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經典重排新版)

前言
一、序論
二、性格、身世與環境
三、心路歷程之一──宗教心靈的湧現
四、心路歷程之二──影響和變化
五、心路歷程之三──由保守到激進
六、譚嗣同的仁學
七、結論
參考書目
索引

序論
    譚嗣同在中國近代史上不能算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但卻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他的一生總共只有三十六年，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也不過三、四年的時間，然而在這短短的時間裡，他卻留下了光彩的事蹟、感人的身世和深遠的影響。這一本小書，不是譚嗣同的傳記，而是希望透過他的一生行跡和他的作品，勾畫出他的主要思想發展，他的「心路歷程」。
　　譚嗣同的心路歷程，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因此，透過他的心路歷程，我們也多多少少可以看見一些近代思潮演變的痕跡。
　　稱之為「心路歷程」，不是隨便的譬喻，因為我在這裡所謂的思想，不僅是指觀念層次上的意識，同時也是指情感層次上的意識；它包括內心生活的各面，只有綜合內心生活的各面，我們才能看到譚嗣同的精神全貌，他的心靈世界。
　　大約而言，思想史有兩種，一種是觀念發展式的思想（history of ideas）。這種思想史的著眼點是觀念的歷史發展，它的主要目的是看觀念如何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從而分析這些觀念間的衍生與邏輯關係，探討這些觀念與其他觀念之間所產生的緊張性和激盪性。西方史家魯佛覺（Arthur Lovejoy）的《存在的鏈鎖》（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和萊根（Anders Nygren）論「愛」這一觀念在西方傳統裡的演變（Agape and Eros）都是這一類思想史的典範之作。這種思想史用來處理哲學史或思想史上的重要觀念有其特殊的價值，但是作者在這本書裡不擬採取這種方法，因為譚嗣同不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或思想家。他的思想本身，抽離地或者孤立地去看，沒有什麼重要的價值。因此，我所採取的是另一種治思想史的途徑，那就是把他的思想放在他的時代脈絡裡去看，看他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刺激和生命的感受，如何在思想上作自覺的反應。只有這樣來處理，譚嗣同的思想的歷史意義才能彰顯。
　　譚嗣同生長的時代是十九世紀的最後四十年，他的思想由成熟到發揮影響的時期也正是中國文化在近代進入一個轉型的時代（一八九五—一九一一）。在這轉型過程中，譚嗣同的思想扮演了一個極重要的角色。然而由於他的思想的特殊性，要替他在當時的思想界作一個定位並非易事。首先，當時思想界的重大論爭，他幾乎都未曾直接參與。當時辯論激烈的今古文之爭，譚嗣同並未真正捲入。梁啟超與康有為本人都強調譚嗣同受康有為之今文學的影響。事實上，康梁的這種強調都嫌誇大。譚嗣同受康有為之影響甚晚，直至死前的兩三年他才與康有為的思想有所接觸，而其時他的思想的基本形態已大致形成。故當時康有為的今文學雖然在譚嗣同的思想裡留下一些痕跡，這些痕跡卻與他的基本思想是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此外，清季的另一思想論戰——革命與改革之爭，譚嗣同也未介入。這固然是由於這個論戰主要爆發在譚嗣同戊戌死難之後，但更重要的是，他晚年雖參加康梁變法，他的思想實兼有當時所了解的革命與改革兩種成分，假若他未死於戊戌之難，他後來的思想演變究竟屬於改革型還是革命型，實在很難說。
　　以當時思想界的重大論爭去給譚嗣同「定位」固然不易，以今天史學家對中國近代思想的一些流行的觀念去了解他的心態也頗有隔靴搔癢之虞。「民族主義」這個常用的觀念就是一個例子。不錯，民族主義之變為近代中國的一個主要思潮，是始於清季轉型時期，但值得注意的是：譚嗣同思想雖含有一些國家觀念與種族意識，這些觀念和意識對他的中心思想卻影響不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裡稱譚嗣同思想為「世界主義」，實在是有所見而發的。
　　除「民族主義」之外，中外學者有時以「現代化」這個觀念去分析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趨勢，但所謂「現代化」是現代學者所用之範疇，是否可以適用於清季知識分子的思想也很成問題。大致而言，「現代化」這一觀念有廣狹二義：就其狹義而言，「現代化」與一般所謂的「經濟發展」不分。就其廣義而言，則指社會學家以韋伯（Max Weber）的「功效理性」為基礎而建立的「理性化」這一發展過程。重要的是，不論是狹義或廣義，「現代化」都不是以「道德取向」為主的概念，而譚嗣同的思想卻含有極濃厚的道德色彩，因此，在詮釋譚嗣同的思想時，我們很難乞助於「現代化」這一範疇。
    此外，已故美國學者李文孫（Joseph Levenson）在其所著《中國儒家文化與其命運》一書中，曾特別強調「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這一觀念，並以此去分析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心態。李文孫此處所謂之「文化認同」乃指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西方文化的衝擊與震盪之下，由挫折感與屈辱感所產生的文化自卑心理。李文孫認為，由於這種自卑感的作祟，中國知識分子，自晚清以來，往往有美化傳統的心理需要。從這個觀點去看，譚嗣同早年思想容或含有這種心理因素。但其晚年成熟之思想則難以用此種心理解釋去概括。由上面的分析可見：現代史家所習用的一些觀點與範疇，我們都不能藉以窺譚嗣同思想的全豹。
　　因此，今天我們要了解譚嗣同之思想特色，必須跳出既有的一些觀點的窠臼。我們必須認識，譚嗣同一生，因為興趣和活動極為廣泛，思想難免相當駁雜，但是我們若仔細分析他一生的著作和行跡，亦不難發現他的思想有其脈絡可循，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他的思想透露一種特殊的心態，這種心態充分反映在他一生中最有影響的兩件大事：戊戌死難時他所表現的烈士精神和他在死難前兩年所寫的一本書——《仁學》，要了解這種心態和產生這種心態的思想背景，我們必須先對他個人的性格、身世和環境作一番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