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研究的終結：21世紀大國崛起後的世界圖像

第一章 緒論

國家發展理論（或稱為「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係由三大理論所組成，它們分別是195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1960年代的依賴理論，與1970年代的世界經濟體系理論。這三大理論在不同的時期各領風騷，但也招致來自各方的批評，並引起數次論戰，之後，三個理論各自作了修正，以期更能解釋現實情況。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現代化理論，集文化論者之大成，當時由於歐洲與亞洲在戰爭中遭受大規模破壞，可謂滿目瘡痍，美國成為世界獨強。之後冷戰時期，身為世界兩強的美國和蘇聯各自為爭取第三世界的盟邦，並擴大其勢力版圖，於是在1950年代至前蘇聯崩解之1990年代初期之間，全球分為美、蘇兩大集團、兩大陣營，分別代表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與極權統治的共產主義陣營。當時現代化理論便源自美國，其國家之文化價值，諸如個人主義、實用主義、重視科學、工具理性、成就取向、民主制度等等，被視為工業化、現代化所不可或缺者（Bellah 1957; Inkeless 1964; Lipset 1963; McClelland 1964）。第三世界國家如要從傳統社會進步到現代社會，就必須拋棄傳統文化而全面學習西方文化與新知（具體而言，就是美國文化），之後，所有的社會都將能達到和美國相同的生活水準。現代化理論並主張如與西方先進國家有愈多的連結，將愈有利於第三世界國家，因為它著重在文化精神與價值觀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論述，該理論為較不發達的國家提供體系「內部的」解釋，也就是說，如果要找到何以第三世界國家無法達到經濟成長的目標，就必須尋找其內部文化價值的「缺陷」，並加以改良。

其次，與現代化理論不同之處為，依賴理論並非起源於已開發國家，而是相對落後的拉丁美洲，原因是1960年代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the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ECLA）於1950年代所建議的關稅壁壘與限制進口等保護主義，與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的路線，曾為拉丁美洲的研究者燃起希望。然而，這些政策只促成短期的經濟擴張，到1960年代初期陸續出現了經濟停滯不前、失業情形嚴重、通貨膨脹劇烈、貨幣巨幅貶值和其他經濟問題，又加上政治獨裁，使得邁向工業化的希望很快便宣告破滅，而變成了失望（Dos Santos 1973）。另外，由於Andre Gunder Frank長期在《每月回顧》（Monthly Review）發表文章介紹其觀點，起源於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很快地就傳播到美國，與此同時，美國的反戰浪潮方興未艾，女性自由主義、貧民區的反抗運動此起彼落的氛圍之下，依賴理論迅速得到支持，普遍受到激進主義者的歡迎（Frank 1966, 1967）。

與現代化理論大相逕庭的是，依賴理論認為，拉丁美洲及其他落後地區之所以落後的原因，並非因為一國內部的傳統價值。該理論的支持者認為其原因是「外在的」，因為中心―衛星（metropolis-satellite）的剝削關係，使得財富從原本已經是落後國家的地區持續轉移到先進國家，造成先進國家的「發展」（development），同時也造成拉丁美洲的「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乃至「不發展」（undevelopment），Frank強調這是同一個歷史過程。

簡言之，依賴理論為第三世界「低度發展」或「不發展」的解釋，提供了外部因素的說法，還認為殖民主義的盛行、帝國主義的剝削，才是拉丁美洲長久以來低度發展的主要原因。另外，依賴理論也強調，如果與西方國家的連結愈深，則第三世界所受到的傷害將會愈大，拉丁美洲若真想要達到工業化國家的境界，就必須切斷與西方國家的臍帶關係。這個論點與現代化理論者強調增強與工業國緊密結合正好相反，在切斷與西方國家的連結之後，拉丁美洲整體或拉丁美洲各國到底要用什麼方法達到發展之目的，則還不明朗。還有，依賴理論的支持者認為「依賴」無法與「發展」同時並存。因此，若無法改變依賴的狀況，那麼就不可能有發展的存在。然而，在1970年代末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台灣、與南韓經濟的快速成長、所得的大幅提升，讓支持依賴理論者重加思考依賴與發展的關連性，並對依賴理論作了大幅度的修正。另外，在理論演進的初期，部分依賴理論的支持者還更進一步認為，社會主義是未來可行的道路，例如Samir Amin（1976），Frank（1969）等，縱然他們並未擘畫達成發展的路徑，也未給予社會主義一個清楚的圖像。

第三，嚴格說來，1970年代由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人創立的「世界經濟體系」並非一套理論。在政治方面，可被歸類在後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係；在經濟方面，世界體系論對經濟全球化的現象與國際分工之理解亦有相當助益。世界體系是一個有其成員、疆界、結構、規則、以及凝聚力的社會體系，除古代散佈於各地的迷你體系（mini-systems）以外，根據華勒斯坦的說法，迄今為止只存在過兩種不同的世界體系，也就是世界帝國與世界體系。前者為單一的政治體系、控制著廣大地域，以中央集權為基礎，並以納貢的形式從生產者手中掠奪經濟剩餘。不同於世界帝國，世界體系並非一個政治實體，而是經濟實體，大約在15、16世紀時，世界體系開始出現，是一個具有不同的文化制度的單位與勞動分工，運用不平等交換（unequal exchange）的機制，將經濟剩餘從「邊陲」（periphery）汲取出來， 轉移到「中心」（core）國家或地區（Wallerstein 1974a）。

隨著西歐諸國的殖民主義向外擴張，至19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已包括了全球所有地區 。雖然世界經濟體系理論承繼部分依賴理論的思想淵源，諸如「中心」與「邊陲」的概念，但華勒斯坦特別運用「半邊陲」（semiperiphery）這個概念，因為在世界體系中增加了中間階層，而使其明顯有別於依賴理論。

對由國家所構築的中間階層來說，現代化理論認為中間階層是「暫時性」（transitory），因為落後國家只需跟隨著西方國家（簡單說，就是美國）的步伐，假以時日就可達到美國經濟發展的程度，是故中間階層的存在只是暫時的。依賴理論認為中間階層是「剩餘的」（residual），它並非重要，因為大多數的國家將會因為西方的剝削而落入邊陲，根據Giovanni Arrighi和Jessica Drangel的說法，由於加入「半邊陲」這個概念，使得世界經濟體系得以區隔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Arrighi and Drangel 1986: 10）。對於半邊陲這個概念而言，華勒斯坦認為，除了有理論上的必要之外，因著半邊陲的存在而使世界體系得以穩定，因為半邊陲吸收來自於貧窮的邊陲地方之威脅。另一個世界經濟體系與依賴理論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允許國家在核心、半邊陲、與邊陲之間上下流動（Wallerstein 1979）。依賴理論對於邊陲國家向上流動抱持極度悲觀的看法，認為邊陲國家或地區只要與西方世界有連結，便不可能有發展的空間。

雖然過去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長，使得依賴理論受到強烈的貿疑，但本書稍後將說明，在知識經濟時代，以高科技產業著稱的台灣與南韓，卻呈現出與先進國家極大的知識落差、技術鴻溝，進而本書認為，先前使用東亞四小龍的「成功」經驗來批判依賴理論，可能有三思的空間。關於世界經濟體系理論，至少還有兩個方法學的問題與本書將採用的分析方式有關，其一是以整個世界經濟為分析單位，其二是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論戰，也就是表意性的（ideographic）或是規範性的（normative）研究取向之區分。

與先前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不同，華勒斯坦的世界經濟體系理論所採取的分析單位並非「社會」（society），而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本身。此種總體分析角度的優點為，首先，將研究者的注意力轉移至全球的動態過程，世界經濟的長期趨勢（Secular trends）和週期性規律（Cyclical rhythms）；其次，該理論試圖打破國家疆界的藩籬 ，把全球用核心、半邊陲、與邊陲這三種區域，以國際分工的視野連結在一起，全球階層化的過程較易顯現出來。然而，世界經濟體系理論同樣受到不少批判，例如，雖然華勒斯坦為世界體系理論加入半邊陲的概念，並且認為如此會使得理論更加完善，不過此舉被指控有「目的論」（teleology）的考量（Zeitlin 1984）。

其次，半邊陲這個概念也被認為缺乏可操作性，最常被嚴重批評者則是缺乏探究國內階層間的鬥爭（Skocpol 1977）。後來，世界經濟體系理論的支持者對這些指控逐一個修正。例如，加入國內層次的分析，使得「修正後」的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在方法學上產生了聚合現象，我們將在方法論的章節中詳加討論。巧合的是，稍後要討論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同樣也缺乏分析國內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衝突。因此，本書認為採取「歷史兼結構」的研究取向，在發展研究的方法學上將更有助益。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雖然上述三個主要的理論與所衍生出來的論點，都曾經受到不少學者的支持與擁護，在接受來自各方的批評之後，也分別進行必要的修正。但是，本書認為，發展研究應該以不同的觀點重加觀察，因為在1990年代之後全球經濟發生兩個極其重要、也不容忽視的變化：其一是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其二是大國的崛起，金磚國家快速的宣洩（vast）出極為驚人的經濟動能與龐大的市場。首先，大約在1990年代中期，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宣告，以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 KBE 或稱「新經濟」, New Economy）為驅動力的成長模式已經逐漸取代傳統經濟。

傳統經濟以資本、土地、與人力為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成長引擎」），在知識經濟時代下資本、土地、與人力並非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知識經濟」的特色，也就是知識的創造、流通與積累，成為累積財富和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動力。簡言之，「腦力」成為累積財富的主要工具，高技術人力成為世界各國競相挖角、爭取的對象。在知識密集產業獨領風騷的時代，官員和學者嘗試去探索可以成為競爭主力的領域，如科技創新、研發成果的商業化、智慧財產權 （包括專利權、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等）的保護、專利授權等，完備的智慧財產之保障，能夠使一家公司／國家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全球競爭下，占據在有利的地位上（Chen 2004; Foray 2004）。一言以蔽，始於1990年代中期以知識為累積財富之趨勢將日漸顯著，在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先進國家將繼續占據著優勢位置，落後國家依然處於不利的地位，或者持續扮演著如依賴理論學者所稱被剝削者的角色，本書稍後分析會證明這個論點。

全球經濟的第二個變化是，金磚國家（BRICS）—―即巴西（Brazil）、俄羅斯 （Russia）、印度（India）、中國（China）、與南非（South Africa）的崛起 。

上述兩個世界經濟環境的變遷，將足以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步伐。金磚國家挾其龐大的人口、近於源源不絕而廉價的勞動力，其GDP與人口總和均占全球四成以上，驚人的消費能力更使跨國公司無不受其巨大的市場所吸引。金磚國家成為跨國公司競相投資的新大陸、新標的，外資大量湧進這些大國，就業機會快速增加，所得急遽成長，金磚國家的人民於是成為全球消費市場的生力軍。此外，這些國家經濟成長的高速度意謂著無窮的動能，在在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新動力。然而，金磚國家的崛起並非沒有負面影響，例如，外資大都被這幾個國家所吸引，產生國際資本移動的排他性，這導致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難以取得有效而可運用的資金。並且金磚國家占用了全球大部分的外資，因此外資所創造出的就業機會大抵上也集中在這些國家，尤其是中國對於外資的巨大磁吸效應，以及廣大的國內市場，是否可能產生獨特的發展模式，也頗令人好奇。但從金磚國家快速成長的趨勢來看，極可能壓縮其他後進國家 的發展空間，本書也關切這種可能性，因為這將使得發展研究失去存在的理由，使其價值蕩然無存。

上述兩個全球經濟的變化，也就是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和金磚五國的崛起，使得國家發展理論有了新的研究背景、對象、與研究議題。本書稍後會詳細討論這兩個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面向，和對國家發展理論所造成的衝擊。

在相關研究的方法學上，主要有兩個變化，第一，1950年代興起的現代化理論，在1960年代遭到批評之後，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理論代之而起。然而，現代化理論並未因此消亡，在千禧年之際，現代化理論支持者重新凝聚力量，以文化觀點作為出發點。然而此舉依舊不能免除現代化理論者的「文化化約主義」，過度強調不同民族特定的價值觀如何影響一個國家、民族的經濟發展或低度發展，之所以會如此，實與「理念（類）型」（ideal type）的運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第二，在發展研究中存在一個過去長久以來被忽略，方法學的問題。在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分別招致批評之後，發展研究曾在1980年代產生了一個聚合的現象，也就是「歷史兼結構的研究取向」。但是，這個研究取向長久以來為學者所忽略。正因如此，使得「發展型國家」理論得以演變成一個韋伯式的「理念型」，並且延年益壽。由於此種疏失，使得學者試圖在幾個成功發展的國家中，找尋找特定的發展「模式」，例如所謂的「東亞模式」、「中國模式」等，以期尋覓出能讓後進國家學習早期成功的例子，順遂其工業化的過程。接著為建立一個可供仿效的「模式」，於是不少足以產生影響國家發展的因素「不得不」被刻意忽略，諸如地緣政治的因素，例如，冷戰時期美援對於台灣、南韓與日本經濟發展的正面意義。

以上幾種變化，無論是全球經濟的變化，乃至方法學上的發現，讓本書作者產生寫作的動機，認為有必要重新檢視發展研究所關切的議題是否合適、研究方法是否恰當、相關理論是否應該再度修正等。簡言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家的發展為各方所關切。過去數十年來，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理論各自受到不同程度的擁戴與批判，然而，由於研究的時空背景已有極大差異，加之，方法論的問題仍未獲得重視與解決，故此，本書認為時值21世紀初的現在，應該是重新檢視發展研究的時候了。

二、研究目的與架構

延續前述的兩大變遷—―知識經濟的來臨、與大國的崛起，將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的衝擊。因此，本書認為發展研究有再檢視之必要。在知識經濟中，累積財富的方式與過去著實不同。在各個不同的工業部門裡，知識的成分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與知識運用的多寡呈正比。因此，過去用於解釋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成功發展歷程（陳玉璽 1992；彭懷恩 1995；Gold 1986; Amsden 1989; Wade 1990）的因素，在知識經濟中未必能依舊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以製造業為主的台灣與南韓是否可以延續過去的成功經驗，以求在知識經濟中更上一層樓？或者這兩個在製造業成功的「典範」，將因為與已開發國家之間存在知識落差，而使「知識依賴」（knowledge dependence）的現象依然存在，使得台灣與南韓在知識經濟時代中逐漸失去競爭優勢？中國在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其成功發展的經驗可否成為其他後進國家倣效？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在知識經濟時代是否能夠產生合適的產業政策以因應變化？另外，中國與其他大國的崛起，除了充足的勞動力、廣大的市場、購買力日益增強的消費者之外，這些都為學者所注意。然而，被忽略的是，在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與南非等大國崛起之後，這些國家擁有數十億的消費者，並且收入日益提高，不僅豐沛的勞動力能夠吸引跨國公司投入大筆資金，其廣大的國內市場也讓全球知名品牌趨之若鶩，於是全球的外資大部分都被吸引到這些國家，其他缺乏資金、技術的後進國家從此之後似乎難以吸引到足夠的外資，這將嚴重壓縮其他後進國家的發展空問，也可能導致原來的第三世界國家更悲慘地形成「被遺忘的世界」。

因此，本書的另一個目的在於嘗試證明，當大國崛起之後，發展中國家的成長空間將被嚴重壓縮，學術界所將面臨的極可能是「發展研究的終結」，因為大多數的後進國家，在全球市場中已無力參與競爭，而將被資本主義所遺忘。除此之外，因為其金磚國家國內的不平等極為嚴重，並且因為人口占全球比重很高，這足以使全球不平等的情況更形惡化。基於上述兩大變遷，本書在方法學也再度檢視組成發展研究的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理論，最後證明依賴理論在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性。向來東亞四小龍經濟發展曾被為視是依賴理論的反例，本書認為這是過於匆促所下的「結論」。

在知識經濟時代，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知識鴻溝」（knowledge gap）依然巨大，也幾乎到了無法拉近彼此的地步。如此，新的依賴形式，也就是「知識依賴」，已經逐漸體現，並成為21世紀後進國家依賴的主要方式。以此角度觀察，不只依賴理論並未因為東亞四小龍的崛起而敲響喪鐘，在新經濟時代 反而重獲新生。換言之，處於知識密集的智識資本主義時代，依賴理論有重新崛起的機會。

本書的研究架構如下：首先回顧發展理論中的三大理論，亦即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理論，在過去所遺留下來的問題—―無論在實務上或是方法學上，並嘗試加以解決。其次，因為新經濟時代的來臨，從前衡量一國是否達到經濟發展目標的標準，例如製造業占GDP的比重，在知識經濟時代未必能夠適用，本書將提出更為適切的衡量指標，並根據這些指標重新評價過去與近來的成功案例。第三，在「知識有價」的新經濟時代，後進國家如果要工業化，就得付出更多的代價，因為使用先進國家的科技必須支付費用――諸如版稅、專利使用費等，使這些後進國加入全球化的步伐更為艱難。

第四，大國崛起的另一個結果，是使其他後進國家被摒除於全球化之外，因為既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對跨國公司而言，是致命的吸引力。大量的人口加上經濟起飛，使得金磚五國成為最具潛力的市場，如此讓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難以吸引到充沛的外國資金與技術，除了國際救援組織會注意到他們之外，這些國家將被世界所遺忘。第五，本書在方法學上欲證明，部分依賴理論學者或許因為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和對資本主義感到失望，而主張應當先切斷與西方世界的連結，以臻社會主義的「理想境界」，但他們卻苦無門路達到這個境地。然而，過去依賴理論支持者深信，只要和先進國家有連結，落後國家將難以達成「發展」的目標，本書證明這種說法的正確性。也就是說，依賴理論在廿一世知識經濟時代仍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最後，將總結過去數十年以來學術界的「發展研究」，探討國家發展研究是否已經走入了理論的死胡同而難以前進，失去繼續研究的價值。具體而言，1980年代東亞的台灣、南韓、香港、和新加坡崛起之後，學者探究到底政府能為經濟發展做些什麼，此時「發展型國家」理論甚囂塵上，似乎只要有一個大有為的萬能政府、健全的制度，就能使原本落後的國家能達到像四小龍一樣的榮景。

中國在1980年代之後，也逐漸享受到改革開放經濟成長的甜美果實；1990年代後，印度也在改革之後，逐漸在軟體產業獨樹一幟，全國競相設立軟體科技園區，不斷複製先前成功發展的模式。接著，愛爾蘭同樣地在1990年代起從一個落後的國家搖身一變，成為塞爾提克之虎（Celtic Tiger），令人刮目相看，但可惜好景不長，榮景難以維持。此外，以色列的高科技產業，在前蘇聯瓦解之後，因為其國防工業的關係，挾其堅實的研發能力，使其在資訊科技產業開啟一片天。然而，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在後者於2012年12月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成為非會員觀察國之後，以色列決定擴建E1屯墾區作為報復，以巴衝突將阻礙經濟活動的進行。是故，在發展研究領域之中，以國似乎不為學者所青睞。

然而，「發展研究」學者在歡呼之餘是否想過，這些國家真能在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繼續享受成功的果實？或者說，除了這些發展的楷模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成功的案例？倘若沒有的話，業已存在幾十年的「發展研究」是否還要繼續，之所以如此行，僅只為了些許成功的機會而已？況且，在大國崛起之後，要贏得這局面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難上加難。本書認為應該要停止或許這類的學術辯論。

三、章節安排

本書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發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二部，後進國家的發展困境與依賴宿命；第三部，為「以『中國模式』重回世界中心？」；第四部，探討「大國崛起與發展研究的終結」。第一部內容如下，第二章與第三章回顧三大理論—―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世界體系論。現代化理論於1960年代遭受批評之後，雖然經過修正，帶進具體的歷史分析，但仍沉寂相當時日。不過，約莫在世紀杪，一群理論家似乎再度找到「新的」辯論議題。修正後的現代化理論，加入了歷史比較分析，然而，千禧年之際Lawrence E. Harrison 與 Samuel P. Huntington 主編的《為什麼文化很重要？》（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2000）一書，似乎再度回到了古典現代化理論的歲月，不再重視第三世界個別國家的獨特歷史背景，反而再度陷入高度抽象、缺乏具體證據的思辯之中（Harrison and Huntington 2000）。在新經濟時代，也就是知識資本主義的洪流裡，知識密集產業為成長的新動力。具體而言，依賴的形式已經改變成現今的「知識依賴」，在這種情形下，依賴理論是否能再度找回存在的理由，也是本書所關心的議題所在。世界經濟體系對理解全球動態有何助益？過去，曾以「半邊陲」概念作為與依賴理論區隔，在大國崛起之後，是否還能引發我們新的思維呢？這也是有必要加以討論的議題。

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理論在各自修正之後，產生了方法學上的一種聚合現象—―即朝向「歷史兼結構的取究取向」（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發展，但這卻是過去長期以來被忽略的。為彌補發展研究過去的缺憾，本書將以這個研究角度來觀察成功發展的案例。第四章將討論歷史社會學的發展，其特性、邏輯與可能遭遇的問題；另外，所謂的發展型國家「理論」事實上僅僅是一種「理念型」之概念工具，因此，也將討論理念型的特徵及其潛在問題等。

第五章繼續探討「理念型」，並將之與發展型國家「理論」對話，以試圖為該「理論」正名為「理念型」。接著本書將「歷史」這一因素帶回分析之中，介紹1980年代在發展研究發生，卻一直被忽略的方法學上之聚合現象。事實上，本書將檢視「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ist state）理論，這一「理念型」看似提供國家發展的「課程」供其他後進者學習，使其能夠在工業化的道路免去失敗的危險，然而本書認為，或許更為重要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因素並未被考慮。另外，部分國家，例如台灣、南韓、以色列、債信危機前的愛爾蘭等，在這些成功案例的發展路徑中，往往可以發現「幸運」因素，同樣無法受到學者的青睞，況且，個別廠商是否在集體學習（collective learning）的過程中還勝過他者，這也非「發展型國家」理論 的支持者所關心者。因此，這令人不禁懷疑學者為了找尋合適的模型，來符合發展型國家這個「理念型」，而刻意忽略這些因素，明顯地是削足適履。另外，在理念型及其缺失這個部分，本書也討論韋伯因為「理念型」而導致的「文化化約論」，因為理念型這個概念工具是「去歷史的」，是故認為應該將「歷史」帶回分析之中，介紹1980年代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理論的聚合現象。第五章最後，再反思現代化理論，以進一步解決文化化約論所產的相關議題。

在進入本書第二部實證案例分析之前，第六章首先討論知識為何成為全球經濟主要的成長動力，先進國家如何進行人力爭奪戰，以為將來的市場、或市場之外的競爭（例如全球人才爭奪戰、專利戰 ）預作準備。本章也將論及依賴形式的轉變，「知識依賴」已經成為21世紀依賴之主要形式，而新的依賴形式將嚴重限縮後進國家的發展空間，惡化南北的知識落差。這部分是實證案例分析，用以瞭解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困境與依賴宿命。

在謝依君與本書作者合撰的第七章「台灣的發展經驗與困境」中，首先回顧過去台灣工業化的進程。台灣產業累積數十年的代工經驗，造就出1980年代的經濟奇蹟，從過去農業、輕工業、資訊科技產業，直到今日全球代工王國的地位，其生活水平的提高令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感到羨慕。然而，規模日益擴大的代工廠，長期以來卻為「低毛利」所苦。本章將進一步深入探討台灣產業發展的困境，特別是針對從低毛利「代工」升級到為「品牌」大廠代工這條路徑之途中所將遭遇的種種困難。

接著，在第八章比較台灣資訊硬體產業與印度軟體產業，台灣與印度兩者的土地面積、人口等方面有極大的差異，然而，長久以來學者大都認為，在資訊產業的硬體與軟體方面，台灣與印度可說是非常成功的案例，但本書在此闡明產業升級的障礙，或許學者對於兩者的「成功」抱持著過度樂觀之看法。本章分析在知識經濟時代下，這兩個發展的「典範」所面臨的困境，說明「依賴發展論」其實依然只是一種過度樂觀的觀點，認為應當回歸依賴理論來找尋答案，因為依賴理論並未走進死胡同。

第九章以中國的山寨手機產業為例，說明、並補充「發展型國家」理論的不足，進一步證明，如果過度運用理念型這種工具，對於理解事實非但沒有助益，反倒可能會模糊焦點。過去「發展型國家」理論常以東亞四小龍為例，但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從未成為分析的焦點，但中國幅員遼闊，城鄉區域差距頗大，加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往往影響著產業的發展，這點長期以來為該理論所忽略，但此點卻至少間接證明這理論並非如支持者所云， 只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制定適當的產業政策便能保證成功，本章將證明中央、地方政府之「作為」與「不作為」都對產業政策的成功有所貢獻。

第三部所欲探討的主題是「以『中國模式』重回世界中心？」第十章將重心放在亞洲的世紀。是否在美國、日本、歐盟的經濟前景不被看好的情況下，中國與印度是否能夠接續四小龍之後，維持高成長的經濟動能，持續展現亮麗的經濟表現？身處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亞洲的世紀真能如學者所言翩然臨到嗎？在發展研究中，學者經常試著從成功的經驗中，找出可供其他後進國家效法的課程，希望以此縮短學習的時日，並減少失敗的機會。因此，第十一章便討論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的意涵，並以中國山寨手機產業為分析案例，說明中國獨特的政經環境，諸如廣大的市場、地緣政治地位等，使得學者在中國的成功經驗中找到的「課程」難以為其他後進國家模仿。另外，學者曾主張中國已逐漸取代美國，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在第十二章中，將進一步討論中國是否能在知識經濟時代能否像學者Giovanni Arrighi、Takeshi Hamashita（濱下武志）和Mark Selden等所言，成為全球經濟的領頭羊？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是否足以讓中國重新再站上東亞朝貢貿易的中心？換言之，在新經濟時代中國是否有能力在知識密集時代領先日本、韓國，和台灣，在象徵的意義上重回東亞的中心？

本書第四部討論大國的崛起與發展研究的終結。如前所述，知識經濟時代可說是全球經濟兩大變遷之一，第十三、十四章則說明另一巨變，亦即大國的崛起，具體而言，就是金磚五國的經濟快速成長。這五國的人口總數約占全球五分之二，代表著充足的勞動力與龐大的消費市場，其吸引外資的能力是其他後進國家難望項背的。這使得其他後進國家吸引不到外國資金，連簡單的輕工業也不易發展，更遑論需要挹注更多資金、技術的重工業了。除了國際救援組織與慈善團體仍願意前往這些國家之外，這些國家日後將會形成一個「被遺忘的世界」。此外，自1980年起，表面看來，全球經濟不平等看似減輕了，但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成長，小部分則是印度的貢獻，因此如果把中國排除不計，全球的不平等其實是惡化的（Kaplinsky 2005）。然而，因為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的資源分配極為不均，這將造成全球不平等的情形益形惡化，組成中間階層的國家原先是世界經濟體系穩定的力量，這時卻因為中間階層的動搖反而變成不穩定的力量。

第十五章總結本書的研究發現。雖然依賴的形式處於變動的狀態，但是「依賴」關係實質上並未改變。在知識密集的時代下，富裕的北方國家與貧窮的南方國家之間的「知識落差」即使不是持續地擴大，也是維持在一個難以弭平的巨大鴻溝，如此，發展中國家與低度發展國家對先進工業國家「知識依賴」的情形似乎難以避免。最後，本書以「依賴理論的再興」作為暗喻，旨在闡釋1960年代的依賴理論者洞察機先。他們主張若不切斷與西方先進國家的連結，則發展中國家與低度發展國家就無法擺脫依賴。就本書研究觀點看來，這樣的論點並非空穴來風，以新的衡量指標來看，我們將會看到一個事實：東亞四小龍當中的台灣與南韓，在智識資本主義之中就算想要繼續追趕先進國家，恐怕也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其他「新興工業國家」的命運似乎就更不樂觀了。接著，我們進入第二章來回顧過去數十年來國家發展理論的演進。

第一章 緒論

國家發展理論（或稱為「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係由三大理論所組成，它們分別是195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1960年代的依賴理論，與1970年代的世界經濟體系理論。這三大理論在不同的時期各領風騷，但也招致來自各方的批評，並引起數次論戰，之後，三個理論各自作了修正，以期更能解釋現實情況。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現代化理論，集文化論者之大成，當時由於歐洲與亞洲在戰爭中遭受大規模破壞，可謂滿目瘡痍，美國成為世界獨強。之後冷戰時期，身為世界兩強的美國和蘇聯各自為爭取第三世界的盟邦，並擴大其勢力版...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二、研究目的與架構
三、章節安排

第一部　發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第二章　國家發展理論之回顧（一）
一、現代化理論之回顧
二、「新現代化理論」之概述

第三章　國家發展理論之回顧（二）
一、依賴理論之回顧
二、「新依賴理論」之概述
三、世界經濟體系理論之回顧
四、東亞發展型國家「理論」

第四章　歷史結構研究取向（一）
一、歷史社會學的發展
二、歷史社會學的特徵、邏輯與潛在問題
三、「理念型」及其缺失

第五章　歷史結構研究取向（二）
一、發展型國家「理論」或「理念型」？
二、韋伯的「文化化約論」
三、帶回歷史（bringing history back in）
四、中國傳統法律體系
五、大西洋奴隸貿易
六、研究取向的聚合
七、再思現代化理論

第二部　後進國家的發展困境與依賴宿命
第六章　新經濟時代與知識落差
一、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
二、科技「自我增強的良性循環」
三、全球人力爭奪戰
四、南北知識落差

第七章　台灣的發展經驗與困境（與謝依君合著）
一、台灣產業的前世今生：台灣的工業化過程
二、從方法論理解台灣的發展經驗
三、在「歷史兼結構研究取向」下的台灣產業發展分析
四、“Made in Taiwan”之代工王國
五、成就「全球品牌」的關鍵
六、自有品牌發展：給政府的「政策」建言
七、歷史兼結構視角下的台灣

第八章　「知識」在依賴理論中的興起：印度和台灣的經驗
一、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典範」
二、全球最大的人才流失國—―印度
三、工業聚合帶來收入聚合？
四、專利戰爭：廿一世紀的生存之道
五、大嘲諷（“the great irony”）
六、重回（古典）依賴理論

第九章　發展型國家「理論」遺失的篇章：以中國山寨手機產業為例
一、發展型國家「理念型」之演進及適用性
二、山寨機產業的「成功」經驗
三、田野調查
四、中央—地方政府的「作為」與「不作為」
五、完美的發展國家「理論」？

第三部　以「中國模式」重回世界中心？
第十章　亞洲的世紀？
一、亞洲國家的資訊科技產業
二、知識經濟時代下仍居弱勢的「亞洲世紀」
三、再訪專利戰場
四、傳統經濟之實體工廠
五、亞洲的世紀尚未到來

第十一章　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
一、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
二、「中國模式」的觀察視角
三、亞丹‧斯密在北京（Adam Smith in Beijing）
四、熊彼得與亞丹‧斯密僵局的解答：山寨機產業的崛起
五、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

第十二章　重回「朝貢貿易體系」光榮歷史的中國？
一、舊時「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制
二、知識經濟之「虛擬工廠」
三、邁向科技帝國主義
四、重回「朝貢貿易體系」的中國？
五、以「中國模式」取代「東亞模式」？

第四部　大國崛起與發展研究的終結
第十三章　大國的崛起與被遺忘的世界（一）
一、大國崛起與「半邊陲」的關係
二、廿一世紀不穩定的「半邊陲」
三、動搖半邊陲穩定功能的中國

第十四章　大國的崛起與被遺忘的世界（二）
一、大國崛起，還是「潛在」的大國威脅？
二、被遺忘的世界
三、國際組織的投票結構
四、廿一世紀中一群「剩餘的人們」

第十五章　發展研究的終結
一、為非洲的「健康」把脈
二、「成功」背後的隱憂
三、後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研究」
四、政治、經濟與社會學家的「浪漫」
五、結語：重溫小時候的「大富翁」遊戲

參考書目
索引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二、研究目的與架構
三、章節安排

第一部　發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第二章　國家發展理論之回顧（一）
一、現代化理論之回顧
二、「新現代化理論」之概述

第三章　國家發展理論之回顧（二）
一、依賴理論之回顧
二、「新依賴理論」之概述
三、世界經濟體系理論之回顧
四、東亞發展型國家「理論」

第四章　歷史結構研究取向（一）
一、歷史社會學的發展
二、歷史社會學的特徵、邏輯與潛在問題
三、「理念型」及其缺失

第五章　歷史結構研究取向（二）
一、發展型國家「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