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是精粹的語言。因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詠;許多人覺得詩難懂,便是為此。但詩究竟是「語言」,並沒有真的神祕;語言,包括說的和寫的,是可以分析的;詩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徹的了解;散文如此,詩也如此。有時分析起來還是不懂,那是分析得還不夠細密,或者是知識不夠,材料不足;並不是分析這個方法不成。這些情形,不論文言文、白話文、文言詩、白話詩,都是一樣。不過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別是文言詩,也許更難懂些罷了。我們設「詩文選讀」這一欄,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品,幫助青年諸君的了解,引起他們的興趣,更注意的是要養成他們分析的態度。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實欣賞;欣賞是在透徹的了解裡。一般的意見將欣賞和了解分成兩橛,實在是不妥的。
沒有透徹的了,解就欣賞起家,那欣賞也許會驢唇不對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響。一般人以為詩只能綜合的欣賞,一分析詩就沒有了。其實詩是最錯綜的,最多義的,非得細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圇吞棗的讀去,所得著的怕只是聲調詞藻等一枝一節,整個兒的詩會從你的口頭眼下滑過去。本文選了古詩十九首作對象,有兩個緣由。一來十九首可以說是我們最古的五言詩,是我們詩的古典之一。所謂「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風,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詩都以這一類古詩為標準;而從六朝以來的詩論,還都以這一類詩為正宗。十九首影嚮之大,從此可知。二來十九首既是詩的古典,說解的人也就很多。古詩原來很不少,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裡卻只選了十九首。文選成了古典,十九首也就成了古典;十九首以外,古詩流傳到後世的,也就有限了
。唐代李善和「五臣」文選作註,當然也註了十九首。嗣後歷代都有說解十九首的,但除了文選註家和元代劉履的選詩補註,整套作解的似乎沒有。清代箋註之學很盛,獨立說解十九首的根多。近人隋樹森先生編有古詩十九首集釋一書(中華版),搜羅歷來十九首的整套的解釋,大致完備,很可參看。這些說解,算李善的最為謹慎,切實;雖然他釋「事」的地方多,釋「義」的地方少。「事」是詩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辭,普通稱為「典故」。「義」是作詩的意思或意旨,就是我們日常說話裡的「用意」。有些人反對典故,認為詩貴自然,辛辛苦苦註出詩裡的典故,只表明詩句是有「來歷」的,作者是淵博的,並不能增加詩的價值。另有些人也反對典故,卻認為太麻煩太瑣碎,反足為欣賞之累。
可是,詩是精粹的語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從比喻和組織上作工夫,利用讀者聯想的力量。組織得簡約緊湊;似乎斷了,實在連看。比喻或用古事成辭,或用眼前景物;典故其實是比喻的一類。這首詩那首詩可以不用典故,但是整個兒的詩是離不開典故的。舊詩如此,新詩也如此;不過新詩愛用外國典故罷了。要透徹的了解詩,在許多時候,非先弄明白詩裡的典故不可。陶淵明的詩,總該算「自然〕了,但他用的典故並不少。從前人只囫圇讀過,直到近人古直先生的靖節詩箋定本,才細細的註明。我們因此增加了對於陶詩的了解;雖然我們對於古先生所解釋的許多篇陶詩的意旨並不敢苟同。李善註十九首的好處,在他所引的「事」都跟原詩的文義和背景切合,幫助我們的了解很大。
別家說解,大都重在意旨。有此是根據原詩的文義和背景,卻忽略了典故,因此不免望文生義,模糊影響。有些並不根據全篇的文義、典故、背景,卻只斷章取義,讓「比興」的信念支配一切。所謂「比興」的信念,是認為作詩必關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離別的作品,必有寄託的意旨─不是「臣不得於君」,便是「士不遇知己」。這些人似乎覺得相思離別等等私情不值得作詩,作詩和讀詩,必須能見其大。但是原作裡卻往往不見其大處。於是他們便抓住一句兩句,甚至一詞兩詞,曲解起來,發揮開去,好湊合那個傳統的信念。這不但不切合原作,並且常常不能自圓其說;只算是無中生有,驢唇不對馬嘴罷了。據近人的考證,十九首大概作於東漢末年,是建安(獻帝)詩的前驅。
李善就說過,詩裡的地名像「宛」「洛」「上東門」,都可以見出有一部分是東漢人作的;但他還相信其中有西漢詩。歷來認為十九首裹有西漢詩,只有一個重要的證據,便是第七首裡「玉衡指孟冬」一句話。李善說,這是「漢」初的曆法。後來人都信他的話,同時也就信十九首中一部分是西漢詩。不過李善這條註並不確切可靠,俞平伯先生有過詳細討論,載在清華學報裡。我們現在相信這句詩還是用的夏曆。此外,梁啟超先生的意見,十九首作風如此相同,不會分開在相隔幾百年的兩個時代(美文及其歷史)。徐中舒先生也說,東漢中葉,文人的五言詩還是很幼稚的;西漢若已有十九首那樣成熟的作品,怎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古詩十九首考,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刑六十五期)十九首沒有作者。但並不是民間的作品,而是文人仿樂府作的詩。樂府原是入樂的歌謠,盛行於西漢。到東漢時,文人仿作樂府辭的極多;現存的樂府古辭,也大都是東漢的。仿作樂府,最初大約是依原調,用原題,後來便有只用原題的。再後便有不依原調,不用原題,只取樂府原意作五言詩的了。
這種作品,文人化的程度雖然已經很高,題材可還是民間的,如人生不常,及時行樂,離別,相思,客愁,等等。這時代作詩人的個性還見不出,而每首詩的作者,也並不限於一個人;所以沒有主名可指。十九首就是這詩;詩中常用典故,正是文人的色彩。但典故並不妨害十九首的「自然」;因為這類詩究竟是民間味,而且只是渾括的抒敘,還沒到精細描寫的地步,所以就覺得「自然」了。本文先鈔原詩。詩句下附列數字,李善註便依次鈔在詩後;偶有不是李善的註,都在下面記明出處,或加一「補」字。註後是說明;這兒兼採各家,去取以切合原詩與否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