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康熙面試顏璫主教
康熙真正開始認真思考中國禮儀之爭的相關問題，是在最後一次和多羅會談後。在會上，多羅告訴康熙，法國傳教士顏璫（Charles Maigrot）主教正在趕來北京的路上，他是中國禮儀問題方面的專家，有什麼事都可以問他。其實多羅到北京以後，就知道耶穌會神父要問他中國禮儀問題，現在康熙也來問他，所以當知道顏璫來京的消息後，多羅如釋重負，終於有人來幫他扛這個問題了。在多羅眼中，顏璫是回答耶穌會神父以及康熙疑問的最佳人選，最初禁止中國禮儀的觀點就是在福建的顏璫於一六九〇年代提出來的，後來教皇禁止中國禮儀的條約也是基於顏璫的說法。所以，站在多羅的角度來看，顏璫是世界上解釋教皇禁約的最佳人選。
自從明代萬曆年間傳教士進入中國以後，如何把天主教引入中國就涉及各方面的具體問題。概括起來可以說問題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語言，二是行為。語言就是翻譯，要把天主教的概念用中國的語言和能理解的方式表達出來。行為就是如何把天主教融入中國傳統的行為方式中，同時又要保持天主教的宗教行為方式。這些總結起來很容易，但操作起來卻是千頭萬緒。每個具體問題，不同的傳教士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從而引起爭議。比如天主教中的神（「Deus」，也就是現在英文中的God）應該翻譯成什麼？這個問題就在天主教內部爭論了幾十年。最早傳教士利瑪竇決定把「神」翻譯為「上帝」，但後來有些傳教士又認為不對，應該翻譯為「天主」。還有傳教士早年認同翻譯為「上帝」，後來又認為這個翻譯是個錯誤。這個「神」的翻譯就是中國禮儀之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六九三年，顏璫作為福建教區主教，為了在他的教區內統一傳教士的思想，結束爭論，就在七個有爭議的問題上做了具體規定。其中第一條就是，停止使用「上帝」，而改為使用「天主」來翻譯天主教中的神；第二條是停止在教堂內掛「敬天」的牌匾；第三條指出前任教皇同意教徒參與祭孔子、祭祖的決定是基於不完整的資訊；第四條要傳教士勸說教徒停止參與祭孔子、祭祖
活動；第五條，家裡要放祖先牌位的教徒，應該注意牌位上的字眼，比如牌位上的名字後如果有「神位」「靈位」的字眼，則把「靈」「神」去掉，僅保留「位」字；第六條，要求傳教士不能繼續在教徒中宣稱中國傳統文化與天主教義一致這樣的論斷；第七條，要傳教士減少利用中國古書來講解天主教教義。顏璫在他的福建教區發布了這七條規定以後，就把規定發回了羅馬，要求羅馬裁決。差不多在顏璫之前四十年，教皇亞歷山大七世在一六五六年已經對部分中國禮儀問題做過批示。顏璫的七條規定相當於掀起了新一輪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這些問題當時之所以存在長期爭論，是因為背後有說不清的理論分歧。比如孔子的儒家到底算不算宗教？這在現在依然是有爭議的學術問題。祭孔儀式中的孔子是什麼角色？還有祭祖先的儀式中的祖先是什麼角色？在祭祀中，孔子和祖先有「神」的性質嗎？為了裁決這些理論問題，當時的教皇在羅馬成立了一個四人裁定小組。對於當時的天主教來說，中國是一個新的區域，羅馬處理這些教義問題是摸著石頭過河，很小心謹慎。為裁定相關問題，羅馬的取證和各方詢問的過程持續了近十年。最後的裁決報告，也顯示他們做了很充分的功課。比如，他們裁定中國的祭孔和祭祖儀式中，是有「神」存在的，引用的就是孔子《論語》中的「祭神如神在」這句話。羅馬的認定意見，總結起來就是中國傳統的禮儀活動中有宗教或者類似宗教的情節在裡面，不能視為單純的世俗活動。由於天主教的教義只允許信徒心中有一個神，那麼入教的信徒就不能再參與中國傳統活動中有宗教情節的部分。
中國禮儀之爭之所以會持續那麼多年，根本原因就是問題本身存在爭議，雙方意見都講得通。康熙在與顏璫會面前，專門抽時間看了顏璫的七條論斷。康熙看完後，和他周圍的奴才說，顏璫論述「淺薄」，但他也沒有認為其中有什麼大是大非的問題，總體來說，康熙是願意和顏璫會面交流的。
但讓多羅等所有人沒想到的是，顏璫在會見康熙時，把事情搞砸了，大大地激化了禮儀之爭的矛盾。最後也影響了多羅一生的命運，令他最後都沒能回到歐洲，客死在了澳門。
顏璫入京之前，主要在福建傳教。從一六八一年入華算起，他在中國已經二十幾年了。完全出乎康熙意料的是，見到顏璫後，康熙發現他的中文很差，基本不能交流。康熙在會面前，以為這個來華二十幾年的傳教士，中文水準應該和張誠、白晉神父差不多。這兩個神父一六八九年入京時，都還完全不會中文。但學了兩三年，中文滿文都過關了。顏璫的中文在康熙看來不是差一點的問題，而是基本不會。康熙在會見中，已經顧及顏璫是外國人，放慢了語速，但即使這樣，簡單交流到第三個問題，顏璫就聽不懂了，只好由康熙身邊的耶穌會神父來翻譯。當時跟在康熙身邊的是巴多明神父。巴多明神父一六九八年入華，比顏璫晚十七年。康熙又想這位顏璫神父是不是只是口語不行，因而問他，認不認識大廳木頭牌匾上的字。牌匾上寫的是「華岩雲閣」四字，但顏璫只認識其中的雲字。康熙徹底生氣了，問顏璫：「怎麼與你交流？你說也不會，寫也不會。算了，現在說的你也聽不懂。」當然顏璫還是很尷尬的。對於康熙來說，這次會面讓他最氣憤的是，羅馬方面和多羅竟然說他是中國問題專家，而且羅馬對於中國禮儀問題的見解是基於顏璫的論斷。
康熙認為整個西方都被像顏璫這樣大字都不識的偽中國專家誤導了。作為中國的皇帝，他立即認為他有責任派人到西方去闡明他的觀點，以正視聽。康熙在會見後第二天就下了兩份御旨。一份是給顏璫的，這是一份會見提要，說明他的中文很差。第二份是寫給多羅的，告訴他，顏璫沒有學問，叫他以後不要聽信顏璫的觀點。同時康熙擔心在中國的地方上，還有更多像顏璫這樣的傳教士。因而他要求多羅在南下離開中國的路上，不能巡遊各省，去單獨會見地方上的傳教士。康熙說如果多羅想要見地方上的傳教士，那就把他們召集到一個地方，一次性和他們見面。而且他還讓多羅轉告教皇，以後所有來華的傳教士，他都會仔細審核，防止像顏璫這樣的人混跡在地方上。康熙在三個月後，正式要求所有在華的傳教士到北京接受審核，通過了才能領取同意他們在中國傳教的信票。
多羅當然完全沒有想到顏璫覲見康熙會是這樣的結果。他離開北京的時候，自認為整個出使還是成功的。現在康熙決定要審核每一個入華的傳教士，並要多羅把這個決定告訴教皇。根據當時送達這份御旨的奴才給康熙的回報，多羅很猶豫要不要接這份御旨。按照耶穌會神父的說法，多羅很生氣，不知道該怎樣把這個御旨帶回給教皇。多羅的翻譯畢天祥神父還安慰多羅說，就算教皇不滿意這個決定，想必也不會為難給他傳遞訊息的使節。多羅接受御旨時的情緒引起了康熙的懷疑，康熙擔心他不會準確地把自己的各種意思帶回歐洲。
……
康熙懷疑多羅是否會準確傳達他的意思，於是做了兩個決定：一是取消之前派赴羅馬的白晉使團。當時白晉和沙國安還在廣州等船。派白晉出使是當年一月做的決定，是康熙接見多羅後對羅馬的禮節性回訪。但現在情況有了變化，白晉帶出去的只有康熙準備送給教皇的禮物，代表不了他接見顏璫後要向教皇傳達的意思。同時，康熙的第二個決定是派出另外一個使團去羅馬，使節就是本書序中出現的紅票中提到的葡萄牙耶穌會神父龍安國和法國耶穌會神父薄賢士。這個使團除了向教皇闡述康熙的觀點以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讓歐洲廣泛知道北京所發生事情的來龍去脈。兩位神父是在一七〇六年十月十七日離開北京的，而他們著手翻譯各種帶回歐洲的材料在九月四日就開始了，也就是說在多羅離開北京一周後他們就準備去歐洲的事了。北京耶穌會神父得知康熙決定派出新使團後都很高興。除了康熙需要兩位使節帶去羅馬的各種材料以外，兩位神父還帶上了耶穌會神父最新寫出的《北京紀事》。
康熙召回和新派使團的兩個決定，是寫在一個御旨上，讓他的奴才通知北京神父的。從新派遣的使節選擇上看，康熙應該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選了一個葡萄牙神父、一個法國神父，這樣顯示出北京的傳教士無論國籍如何，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同時，他召回白晉使團給出的說法是，不知道多羅使團是否真是教皇派遣，需要先派人過去確認。當然，確認多羅真假是康熙的說辭，傳教士早就從各方面確認了多羅的身分。熟悉蒙古、滿人歷史的都知道，確認使節真假，是草原上傳統的外交說辭。這樣可以一方面把正在進行的任務停下來，同時又給未來重新啟動這個任務留下空間。

康熙面試顏璫主教
康熙真正開始認真思考中國禮儀之爭的相關問題，是在最後一次和多羅會談後。在會上，多羅告訴康熙，法國傳教士顏璫（Charles Maigrot）主教正在趕來北京的路上，他是中國禮儀問題方面的專家，有什麼事都可以問他。其實多羅到北京以後，就知道耶穌會神父要問他中國禮儀問題，現在康熙也來問他，所以當知道顏璫來京的消息後，多羅如釋重負，終於有人來幫他扛這個問題了。在多羅眼中，顏璫是回答耶穌會神父以及康熙疑問的最佳人選，最初禁止中國禮儀的觀點就是在福建的顏璫於一六九〇年代提出來的，後來教皇禁止中國禮儀的條...

二〇一九年北京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上，出現了一張康熙時期發去歐洲的諭令。拍賣時的名字是《康熙帝寄西洋眾人諭》。這件拍品不是康熙親筆諭旨，而是一份印刷品，寬三十九公分，長九十三公分，於一七一六年由康熙內務府以公開信形式印刷出來，命廣東官員發放給歐洲來的商船，讓他們帶回歐洲。這份公開信印刷出來呈朱紅色，歷史上又稱「紅票」，英文世界稱為「Red Manifesto」。紅票內容用漢文、滿文和拉丁文三種文字印出。其中漢文部分內容是：
武英殿等處監修書官伊都立、王道化、趙昌等字，寄與自西洋來的眾人。我等謹遵旨於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龍安國、薄賢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陸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數年，不但沒有信來，所以難辨真假。又有亂來之信，因此與鄂羅斯的人又帶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時，事情都明白之後，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無真憑據，雖有甚麼書信，總信不得。因此，唯恐書信不通，寫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廣東巡撫院印，書不封緘，凡來的眾西洋人，多發與帶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文字的內容很直白，就是康熙向歐洲陳述一個事實，說他在一七〇六年（康熙四十五年）和一七〇八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兩組人到西洋去，現在人都沒有回來。除了一些各方面不知真假傳回來的消息，他派出去的人並沒有正式文書寄回。
這是一封印刷品，按理說價值不大。但拍賣前，拍賣行給出的估價是七十萬到八十萬元。拍賣行估到這個價位，顯然是做過功課的。在拍品介紹的底部，提到紅票只在歐美十來所圖書館有館藏，在中國與香港、臺灣尚未發現過該票，在華語地區是第一次出現。
紅票受到關注，也是近二十年來的事。長期以來，紅票裡面提到的「事情明白之後」是什麼事情，康熙為什麼發這張紅票到歐洲，都是個謎。因為大清所有官修史書都沒有提到過這張紅票，與之相關的事件也完全沒有記錄。二〇一一年牛津大學圖書館中國古籍部主管大衛・海利威爾（David Helliwell）在網上分享了一段他與紅票的故事。海利威爾說，早在一九七〇年代，他就在牛津一座書庫中看到過一張紅票，當時是捲起來和一個木板綁在一起的。上面只是簡單有個庫存編號，也就表示前任館員們都不知道這張紅票的歷史，不知道應該把它歸到哪裡去。當時海利威爾打開看後也沒有頭緒，又把它原封不動放回了原位。直到一九九二年，他去參觀法國國家圖書館舉辦的中西印刷文物展的時候，展出的一張紅票讓他回想起十幾年前在牛津書庫裡見過的那張。展出中，關於紅票的簡單歷史脈絡已經被法國國家圖書館館員整理了出來。海利威爾回去後，很快就找到了牛津書庫中的那張紅票。當他再次把捲起來的紅票打開，給紅票做相應的索引介紹的時候，發現紅票背面有很淺的鉛筆印記「F. Douce」。海利威爾說這表示紅票是古籍收藏家法蘭西斯・杜斯（Francis Douce，一七五七︱一八三四）捐給牛津的，也就是說這張紅票在牛津書庫裡放了一百多年，一直沒人知道其來歷背景。海利威爾把他發現這張紅票的經歷寫出來發到網上，很快收到世界各地發來的消息，告訴他還有哪些地方也藏有紅票。經過統計，現在世界各地有十八張紅票，它們是：
1. 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慕尼黑
2. 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沃爾芬比特爾（副本1）
3. 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沃爾芬比特爾（副本2）
4. 柏林國立圖書館普魯士文化遺產
5.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6. 大英圖書館，倫敦
7. 劍橋大學圖書館
8. 倫敦木版基金會
9. 法國國家圖書館，巴黎
10. 萊頓漢學研究所
11. 梵蒂岡宗座圖書館，梵蒂岡城
12. 斯德哥爾摩皇家圖書館
13. 利瑪竇研究所檔案館，波士頓學院
14. 印第安那大學禮來圖書館
15. 康乃爾大學圖書館
16. 東京私人收藏
17.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
18. 格拉斯哥大學亨特圖書館
看到紅票而不知其來歷的不止牛津的館員，近現代清史大家陳垣先生也不知道紅票相關的歷史。清朝滅亡以後，很多北京學者都在搶救宮內的各種文物資料。一九三〇年二月，陳垣先生在故宮的懋勤殿，發現了三份康熙手稿。手稿上能看到康熙在文字上的各種親筆塗改，其中一份就是紅票漢字部分的草稿。由於清史中沒有記載，當時國內學界也不知道紅票的存在，陳垣自然也就無從知道這張草稿背後的故事。草稿上修改後的文字和紅票上印刷出來的漢字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草稿上沒有標注日期。陳垣為此費力多方考證，透過文字中提到的俄羅斯人等資訊斷定這份草稿的時間是在康熙五十六年，與實際時間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相差無幾。不過陳垣知道這封手稿定有其歷史價值，在他整理故宮文物的前後數十年中，還發現了其他十二份康熙時期與歐洲相關的手稿，結合當時出版的各種西方教會材料，他已大概看出了事件的脈絡，就是康熙與羅馬教廷有著長達十五年的往來磋商。他把發現的十三份原始手稿集結起來，由當時的故宮印刷所影印成了一本小冊子，取名為《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發現手稿的懋勤殿在乾清宮旁邊，最早是康熙的書房。這些手稿大概在康熙朝後，就一直放在那裡。大清歷朝史官有沒有翻看過不得而知，但是已知的是乾隆年間，在朝廷編訂的《皇清職貢圖》中，說到羅馬教皇一節（原書中稱教化王），就已經不知道康熙與羅馬教皇曾經互派過使節，有長時間的往來磋商了。
紅票本身，印刷精美大氣，展開後有約一公尺長，這大概也是當年歐美藏家們儘管不知道其背後故事，卻都紛紛收藏的原因。就紅票的內容來說，讀過以後都會有疑問：為什麼康熙要派人去歐洲，而且還派了兩隊人去？紅票中提到的龍安國、薄賢士、艾若瑟、陸若瑟四位西洋人都是來華的傳教士，清代官修史書中並沒有提到過這四人出使西方，他們到底是以什麼身分被康熙派出的？紅票中只說四人是被「差」去西洋，是「奉旨往西洋去了」。同時，紅票中的拉丁文翻譯，寫的也是被皇帝派往歐洲，沒有給出一個名號。龍安國原名Antonio de Barros，是葡萄牙人；薄賢士原名Antoine de Beauvol lier，是法國人。二人去歐洲時選擇跨越太平洋，走的是美洲路線，到達巴西後還給歐洲寄過信，但後來二人在從巴西去歐洲的路上遇到風暴，死在了途中。艾若瑟原名Giuseppe Provana，是義大利人；陸若瑟原名José Raimundo de Arxo，是西班牙人。這二人走的是印度洋路線，最後都到達歐洲，還受到了葡萄牙國王的熱情接待。陸若瑟到達歐洲不久後就病故了。在紅票傳到歐洲時，只有艾若瑟還活著。教皇看到紅票以後，批准艾若瑟返回中國。可惜艾若瑟在回程的船上去世了。艾若瑟離開中國的時候，還帶了一個中國弟子，叫樊守義。他一直跟著艾若瑟在歐洲遊歷，最後守著艾若瑟的棺材抵達廣州。康熙後來派人去廣州，買了三十六畝土地用作墓地，風光厚葬了艾若瑟。當然這段厚葬的歷史，清史中也沒有記載。艾若瑟的墓早已被毀，現在只有一些大理石墓碑殘片，存於廣州市博物館中。好在十九世紀後期，艾若瑟的墓地是當時洋人愛去的一個景點，一位行經此處的英國人在遊記中詳細記錄了墓地的情況，還把當時墓碑和墓誌銘上的拉丁文和漢文全部抄錄了下來。在這份抄錄中，我們可以看到艾若瑟的墓碑正面，刻出的是「欽差艾公之墓」，也就是說康熙賜給艾若瑟的名頭是「欽差」。艾若瑟的墓碑上還有長篇墓誌銘，記錄下了康熙派內務府人到廣州操辦墓地的事，同時還比照《漢書・蘇武傳》，讚美了艾若瑟「欽差大西洋公幹」而滯留海外十三載後，不慮「波濤險幻，堅為覆命」的美事。蓋棺而後論定，這四位來華的歐洲傳教士在康熙心中，都是他的「欽差」。
為什麼大清皇帝會派洋人做自己的「欽差」出訪？這些傳教士和康熙是什麼關係？他們為什麼能得到康熙的信任？這些都是本書要探索的問題。紅票的拉丁文下面，還有十六位來自歐洲各國的在京傳教士，為康熙發出的紅票簽名，確認紅票內容的真實性。
這些簽名的傳教士和康熙又是什麼關係？康熙和傳教士關係密切並不是什麼祕聞，當年傳教士在寄回歐洲的信中經常炫耀他們和康熙的關係，以至於有些歐洲人燃起了一絲希望：康熙有沒有可能成為第二個君士坦丁大帝（羅馬第一個接受基督教的皇帝）？
從中國的政治史角度看，康熙和傳教士的關係也很特殊。大部分傳教士都沒有官銜，卻能往來於宮中，侍奉在康熙左右。紫禁城按功能分為內廷和外廷。大臣上朝議事，處理公務都在外廷；內廷算是皇帝的私人領域，是皇帝生活起居與日常辦公的地方。讓當時朝臣都羨慕的是，傳教士被康熙允許出入內廷。儘管有幾個傳教士在朝廷也有過官銜，負責天象觀測這種專業技能，但按理他們都是不能出入內廷的。出入紫禁城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說日常出現在皇帝身邊。以前的研究者大都認為，傳教士能在康熙左右，是因為康熙對西學感興趣，傳教士對他有用處。這種說法顛倒了先後關係。興趣源自接觸，康熙對西方學問的興趣，是不可能憑空產生的。古往今來，能長時間接觸到皇帝，先決條件都是信任。所以先後順序應該是，康熙先有了對傳教士的信任，才會有和他們的接觸，從而他們才有機會教康熙西方的學術和技術。只有康熙學習了這些知識以後，他才能對西學有興趣，也才能理解傳教士那些學問的用處所在。
康熙對傳教士的信任，不僅僅體現在讓他們出入紫禁城，派他們去歐洲，甚至連跟俄羅斯的邊界談判這樣核心的國家事務，他也派出了兩位傳教士加入到談判隊伍中。著名的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條約》，就是兩位傳教士作為清朝的實際談判代表，和俄羅斯人談出來的。雙方會談語言是拉丁語。最後的合約由拉丁文、滿文和俄文三種語言簽訂，沒有漢文。傳教士在談判中說著拉丁文但又忠於清朝，這讓俄羅斯談判代表很吃驚，而且他們發現傳教士堅決捍衛清朝利益，比以前談判過的滿人還要強硬。最後簽訂的條約，彼得大帝不滿意，而且對傳教士竟然幫助異教徒談判很不理解，一怒之下，把兩位傳教士所屬的耶穌會給禁了，不允許任何耶穌會的傳教士進入俄羅斯。
在北京的傳教士，大都屬於耶穌會。耶穌會一五四〇年成立於歐洲。在環球航海的大背景下，耶穌會立會的一個宗旨就是要把天主教傳播到世界各地，這一點得到了羅馬教皇的支持。該會七大創始人之一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早在一五五一年就遠渡重洋，來到了廣東外面的島嶼，準備找機會進入中國。後來著名的利瑪竇神父，也是耶穌會傳教士，他是在萬曆年間進入的中國內陸。之後陸續到達的耶穌會神父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如何融入中國的士大夫圈子，在中國傳播他們的福音。耶穌會神父在江南成功進入了一些文人圈子，同時也為一些當時的名人施洗入教。明朝末年，耶穌會神父湯若望進入了朝廷體制，在明朝的欽天監做官。當時他在京城與朝野士人多有結交。
明清易代之際，在華傳教士跟當時所有國人一樣經歷了戰爭的痛苦。對他們來說，朝代更替也是一次機會，一個讓他們走進統治階層權力圈子的機會。傳教士從最初見到進京的多爾袞，到後來的順治皇帝，再經歷鰲拜專權，最後走進康熙的世界。在康熙的孩提時代，傳教士就在他身邊。在康熙跟著翰林們學習漢語和經史子集的同時，傳教士在內廷裡教他數學等西方學問。傳教士後來又一步步地幫助康熙和歐洲建立起了各種聯繫，同時也讓歐洲對這個東方皇帝產生了興趣。萊布尼茲、伏爾泰等歐洲科學家和哲學家都在饒有興致地閱讀康熙的傳記。紅票正好是全球化之初中西交流中留下的一頁。大概也是近年中外歷史學界對這段歷史的挖掘，讓紅票的歷史位置日漸清晰，拍賣中的紅票，一路競價，最後以一百六十一萬成交。

二〇一九年北京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上，出現了一張康熙時期發去歐洲的諭令。拍賣時的名字是《康熙帝寄西洋眾人諭》。這件拍品不是康熙親筆諭旨，而是一份印刷品，寬三十九公分，長九十三公分，於一七一六年由康熙內務府以公開信形式印刷出來，命廣東官員發放給歐洲來的商船，讓他們帶回歐洲。這份公開信印刷出來呈朱紅色，歷史上又稱「紅票」，英文世界稱為「Red Manifesto」。紅票內容用漢文、滿文和拉丁文三種文字印出。其中漢文部分內容是：
武英殿等處監修書官伊都立、王道化、趙昌等字，寄與自西洋來的眾人。我等謹遵旨於康熙四十五年已...

序
第一部分　進入清朝權貴圈的西洋人
第一章　佟家的奴才　
戰場上的俘虜／康熙母親的娘家／滿人對西洋人的印象／神父與大炮生意／佟氏家族與傳教士／消除奴籍／小結
第二章　滿漢之爭中的傳教士
傳教士被抓／滿漢路線之爭／滿人、漢人和洋人／楊光先的地位／傳統社會中的算命／湯若望參與算命／曆獄審判／小結
第三章　從剷除鰲拜到《尼布楚條約》談判
康熙背後的勢力／傳教士登場／傳教士與宮廷政治／功不可沒的南懷仁／傳教士帶給康熙的世界／《尼布楚條約》簽訂／小結
第四章　內務府的人
臣子和奴才／傳教士的名分／新來的傳教士／關係網／介紹中國／中西雙向交流／小結
第二部分　紅票與中西交往
第五章　教皇使團和康熙派出的洋欽差
康熙和他的江山／康熙眼中的教皇使團／初次接見／教皇使節與傳教士／多羅與禮儀之爭／傳教士筆下的歷史／辭行會見／康熙面試顏璫主教／領票／小結
第六章　彼得大帝使團和教皇新使團
十四年的等待／康熙發給歐洲的公開信／康熙的耐心／彼得大帝來華使團／教皇第二個入華使團／小結
第三部分　榮耀後的沉寂
第七章　雍正爭位與禁教
康熙晚年的皇位爭鬥／雍正登位中的謎團／傳教士也盡力了／雍正為什麼要禁教？／雍正對禁教的解釋／當局者怎麼說？／雍正與佛教／作為佛教居士的雍正／皇位爭鬥與禁教的關聯／小結
跋
附錄一　雍親王致年羹堯書
附錄二　內務府內傳教士名錄
附錄三　顏璫關於中國禮儀布告
附錄四　穆經遠判決書
致謝
注釋
參考文獻

序
第一部分　進入清朝權貴圈的西洋人
第一章　佟家的奴才　
戰場上的俘虜／康熙母親的娘家／滿人對西洋人的印象／神父與大炮生意／佟氏家族與傳教士／消除奴籍／小結
第二章　滿漢之爭中的傳教士
傳教士被抓／滿漢路線之爭／滿人、漢人和洋人／楊光先的地位／傳統社會中的算命／湯若望參與算命／曆獄審判／小結
第三章　從剷除鰲拜到《尼布楚條約》談判
康熙背後的勢力／傳教士登場／傳教士與宮廷政治／功不可沒的南懷仁／傳教士帶給康熙的世界／《尼布楚條約》簽訂／小結
第四章　內務府的人
臣子和奴才／傳教士的名分／新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