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試閱前 言
（一）冷戰史與生活史
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 1917-2012）在其名著《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開宗明義就將20世紀定義為大災難（Catastrophe）和總體戰（Total War）的年代。這說明了最近的100年間，「總體戰」實際已成為一世界性的現象，無關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無關國勢強弱、甚至民主獨裁，所有國家的戰爭論述，不約而同都朝向這個概念發展。其影響已不限軍事、政治，包括民生、社會思潮，也受牽連所及。所以霍氏又感歎：
這個世紀教導我們，而且仍在教導，就是人類可以學著在最殘酷、和理論上無法忍受的條件下活了下來。......在二十世紀的歷程中，戰爭是越來越以損害各國的經濟和基礎建設，以及它們的平民百姓為目標。自從一次大戰以來，所有交戰國家裡面，除了美國，喪生於戰火下的平民人數，早已遠比軍事傷亡來得慘重。
這段話中，實際也點出了總體戰的重要特色，包括軍事技術上的革命，如戰略轟炸與防空、空中戰鬥與偵察、戰爭工具的機械化、後勤行為轉而依賴內燃機，乃至化學戰的擴散和恐懼等，不僅徹底改變了20世紀的戰爭面貌，也將交戰前線與平民百姓，一併捲入各種災難當中。
惟總體戰的時代意義，除了現實環境上武器的進步外，更為重要者，是「民族戰爭」（Volkskrieg）的共同想像。其論者慣將戰爭行為分成「政府戰」（Kabinettskrieg）和「全體戰」（Totale Krieg）兩個層次，強調差別就在「人民」（民眾、全民、民族）的參與程度。 蓋自拿破崙戰爭（1804-1815）以來，國家之軍隊為人民所支持、軍事之勝利為人民所期待、戰爭之目標為人民所認同，「民族戰爭」已屬傾全國之力以支持的總體戰爭。爾後更將工業革命和意識形態、政治與種族狂熱、侵略與自衛想像等等，結合成一個殘酷的整體，驅使著各工業化社會，徹底動員人力，並自行化身為巨大的兵工廠，終於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迸發成一段長期且嚴酷的毀滅過程。
此一毀滅過程中，最能凸顯「前線」和「後方」之零距離、或作戰和非作戰人員之無差別者，自數「空權」與「防空」的發展。所謂「防空」，依其手段及目的，略有「積極防空」和「消極防空」之別。積極防空或可另稱「空防」，較屬「軍防」之概念，即以空防軍力攻擊、驅阻乃至殲滅入侵之敵，使己方損害減至最低。消極防空則「民防」成份居多，係指以各項預防性措施，如疏散、偽裝、掩蔽、救護等，減低因敵空襲所加諸的損害。 後文為討論上的便利，將逕以空防（＝軍防）與防空（＝民防）兩詞，做簡易的分類。
1949年中央政府遷設臺灣以來，對於總體戰（現稱「全民國防」）和防空工作的提倡，始終不遺餘力。也因此，「逃警報」和「防空演習」就變成那一代、甚至是兩代人的共同記憶。1951年，「渡海三家」中的溥儒（心畬，1896-1963）寄居臺北市臨沂街，鄰人斥資2,000元新建防空洞一所，好意邀溥，遇事即請前來避難。溥乃戲作小品「逃警報之標準姿式」（見【圖表0.1】），畫中小兒一手摀耳聽飛機方向，一手挾著棉被，大步快跑，頗寫出當年戰時風情。
而1944年出生的作家李渝，當溥儒揮毫時，還只是臺灣省立臺北女師附小的小學生。回憶起1950年代初，從韓戰到第一次臺海危機的「戰後少年」歲月，往往課上到一半，空襲警報響了，曾躲過無數警報的老師們，就會鎮定地領導大家，進行各種掩藏動作，如俯身貼去牆邊、躲去桌子底下等：「雖然這只是常有的演習，在拉長的嚎嘯聲中，慌張和恐懼上升，仍舊每次都是心含在口中的」。
於是冷戰史與生活史，在防空的動員和經驗中，得到了接榫。戰後的40年，當局不斷運用防空工作，來型塑「居安思危」「枕戈待旦」的冷戰氛圍。這類倡導或鼓吹，潛移默化後，卻變成了庶民生活中，另類的物件及意象（見【圖表0.2】）。至今猶存的例子，就是「防空色」，轉化為諸多文本中，意味無窮的綠制服。
（二）臺灣之兵要地理
1950年3月，甫由中國國民黨總裁「復行視事」，重返中華民國總統職位的蔣中正（1887-1975），為著臺灣省保安司令彭孟緝（1908-1997）得自香港的一份剪報情資〈論臺灣攻略戰〉，驚訝不置。當時韓戰尚未爆發，中共「武力解放」臺灣的口號震天價響，情資所述竟至鉅細靡遺。蔣手令交付參謀總長周至柔（1898-1986），速與國防部第二、三廳研議，「於十天內報核。原文何日發表，先呈閱」。
6月8 日，由當時主管情報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委員蔣經國（1910-1988）和周至柔聯銜，解釋該文係稍早於香港中共外圍刊物《週末報》上連載，已印有單行本，改稱《攻臺必勝論》，作者託名「黎志潔」，並檢呈原書一冊。 接著周呈遞研究意見，承認該書「可見匪方『知彼』之深、用心之積極」，「其對臺灣兵要地理之研究頗深切，對我軍兵力之估計，亦相當精確」；結論是證明「此實由於匪諜運用之成功，故我方對於保防工作，實不容忽視」云。
周的報告，無異是為黎書的「信史」價值背書，也道出當年臺灣防衛的艱困程度。60餘年後，吾人檢視存檔原冊，饒富趣味之處，實在它是用敵人的眼睛，評估臺灣的戰略地位、兵要地理。儘管難以避免「為匪宣傳」之弊，但比較本土的一般軍訓教材，卻具有相當的對照作用。
書中〈從經濟與地理上，看臺灣必不能守〉標題下，強調臺灣是一座孤島，在軍事作用上，利於成為攻勢戰略的前進據點，而不利於守勢防禦的基地。也就是說：當假想以太平洋為戰爭場域，臺灣只要擁有廣大的後方，則將屬一處理想的攻勢據點，地理位置值得重視。不過一旦守勢防禦，臺島的戰略地理與重要性，恰巧相反。畢竟地理環境上，長不過400公里、寬不過150公里，竟有海拔4,000公尺的高峰；島小、峰高、河流淺急、坡度極大，使臺灣基本缺乏自給自足的條件，「拋開了大陸，他是戰略上的死點，無法堅守、不可能堅守的」。
其次，臺灣的地形，利於攻而不利於守。海岸線的遼長，駕乎中國任何省份之上；且除了東部若干地區外，攻者都可以選擇登陸，守者無法處處設防。島內交通雖稱便利，使「蔣匪」容易集中兵力，組成火網；但鐵、公路離海岸太近，如果解放軍分頭登陸，個別切斷，則守軍將被孤立於幾個包圍圈而聚殲之：「事實上，我們相信臺灣攻略戰展開之時，也必然同時在幾個地點發動，決不允許蔣匪殘餘，集中一點以頑抗的」。
（三）海島環境的先天限制
接著，《攻臺必勝論》具體討論了登陸的地點和時機，提及臺灣海峽的海流，分為北上的暖流（今稱「黑潮」）和南下的寒流（今之「親潮」），在新竹一帶匯合。春季以前，據臺灣氣象局的統計，西部沿海東北季風，每秒總在3.5公尺左右；使得每年冬季到次年春末，即11月至3月間，洋流是由北向南；非至3月以後，才能逐漸轉向。所以3、4月間，自福建航向臺灣的機帆船，往往去程要比回程，時間節省達3分之1。
至於登陸的地點，列舉了淡水、新屋、舊港（新竹）、梧棲、鹿港、新港、東石、安平、高雄、東港、東城（疑為「臺東」之誤）等11處海灘。強調在臺北方面，福建的馬尾至淡水，僅有128浬；如以福建平潭島為基地，至淡水則不過100浬左右。時速10浬以上的機動船艦，9小時即可到達。在臺南方面，廈門至安平僅有147浬、至高雄160浬。甚至鵝鑾鼻、貓鼻頭等地，有廣大的淺灘，且為縱貫山脈的尾閭，易於登陸、組織、掌握制高點，也是搶攻的上選。
綜上所論，該書指出：「如果以福建沿海為出發基地，進擊臺灣，三、四月間是最有利的時期。因為這一時期，是自閩赴臺，航行上的最有利時期」。針對蔣中正復行視事，則喊話稱：解放軍登陸攻臺，不會晚於1950年的春、夏之交：
蔣介石的復辟，其壽命是不會超過袁世凱多少的。按：袁世凱稱帝，凡八十三日而覆滅。中秋前後，三萬五千九百六十一方公里的臺灣土地上，將遍插五星紅旗，是可以預料的。
《攻臺必勝論》有如末日預言般的鐵口直斷，加上當時蔣中正、周至柔等人的反應，一方面印證1950年上半，中共攻臺傳聞的風聲鶴唳；另一方面，書中對於臺灣兵要地理的解釋，也有助凸顯環境條件上，本島防空工作的根本困難。即使稍後韓戰爆發，美國軍援到來，空軍總司令部在向蔣中正遞交的《防空作戰》報告書，所言各項弱點，實際仍與《攻臺必勝論》的評估差距不遠：
本省受地理因素影響，防空缺乏縱深，預警時間短促，而形成空防之弱點。我空軍基地多在西岸，預警系統無法延展；加以飛機航速日增，防空作戰可利用之時限，益形短促。欲求有效之防空作戰，既不能以空間爭取時間，則端賴以時間爭取空間，而期於敵機未達目標投彈線之前，予以擊滅，以確保本島空防之安全。
故而結論上，強調「戰於境外」、確保制空制海權，是屬唯一的自衛之道。
（四）文獻評述與研究方法
以上所述，重點在舖陳臺灣空防和防空的一般狀況，以為本書主題──1945至1988年，政府治臺後的防空發展，作一註腳。全書主旨乃欲探討蔣中正與蔣經國主政時期，當局在防空工作上的幾個主要面向。若由下而上，從基層到高層，概略包括：（一）基層編組和防空演練；（二）防空電信與通報體系；（三）中央部會之疏散辦公；以及（四）層峰戰時大本營之設置等。此為目前學界尚未觸及的嶄新主題，亦屬1950年代兩岸冷戰史和生活史的一個失落環節，相信應有其研究的價值。
過去有關臺灣「空防」和「防空」的文獻資料，已出版者相當有限。空防事涉軍事，多數係在空軍發展的主題下，加以容納。防空工作則較著重群眾動員，其描述蓋皆包含在「民防」相關的介紹中。然不管防空或民防的專書，早年若非軍訓用書，以提示訓練、防護之技能為主；就是類如政治讀物，強調的是「生聚教訓」「居安思危」等總體戰教義。再加上具體的規章、組織，泰半涉及業務機密，在公開發行的出版品中，更不宜周詳說明；以致各種文獻，可利用之價值往往偏低；即使汰蕪存菁，也多斷簡殘編，終究難窺堂奧。
其中民防類的書籍，出版時間較早者，如吳經侯《民防要務彙編》和「臺北市民防指揮部」《家戶民防訓練手冊》， 由於「去古未遠」，許多法規、組織，反而記載較詳；儘管內容多為原則性、概括性的說明，至少讀者能從其中，了解若干沿革和發展。稍後發行者， 或許撰寫人已非真正主事者，內容反而偏重「政令宣導」或「激勵民心」之類作用。其間差別，是否反映著「防空」在臺灣的意義，已由早期「技能演練」的考量，轉移為後來「政治宣傳」的工具性格，實亦值得吾人玩味。
防空之效能，端賴電信通報；最有效的辦法，厥為人口、物資疏散。電信史方面，有王庭樑《戰時電信》、徐耀南等《臺北電信史略》， 介紹戰時一般電信之佈署維修原則，以及臺北縣市的電信發展。至於防空疏散，則有陳胤宏《遠離臺北：臺灣省政府「疏遷」之研究（1945-1960）》，運用國史館庋藏的歷次《行政院會議紀錄》，與本主題關聯性頗高。
由於既有的文獻，幫助有限，因此本書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係依賴國家檔案管理局所架設NEAR（Navigating Elecronic Agencles’ Records，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搜尋系統，先取得政府各機關庋藏的檔案卷名、卷號；再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之相關規定，向各該管機關提出申請。
章節內容方面，除「前言」「結論」外，分為6章，概依時序，從基層到高層，分別探討1945至1953年，政府所進行的各項官民防空避難計劃（第一章）；1954至1958年兩次臺海危機期間，部會疏散的努力、與「陽明營房」的起建（第二章）；省政府民防措施的迭變、及1954年以後「疏遷」中興新村的爭議（第三章）；1961至1965年，反攻大陸之「國光計劃」高潮，和蔣中正普設行館（賓館），作為戰時大本營之關聯性（第四章）；配合著各項疏散計畫，在防空通信方面的建設與變革（第五章）；以及防空演習、城市疏散等庶民生活史相關的各種發展（第六章）等。
所以本書主線，係嘗試由「冷戰史」與「生活史」的背景出發，就當局各項防空、疏散措施，一以貫之。史料方面，則借重總統府、省政府現存檔案、行政院會議紀錄，搭配臺北國史館與檔案管理局已公開之館藏。圖表也盡量以原件呈現。最後結論則將試由公共行政和群眾動員的角度，探討政府防空規劃的意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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