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失去」了中國：從羅斯福到費正清-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570877298

圖書名稱：美國為何「失去」了中國：從羅斯福到費正清

當歷史的錯判引爆政治風暴，誰才是真正的輸家？
美國是「誤判」中國，還是從來不曾理解中國？

「這是一道考古題，但本書舊題新解，引人入勝，
帶入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關懷。」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1949年底開始，美國國會就國民黨政權丟掉大陸，展開了一場「誰丟失了中國」的政治責難，由此展開了激烈的政黨鬥爭和持續的政治審查。期間湧現出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把嚴肅的政治和道德追責引向了一場政治迫害運動，最終使得「美國為何失去了中國」的問題被掩埋在恐懼與譴責之中，沒有獲得應有的反思與總結。
本書從美國理想主義外交傳統（威爾遜主義）、民主黨政府的對華政策（羅斯福和杜魯門）、左翼知識人（斯諾、拉鐵摩爾和費正清等）對中國和中共的誤判中，探討美國「失去」中國的政治和思想根源。這不只是一次歷史回溯，還原歷史真相，更是一場針對「理解的失敗」所展開的深度思辨，揭示了美國如何在誤解中構築中國政策，又如何在後來的反思中，重新調整對華態度。
在今日中美關係再度處於對抗與接觸的十字路口，這本書提供的不只是答案，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如何在誤解中製造敵意，又該如何在反思中尋求理解，也是對當下美中關係的警示。

作者簡介：

榮劍
榮劍，1957年出生於中國浙江定海，1978-1982年在山東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讀本科，1983-1989年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研究所讀碩士和博士研究生。1990年至今下海經商，創辦北京錦都藝術中心。近十幾年來的主要學術成果有〈論中國封建主義問題〉（《文史哲》，2008）、〈論歷史觀與歷史價值觀——對中國史學理論若干前提性問題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2010）、〈從啟蒙知識分子到公共知識分子〉（香港《二十一世紀》，2019）、〈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思想》雜誌，2021）等多篇論文，著有《山重水複的中國：榮劍演講及對話錄》（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世紀的歧路：左翼共同體批判》上卷（美國紐約博登書屋，2020）、《現代中國精神史的考察》（日本白水社，2023）。

章節試閱

重問「誰丟失了中國？」
美中關係白皮書：無可奈何的供狀？
　　1949年8月5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還在返國途中，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中關係白皮書》。白皮書是根據國家軍事部門、財政部、租借總署、白宮的檔案和其他官方記錄作出的「完全之分析」，長達千餘頁，包括四百餘頁的正文和六百餘頁的附錄，內容特別著重1944至1949年期間的美國對華政策，旨在說明中國國民政府的迅速失敗源於自身的腐敗無能，而非美國政府的援助不足。與白皮書同時發表的是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該信長達七千餘字，簡明扼要地回顧了中國自20世紀初以來的革命性變化、國共兩黨之爭所導致的國家分裂、日本入侵引發的中國抵抗力量的部分癱瘓和愈加嚴重的內部爭權，提綱挈領地概述了美中關係的歷史演變和美國對華政策的各種基本原則，尤其是強調了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的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的政策對於美中關係的奠基性意義。
　　艾奇遜坦承白皮書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一生最不愉快的時期中極端複雜的問題的坦白記錄」，其中重點闡述了美國戰後對華政策的三種抉擇：1、完全不介入中國事務；2、大規模地在軍事方面加以干涉；3、援助國民黨，盡可能廣泛確立其在中國的權力，同時努力使國共雙方妥協，以避免內戰。艾奇遜認為，在這三個政策途徑上，第一途徑有違美國的國際責任和對華傳統的友好政策，第二途徑完全不能實行，美國只能在第三途徑上，力圖促使國民政府在趨於穩定並沿著民主道路進步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同時協助國民政府在中國盡可能廣大的地區裡建立其權威。但是，這一政策途徑受阻於國共兩黨「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而始終不能暢行，相反，卻因為兩黨間時斷時續達二十年之久的內爭和領袖個人間的深刻怨恨與無法調和的歧異，「以致使達到協議成為不可能」。艾奇遜試圖向總統，同時也是向美國人民證明，中國國民政府迅速失敗的原因不是美援不充分造成的，美國政府以贈予和借貸的方式給予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的援助總數約達20億美元，這個數字在價值上等於中國政府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美國供給中國軍隊的軍需品之大部分，因為國民黨領袖們在軍事上之愚昧，他們的叛變投降和他們部隊之喪失鬥志，而落入中共手中。正是基於對中國國民政府的腐敗指控，艾奇遜認為國民黨貌似強大的力量是軟弱的，他們的勝利是建立在沙丘之上，最終失去對中國大陸的統治權是必然的事情：
　　「它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已經證明是無力應付的。它的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它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共產黨則通過一種嚴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熱忱，企圖使人民相信他們實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國民黨的部隊已無需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已自行瓦解。歷史一再證明，一個對自己失去信心的政權和一個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鬥的考驗的。」
　　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美中關係白皮書》和艾奇遜國務卿致杜魯門總統的信，儘管字裡行間充滿著對國民黨政權的強烈不滿，以及從人民支持的角度對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予以某種程度的認可，但是，這兩個文件仍然招致了來自中共方面的猛烈攻擊。1949年8月8日至12日，新華社在其編輯出版的《參考消息》上翻譯刊登了白皮書整整8章的摘要和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函的全文，新華社同時發表了由社長胡喬木撰寫並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社論——〈無可奈何的供狀〉。文章認為：「白皮書是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政策在中國慘敗的史冊」，「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任何白皮書，將只能無可奈何地判決自己的失敗，並且無可奈何地證實中國人民和各國革命人民的勝利」。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澤東連續發表五篇評論文章：〈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按照毛澤東著作編輯者的說法：「這些評論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並且對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的原因作了理論上的說明。」
　　中共對美國白皮書的激烈反應並未出乎美國人的預料，自從馬歇爾調停國共矛盾失敗以來，美國人日益認識到中共集團並非是他們以前想像的那樣，是一群鐵托式的民族主義者，而毋寧是完全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主義戰士：具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對國民黨鬥爭毫不妥協，對美國調解不抱幻想。馬歇爾的使華記錄專門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態度」，認為中共與美國的好景不長的「蜜月」在1946年6月便終止了，隨後就是「在我使華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宣傳上對美國的猛烈攻擊」；到了9月，中共發動了針對馬歇爾本人的宣傳攻勢，譴責他的調停工作是為華盛頓「裝點門面」；即使中共在私下裡對馬歇爾的調解努力表示信任時，「來自延安的公開攻擊卻持續不斷」；中共攻擊美國在10月達到高潮，就美軍撤離中國一事發動了「美國滾出中國」的宣傳戰。馬歇爾在該年12月終於意識到，中國共產黨並不希望美國在華調解，毛在12月31日發表的新年文告中明確提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美國被說成是已經代替了德、意、日法西斯地位而成了世界性的侵略者和全人類的公敵，而民主則被說成是蘇聯的同義詞，是一切國家希望把人類從壓迫和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同義詞。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馬歇爾不再對國共和平談判抱有希望，他在離開中國之際首先考慮到的是，一旦國民黨在與共產黨的戰爭中失敗—實際上他在內心中已經認定國民黨必然失敗，美國政府必須向美國人民解釋中國時局發生巨大變化的內在原因。用他向杜魯門總統報告中的話來說：在回國後發表一項坦率的聲明，聲明既要「嚴重地削弱（如果不是摧毀）反動分子在國民政府內的權勢，並使自由派分子上升到控制地位」，同時，「還可以有條件以一種足以削弱中國共產黨地位的方式為他們反美的歪曲和惡意宣傳描繪一幅真實的圖景而給美中兩國視聽被弄混淆了的人民以某種開導。」因此，馬歇爾的使華報告可以被視為是兩年後發表的美國關於美中關係白皮書的初稿，兩者都旨在向美國人民說明，國共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逆轉完全是源於國民黨自身的腐敗和共產黨拒絕和平，與美國軍事援助不足無關。艾奇遜在1950年1月12日發表了題為「中國的危機—對於美國政策的審查」的演講，在這個被人稱之為「艾奇遜國務卿歷來所發表的一篇最卓越而又最引起爭論的講話」中，他主要是試圖駁斥共和黨籍參議員塔夫脫的如下指責：國務院已「受一個左翼集團的支配，這個集團顯然要把蔣一腳踢開，至少是願意為此目的而把中國交給共產黨人。」艾奇遜完全不能接受這種指責，他認為「有許多人被中國發生的事件弄得迷惑不解，未能瞭解這種背景，探索奧秘的原因，而責怪美國把事情搞糟了。」他為此強調白皮書的基本結論：把美國「失去」中國「歸咎於外援不足，完全是錯估了中國事態的發展和有關的各種力量的性質。」蔣介石政府不是被「優勢的武力所推翻」，「蔣擁有中國歷史上任何統治者都未曾有過的最大的軍事力量，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和經濟援助」，他的失敗是因為共產黨擁有比國民黨更強大的精神力量。杜魯門總統完全同意國務卿的這個判斷，他認為腐敗的國民黨政府是中國災難的原因，他告訴「杜魯門主義」的積極推手、參議員阿瑟．范登堡說：「我們選中了一匹壞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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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引言(節錄)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1949年4月20日，中共百萬大軍發起渡江戰役，僅用兩天時間便突破國民黨軍隊精心設防的長江天險，於4月23日占領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戰役發動之前，國軍高級指揮官和美軍顧問們都認為，長江是缺乏海空軍、缺乏兩棲作戰經驗的共軍向前推進的難以逾越的障礙。曾經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認為，國軍用掃帚柄都能守住長江，如果他們有決心的話。但是，「決心」這個假設條件並不存在，在遼瀋、平津、徐蚌三大會戰之後，國民黨軍隊儘管還有兩百多萬人，但從軍官到士兵都普遍沉陷在失敗主義的絕望情緒中，通過戰爭一決勝負的決心已經喪失殆盡。國共內戰自1946年全面爆發以來，戰局變化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在雙方軍事力量四比一的懸殊情況下，出現了一邊倒的局面，共軍在戰場上勢如破竹，國軍節節敗退，以致中共領導人也沒有想到，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日子會到得這麼快。毛澤東收到占領南京的捷報後欣然賦詩一首——〈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這首詩是勝利者的宣言，是對中國滄桑巨變的預言，也是對失敗的國民黨政權的終極審判。在中國三千年的成文歷史中，成王敗寇歷來是新舊王朝盛衰更替的內在邏輯，中共用武力推翻國民政府，奪取全國政權，是開創了一個新的王朝時代？還是如毛澤東向世界承諾的那樣：「建設一個嶄新的強盛的人民共和國」？不管如何評價中共新政權的性質，至少在費正清看來：「1949年沒有一個人能否認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國。」所謂「公公正正」，或許就是指的司徒雷登所看到的情況，國民黨是在擁有遠比中共更好的物質和精神條件下——「政府占有各方面的優勢。首先，它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聲望，又掌握全國的各種物資。政府又占有更廣大的土地和人數更多、裝備更好的軍隊，海軍和空軍雖然裝備差，但是也比根本一無所有的共產黨強多了」——失去了全國政權。雖然有史家認為中共在抗戰勝利之後迅速進入東北地區獲得了蘇軍贈送的大量軍事裝備，對其後來戰勝國民黨軍隊具有決定性意義，但鄒讜的研究表明，中共軍隊接受蘇聯提供的武器並不是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的決定性因素。純粹從戰爭決勝的角度來看，中共戰勝國民黨既符合中國歷史上新舊王朝更替的規則：天命的意外襄助（費正清語），民意的支持，道義的正當性，勝者為王的合法性；也符合現代戰爭的勝利規則：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實行嚴明的紀律，形成團結一致的領導集團和驍勇善戰的軍事指揮團隊。
　　事實上，當中共在1946年預言自己終將贏得全國政權時，早在這10年前已有人作出了相同的預言。1937年6月18日，四個美國人：畢恩來（托馬斯．亞瑟．畢森，T. A. Bisson），當時的身分是「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一位研究亞洲邊疆史的卓越歷史學家；菲立浦．賈菲（Philip Jaffe），美國著名的《美亞》雜誌主編；賈菲的妻子艾格尼絲（Agnes）；以及他們雇傭的司機，瑞典機械師艾飛．希爾（Effie Hill），共同奔赴延安，開啟了為期三天的「陝北考察」（6月22日至24日）。期間他們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徐向前等中共領導人，就紅軍現狀、西安事變後的抗日形勢，中共的抗戰準備、國共關係、統一戰線、中國的民主前景、國際關係與世界形勢、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的前途、中共與美國、英國的關係等話題，進行了廣泛的對話。同時，他們還走訪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在劇院欣賞了「紅小鬼」表演的活報劇、芭蕾舞選段和高爾基的話劇《母親》的選場，臨走那天還在朱德親自主持的一個演講會上面向數百名戰士與群眾發表演講。按照畢恩來的記載：「在延安度過的那幾個日夜，我們幾乎自始至終都被所看到的一幕又一幕場景所深深吸引，充滿了興奮之情。」他據此給予中共領導人以極高的評價：
　　「往昔的經驗，當今的形勢，未來的局面，古今中外，縱覽全球，一切的一切，均在中國共產黨領袖的運籌帷幄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承載著充滿希望的神秘的預言。」
　　拉鐵摩爾在當時做出了一個遠比畢恩來更大膽的預測，他在當時為倫敦《泰晤士報》所撰寫的一篇文章的最後一段中這樣寫道：
　　「當我回味那次延安之行，認真思索時，在我看來，假如當初日本沒有發起那場戰爭，共產黨可能會以合法政黨的面貌重新浮現，在全中國發揮其影響，並在他們已經控制的地區，擁有一個類似省政府的地位。如果日本人開仗了，假設共產黨關於半殖民地國家的軍民關係的理論是正確的話，那麼，這個國家的大多數軍隊和人民就都會站到共產黨一方來。」
　　1973年，畢恩來的《1937，延安對話》被塵封了近40年後在美國首次公開出版，拉鐵摩爾在該書序言中專門補充了艾飛．希爾對毛澤東的看法，他特別介紹了這位曾經長時期跟隨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遊歷中國的司機的政治立場：一個「遊民小資產者」，對政治的瞭解乏善可陳，知識面極其有限，並不贊同共產主義，但就是這樣一個政治素人對毛澤東的政治前景的判斷被拉鐵摩爾稱之為「真知灼見」：
　　「我曾經見識過各種各樣的人。富商、軍閥、知識分子、國民黨高官。但毛澤東卻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能夠統一全中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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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一、重問「誰丟失了中國？」
　　美中關係白皮書：無可奈何的供狀？
　　麥卡錫主義：罔顧政治問責的政治迫害
　　謝偉思的反思：在中國失去的機會
　　來自拉鐵摩爾的自我辯護與反擊
　　尼克森訪華：美國再次擁有中國？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究竟誰誤解了中共？
二、決定總統外交政策的倫理與政治
　　威爾遜主義：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羅斯福在雅爾達製造的中國難題
　　杜魯門主義：路徑依賴下的對華困境
三、美國將軍的中國經驗和外交使命——從馬歇爾到史迪威與赫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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