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
於一九六三~一九七○年間寫作的《為真實世界設計》一書，最早是由瑞典出版，且於更新部分手稿之後，再度於一九七一年在美國出版。本書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分別推出了英國版本，以及德國、丹麥、義大利、芬蘭、南斯拉夫、日本、法國、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等國的翻譯版本。隨後，本書被翻譯為另外十二種語言，並成為全球最廣受閱讀的設計書籍。經過十餘年的時間洗禮，目前似乎是為本書增添新素材，反映不斷變化的世界與回應相對遲緩的一種專業，同時編修舊有素材，並進一步說明設計的社會、倫理角色的最佳時機。
我不願回想一九六○年代末至一九七○年代初期那段時間中，由於《為真實世界設計》一書提及「生態」、「動物行為學」或「第三世界」等陌生的概念，因而遭到部分出版社拒絕的往事。另一方面，當時也是大多數人仍在提倡不受約束的成長概念，以及以與事實相反的美國平均年齡正在降低誤導大眾的《綠化美國》（The Greening of America）非常流行的時期。相反的，美國的女性權益、汙染、「高齡化美國」、大量的失業人口、汽車與鋼鐵業的大幅衰退，以及全球爭相邁向核融合核武末日等問題，在當時仍未受到大多數人的正視。
當本書首次在美國出版時，書中的概念遭到了嘲弄、取笑，甚或設計機構的猛烈抨擊。某一本專業的設計雜誌曾經刊登一篇書評，將包括提高節能效率、帆船與輕航空器的復興，以及研發替代能源等部分書中提出的建議，稱為「有氣質的白日夢」，並斥責本書是「攻擊底特律，並夾雜著對少數民族烏托邦式關心」的著作。我不僅被迫離開在美國參與的專業組織，當龐畢度中心策劃美國工業設計展時，我的專業協會更曾經威脅龐畢度中心，表示如果其中包含任何一項我的作品，協會便將抵制該次展覽活動。書中介紹的錫罐收音機，則受到最多的嘲諷，並為我贏得「垃圾桶設計師」的稱號。
另一方面，《為真實世界設計》在大部分的歐洲書店裡，往往同時與另外兩本著作並排陳列──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著之《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以及我的好友福瑞茲．舒馬克（Fritz Schumacher）撰寫的《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這三本書有一個重要的共通點，托夫勒雖然清楚地描繪出不斷變化的未來，以及人類該如何與變化和平相處，卻無法完全掌握改變日益機械化人類可能性的精髓，亦即匈牙利裔的英國作家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所謂：「……一個變動的環境將要求更靈活的行為，並扭轉其機械化的趨勢。」舒馬克對此一論點的見解則更為清晰，同時，他也贊成我所提出的「大而無當」的論點。
對人類而言，災難或許是我們的最佳學習方式。底特律正在高失業率中掙扎，而由於連續三次的石油危機、四個異常寒冷的冬天、兩次重大乾旱導致水資源的短缺、嚴重的洪災、全球性的能源短缺，以及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都已然成為過去，本書在過去的十三年中，終於逐漸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讀者所接受。除了一般消費者會購買本書之外，本書亦已成為設計與建築學院的必備書籍之一，同時也被許多大學用於人類學、行為科學、英語及工業管理等課程中。
《為真實世界設計》此次的再版，除了徹底改寫部分的章節內容，同時亦更新了所有的章節，並增添許多新的素材。我決定保留許多在第一版時所做的預測，雖然部分在一九七○年時提到的事物，如今看來離譜得令人尷尬，但其他的預測卻在過去的十三年間發展為事實，因此，本書將就兩種結果分別進行討論。此外，部分我在一九七○年時所做的預測，例如更簡單的包裝、節能設備與替代能源、對生態的認知、帆船的復興（雖然現代的索具將由電腦加以操控）和輕型航空器的再次崛起等，目前正即將成為事實，卻仍有部分預測有待落實。我對美國汽車產業的預測不僅成為事實，更對底特律數以百萬計的從業人員，以及他們傲慢的老闆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然而，有關住宅方面的預測卻尚未出現類似的反思。我們已經學會將大型房車視為耗油量大的車種，同樣地，我們也必須學著將自己的家視為浪費空間的場所。隨著暖氣和空調所使用的能源價格不斷提升，大型住宅、玻璃帷幕牆面，或者使用頻率極低的客房，都不再符合經濟效益。
此次再版保留了初版時所使用的原始照片及圖表，在某些情況下也以新增插圖的方式，加強說明特定的論點。同時，我將讀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針對設計撰寫的修訂定義上（參見第一章），而參考書目的部分亦隨之更新並擴大了涵蓋的範圍。
我在一九七一年時遷居到北歐並且在當地工作，其中又有好幾年的時間，由於工作的緣故長期在發展中的各國旅行。我在初版中對第三世界所寫的許多設計方案，如今看來雖然顯得有些幼稚，我仍決定將部分意見予以保留，因為這些看法反應出十多年前許多人對較貧窮國家，抱持著近似於施恩的觀點。當我們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與剝削時，包括我本身和其他人在內，卻沒有察覺到自己能從那些接受我們指導的地區，「學習」到多少寶貴的知識。雖然由年輕的北歐設計師在奈及利亞設計建造的大量住宅，並不實用也無人使用，但這些年輕人卻因此學習到住宅的型態在因應大家庭及發展鄰里關係，或是鞏固社會關係以建立堅定而長久的社區連結等層面的重要教訓。在地球北端的富裕國家與南端的貧困地區之間，擁有的是一條雙向道，我們很欣慰地得知，第三世界國家的設計師有能力在不受只逗留兩週的「專家們」的干涉下，自行解決當地面臨的問題。
某些驚人的事實依然存在，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是已開發國家的三倍以上。這些國家人民的平均收入，還不到富裕國家人民的十分之一，而他們的壽命亦只有北方人的一半。相較於已開發國家在公共衛生上每一美元的人均支出，這些國家只能花三分錢，而北方在教育方面每一美元的人均支出，在第三世界則只能達到六．五美分。然而即使是這些赤裸裸的統計數字，也依然不足以描述肆虐於貧窮國家兩億六千萬人口生活中的疾病、營養不良、飢餓與絕望。
生活在技術發達地區的人們，通常會基於兩種理由協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原因之一涉及我們的自身安全，而原因之二則與道德有關。
以安全為出發點的首要考量其實是錯誤的，擔心超過三十億人會在我們的家園攻擊我們，並以全球為範圍重演一九六○年代的貧民暴動，是一種十分荒謬的想法。因為即使是對最發達的國家而言，現代戰爭的代價都顯得過於昂貴。
除此之外，有部分人士對近年來自尼加拉瓜、海地和越南等地的移民感到擔心，實際上卻是害怕數百萬人將會從貧窮國家向北遷移。這種以「安全」出發的論點，與第一個論點犯了相同的錯誤，因為無論是生活在貧困或富裕國家的人民，都與自身所處的土地及文化擁有各方面的連結，成為陌生社會中的異鄉客對一般人而言，並不能構成強大的動力。
另一方面，協助貧困國家確有其倫理與道德上的原因。就實務面而言，一個因更便捷的航空運輸及全球化即時通訊而日漸縮短距離的世界，無法負擔忽視全球四分之三人口的疾病、飢餓或死亡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協助貧困國家的倫理觀點非常明確，我們都是同一個地球村裡的公民，因此有義務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然而，如何運用我們的哲學和道德論據，支持南北間不斷擴大的經濟差距，卻是個迫切且複雜的議題。我們已經明白，透過金援或提供食物、用品給未開發國家的方式並不可行，而整批輸出「可立即投入生產的工廠」或「即時技術專家」的方法亦不實用。蘇聯援助中國的經驗、美國在伊朗的發展計畫、中國對坦尚尼亞的協助，以及古巴對安哥拉的干預等等，不過是足以驗證此一論點的少數案例。
大量外資的介入並沒有解決印度的貧困，相反地，「缺乏」外資的援助卻為中國帶來了正面的效果。一九五六年時，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自力更生」的政策，其影響不但遠及社會改革層面，更改變了人民的意識形態，並延伸至教育層面，同時發展出自主性極強的分散式解決方案。
那些大聲疾呼尋求援助的「貧困」國家，大多存在著一個奇怪的悖論，亦即這些國家往往擁有豐富的物質資源。他們居住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南半球，並擁有各種替代能源，因為赤道以南不僅是最適合運用太陽能發電的區域，同時也擁有地熱能、生質能轉換，以及各種替代性的燃料（巴西境內將近百分之八十的車輛，即是以甘蔗榨取出的酒精做為燃料）。由於沙漠地區的晝夜溫差最高可達四十度，因而成為最有機會發展以熱傳導為基礎的能源的區域，此外，南半球也擁有可預測的熱帶降雨，以及最強的風力。
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方式，容易造成仇恨者對依賴他國產生殘障的感覺，因此我們需要透過雙向合作，以強烈限制貧困國家對金融及系統的依賴等方式提供援助，然而來自雙方的嚴謹重新評估卻始終未曾出現。外來者雖然能為節育提供教育與藥理上的協助，但有效的人口控制仍有賴個人意志的實踐，換句話說，自力更生是每個人必須親身體驗的一種基本訓練。
另一方面，我們也能從發展中國家的生活型態、小規模技術、素材的再利用與再循環，以及更親近的人與自然關係中，學習到許多事物。同時，非西方醫學與社會組織等領域，也都是值得共同探討的課題。
蘇聯、美國和日本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試圖藉由出售與植入自身既有發展的方式，援助其他的貧困國家，然而那卻是個錯誤的選擇。美國和俄羅斯同樣經過多年在身分建立、教育和自力更生等方面的努力，才能發展到如今的階段，換句話說，「你不會將上膛的手槍交給小嬰兒」的陳腔濫調，最適合用來形容這種狀況。將一間完全自動化的工廠，交給一個只有未經訓練的勞工、以勞力密集經濟為主的國家，或是將搖滾樂電視臺和星際大戰電動遊戲，介紹給一個尚無文字的社會，都是毫無意義的行為。
過去十三年以來的經驗，讓我明白第三世界已經對自主和自力更生等概念有所認知。雖然「當權派」及其馴養的專家們，和一小群曾經在國外接受過訓練的權力階級，仍然期望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援助，但居住在第三世界農村中的人民、農夫、勞工、設計師和改革者們，卻已逐漸了解貧困並非命運，而是一種可以解決的挑戰。
本書最初的題詞，「獻給我的學生們，感謝他們教導我的事」如今仍然適用。然而，我想同時將本次的修訂版獻給在巴西、喀麥隆、查德、哥倫比亞、格陵蘭、瓜地馬拉、印尼、墨西哥、尼日、奈及利亞、巴布亞紐幾內亞、坦尚尼亞、烏干達和南斯拉夫等國，曾與我共事並向我證明貧困是創新之母的設計師、建築師、農夫、勞工、青年和學生們。同時，這些案例亦將貫穿本書的各個章節。
發展中國家及所有其他國家的人民必須共同合作，以新科技結合簡單且小規模方案的形式，促使分散與以人為本的發展方式成為可行之舉。包括開發中國家的貧困人士、富裕國度中的貧困與殘疾人士，以及所有其他必須在選擇人類製造並使用的工具、系統和工藝品時做出明智抉擇的人在內，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顧客群。這項工作的挑戰，在於共同探索適合本世紀最後幾年的所有功能，而從對美感、文化和各種替代設計方式間交互作用如此激勵人心的探索中，亦將會形成一種嶄新且感性的儉樸生活型態。
檳城（馬來西亞）－英國德文郡達廷頓霍爾－波哥大（哥倫比亞）
一九八一~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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