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570878646

章節試閱

第一章從古籍復興到儒經詮釋：明中晚期三股風潮的變動
前言
明中期有陽明心學運動與文學復古運動，文學復古運動最初主要是一場文學運動，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以復古為創新，希望走出新路。由於復古的需求，於是帶動對先秦兩漢以來的典籍蒐獵的熱潮，配合當時印刷術與出版業的發達，於是許多過去少見、不易得，或者是版面錯亂的，都一一被重新校訂編排而出版，於是典籍大量增加，並更廣泛流通於一般人手中。隨著古籍的越來越多，也有進一步統整這些古籍的工作。
文學復古運動所取法及所蒐獵的主要以史、子、集等三類書籍為主。由於很少連結到尊經或復興經書等口號，所以能夠疏離於「文以載道」的要求，而歸向於文學本位。但在蒐獵古籍的風氣下而大量刊行的諸子書，影響所及，則已逸出文學本位之外。
陽明心學的致良知說，所對抗的是僵化以後的程朱理學，而有意在程朱理學所壟斷的儒學詮釋以外開闢新途。良知雖不假知識聞見，但「六經註我」的立場讓人在詮釋典籍上較為自由，人們可以不必進入典籍的考證、章句的講究，而可以用一套原則來貫通諸多典籍。這其實在面對日益增多的典籍時，是相對簡捷便當的一種作法及立場，而這些古籍等於提供了陽明心學詮釋儒經的思想資源。
另一方面，陽明心學與儒經詮釋最初是若即若離的，王守仁雖以儒經的內容來印證所悟，最初所側重的在致良知說而不在儒經的詮釋，但陽明心學不可能跟儒經詮釋完全無關，如心學大儒對《大學》改本各類詮釋及見解，就是很好的例子。這讓陽明心學很容易被制藝寫作所用，至少在萬曆朝便已見到科舉用書中引用陽明心學來詮釋儒經。明末江西制藝風潮中，古籍的復興與陽明心學作為儒經詮釋，是兩項凸出的特點。
制藝也有變，從單純的應試之文，到漸漸受到正面肯定。萬曆朝制藝宗匠湯賓尹先是高度肯定制藝詮釋儒經的價值，已開了明末制藝風潮的風氣之先。明末江西派對湯賓尹的某些見解雖有批評，但對於以制藝詮釋儒經則又更往前推了一步，而形成以制藝作為新文體，以古學為內容的主張，而古學的主軸即諸子百家之學。
第五章將談到，由於不少人把諸子書定位為羽翼六經，相當於把諸子書納入到六經的詮釋中，待明末制藝風潮起，由於制藝被定位為經義之學，是詮釋儒經的新文體，於是這些重刊的諸子書，便被入制藝寫作中，如江西派便擅長援引諸子書入制藝寫作中，以諸子書來詮釋儒經。
一、文學復古運動與古籍的蒐獵整理
1. 從文學復古到古籍的校訂刊刻
復古派主張文學創作必須以古人為典型，詩作倣效以杜甫(712-770)為首的盛唐詩，或益之以漢魏古體，排斥宋詩。古文辭則祖述以《史記》為主的秦漢文。原則上，對詩的重視甚於對古文辭。在創作方法上，嚴守古人成法，不但用語措辭上形似，也須在內容感情上神似，標榜「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要求人們在寫作詩及古文辭，模擬盛唐詩及秦漢文。但復古派並不是簡單為復古而復古而已，而是有寓創新於復古之意。如吉川幸次郎（1904-1980）指出：「他們認為從事文學的不二法門，無他，只要精研這些有限的古代典型之作，字模句擬，依樣葫蘆，如能求其近似或一致，便可進入文學的堂奧，上比古人，自成名家」，「這樣的方法就更直截了當，可謂簡易率直之至」。這種簡率、樸質，甚至帶點生硬的文體，讓人們更容易入手寫作詩文。以摹倣為入手法，人們為了參考先秦兩漢的典籍及漢魏盛唐的詩作，而有更多閱讀古籍的需要，於是帶動蒐獵古籍的風潮。

第一章從古籍復興到儒經詮釋：明中晚期三股風潮的變動
前言
明中期有陽明心學運動與文學復古運動，文學復古運動最初主要是一場文學運動，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以復古為創新，希望走出新路。由於復古的需求，於是帶動對先秦兩漢以來的典籍蒐獵的熱潮，配合當時印刷術與出版業的發達，於是許多過去少見、不易得，或者是版面錯亂的，都一一被重新校訂編排而出版，於是典籍大量增加，並更廣泛流通於一般人手中。隨著古籍的越來越多，也有進一步統整這些古籍的工作。
文學復古運動所取法及所蒐獵的主要以史、子、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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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序（節錄）
「學說」和「運動」、大人物和小人物——序《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方志遠)
一、關於《小人物的思想史》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張藝曦教授見面，是在二○二四年六月一日由香港中華書局主辦的「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陽明心學：首屆陽明心學國際論壇」。藝曦教授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輕、帥氣、文質彬彬，感覺是香港或台灣某高校的在讀博士生或青年教師，一交流才知道，藝曦確實是年輕，但並不是在讀博士生，而是成果已經相當豐碩的明清思想文化史、地方史與家族史的研究者，不但多次獲得「國科會」的項目支持，而且獲得過余英時人文研究獎。
那次會議之後，我們保持著微信聯系，不久，收到藝曦教授寄來的大作《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增訂本），讓我受益匪淺。友情繼續，藝曦教授在他的第三部學術專著《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即將出版之際，囑我為序，於情於理不容推托，特別是即將出版的大作又是討論明代江西，特別是明代江西的「小人物」，引起我的興趣和共鳴，遂欣然承命。
《小人物的思想史》繼續了作者《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裡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二○○五）、《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二○二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風格，可以說是在前兩部著作基礎上的持續推進和拓展，其中又有諸多的創新與突破，構成其研究明代江西，特別是明代江西「小讀書人」的三部曲，整個研究過程將近三十年。
　　《小人物的思想史》分為「導論」和七章正文，依次討論：儒家經典闡釋過程中發生的明中晚期三股風潮（陽明心學、文學復古、制藝風潮）的變動、江西復古派詩社的形成發展及其對學術風潮轉向的影響、陽明心學的轉向與制藝風潮的興起、明末江西制藝派的形成及選本流行、江西制藝派的特征與主張、江南復社的興起及其對江西派的挑戰、清初江西社集的全面式微與回光返照。其中，對於風潮變化過程中江右王門及文學復古、江西制藝的代表性人物，如余曰德與朱多煃、陳弘緒與傅占衡、陳際泰與艾南英、魏禧與謝文洊，以及李紱等，均辟專節進行深入探討，提出了不少具有開創性的見解。在討論「江右王門」的時候，藝曦教授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區分，即將「陽明學」區分為「作為學說的陽明學」和「作為運動的陽明學」，從而發現了一個更有趣的現象：將陽明學作為「學說」的是「大儒」，如鄒守益、羅洪先等，將陽明學作為「運動」的是「小讀書人」，即鄒、羅等人的沒有功名或功名較低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們，他們將老師的學說向更為廣闊的縣鄉「小讀書人」群體傳播。既然本書是以「小讀書人」的角度切入，那麼所討論的「陽明學」，當然主要傾向於「運動陽明學」。
　　在討論「制藝解經」的時候，藝曦教授指出：明末清初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對陽明心學的批評，很大程度是在批評通過講會、注經、制藝等方式「改造」了的陽明學，而並非以「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為核心內容的王陽明及江右王門第一、二代弟子所倡導的陽明學：「顧炎武等人所批評的，恐怕不是明中期以來師友講學的陽明學，而是進入制藝寫作中的陽明學。」
　　藝曦教授又以曾在吉安學習陽明心學的建昌府南城縣人涂伯昌為例，指出其對陽明心學的學習和闡釋，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寫作制藝文。而當李自成進京、崇禎帝自縊的消息傳來後，涂伯昌痛心疾首之余，並沒有反省包括自己在內的「大儒」及「小讀書人」一門心思鑽研「制藝文」、追求過精致的利己主義生活而全然不顧民眾的苦難，卻將「誤國」的責任推向被他們引入歧途的變異了陽明學，而完全無視陽明心學本質上乃是「致用之學」「行動之學」。

序（節錄）
「學說」和「運動」、大人物和小人物——序《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方志遠)
一、關於《小人物的思想史》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張藝曦教授見面，是在二○二四年六月一日由香港中華書局主辦的「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陽明心學：首屆陽明心學國際論壇」。藝曦教授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輕、帥氣、文質彬彬，感覺是香港或台灣某高校的在讀博士生或青年教師，一交流才知道，藝曦確實是年輕，但並不是在讀博士生，而是成果已經相當豐碩的明清思想文化史、地方史與家族史的研究者，不但多次獲得「國科會」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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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自序（節錄）
這本書是我的第三本學術論著，也是我對自己過去在陽明學研究上所遇到的一些問題的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回溯到我的第一本書《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這是從我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以江西的江右陽明學派為研究對象，完成於2005年，距今恰好二十年。
　　江西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上是極特殊的地方，它從兩宋以來，便是思想及文化中心，既有江西詩派（黃庭堅），有唐宋八大家之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有明初臺閣體（楊士奇），人們會討論這些文學流派，但卻鮮少關注江西這個地方。十六世紀陽明學極盛期，它是江右陽明學派所在，連泰州學派的多位代表人物（顏鈞、何心隱、羅汝芳），也是出自此地，但直到2000年左右，仍很少研究者注意江西。江西在明初的科舉功名有極驚人的表現，明末則以制藝引領風氣，有艾南英等江右四大家，但亦不受肯定。也因此，當我決定以江西為研究區域時，我就好像看著一個得獎無數，卻接不到任何戲約的演員。大小獎項都有它的提名及得獎，但下了舞臺以後，就沒人找上它了。
　　正因為江西是一個在思想、文化的豐富、特色及成就皆不下於江南的地方，所以當年我的博論題目便選擇江右陽明學派，討論其學說宗旨、群體活動，以及學術思想的實踐，尤其把重點放在陽明學大儒所倡導的社會事業及其後續的政治效應。但我在完成博論以後，其實仍有許多的不安及疑惑。這些疑惑與不安來源於研究與現實的落差。在研究上，我們會限定對象，封鎖地域範圍，以及集中閱讀相關資料，但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如此。人的思想及情感是複雜而多樣的，一個人不會僅習陽明學而不理會其他學問，也不會只考慮心性義理而不顧其他，而在生活中更不會只尋求同群的人的認同，無論再任性的人，也不會只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也因此，當我遍閱江右陽明學派的大儒及小讀書人的著作及相關資料，而始終未見這些大儒與陽明學以外的人物有較密切或頻繁往來時，我不免感到好奇。而大儒率領小讀書人展開社會事業時，卻鮮少談及人生前途與出路、功名與未來時，更令我不安。
　　陽明學不會在只有陽明學的環境下發展，所以人們會在理學與文學、講會與詩社間徘徊，而科考功名更是極切身的課題。大儒對現實的考量及各式的徘徊焦慮不會太過突顯，畢竟大儒是成功者，成功者不必選擇。（或許羅洪先是例外，他到五十歲以後才真正放下心來。）但小讀書人卻有更多須猶慮的事。這就像高教教師，由於已有職位，所須考慮的是在職位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但學生卻須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他們不能夠過份執著矢志學術的心志，也必須同時準備公務人員考試，加強英語能力，隨時注意其他領域的就業機會。高教教師有專業，專業是這些教師的現在與未來，既有與所有。但學生一無所有，於是反而更須面對不確定且多元的現在與未來。
　　拜近三十年來四庫系列叢書及一些大部頭叢書的出版之賜，過去不易接觸到的古籍，許多都已垂手可得，加上地方志資料──這是過去思想史研究較少用，我見到許許多多的小讀書人的人際往來與活動、思想與立場，但這些小讀書人往往只有三兩行的文字敘述，或一兩篇序文、傳記或墓誌銘，資料太有限，以致於我雖知有這群人，卻難以下筆。於是我只能夠著眼於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包括兩者在講會及社會事業上的合作，但即使如此，小讀書人仍僅側見旁出於大儒之間，而沒有給我太多筆墨勾勒描寫的機會。
　　於是我著手寫作兩本書，一本是2022年出版的《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除了繼續討論陽明學在現實生活中的流傳及作用以外，我也選擇幾個小讀書人的個案及區域，利用文集、地方志，加上大量的族譜資料，以更具體寫出小讀書人所遭遇的問題及困境。若說在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中，大儒仍是主角，在此書中則是專門寫小讀書人的境遇及處境，讓更多鎂光燈落在小讀書人身上。另一本即此刻的這本書，我著手處理萬曆朝中期陽明學趨於中衰以後的變化，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以及小讀書人的處境將會有何轉變？
　　無論大儒或小讀書人，他們都處在某個運動或風潮中，他們既有獨立自主的思想及能力，但同時也會隨風潮而移動或擺盪。十六世紀是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的鼎盛期，但萬曆朝中期，也就是進入十七世紀以後，兩運動皆已走向中衰，而制藝風潮繼之而起，在風潮的遞嬗轉變之際，人們將會面臨許多抉擇的難題，與選擇的困境。當年我寫作陽明學的鄉里實踐，談其社會事業，寫到萬曆中期便幾乎無法再寫，因為我發現萬曆朝的陽明學變了，不是學術內容變質，而是講會與社會事業皆起了質變，而大儒與小讀書人皆遭遇極大的危機與挑戰。嘉靖朝的陽明學有強大的動能，大儒引領而小讀書人跟隨，周遭都是極樂觀的氣氛與氛圍。但萬曆朝不同，此時的陽明學遭遇太多內在及外來的挑戰，而這些挑戰都不是從陽明學及其社群便可以找到原因與答案的。我試過幾種思路及切入角度，卻都發現已無法只從陽明學來談陽明學，以致於我一度陷入束手無策的困境中，我既不能無視我所讀所見的一切，更不能曲解史料，但又深知這是一個既大又難解的難題，於是只好暫且作結，而以鄒元標作為我的博論的結尾。
　　這本書所處理的，正是十七世紀前半葉約四、五十年的時間中，陽明心學、文學復古運動，與制藝風潮，這三股風潮的興衰與作用，相關社集及小讀書人的動向，以及諸多方面的發展及影響。也是在完成這本書後，我才了解何以當年的我寫不出來，因為在經歷一百年陽明學的洗禮後，小讀書人已經具備更大的動能，思潮的走向已不僅由大儒引領，還有更多是由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來決定的。若忽略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便難以理解明末的思想文化史。至於影響小讀書人群體動向的因素，不只有理學與文學而已，還有制藝寫作，三股風潮及力量的交集交錯，才是解讀明末思想文化史的關鍵所在。
　　這本書的寫作計劃，開始於2013年，這一年我以「明末江西社集活動、復古風潮與文化實踐──兼及與復社的比較」為題，申請國科會計劃。當時我過度自信，也過度樂觀，以為至多四到六年，便可以完成這個計劃。有次我問老師，一本書應該預估幾年完成？老師說：至少七年，才能夠深入一個課題。我當下想，七年，好久，等於又寫一本博論。當時的我卻不知道，七年其實已經是很樂觀的年數了。
　　當時老師提醒我，即使寫書，仍必須持續發表單篇論文，畢竟書的完成是某年的事，學界無法容許我在此之前沒有任何發表。於是我有一系列跟陽明畫像、淨明道、小讀書人等有關的論文發表。這或算是實踐老師曾說的，必須同時有幾個題目在手上寫的叮囑。只是我做不到像老師一樣，能夠以單篇文章被人所知，我所寫的論文，也許沒有多少影響力吧。
　　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得到許多人的幫忙。我最初決定以社集為題時，其實是很猶豫的，加上最初的幾年幾乎沒有明顯進展，讓我不免萌生是否選錯題的焦慮。老師幾次告訴我，他以前在《國粹學報》上讀到有人說江西的社集極多（我後來才知道這是黃節的話），所以老師認為這是好題目，非常值得研究。也是老師幾次的篤定及確認，才讓我得以堅持下來。

導論(節錄)
一、作為主線的江右陽明學派
本書主要從小讀書人及社集的角度，談明中晚期江西三股風潮或運動之間的遞嬗變動，三股風潮分別是明中期興起的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以及明末的制藝風潮。
文學復古運動以復古派為核心，有前七子及後七子先後主盟文壇。陽明心學運動中，王守仁（1472—1529）的門人弟子散布及往來各地倡學，以浙中、江右、泰州三學派最盛。兩運動對當時的臺閣體、程朱學皆有所不滿，於是皆以復古為取向。以前、後七子為首，訴求回歸古代的詩與古文辭，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陽明學則訴求不藉由典籍，而直接觸及本心良知，而將此視為兩千年的絕學，但其實也是另一種回歸想像古代的方式。
兩運動都有從大儒、大文人而向下擴展流傳的傾向。陽明心學家積極往下走，不僅小讀書人參與其間，甚至是農工商賈也有參加講會的例子。過去學界對左派王學的研究，正是聚焦在陽明心學往基層百姓的流傳。文學領域從前七子以來，其創作視角下移及日常化的傾向，也體現了明中期以後文化下移的趨勢，如李夢陽（1472－1529）「真詩乃在民間」的主張便頗為人們所熟知。至於復古派講究模擬，雖然頗受訾議，被嘲諷為「依倣唐人聲律以為詩，摘拾秦漢字句以為文」，但其實這類「依倣」「摘拾」的方式，從另個角度看，正是降低了作詩的門檻，於是作詩的不僅僅只有文人雅士，小讀書人（或甚至庶民）間也多有詩人。
儘管從時序上來看，文學復古運動先行，而陽明運動後起，但各地仍有差異。若是從社集來判斷，江西作為江右陽明學派所在，陽明學的風氣從嘉靖朝便已極盛，從南昌、撫州到吉安三府，都有陽明心學的代表人物，其中吉安府的安福、吉水兩縣更是大儒輩出，加上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讓陽明心學進一步有草根化的傾向。相對於此，文學復古運動的流風影響較不顯著，江西在宋代雖有江西詩派，但入明以後此詩派不盛，待文學復古運動起，復古派對兩宋以來的江西詩派的訾議攻擊，往往讓人忽略了同時期江西的文學活動，而僅湯顯祖（1550-1616）較受注意而已。待王世貞（1526-1590）主盟時期，以余曰德(1514-1583)及宗室朱多煃(1534-1593)為首，與後七子相應和，直到隆慶、萬曆朝左右才有復古派詩社──芙蓉社，在南昌成立。也因此，儘管兩運動同時併起，但江西的陽明心學運動則從嘉靖朝便居主流，而主導整個學術流風及走向，文學復古運動則相對較弱，居於支線的位置。以江西寧王府宗室為例，嘉靖年間拱字輩的宗室所接觸的是陽明心學，但不活躍。直到晚明，多字輩的宗室與南昌當地士紳共組芙蓉社，宗室在詩作上的長才及優勢才得以展現。（詳第2章）也因此，本書將以陽明心學為主線，輔以文學復古運動的流風影響展開討論。

自序（節錄）
這本書是我的第三本學術論著，也是我對自己過去在陽明學研究上所遇到的一些問題的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回溯到我的第一本書《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這是從我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以江西的江右陽明學派為研究對象，完成於2005年，距今恰好二十年。
　　江西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上是極特殊的地方，它從兩宋以來，便是思想及文化中心，既有江西詩派（黃庭堅），有唐宋八大家之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有明初臺閣體（楊士奇），人們會討論這些文學流派，但卻鮮少關注江西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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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和「運動」、大人物和小人物——序《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方志遠)
自序
導論
一、作為主線的江右陽明學派
二、小讀書人的動向與社集活動
三、應舉與窮經的分歧
四、章節安排及主旨課題
五、對陽明學研究的反思
第一章從古籍復興到儒經詮釋：明中晚期三股風潮的變動
前言
一、文學復古運動與古籍的蒐獵整理
二、陽明心學與儒經詮釋
三、將變未變之際
結語
第二章江西復古派詩社的發展與風潮的轉向
前言
一、江西文學復古運動：士紳與宗室
二、寧王府宗室的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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