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論辯

七、論乾隆皇帝傾心漢文化
　　雍正駕崩後，正大光明匾匣出，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當面展緘敬閱，遺詔由第四子寶親王弘曆紹登大寶，改元乾隆，另命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為輔政大臣，輔佐新君處理政務。雍正有鑒於前車之失，始建秘密建儲之制。乾隆繼統全無懸念，早在雍正登基時，禮成後即招十一歲的弘曆到養心殿「承福受胙」，視同太子。事實上，弘時被賜死後，也無挑戰皇位的皇子。乾隆初年，以寬宏濟雍正之嚴苛，釋放圈禁的宗室、復阿其那、塞思黑紅帶，收入玉牒，又開釋岳鍾祺、傅爾丹、賜皇叔允禵公爵，並命刑部理庶獄，減罪增赦等等。惟寬大之餘，絕不容篡權奪位，昔東宮太子允礽之子弘皙，在失意皇族的包圍之下，有不軌之圖，但強弩之末難穿魯縞，很容易被乾隆解決，皇族再也不能挑戰中央集權了。
　　乾隆原名弘曆，於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生於雍親王府，王府最後成為喇嘛廟雍和宮。弘曆自幼由翰林院掌院教讀四書五經、《史》《漢》與《通鑒綱目》等書，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乾隆七年（一七四二）設立樂部，繼康熙所定樂章，重定中和樂章、音律、節奏，修正古樂，列入學官，以符中國古王，歌風揚雅的遺意。乾隆又事生母紐祜祿氏至孝，尊為崇慶皇太后，於圓明園為母建長春仙館居住，留園時經常探望母后，常陪母遊覽，又常在福海之東，衛城以南的同樂園與母共進晚膳，直到其母親於八十五歲高齡逝世，事母至孝始終不渝。同樂園也是乾隆與內廷諸臣聽戲之處，且每年新歲特於園中設買賣街，凡古玩、酒肆、茶館無所不備，以內監開店，由外城店肆採擇貨品。各大臣入園，皆競相購買，或集酒館哺啜，每當乾隆經過肆門，走堂者呼菜，店小二報帳，司賬折核算，眾音紛然並作，皇上顧盼解頤，至燕九日始輟。直到乾隆上賓，此例才停。乾隆明知虛擬而樂此不疲，略知其興趣之廣。圓明園另建有「鴻慈永祜」的安佑宮，為祭拜皇家列祖列宗的寺廟，按時參拜。清陵更是肅穆莊嚴，充分符合中華文化特有的孝道。誠如吏部尚書紀曉嵐，賦乾隆皇帝東巡恭謁陵所言：「帝王之孝，在徧合其歡心昭格之原，在克揚其大烈」，在在說明大清要像中國歷朝一樣，以孝治天下。
　　康熙薦舉博學鴻詞科，雍正繼之。乾隆登基即諭速行保薦，並引見中擧博學鴻詞學員，授翰林編修。應試者以登榜為榮，略知盛世已獲漢家士子之心。乾隆深知帝王之治，典籍隆文的重要，開始博採遺書，搜求藏書秘錄罔軼，禮部尊旨購求遺書。紀曉嵐於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奉命編纂《四庫全書》，所採遺書的標準包括「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有俾實用」「士林宿望詩文」，以及沉潛經史的風雅之作，而不取「舉業時文」，以及族譜、尺牘、屏幛、壽言之類。書成共計三千五百零三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約十億字，歷時十一年成書，由碩儒將之整理、編纂、校對、考據，而後分為經史子集四庫，應是中華幾千年古籍的精華。書成進表有言：「並五經以垂訓，道通乎丹書綠字之先，合六幕以同文」，崇儒繼統之意，頗獲乾隆嘉許，加賞紀昀，可說是繼明朝《永樂大典》後的又一龐大的中華文化工程。乾隆好文，在位既久，御纂、御定、御製之書由武英殿刻板，難以數計。乾隆盛世見諸漢學之極盛。
　　民國以後，有人批評乾隆修四庫，意在禁毀書籍、鉗制言論、興文字獄，以消除漢人反清復明的思想。乾隆於啟動四庫之時，確屢下上諭，要求禁毀忌諱、妄誕書籍，但絕不罪及收藏之人，以促競獻遺書。聚書之後，或全毀乖謬偏駁之作，或抽毀妄誕字句。若有心藏匿偽妄之書，則罪無可逭。惟禁毀之書主要是明末清初的著作，因多涉及詆毀清朝的稗官野史，遼金元三史中不雅的人名，以及戲曲劇本中誣詬滿洲祖先的載籍，要因乾隆以中國帝王自居，諱言其祖先在關外舊事，尤不願見明朝以漢人觀點說蒙古女真部落，視為狂謬違悖的政治語言，必需鏟除。乾隆修四庫固然有其清除謬論的政治目的，但禁毀的大多有關冒犯清朝的政治文字，於學術文化而言，並無大礙，並無損中華典籍的精華，更何況禁毀書目，並未全然消失於人間。禁毀之令雖然嚴厲，效果並不甚彰，如銷毀的錢牧齋著作，今猶見其全集之出版。更重要的是，乾隆以滿族出身的中國皇帝，主要由漢人學者參與編修四庫，崇尚程朱學統，與漢人士大夫一起弘揚儒家正統思想，清廷與漢儒之間獲致信仰上的一致，展示十八世紀乾隆時代的高峰。乾隆時代人口眾多、疆域遼闊，社會繁雜，再加上四庫所代表漢文化的榮景，實為中國歷史前所罕見，更加鞏固了大清皇朝統治中國的基礎。
　　乾隆事事師法康熙，於元年即重開博學鴻詞科，考取者授官如前，至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更選出潛心經學之士。乾隆亦能承繼乃祖遺志，愛好中華詩教，弱冠前已有詩文集曰《樂善堂文鈔》，錄其少作。乾隆御製詩多達四萬一千八百首，另有圓明園等詩集外別行，不在此數，總數足可匹敵全唐詩。論者或說量大質差，有謂：「清高宗亦以文為詩，語助拖沓，令人作嘔」，又謂：「清高宗七律對仗多糾繞堆叠，廷臣賡歌，每效其體」。乾隆寫詩未必求工，見其性情，乾隆進士趙翼所說：皇上學高思敏，御製詩「如神龍行空，瞬息萬里」，未必盡是阿諛。更值得注意的是乾隆興致之高，以詩為常課，日必數首，親自繕寫，並令內監送儒臣注明出處，有不明原委者，許其回家涉獵，謂之「詩片」。詞臣或不免奉承迎合，仍可略見乾隆吟詩之勤，樂此不疲，對舊詩的鍾愛，絕非因討好漢人而吟詩！紀曉嵐等侍臣投聖駕所好，時有唱和，自盡奉承之能事，如紀氏恭和御制朝嵐元韻有云：「高山大澤氣潛通，皇心妙契先天理，碧綠青黃皆會心，淺見烏能窺所以，側峰橫嶺看茫然，小臣如入廬山裡」。乾隆亦喜與詞臣吟詩取樂，有記載稱：有詞臣撰寫墓志銘，誤將翁仲兩字倒置，乾隆即賦七絕一首曰：「翁仲如何說仲翁，十年窗下欠夫功；從今不許為林翰，貶爾江南作判通」，每句最後兩字都顛倒以示警，而正好入一東韻，可稱巧思。
　　康乾盛世也可見之於民間士大夫漢文化的興隆，明末大儒都成為清世大儒。顧炎武明古韻、閻若璩定古文《尚書》為東晉偽書、張爾岐明《儀禮》、胡渭審察《禹貢》地望、承宋明餘緒。黃宗羲及其門人萬斯大、斯同兄弟融合漢宋，尊重史學，邵晉涵、全祖望、章學誠繼之，昌明浙東之學。乾嘉考據學名重一時，章實齋著《文史通義》與唐人劉知幾隔代並肩。乾隆朝吳門惠棟，有志於經術，尊聞博雅，可稱精妙；惠棟弟子江聲、余蕭客，鈎沉古經有成。余蕭客門人江藩古詩文豪邁雄俊，王鳴盛、錢大昕精研經史，篤於尊信。汪中（容甫）等江都學者博通經史，工詩文。休寧戴震綜竅形名，頗能裁斷，又深通小學、禮經，輿地、算數，為學深遽，所著《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才性為說，弟子段玉裁闡明《說文解字》，王念孫、引之父子疏通《廣雅》，以通解古書文義，王氏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到晚清俞樾、孫詒讓，都能夠繼承王氏父子之學，上溯古義，斷以己意。重樸實的經儒之外，尚有講究詞章的文士，如方苞、姚鼐興於江淮之間，行文貴儷辭，號稱桐城學派，於是有常州復興今文之學，宗漢代的公羊之學，劉逢祿繼莊存與而起，專主董仲舒學術。宋鳳翔更雜糅兩漢之間的讖緯之辭，義瑋文華。乾嘉而後至道光末年，魏源治今文好經世，龔自珍與魏源互相稱譽，詩文自成一格，詩作八百餘首，瑰麗奇肆，膾炙人口。德清戴望治學嚴謹，致力於訓詁，惜早逝不能永年。湘潭王闓運主張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訓、雄文章，講學授徒，門生滿天下。南粵陳澧調和漢宋，以博學見稱。至於戲曲小說，如李漁所撰小說，《無聲戲》及《十二樓》，幽默中帶有諷刺，想像力甚是豐富，敘事富有創意。李漁亦擅長戲曲、傳奇、昆曲、情節布局，人物塑造，措辭優雅，結構明晰。戲曲與小說莫不呈現中華傳統藝術之最。中國著名的瓷器，繼宋瓷之後，清瓷至康熙年間，景德鎮的產品大放異彩，已超越明瓷，並受到西方國家的青睞。更可一提的是清代最偉大的畫家是前明宗親石濤，原名朱若極，明靖江王朱贊儀十世孫，所畫的山水、蘭竹、花果、人物，構圖善於變化，筆墨恣肆，意境蒼莽新奇，變仿古之風，講求新格，極多傳世之作。於此可見，有清三百年間之主流學術與民間藝術，非漢文化而何？若謂清朝「視漢文化為滿洲文化的一部分」，則此滿文化中的滿洲因素所存餘幾？蛇吞大象能乎？不能也。
　　乾隆皇帝與其皇祖父一樣喜歡出巡，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正月奉皇太后南巡到杭州，渡過錢塘江，祭拜大禹陵，回程駐蹕江南，召見諸生，試以詩賦，五月返京。兩年後又奉太后南巡，渡黃河時祭河神，至長江祭江神。鑾駕至浙江嘉興閱兵，到杭州觀潮樓檢閱水師，回程在山東曲阜舉行祭孔大典，是年四月返京。時至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再奉太后南巡，駐蹕姑蘇時有句曰：「牙檣春日駐姑蘇，為問民風豈自娛」？亟言南巡非在尋樂，到海寧必視察海塘，命令繕修防災，勒石塔山，永誌不忘。三年後又奉太后南巡，蘇皖兩舉人獻詩，授以內閣中書職，拔九名貢生為舉人。回京後由高晉等纂《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記錄四次南巡盛況，洋洋大觀。乾隆四十五年南巡時皇太后已經駕崩，最後一次是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招試江浙一帶士子，示以恩寵。回鑾後自撰南巡記，有謂：「我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茲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無言」。乾隆追蹤康熙足跡，顯而可見，六次南巡，照樣謁文廟、祭禹陵、視察堤堰、閱兵以示威嚴，蠲免稅賦等等。惟祖孫兩人時空迥異，必然有所不同。乾隆去前明已遠，毋庸再拜明陵，特召試士子，以示更重文教，垂諭勒石，有鑒於海塘為患，每出必奉皇太后同行，見其事母之孝。康熙之世，海內初安，尚有憂勤市恩之心，而乾隆正當承平盛世，國庫富裕，華夏無塵，探視民情，與士子交友外，多眷戀江南勝景，心存逸樂，多品嘗美食，遊覽名園，並將江南庭院複製到圓明園的長春園。
　　然而新清史學者張勉治將康乾兩帝南巡，視為展示「滿族朝廷的獨特主義」（Ethno-Dynastic Exceptionalism），以對付漢族士大夫的文化霸權，堅信「馬上治天下的必要」，而乾隆帝尤其不認同不能馬上治天下的中國傳統理念，故名其書曰「馬背上的朝廷」，強調軍事優勢的重要，說乾隆南巡是要重振八旗雄風，想要在江南展示他是「馬上皇帝」，對於漢人士子，極盡籠絡與駕馭之能事，並將南巡視同西征和北伐，並將武功全歸功於滿族與蒙古將士，建構一個在馬背上的滿族移動帝國，將內亞因素帶到江南，將滿族宗室意志加之於江南，多次南巡，即為不斷貫徹此一意志云。此君突發奇想，認為乾隆南巡意在維護滿族的宗室統治，但並不成功，根本是無中生有之談。張勉治對清帝南巡的新說多主觀意願，難符文獻可徵的南巡實情。他自稱受益於新清史反漢化觀，強調少數民族的自主性，將清朝說成內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的學說，實被誤導。事實上，以北京為京師的大清皇朝無疑以中原為根本，以內亞為邊疆的帝國。重視內亞的研究並不能動搖清朝是中國的朝代，更不能主次顛倒。
　　天子出巡，不免勞民傷財，並非有清一代的創舉，秦始皇三度東巡，隋煬帝五下江南，惟自順治到宣統兩百八十年的清朝有十位皇帝，亦僅康乾兩帝有此壯舉。南巡勞師動眾，花費巨大，後繼之清帝，縱有心恐也無力為之！中國天子原是天下供奉一人，理當享受無限制的最大樂利，唯因儒家道德的影響，有所克制。耗資巨大的豪華皇家圓明園，初建於康熙，賜給雍正，雍正將之成為御園，在園中增添正大光明殿等辦公設施，開了「政從園出」的先例。乾隆對圓明園建設最勤，耗資最巨，然其口袋極深，他在位六十年，私人銀庫「總收入在八千萬兩以上，大約是清代國家兩年田賦稅收」，所以能不惜重金將蘇州庭院勝景，如獅子林等景點，複製於圓明園右側的長春園。圓明園規模愈大，景致愈多，乾隆愈流連忘返。以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為例，皇上留在圓明園的時間共計一百六十八天，約占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八時間。其餘一百零五天在紫禁城，主要為了慶祝新正、主持重要儀式。從八月到十月前往承德的避暑山莊，度過盛夏，多半停留六十六天。有美國學者認為中亞是大清的根，承德是才是中亞帝國的首都，不悟承德只是木蘭圍場與會盟之地，不是清帝國的政治中心，中心在北京。中亞邊疆由中央政府的理藩院掌管，理藩院的「尚書掌內外藩蒙古、回部及諸番部，制爵祿，定朝會，正刑罰，控馭撫綏，以固邦翰」；然則，清廷居於漢地，視蒙古、回部、青海、西藏為藩部，內中原而外邊地，豈是將中原漢地與邊疆藩部視為兩不相干的治地？再說清帝尊重儒教，在孔子的故鄉曲阜，如無特殊情況，一年之中往往居住四十四天，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在圓明園更長達一百七十五天之久。換言之，居住曲阜的時間要比承德為長。北京城內的紫禁城，以及近郊的圓明園，才是清帝的政治中心。
　　乾隆在圓明園內的作息，以乾隆二十年（一七五六）為例，皇上在紫禁城過完農曆新年後，到乾清宮處理政務，接見來自西藏達賴喇嘛的使者，在西暖閣進用早膳後，乘坐八人抬的大轎，從紫禁城移駕到圓明園，穿過二宮門，到奉三無私殿禱告，然後赴九州清晏寢宮休息。當天的活動包括乘船到慈雲普護景點禮佛，駕臨鴻慈永祜的安佑宮拜祖。回途在長春仙館逗留探望母后，再回到九州清晏寢宮休息後，到舍衛城南的同樂園進用晚膳。用完晚膳之後，就留在秀清村和如意館，最後才回到九州清晏就寢。
　　翌日恰逢農曆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誕辰。乾隆一早起來，就以食物等貢品祭拜玉皇大帝，用膳完畢後乘龍船到十字亭，坐上四人抬的轎子，移駕到蒙古包內，接見來訪的蒙古王子。會見後乾隆遊覽萬壽山，在佛樓拜佛，而後在同樂園進晚膳，餐後至岸邊等候母后駕臨，母子在九州清晏共同觀賞花燈表演。節目結束之後，乾隆親自護送母后，目送她離開後，回九州清晏就寢。正月初十，乾隆因事回紫禁城；不過，只停留了兩天，又重回圓明園，到同樂園晚膳。餐畢到山高水長去觀賞摔跤和煙火，並接見眾親王大臣。之後坐轎，移駕至十字亭，乘舟到同樂園吃夜宵後就寢。乾隆在圓明園的起居反映出他以園為家，游觀吟詩，悠游自在，不愧是風流天子。更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登基後就將母后孝聖皇太后，安頓在長春園的長春仙館，經常陪伴母親同遊共餐，每逢端午佳節，必定會邀母到仙人承露台景點，觀賞龍舟競賽。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三月二日，乾隆與母后在山高水長景點觀賞花燈表演時，母后突然病倒，送回長春仙館寢宮後不久，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五歲。乾隆皇帝事母至孝，悲傷不已；厚葬之餘，特於鴻慈永祜內蓋恩母寺以為紀念。此寺直到民國後的一九三○年代，仍然屹立在圓明園的廢墟之中。
　　超過五百英畝的御園，有好幾百座樓閣亭榭，風景幽美，為從雍正到咸豐五朝清帝常居之所，盡情享樂。乾隆皇帝欣賞圓明園美景之餘，常在園內舉辦重要活動。盛大的宴會在紫禁城、香山與圓明園內分別舉行。乾隆自己在園內不同的地點進膳，在九州的寢宮與同樂園的餐廳用膳的時候較多，因附近有戲臺，以備餐後餘興之需。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曾在御園內舉辦豪華的慶祝農曆新年的盛宴會，賓客包括皇親貴族、功臣名將，以及來自蒙古與西藏的貴客。佳餚之後必有餘興節目如京劇表演，觀看煙火和摔跤，或吟詩做對子。
　　農曆新年之後，元宵節是中國最受重視的節慶之一，民間百姓慶祝節日，往往敲鑼打鼓和賽馬，盡情歡樂，熱鬧異常。在圓明園內也有盛大的慶祝。乾隆在元宵節的前夕，先沐浴然後就寢。他在元宵節當天起床很早，先到正大光明殿品嚐水果，然後前往鴻慈永祜的主殿安佑宮參拜，再往同樂園與母后共進早膳，再到長春園的佛寺祈拜。午後享用佳節的美食，由糯米粉搓成的甜湯圓。當夜幕下垂後，他乘坐四人抬的轎子來到山高水長的廣場，欣賞表演節目，有摔跤、燈舞和盛大的煙火表演。來訪的蒙古親王也被邀請同觀慶典，所有觀賞的人都陶醉在煙火燦爛的夜空裡，同時還有零食和音樂伺候。法國傳教士王致誠目擊圓明園的盛大燈會，有如下興奮的描述：

正月的第十五天，中國即使再窮的人都會慶祝，提起不同形狀、大小不一的燈籠，使全中國都被照亮了，而最明亮的地方無過於享樂的皇宮（圓明園），容我細細道來。園中每一樓閣、殿堂或門廊都掛上幾盞燈籠。在溪流與河道以及湖泊上，也見到小船形狀的盞盞燈籠，飄浮在水面上。在山丘、橋樑和無數碧樹上，也都掛上製作精美的燈籠，造型各異，有魚、鳥、獸、花瓶、水果、花卉和船等大小不一的形狀，由絲綢、獸角、玻璃、珍珠母，等材料製成。……我激賞他們的豐富的創意，很想我們也能擁有。相比之下，我們所有的燈籠顯得窮酸與貧乏。

　　圓明園內尤其在湖邊，掛燈籠、放煙火顯然是一大盛事。法國傳教士看過，乾嘉著名詩人學者趙翼也曾看過，他陪伴乾隆在圓明園內觀賞節日的煙火，並留下紀錄：

上元夕，西廠舞燈、放烟火最盛。清晨先於圓明園宮門列烟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畫欄杆五色。每架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並有籠鴿及喜鵲數十，在盒中乘火飛出者。未、申之交，駕至西廠。先有八旗騙馬諸戲：或一足立鞍而馳者；或兩足立馬背而馳者；或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或兩人對面馳來，各在馬上騰身互換者；或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焉，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罷，則烟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極天下之奇觀矣。

　　趙翼的描述，可以印證乾隆近臣的詩作：「銀漢星橋不動塵，斜飛火鳳入勾陳，一聲雷起地中蟄，萬樹花開天上春，太乙高樓燈似晝，未央前殿月移輪，君王行樂新年盛，先使恩光遍近臣」。英國於十九世紀末派遣使團來華，也在圓明園內看過煙火表演，說是所見「煙火的數量之多，前所未見」，且認為在巴達維亞所見的煙火，無論在聲勢與類型上，遠遠不如。在圓明園由甩砲、彈射器、鞭炮、火箭和照明彈放出的煙火「設計新奇，既勻稱又有巧思，遠勝於我前所見的煙火」，英人形容中國的煙火猶如火山噴發，光芒閃爍，歷時約一個小時後，漫天煙雲密布，遲遲不散。
　　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的元宵節，園內張燈結綵，放煙火和上演連台好戲，並以豐盛的食品款待皇室成員、大臣和蒙古親王。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乾隆早起，前往鴻慈永祜的安佑宮祭祖，在休息時有甜湯圓侍候。當日他在同樂園裡進用有二十四道菜的早膳，這些菜餚包括了燕窩雞絲、烤鴨、片野雞肉、鹿茸蒸鴨、蒸雞、烤鹿肉、碎豬肉、蒸菜包、蒸雞肉湯圓、臘肉和各類蔬菜。有些菜餚是用特別的碗盤來盛載，例如碎豬肉就盛在一個金盤裡，烤鴨放在琺瑯器上和用銀盤盛著臘肉。元宵節還有應節的各色糕點小點心，以及由後宮嬪妃準備的菜餚。元宵節的午膳極為奢華，在奉三無私殿華麗餐廳的紫檀木餐桌上，有三十二道不同的菜餚，並擺好精緻的筷子、瓷匙、玉碗、銀碟與餐巾。乾隆在親王、嬪妃和寵臣等受邀的嘉賓聚集之後才現身，他隨著音樂演奏聲，駕臨餐廳。當乾隆就坐御座後，奉上熱菜。照例每兩個賓客坐一桌，享用不斷提供的熱菜，並配上羹湯、奶茶、美酒、凍肉、蔬菜和甜點。當菜餚川流奉上時，伴奏柔和的音樂。午膳結束之後，乾隆賜給每一賓客一碗元宵甜湯圓，以表達他的愉悅。元宵節的下午，太監常寧給乾隆奉上熱食，如燕窩、雞鴨或羊肉蛋湯和奶茶，以及擺了葡萄酒和醬菜與糕點。日落之後，乾隆與他的賓客，包括來自蒙古、西藏和朝鮮等地的貴賓到山高水長景點的台階上，共賞煙火，並享用由僕役奉上的果品和湯圓。原定在正月十七舉行的煙火，因下雪而取消，當晚乾隆帝享用豐盛的夜宵。乾隆的日常起居，儼然是中華帝王而非塞外大汗。
　　當《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大功告成，所有編纂臣工應邀赴豪華的盛宴，接受賜贈的厚禮。園內的文源閣，典藏一部《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是皇上的八十大壽，前來道賀的賓客來自朝鮮、琉球和安南的使節，聚集於圓明園內大開宴席。乾隆高興之餘，詩興大發，並向賓客吟誦，藩邦使節祝酒之後，與清帝連韻唱和。英國使團於十八世紀末來訪，於遊覽圓明園時，在一座宮殿裡享用便餐，有色香雙美的菜色與水果、甜點、牛奶和冰水等。在宴會上，兩個英國賓客安排在一桌，桌上有各種珍饈和水果，英使喬治斯丹敦也是豪華宴會的座上客。
　　俄羅斯外交官曾於十八世紀來華，接受過乾隆皇帝的款待，留下出席圓明園宴會的紀錄：「在賓客面前的整潔小桌上，擺滿各式各樣的水果和蜜餞，看來中國人似乎習慣先上甜點與水果，至少我所接受的招待是如此。就此而言，可以概說中國人與歐洲人不同的地方。其他食物也是以同樣方式端上賓客面前的小桌上。菜色包括雞肉、羊肉和豬肉，全都是上好的食材，菜色不是烹煮，就炸炒，但沒有一品是烤的。皇帝從自己的桌上，給大使送去幾盤菜餚，其中烹煮的野雞肉，非常可口」。
　　農曆六月的第十八天是著名的「跑御馬日」，屆時清帝觀賞御前侍衛在圓明園的北牆外策馬。侍衛策馬時，牽另一匹馬在旁邊；起跑後，侍衛鞭擊旁邊的那一匹馬，當該馬因受鞭而快跑，侍衛迅即躍上旁邊那匹馬的背上。侍衛若能躍上奔馳的馬背，就會得到最大的賞賜，僅能從坐騎躍至另一並行的馬背，只能獲得次獎。若躍馬時墜地，也能得到一些賞賜。
　　圓明園因其優美的環境，成為清帝常住之地。皇帝的生日多半在園內慶祝，當聖壽那天的早上，文武大臣盛裝聚集於圓明園的正大光明殿，品位較低、三品以下的官員，則聚合在較遠的二宮門。皇帝盛裝出席，宣召臣工一一入殿祝賀。例如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九月二十五日，在熱河過生日，以狩獵為樂，大小官員則齊集在紫禁城的午門前遙祝聖壽。長壽的乾隆過八十嵩壽時，在有清十二位皇帝之中，沒有比他更高壽的。值此中國人所謂的杖朝之年，勢必要大肆慶祝，而當時清朝尚可稱繁榮的太平盛世。以十全老人自命的乾隆皇帝，欣然度過最盛大的壽慶。在生日的前夕，從北京的西直門通往圓明園的大路上，布置鮮豔的裝飾，呈現喜氣洋洋的氛圍。慶祝進程由總理欽定大臣監督，掌管來自全國重要官員和富商的賀禮。最受矚目的是來自兩淮、長蘆和浙江等富庶地區支付了盛大裝飾的所有費用。壽慶在圓明園啟動，皇室成員、滿洲貴族、滿漢大臣、文官武將、耆老、以及安南國王，和來自朝鮮、緬甸、真臘、蒙古、台灣，以及回族各部的代表，按序一一覲見恭賀。然後等待入座壽筵，賓客齊呼萬壽以示忠誠。圓明園南門西側的山丘，稱為迎壽山，山巔新建壽星亭。萬壽兩個中文大字展示在戲台上，另有數以百計的賀聯在園內到處張貼，還有樂隊奏出愉悅的頌揚樂聲，另有千名喇嘛在巨大的遮篷裡，朗誦佛經祈求乾隆大帝萬萬歲。在此壯麗的御園裡，處處洋溢著歡樂的氣氛。整天不斷收到數以千計的致敬賀詞，來自未能親自出席壽慶典的地方官員。八十歲的乾隆精神煥發，身體健康如昔，高興受賀後，回到高粱橋北邊的倚虹堂進用生辰晚膳。盛大的壽典總計花費了一千一百一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七．五兩白銀，比原先預算約少了五十七萬三千七百零三兩。想必是由熱心的滿洲族人、大臣、地方官員自願補貼了費用。不少京官也從自己的俸銀中撥出款項來支付祝壽經費。事後看來，乾隆八十大慶竟是圓明園裡最後的盛大壽慶。自此之後，清朝逐漸衰微。嘉道兩朝已感受到內亂外患的威脅，圓明園也不能如往日的鋪張，當咸豐登基之際，政經都在惡化之中，使咸豐感到到御園享樂有罪惡之感，等到英法聯軍入侵，圓明園被焚毀，象徵大清的一蹶不振。

七、論乾隆皇帝傾心漢文化
　　雍正駕崩後，正大光明匾匣出，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當面展緘敬閱，遺詔由第四子寶親王弘曆紹登大寶，改元乾隆，另命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為輔政大臣，輔佐新君處理政務。雍正有鑒於前車之失，始建秘密建儲之制。乾隆繼統全無懸念，早在雍正登基時，禮成後即招十一歲的弘曆到養心殿「承福受胙」，視同太子。事實上，弘時被賜死後，也無挑戰皇位的皇子。乾隆初年，以寬宏濟雍正之嚴苛，釋放圈禁的宗室、復阿其那、塞思黑紅帶，收入玉牒，又開釋岳鍾祺、傅爾丹、賜皇叔允禵公爵，並命...

　　自秦至清三千年來，中國朝代興替承先啟後，其中雖時有分合，但總歸一統，乃中國歷史的客觀現象，無涉高妙的理論。西方的希臘羅馬史為上古史，蠻族入侵與基督教崛起為中古史、文藝復興後進入近代，界限分明，未見異議，亦泰西史的客觀現象。西潮東漸，國人也要以上古、中古、近代作為中國歷史的分期，信手劃分，似是而非，莫衷一是，張冠李戴，端因有違客觀歷史現象之故。
　　宋元明清四朝為中華帝國史的晚期，多數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交替執中國之政，而少數民族主政部分之中國，更屢見不鮮，故而神州大地原非漢族一家之天下。先秦之夷夏，漢唐之胡漢，更無論五胡之入主華北。將胡人政權視為「征服王朝」，是現代西方觀念，一個獨立的國家征服另一獨立國家，如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征服了印度，建立殖民政府。而中國之天下，非泰西列國態勢，漢人政權雖多，也有不少胡人與漢人爭天下，在中原建立中國政權，豈是殖民政府？指為征服王朝，乃是擬於不倫、魚目混珠，國人實不必盲目相從。蒙元取代趙宋，朱明取代蒙元，大清又取代朱明，非一朝征服另一朝代，而是延續三千年朝代之更替。少數民族入主中國，漸染漢文化而漢化，未嘗更改中華帝國基本的體制。南北朝處分裂之世，北魏拓跋族孝文帝之漢化尤其徹底，昭然於史冊。鮮卑與漢族共治組成「關隴集團」，經過長期分裂之後，隋唐重啟中華帝國的再生。唐太宗有鮮卑血統而不失為中國的英主，名曜青史。唐代許多宰相與軍隊，音韻學家如陸法言、詩人如李白、以及晚唐三大家都有胡人的血統，無不融入漢文化的洪流。滿族之漢化，誠事勢之必然，是即王夫之所謂：「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彊之效，亦可覩焉」。在中國歷史上，清朝絕不是第一個多民族帝國，兩百八十九年的唐朝，豈非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國？但清朝卻是以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最成功的案例，而其成功多因不以征服者自居，乾隆二十六年有上諭有言：「第念滿漢大臣中有年逾七旬者，雖神明不衰而筋力亦宜體恤，自後遇朕在養心殿召見時，俱令其內右門出入，以昭優眷」，固未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分，又多歸功於漢化，而滿族的漢化，於今視之，已非常徹底。滿文化的要素，如薩滿教幾已在中國銷聲匿跡，如滿語已非絕大多數的滿人能說，如騎射早已成為古董。流傳的遺風如旗袍，也漸已式微，或非復原樣。滿人在文化上與漢人也難辨別。
　　滿族不可能單憑八旗武力「征服」明朝，更非勝利的關鍵。清朝得以取明朝代之，多歸功於漢人李自成，闖王攻陷京師，覆明於前，漢人吳三桂引敵入關，大清遂乘虛而得天下。愛新覺羅氏以少數族群成功統治中國長達近三百年，為傳統帝國所僅見，更多得助於漢將與漢臣。即使在入關之前，滿漢兩族的關係已很密切，貿易來往不輟，技術、政務，以及製造槍炮都有賴於漢族。皇太極尤起用漢人，有不少出任高位，如范文程早於一六一八就已出仕。滿洲在遼東的獲得全勝，若謂其戰力之強，毋寧說是明軍防禦之弱。最後入關得力於漢將吳三桂，清軍未必能打敗吳三桂與李自成的聯軍。清朝入關之後，西討南征也多有賴於如洪承疇等降將。建政之後，入境隨俗，建立帝制，政治與社會的漢化，可稱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說理性化其統治的例子。美國學者墨子刻（Thomas Metzer）更闡釋新儒家對清朝官僚體制理性化的貢獻。然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若干美國研究清史學者，別立異說，強調清朝的滿洲性格，以「滿洲為中心」的研究，取代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將漢族等同中國，然後切割滿漢，視大清為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因而中國僅是清帝國的一部而已。按此邏輯，清朝就不是中國的朝代！此說新穎，儼然成為學派，號稱「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美國以外，也頗有風從者，如日本的杉山正明和上海復旦大學的姚大力。但是學說或理論不一定正確，錢鍾書先生有言：長篇理論往往是空言禁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錯誤的學理，更能吹皺一池春水，必須正本清源。
　　新清史論者以漢人等同中國人，以族群認同等同國家認同，於是滿、蒙、回、藏皆非中國人，視大清為中亞帝國，而中國乃清帝國一部分的奇論怪說。於是演為清帝國是一「多重人格的政體」（political schizophrenia），有異於中國的朝代，也就是說清朝不是中國的朝代，所以把清朝轉化為現代中國，乃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誣史」（ahistorical）！彼輩否認漢化、否認大清是中國朝代的事實，無視清朝十帝，不僅自認是中國的皇帝，而且強調是合法的中國皇帝，如康熙在遺詔中稱自己是自黃帝以來三百一帝之一，而且說「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無疑是清朝首屈一指的政治中心，而新清史卻要抬高奉天與熱河的政治地位，視為次京，以示有別於明朝；又強調清皇室未尊嫡長子繼承制以示有別於前朝；又將中央集權的清朝說成「分割而區域化的皇家制度」（the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imperial institutions）以示有別於前朝；以滿人信薩滿教來斷言清朝有自己的文化，而非漢文化，以示有別於前朝。按薩滿教始自金朝，滿人雖奉教惟謹，吉凶禍福依之，然薩滿教所主之神，因族而異，以愛新覺羅而言，春秋兩季大祭於堂子，所祀諸神包括釋迦摩尼、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等。努爾哈赤又於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建佛寺、道觀、玉皇等七大廟於興京。至遲到皇太極時，已與藏傳佛教，民間稱之為喇嘛教，來往頻繁。滿洲所行者，乃極為包容而多元化的宗教政策，絕非如新清史所說，分割而區域化的情狀。清朝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的成功正因其民族宗教政策的成功，勝過蒙元政權。清朝雖不是漢人的朝代，但基本上上繼中央集權的漢制，難以否認。更妙的是，新清史將慈禧違反祖制垂簾聽政，與恭親王合作，說成重複清初太后與親王作的滿洲傳統。最後圖窮匕見，在新清史眼裡，蒙古、回疆、西藏各自有其認同，都不應屬於今日之中國！罔顧歷史事實，大肆呼應大清承繼北元之說，妄想裂解中國之用心，不可謂不詭詐。
　　滿族原是女真族，女真曾建立中國的金朝，為蒙元所滅，明取元朝代之，女真臣屬於明朝，設建州女真於大明之邊疆，接受朝貢，原有臣屬關係，清朝興起後多諱之，實錄於此多有隱晦，如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實錄有上諭曰：「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然殘存的《明清檔案》有天聰六年（一六三二）十月初十日就有上大明皇帝奏本，自稱「大明為君，而金國為臣」。清代明龍興之後，於前明的君臣關係，覺得很不光彩，故於實錄及相關文獻雖多所刪改，但文證未盡湮滅，青史沒有成灰，欲蓋反而彌彰。然則，明清代興乃中國朝代的更替，何來外國征服中國之謬說？
　　滿族崛起於明屬遼東，始於努爾哈赤（Nurhachi），他首創八旗制度，由八王共治，初無意於帝制，其意在其身後，由八和碩貝勒，共議政務，庶免失誤；然以其本人的強勢，實已凌駕八王之上，其個人的中樞決策，諸如和戰、升黜、遷都等大計，無不獨斷，不免破壞自創的共議之制。皇太極改號曰清，更建旗辨色，其後歸附日眾，仍析為八，以本部為滿洲，蒙古部落為蒙古，明人為漢軍合為十二旗，制度始備。入關之前，八旗制度有利於各族之間的聯繫，滿漢雜居，同耕共食，恩養歸附漢人，不少漢戶編入漢軍八旗，無論生產或戰鬥都可發揮作用。自天聰八年（一六三四），歸降的蒙古人編入蒙古八旗，所以八旗制度非僅限於滿族。
　　努爾哈赤生前自領兩黃旗，皇太極領正白旗，但皇太極繼位後改領兩黃旗，將之據為己有，而由多鐸領正白旗。皇太極的改旗，意在改革八旗制度，增長其個人權勢，已有走向中央集權的跡象。入關之後，取代朱明帝國，仿效明制設文館，又將文館轉化為內三院，即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內國史院，主三院事者即「內閣大學士」（滿語bithei da）。內閣設立六部，繼承明代的中央集權制，勢必與固有的八旗制度發生內部的緊張與矛盾。攝政王多爾袞重用漢臣，更加集中政權，不免漢化了努爾哈赤初創的舊制。洎乎明朝漸趨衰微，遂與關內的明朝爭奪中國之天下，以宣揚明廷之惡，為爭取而代之的合法性，不異於周武之取代商紂。順治入主中國稱帝，啟動有計劃的漢化工程，中華帝制愈來愈凌駕於滿洲舊制。皇帝獨尊，顯然已非八旗共治的局面。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收復台灣，鞏固北疆，以中國名義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首次確定中俄國界，開創龐大而穩固的多民族國家，完成中華帝國的又一次的大一統。
　　順治已繼歷朝皇帝祀孔，尊為至聖先師，康熙重儒，特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通行海內外，尤重理學。理學起於北宋周程張三氏，喜談性理，集大成於南宋朱熹。程朱與陸王分為兩宗，康熙重程朱而不重陸王，躋朱熹配祀十哲之類，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御批資治通鑒綱目》等書，意在砥礪廉隅，納天下士子於軌物之中，以綱常明教落實君臣大義。此非徒托空言，見諸行事，詔命保薦經術之士。康熙一朝，程朱理學名家如魏象樞、魏裔介、熊賜履、張伯行等輩出。魏象樞（環極）崇禎舉人，在順治朝第一批進士之列，官至康熙朝刑部尚書，樸誠如寒松，於明亡後，未以南明為合法政權，而認同新政權的理學家。魏裔介（石生）也是崇禎舉人，也是順治三年進士，專治理學，深受順治器重，裔介亦「敢不竭孤忠以報知遇之恩」，官至大學士，剛正不阿，到康熙十年才告老還鄉。熊賜履（敬修）則是順治十五年進士，曾疏請康熙「乞皇上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心任事，化情面為肝膽，轉推諉為擔當，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以侍讀學士疏言朝政，為促康熙全面漢化之功臣。康熙十四年為翰林院掌院學士，授武英殿大學士。賜履直聲，不畏鰲拜權勢，直陳朝政弊端，提出應對方案，因深得康熙賞識。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南巡，「賜履迎駕，詔對良久」，康熙二十七年授禮部尚書，康熙四十八年，熊賜履病故，得報有硃批道：「知道了，再打聽用何醫藥？臨終曾有甚言語？兒子如何？ 爾還送專禮去纔是」。至康熙五十五年，又宣聖旨要李煦與江南織造曹頫照看熊氏後人，曹頫親往熊家看視後奏報「長子熊志伊風痰時發，次子志契年九歲，志夔年八歲，現在攻書，俱閉門不交外事，家中粗可過活，奴才先送與銀兩百兩，為其家盤費之資，理合具摺奏聞，伏乞聖鑒」，康熙硃批說「好，知道了」，足見康熙對漢臣熊家關懷備至。誠如《孟子．離婁下》所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仁臣忠，清帝施漢臣以禮，漢臣事清帝以忠，滿漢之界遂因儒家君臣大義而淡化。
　　張伯行（孝先）康熙二十四（一六八五）年進士，任福建巡撫時，曾「疏請蠲免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旱荒田地額賦」，最後官至禮部尚書，清廉耿介，深得康熙賞識。湯斌（孔伯）順治九年（一六五二）進士，十二年應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直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希望亦傳「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以「昭示綱常於萬世」。康熙時授翰林院侍講，參與修纂明史，官至工部尚書，以操守廉潔，狷潔如月聞名。陸隴其（稼書）康熙九年（一六七○）進士，歷任知縣，以愛民清操自守，革除陋規，務農重穀。主義理不離事物，所以尊朱闢王，強調居靜窮理，力求務實，庶免玩物喪志，始能經世致用。李光地（晉卿）出生後兩年清已建政，認同清朝，更無懸念，於康熙九年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行事慎重，在閩時逢三藩之亂，堅貞不屈，深得康熙信任，又力薦施琅收復台灣。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授翰林院掌院學士，任經筵講官，奉命續修《朱子全書》，以修得儒學無尚的正果，稱朱熹盡得先聖家法，雖推動朱學最力，但不廢陸王，以為可以攻錯，歸之務實。崇尚理學的儒生，自晚明入仕於清，為順康兩朝高官者，不下十六人之多，皆立身正直，認同新朝。後人多知清初勝國遺老，因夷夏之辨，不肯仕清，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尤著名於世，然有更多儒家學士，視李闖順朝為寇仇，而以崇儒之滿清為效忠之新朝，足見文化認同重於族群認同也。康熙開儒學一代風氣，以孝治天下，凡丁憂官皆不便留任，極重儒臣品藻，「理學因而昌明」。皇帝與士人、庶民一起以修身為本，御著《幾暇格物編》，與名儒碩學相較，不遑多讓。惟康熙不從理學家輕武備、詰邊功，而於武備與邊功，皆有大成。例如李光地薦施琅征台，收台後卻主張棄台，康熙固未從理學家之迂腐。雍乾儒學已甚篤信謹守，趨於一致，甚少爭辯，一如隋唐而後，行科舉制度，沿用明代八股取士之法，直到二十世紀之初。
　　康熙於十七世紀後半葉與十八世紀初，曾六巡江南，每到江寧必幸明孝陵，拜謁如儀，曾說：「明太祖一代人傑，不可褻慢，其他如遼金諸陵，亦皆如謁明陵制」，康熙四十二年（一七○三）又曾遣大學士馬齊祭明太祖陵，略見清帝遵禮前朝，並以遼金一視同仁為中國朝代之意，昭然若揭。大清宗室愛新覺羅昭槤直言：「列聖，萬機之暇，乙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為裁定，頒行儒官，以為士子仿模規範」。雍正設軍機處，不假手內閣，以親信為軍機大臣，便於宮禁詔對，實由皇帝乾綱獨斷，更置中央集權於無可動搖之地。乾隆前期，清帝國如日中天，號稱康雍乾三朝盛世。乾隆晚期由盛而衰，要因內亂外患，與歷朝起落興滅的規律略同。道咸以降，晚清所遇之外患為中國三千年未遇之巨變，昧於應變要因西方列強乘工業革命之餘烈，以船堅利炮，殖民各地，中國亦承受其禍害。清廷喪權辱國，莫可奈何，難免被推翻的命運。章太炎反滿言論最為激烈，然其目的在宣揚革命，要因大清王朝無能抵禦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如不推翻大清，中國將隨之滅亡；然而清朝既傾之後，他即主張五族共和，並創中華民國為國號。清帝國的崩解並未如奧圖曼帝國或蘇聯帝國崩解後，不同的民族各自獨立成國，端因中國域內多民族歷經幾千年的衝突與融合，以漢族為主的歷史民族，在二十世紀之初成功形成中華民族，不僅因漢民族占全人口的絕大多數，且因絕大多數的漢人之中，由於與少數民族的互動，已有少數民族的血統，剩下絕對少數尚未漢化的少數民族，根本沒有立國的條件。中華五十六個民族之間，不免有矛盾，就像省籍之間也有會有矛盾，但總的來說，現代中國基本上已完成民族的「大熔爐」（melting pot），絕不似北美黑白種族矛盾之嚴重難解。美國是多民族的移民國家，文化與人種多元，熔爐不成，「色拉盤」（salad bowl）的比喻庶幾近之。
　　清帝國作為中華帝國，不是列寧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也非泰西列強的殖民帝國，而是實施自嬴秦以來的郡縣制，也就是行中央集權主義。自秦漢至明清的中華帝國歷時三千年，乃帝制之國，清朝是中華帝國的尾聲，與近代西方殖民帝國截然異趣，歷朝所行皆秦制也。中國之疆域隨影響之遠近而有所伸縮，未嘗如泰西列國劃清國界。清代西征擴張到中亞，所用絕非西方殖民手法，而是以中原為根本的中央與藩邦關係，由理藩院掌管。中亞地區之外，東方的朝鮮與安南，亦是大清的藩邦。是以中華體制自贏秦至大清，一以貫之，也是本書內編清史十論的基調。
　　新清史論者最根本的錯誤，在於自知美國人並非都是白人，卻將中國人只等同漢人。彼輩專治清史一端，不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入主中國的少數民族莫不自稱中國，執行中華官僚體制。新清史將清廷擁有中亞，歸功於數百萬之滿人，不悟清朝因擁有數億漢人之中國，才有能力納蒙古、新疆與西藏入中國版圖。褒滿貶漢未免主次顛倒，輕重易位！清朝於同光之際成立各國事務衙門，就已參與列國的世界，建立國與國的關係，皆自稱中國。辛亥革命後，清室將政權正式移交給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袁世凱，清朝是中國最後的皇朝，乃客觀之事實而非主觀的解釋。清廷詔書文證具在，怎能說民國不能承繼清朝的疆域？
　　二十世紀中國的疆域根據政權的移交，並非根據人種或文化。按文化，朝鮮與越南應入中國；按人種，西藏與蒙古，不應入中國。外蒙原屬大清，清亡後地位未定，北洋政府曾一度收入版圖，但二戰後因美蘇強權介入，國民政府屈從而使外蒙獨立。大一統清帝國崩解後，民國繼起，統一並非受阻於民族矛盾，而主要由於內亂外患，內亂因軍閥割據，政黨爭勝；外患因列強環伺，尤其是日帝先後占據東北與東南半壁，長達十四年之久。外患更激揚民族主義，足以凝聚欣欣向榮的中華民族。新清史論者的邏輯認為清朝是滿洲人的，擴張的疆域應為滿洲人所有，所以不應由漢人的民國來繼承。但事實上清朝不只有數百萬的滿族，更有數億的漢人。新清史論者又說清帝是各族的共主，清帝國崩解之後，滿蒙囘藏各族都應獨立成國。然而清帝國於一八六○年已經「參與列國之林」，已經是多民族的「國家」（nation-state）。清朝於一九一二年將政權交給民國，民國總統為何不能成為多民族的共主？民國繼承了「清之中國」（Qing China），成為五十六民族組成的中國。此一歷史事實不可能為新清史的理論而改變，而其所謂「種姓主權」論，未嘗聞美國的黑人、印第安人、奇卡諾等族群各有其主權而可獨立成國！新清史別立異說，視為創見，以見重於學界，在西方司空見慣，不足為異，但不少中國學者長期受到西學的影響，缺乏獨立判斷的能力，驚喜其說之新奇，不加細究，趨之若鶩，其應若響。楊念群提出「超越漢化論與滿洲特性的第三條路」，折中取長，強調滿洲特性以補漢化論之不足，怎奈新清史論者意在以滿洲特性取代漢化論，視漢化為錯誤的概念，甚至污衊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物，去之而後快，又明言清帝國不是中國的朝代，強行其話語權，毫無妥協的餘地，傲慢地宣稱：「漢化這個概念受民族主義激發，曾長期主導中國的清史研究，然而時至今日，西方大多數中國研究者，以及部分中國學者都接受了新的基本架構」。所謂「新的基本架構」，就是要弱化清史研究的中國色彩。西方學者大多接受此說，固不足為異，部分中國學者接受，未免太無自信，輕信外國新奇之說。海峽兩岸固然有駁斥其說者，然亦有強為之辯說，質疑漢化，視之為國際視野，新的範式，並不介意顛倒中原與邊疆之地位，充當連魔鬼也不認同的辯護士，落筆之際，更脫不了新清史的陰影，有意無意之間，屈從其說，或謂新清史有功於清史之研究，或謂可以吸納新清史之理論，直欲隨之而顛覆清史而後已。予惡紫奪朱，故於內編十論，述清史之要義外，另有八辯，將與中外新清史論者辯難，多已發表於刊物之篇什，略加增刪訂補，試把話說得更為清楚，作為外編。

　　自秦至清三千年來，中國朝代興替承先啟後，其中雖時有分合，但總歸一統，乃中國歷史的客觀現象，無涉高妙的理論。西方的希臘羅馬史為上古史，蠻族入侵與基督教崛起為中古史、文藝復興後進入近代，界限分明，未見異議，亦泰西史的客觀現象。西潮東漸，國人也要以上古、中古、近代作為中國歷史的分期，信手劃分，似是而非，莫衷一是，張冠李戴，端因有違客觀歷史現象之故。
　　宋元明清四朝為中華帝國史的晚期，多數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交替執中國之政，而少數民族主政部分之中國，更屢見不鮮，故而神州大地原非漢族一家之天下。先秦之...

題詩
自序
內編：清史十論
　一、論滿族源流
　二、論榆關內外實力的消長
　三、論甲申年的選擇
　四、論順治皇帝的漢化初衷
　五、論康熙大帝建立大一統的中國
　六、論雍正皇帝弭夷夏之界與加強中央集權
　七、論乾隆皇帝傾心漢文化
　八、論清皇朝的衰亡
　九、論慈禧太后
　十、論《清史稿》
外編：清史八辯
　一、以公心評新清史
　二、回應新清史之一
　三、回應新清史之二
　四、駁附和新清史論者
　五、再駁附和新清史論者
　六、中國何以成為問題？—就「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
　七、評歐立德的《乾隆帝》
　八、鐘焓評新清史書後
引用書目
附錄：評介鐘焓的英文書評

題詩
自序
內編：清史十論
　一、論滿族源流
　二、論榆關內外實力的消長
　三、論甲申年的選擇
　四、論順治皇帝的漢化初衷
　五、論康熙大帝建立大一統的中國
　六、論雍正皇帝弭夷夏之界與加強中央集權
　七、論乾隆皇帝傾心漢文化
　八、論清皇朝的衰亡
　九、論慈禧太后
　十、論《清史稿》
外編：清史八辯
　一、以公心評新清史
　二、回應新清史之一
　三、回應新清史之二
　四、駁附和新清史論者
　五、再駁附和新清史論者
　六、中國何以成為問題？—就「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
　七、評歐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