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節錄)
我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過下述的問題：「明末的各項突破，吸引了越來越多學者的興趣。我這裡要問的問題是：是否隨著滿人的入關，隨著另一個積極有為的專制政府的出現，十六世紀初以來出現的各種突破，就如曇花一現，戛然而止呢？」「就本文的主題而言，我們要更具體的問：是否明中葉以後，春色蕩漾的情欲文化，隨著質樸勇悍的北方民族的入侵而與明室俱亡呢？」事實上，我那篇文章的題目和內容，已經回答了我自問自唱的問題。
晚明特殊文化的形成和商品經濟有極大的關係，外國商人用盡各種辦法，積極的和中國作生意。隨著商品經濟在十六世紀的發展，晚明中國，特別是在江南地區，出現了一個物產富饒、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商人的地位抬頭，傳統四民階級的次序被打破。戲曲、小說中，出現了女子的情欲解放和毫無遮攔的性愛描寫，泰州學派「滿街都是聖人」的觀點，讓傳統的儒學有了宗教的轉向。文人為了區分和一般民眾的差別，而致力於品味和閒雅文化的講求。張岱的《陶庵夢憶》和文震亨的《長物志》就是最好的代表。與此同時，舊院中一個一個才色俱佳、膽識過人的妓女，也將晚明的聲色文化帶到最高的境界。
但清初的幾位統治者，忙於征戰和治理龐大的帝國，似乎對外貿沒有太大的興趣。雍正之後的文字獄，和乾隆對江南文化的愛恨交織，在一七六八年爆發的叫魂案中，突顯無疑。這些都讓十八世紀的江南文化展現它自己的特色。但這不表示晚明文化的一些現象，到十八世紀都完全斷絕。除了前述的情歌外，袁枚的存在和他各種與眾不同的作為，都讓晚明和十八世紀文化維持某些程度的連續性。我在第二章一開頭引用的李澤厚的看法，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觀點：「那麼，袁枚大概就是最能代表明中葉以來這股以男女情慾的解放（所謂「導欲宣淫」）為基礎，來突破儒家傳統的近代傾向了。」
對於晚明與十八世紀連續或斷裂的問題，王汎森有另外一種代表性的看法：「乾隆很早就表現出牢守儒家正統的綱常文化的思想特質，他似乎也了解這是他合理化異族統治的最大資本。乾隆對明朝末年的政治、思想、文化都表示相當的不滿，他對明季黨同伐異之風不滿，尤其是對東林黨爭不滿，對明季士大夫的思想風習不滿，對錢謙益這類主持壇坫的文人也不滿。他的文化品味是相當正統化的，忠孝不離口，對士農工商四民的次序看得非常重，喜談重農思想，並以重農、講武為國家之大經。有學者早已發現，在他的四萬多首詩中找不到飲酒歌舞的場面。」晚明的政治力和社會發展幾乎是兩條互不干涉的平行線，政治的黑暗固然引發了不少官員╲士大夫的激烈抗爭，但對經濟的繁榮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變動，完全沒有影響。十八世紀則大不相同，三位帝王的全心投入和有效率的統治，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社會的發展，讓十八世紀和明末的帝國風貌，迥不相同。
在我最初規劃寫這本書時，本來是把全祖望（一七○五—一七五五）的《鮚埼亭集》也包括在內。但在仔細讀完全書後，我決定放棄，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套卷帙浩繁的著作的基本取向，是以那些英勇抗清的故明志士為主幹—其中又多半集中在他的家鄉寧波鄞縣—和這本書以十八世紀為主體的方向不合。所以儘管這本書在二十世紀，受到專治南明史的謝國楨等人的高度讚揚，我還是決定置之一旁。
事實上，在我看來，對不是研究南明史的學者來說，這本書中的敘事和文字，都不是那麼吸引人。他所描述的情節，大體不斷重複，而敘事也過於繁雜細瑣，對一般讀者及對南明史不是那麼有興趣的學者來說，趙翼在《簷曝劄記》中的記載，內容和文字無疑更為親切可讀。晚明泉州的大史學家何喬遠文集中有大量的碑銘集，再加上他的（開海）的相關政論文章，以及招降鄭芝龍的信函，文字都清晰流暢，理學家兼政論家林希元的文章也同樣的條理井然，論證一層層的開展。全祖望的敘事和文筆既不能和趙翼相比，和晚明這幾個同樣有科名，分別在朝廷和地方為官的泉州學者也不能相提並論。
我多年以前進入台大歷史系時，大一的中國通史教授是杜維運教授。在課堂上，杜老師多次提到趙翼的代表作《廿二史劄記》，但我從來沒有讀過。沒有想到半個多世紀以後，我居然會以趙翼作為研究的對象，書中提到《廿二史劄記》的部分，用的都是杜教授在《趙翼傳》中的看法。二○二四年年三月，在南京大學胡簫白教授的帶領下，我和另外兩位我在香港任教時指導過的博士生李鈾和蔣歐悅博士，一起作了幾天淮北和常州等地的田野考察。在常州時，我們特別去看了趙翼在城中的故居，不過那時我還是沒有研究趙翼的念頭，倒是想起了他那位鼎鼎有名的後人，天才語言學家趙元任和他作曲的藝術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以及他們在哈佛任教的女兒趙如蘭。在這本書中，我終於溯源而上，也算是一種特殊的因緣吧！
iRead灰熊愛讀書
金石堂
博客來
誠品網路書店
TAAZE 讀冊生活
三民網路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