和解、和平或人性尊嚴等不同政治理念哪一個才值得或應該去追求，更有哪一種優先順序才適當的判斷，而後者則是鑲嵌於分別由「過去」、「現在」、「未來」所組成的一種時間想像或歷史理解框架當中。因此，即使雙方肯定同一個價值理念的重要性，也不一定會在實踐的先後排序上有共識。另一方面，不願意正視這種「政治時差」恐有造成「時間性政治異化」（temporal political alienation）之虞，輕則導致公民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重則更加激化社會分裂至難以修復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