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史未竟：1895-1945臺灣考古拾遺

名人推薦：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陳有貝／審訂推薦

34 禁忌一：燒陶的時候不能去大便
〈紅頭嶼ヤミ族の土器製作〉鹿野忠雄（一九四一）
這一篇的文章題名可翻譯為〈紅頭嶼雅美族的陶器製作〉，或以當代的用詞翻譯為〈蘭嶼達悟族的陶器製作〉。其實都好，筆者忠於時代性，依循作者當時的用法。這篇文章有別於其他日治時期早期描述原住民陶器製作的「文獻訪談」（伊能嘉矩）或是「比較文化」（鳥居龍藏）的書寫手法，往往只呈現出斷片化的畫面。鹿野忠雄則是以更貼近製陶工藝技術與社會結構的角度，詳細記錄從採土到燒製成品的細節程序，並標注各步驟雅美族語稱法、禁忌行為、性別、普及性與時節等，可說是人類學民族誌「參與觀察」的書寫方式。
鹿野忠雄在文中的一句話，引發了筆者的好奇心。他說：「紅頭嶼現在完全沒變，和四十多年前鳥居龍藏博士來到這座島時一樣，仍盛行製作陶器。」
紅頭嶼位居亞洲東岸的重要航道上，十七世紀中期荷蘭人數度探查，一八七七年紅頭嶼併入清代版圖，自一八九五年進入了日治時代，全臺灣島各地不論平原、山區，幾乎四處可見來自日本輸入的陶器和瓷器，更有承繼自漢人原鄉所帶來或貿易而來的青花瓷、醬釉硬陶或是本地高溫素燒的磚胎陶器。為什麼臺灣島內各原住民族幾乎都喪失了傳統製陶技術，唯獨紅頭嶼延續了這麼久？
筆者進一步觀察思考這個歷史過程發現，自十七世紀以來，紅頭嶼的製陶技術至少撐過了兩波亞洲陶、瓷器的大流行。第一波是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晚期，明清中國陶瓷對外的大規模輸出；第二波應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半，日本瓷器對外的輸出（特別是殖民地與日本占領區）。大部分的人大概會認為只是因為島嶼的孤立性所致，但筆者認為其中必有蹊蹺。有鑑於鹿野先生在文中記錄當時雅美族製陶的細節，筆者認為有幾點雅美族社會的結構性特徵，使得製陶工藝得以長久延續。
一、製陶行為不受階級或氏族的限制，是家戶式的工藝，不易因無法繼承或受獨占控制而絕續。
二、緊密父系社會與氏族下的男性製陶，使製陶技術因婚姻移動而喪失或改變的機率減低。
三、製陶活動與集體季節性的漁撈、芋作、製船、築屋等活動緊密相扣，相關的活動成員已交織成具重疊性的生產結構，例如漁團或地域分工組織等。
四、特殊的生業型態、飲食內容與聚落型態仍維持著傳統方式，因而不易放棄或顛覆原有的物質文化。
鹿野先生的雅美族製陶民族誌，提供了考古學者一些反思：考古遺址中最常見的陶器，其遺留在類型與技術上的「變」與「不變」，從來不只是和外界接觸與否這樣單純的原因所致，反而與社會組織、生態及文化各環節緊密扣連。外面的世界在變，雅美族的製陶卻維持不變將近百餘年，考古學者當從民族誌中探詢文化變遷的機制，或許能夠更有結構性地詮釋物質文化變遷過程的種種可能性。

譯文
紅頭嶼雅美族的陶器製作
鹿野忠雄
文獻出處：鹿野忠雄（一九四一）〈紅頭嶼ヤミ族の土器製作〉，《人類學雜誌》，卷五六，一號，頁四一—四九。
從東南亞到玻里尼西亞的區域裡，分布著大範圍的固有陶器製作技術，但是在近代文明的滲透下逐漸消失，臺灣蕃族也不例外。臺灣島納入我國版圖之後，首先是鄒族的陶器製作者消失，接著是布農族；在一些地方保留著製陶技術的阿美族，現在也似乎不做陶器了。普悠瑪族和排灣族曾經製作陶器是無庸置疑的，但在很久以前就失傳了。泰雅、賽夏兩族在目前研究的範圍裡，完全無法得到進行陶器製作的直接資料。跟其他種族相比，研判這兩族陶器技術失傳的年代是最久的。
但是紅頭嶼現在完全沒變，和四十多年前鳥居龍藏博士來到這座島時一樣，仍盛行製作陶器。因為紅頭嶼製作陶器的季節非常短，所以實際觀察到製作法的民族學家只有鳥居博士一人。筆者於一九三七年最後一次長期待在紅頭嶼時，有幸親眼見到製作的始末，因此將其概要記錄在本篇。雖然跟鳥居博士初期的報告（《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一九○二年）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這邊不特別寫出相異點。
製作陶器在達悟語稱做Mitanatana，因為是在九月（Paruptogun）進行，所以別名Pitanatana。雅美族的製法與印尼其他各族相同，是用手捏製作，不是在美拉尼西亞的一些地方也有發現的Coiling法（泥條盤築法）。另外，製作陶器大多與特殊階級或氏族有關，但是雅美族沒有這樣的現象，每個家庭都在製作。此外，由女子製作陶器並不罕見，雅美族卻僅限男子。
雅美族陶器的種類主要有Wanga（煮壺）、Puraranum（提水陶壺）、Waga（陶缽）這三種。偶爾也會做Tautau（陶偶）、Parudunan（熔銀的坩鍋）、Susunrun（紡輪）、Raratan（男人魚盤）等物品。製作陶器的陶土可以在島上取得，但只會搗碎，不會像其他種族一樣，加入砂土或是貝殼粉。另外，在我國沖繩群島的一些地方會敲碎蝸牛混在陶土裡，利用動物的黏液製作，在這裡完全沒有發現這個現象。

一、準備燒陶的柴
燒陶用柴稱為Ipagapoi，燒大型的陶甕用硬的木材，小型的壺用軟的木材。硬木在Pipirapira（六月）的滿月過後砍伐，放在山裡乾燥，這個過程稱為Manogot。軟的木材在Piabogan（七月）初時砍伐，一樣放在山裡。像這樣取得燒陶用的木柴，稱為Magava-so-ipagapoi。
硬的木材如下：

（1）Itap欖仁舅Neonauclea reticulata MERRILL
（2）Orin（又稱Parudnan）呂宋水錦樹Wendlandia luzoniensis DC.
（3）Galtagit圓葉血桐Homalanthus rotundifolius MERRILL
（4）Vasan（學名不詳）
（5）Kakowat貝木Timonius arboreus ELM.
（6）Gawanan菲島福木Garcinia subelliptica MERRILL

軟的木材是Vanachi，另外還有很多種類。

二、採集陶土
製作陶器用的陶土稱為Asi-no-tana（意思是好的土），第一階段就是採土。陶土是紅頭嶼盛產的安山岩或集塊岩風化而成，雅美族人表示會分成四種。Mabagung-a-tana呈黑色，燒陶的時候不容易破裂，但無法永久保存。Maravangung-a-tana呈白色，燒陶的時候容易破裂，但成品可以長久保存。這兩種通常用來製作Wanga（煮壺）或Puraranum（提水陶壺）。Apuga質地軟，呈褐色，以及Akumi-ararawa呈綠色，都是用來製作Waga（陶缽）。
這些陶土的產地大多是在島上各個溪流的上游沿岸，每個蕃社都固定有一、兩個地方。紅頭社陶土的採集地稱做Ruarashas，整座島上因為椰油社有良好的產地，所以陶器也很優異。
採集陶土的時間，快的話是Paruptogun（九月）Manomaramai（三日），慢的話是當月的Matarin（八日）開始，通常需要四天，陶土用Kakali（耕作用的挖棍）挖掘，裝到Yara（背籃）帶回去。一般是各自挖掘，挖掘地被山崩的土壤埋住時，就會有一大群人過去，兩個人交換挖掘。而且不會在挖掘地上挖一個大洞，因為挖太大的話，Anito（亡魂）發現了會跑來拿。陶土裝到Yara後，為了躲避Anito，會在背籃插上Sigau（茅草），這個動作稱為Sigaan。然後在回家時會撿地上的石頭，投向四周，各唸一次咒語：

Yakoimoi pasupasan a no bato ya kakumakai
voawan mo katowan kakumakai raditan
no kamamaogun mo!
（以此石除去所有汙穢，〔陶甕〕變得像銀一樣堅固吧！）

採集陶土的量因人而異，也有人因為陶甕沒有破損，而不需要燒製新品。但是一般會採集四個Yara的量。一個Yara的土可以做五、六個大陶甕，陶缽大約可以做三十個；也就是說，通常一次就能做出三十個左右的陶甕和陶缽。此外，在採土之前會摘Raon（紅頭嶼姑婆芋Alocasia macrorrhiza Schott）的葉子，這個動作稱為Magotas-so-pitanatana。
採集完畢後將顆粒去除，在平坦的石臺（Paninyoran-so-tana）上用Yuyura（隨手可得的石頭）充分搗碎，加少許的水揉土，接下來就是製作陶器了，先介紹陶甕，再介紹陶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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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回到源頭：臺灣考古學的再發現
陳有貝（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邱鴻霖所長利用多年時間，整理了四十三篇早期日本學者發表的臺灣考古學相關論文，翻譯並解釋其內容與意義，賦予自己的新看法，再用親民的話語介紹給大眾。邱所長在公務與研究兩邊繁忙之際，還如此盡心讓此書得以圓滿付印，令人由衷佩服。
臺灣的考古工作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直到二戰結束前後幾乎都是由日本學者所主導，因此要從根本認識臺灣考古學，了解臺灣史前研究的歷程，這部分的論著當然是不容或缺。觀察本書所蒐集的文章，我覺得大致可以將之概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學史性質的資料，例如臺灣考古學是如何展開（也包括體質人類學），歷來曾經做了哪些區域的調查與發掘工作；第二類是早年學者的各種發現與紀錄，如各地有哪些考古遺址或是各種遺物、石棺、巨石等；第三類是民族誌的相關資料，如族群對陶器、石器的製作，或埋葬行為、口傳神話等；第四類是關於研究成果，包括當時對考古器物的解釋，以及對臺灣史前時代人群與文化的相關論述等。
無論是資料紀錄或研究成果，過去曾有的努力都是今日的資產。考古學當然也不例外，至少有幾個原因如下：第一，如大家所知，現代社會的各種開發快速，埋藏於地下的考古遺物、遺址經常遭到無知的破壞，於是早期的發現紀錄便成為唯一且無法再有的瑰寶了。不僅物質性的資料如此，過去族群的各種行為、風俗、信仰等亦是相同；第二，是今日我們可以用更多已知的資料與觀點，再度去檢視當時的說法，甚至是賦予新的解釋，創造另一次的研究價值；第三，是站在現代的立場，我們常容易認為早期研究者的觀點較陳舊，不符合新的理論思想。然而，任何學術看法都有其時代的潮流背景，所以也唯有先回到當時才能客觀給予評價！藉此，便讓我們得以進一步反省，自己的各種說法會不會也只是陷於當代流行思潮的偏見之中。
本書除了介紹當年的文章之外，其實作者加入很多的提示與看法，我覺得這是書中的另一個精華所在。作者在臺灣考古領域深耕多年，同時又擁有豐富的日本研究經驗，所以這個工作做起來雖然辛苦，但必然也是得心應手吧！考古學在臺灣屬「小眾」，然而其研究的時空範圍涵蓋了三萬年前以來的臺灣，意義不容忽視。無論是一般有興趣的民眾，或是希望鑽研於考古學領域者，如果想從根源來探究臺灣考古，我想本書將是再適合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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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上缺席的拼圖：重探日治時期臺灣考古
邱鴻霖
本書的選文，最初為筆者在國立清華大學教授「臺灣考古學」及「臺灣史前文化」課程時，作為補充教材並不定期於臉書「臺灣考古」粉絲專頁上傳給學生參考之用。內容包括筆者對譯文的短評，以及日語文本的全文翻譯。自二○二二年到二○二四年間，共計四十三篇文章，雖然各主題發文的「按讚」率不一，但仍吸引了七千多位粉絲的追蹤，顯示大眾對這段臺灣考古學史的高度興趣。如今，在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林載爵先生的促成下，有幸能集結成為中文專書，期望能為推動臺灣考古學教育貢獻一份微薄的力量。
臺灣考古學的開端可追溯至日治最初期。不同於中國的金石考證與歷史學的發展軌跡，臺灣考古的發展過程，一方面與殖民政府的治理需求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與本地知識體系的建立緊緊相連。自一八九五年臺灣的日治時代開啟以來，來自日本內地的學者們對臺灣各地進行了廣泛的實地踏查，逐步累積出涵蓋自然生態、歷史、考古、人種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多領域的綜合知識體系。這段時期，堪稱臺灣科學知識探索的啟蒙階段。然而，今日學界對於日治時期考古學的發展歷程與學術貢獻的關注，往往止於少數知名人物，或僅以摘錄或片段式的理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或許與戰後政權更迭所帶來的社會氛圍轉變有關，也受到一九八○年代之後的英美留學風氣影響，自然也包括語言門檻的阻隔，使得日文資料與當時的學術成果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與評價。
筆者亦深感在學習臺灣考古學的過程中，屢屢接觸到日治時期留下的大量考古資料。這些資料多散見於當時的日文期刊之中，如《南方土俗》、《東京人類學會雜誌》、《民族學研究》、《地學雜誌》等。然而，當時受限於語言上的阻礙，筆者難以全面理解與準確引用其中內容，只能仰賴少數已有中文譯本的專書。而許多藏於期刊中的短篇文章，則成了無法善加運用的未竟之憾。
為了彌補這樣的不足，也希望能幫助今日學子更深入認識日治時期臺灣考古學的探索歷程，筆者遂著手進行這些文章的全文翻譯，並加以注解與撰寫個人漫談。除了提供授課需求，更期盼透過這樣的方式，一方面喚起社會大眾對這段逐漸被遺忘的臺灣考古學史的關注；另一方面，也留下筆者作為當代臺灣考古學者，對於同樣議題的思考與補充。這些文字，也是在嘗試換位思考：設身處地理解日治時期學者在當時條件下如何進行研究，如何建構當時的知識體系，進而反思今日臺灣考古學研究方法的延續與新材料、新技術所帶來的可能性。希望本書能為重新認識臺灣歷史提供不一樣的視角，開啟更多討論與反思的契機。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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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一九六三的一九三○
〈台湾の南端，墾丁寮石棺群遺跡〉宮本延人（一九六三）
附錄　各章文獻出處與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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