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中國回憶錄

第一部分　負笈求學：在五個地方接受教育

（一九○七—一九三一）

第一章　為何我將目光投向東方

我出生於南達科他州的平原，由於習慣了平坦的地貌，我有時會不自覺地想要伐盡新罕布夏州的森林，夷平這裏的山丘，顯然這並不現實。與我的故鄉截然不同，在新罕布夏州，靠近佛蘭克林市北部的卡迪根山（Mount Cardigan）的佩米奇瓦塞特（Pemigewasset）山谷，放眼望去，層巒疊嶂，這是南達科他州永遠不會具備的魅力。然而，也許正是故鄉廣闊開放與蒼茫無際的環境，為我投身於中國問題研究提供了幫助。

一九○七年，我出生於休倫鎮（Huron），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在同一時期也出生在附近的地區。站在鎮上玉米地的一側，你可以看到另一側的玉米搖曳生姿。站在蒼穹之下廣闊平原的最高點極目遠眺，可以看到遠處那一片片的農田與農場，以及居住在那裏的人們，他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掌控自然。後來，當我準備謀求一份職業時，在我看來，研究中國就像一塊處女地，等待著被探索和耕種，能夠為我提供無限的機會。一九二九年我在哈佛大學的畢業論文主題是關於蘇聯革命的爆發。在我的想象中，研究中國似乎是只需要在此基礎上再深入一步，從這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我對中國的瞭解是多麼的不足。

立志研究中國，回想起來似乎是和我的家族淵源分不開的。儘管在當時，我認為我正在掙脫家庭帶給我的影響。我的祖父約翰．班納德．費爾班克（John Barnard Fairbank）來自費爾班克家族源遠流長的班納德．費爾班克世系，家族成員大多是公理會的牧師。一六三三年，這個家族遷移到麻塞諸塞州。一六三六年家族祖先在戴德漢姆（Dedham）鎮建造的住所至今依然存在。我的祖父一八五七年畢業於傑克遜維爾（Jacksonville）的伊利諾伊學院，隨後又於一八六○年畢業於紐約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定居於伊利諾伊州的韋弗利（Waverly）之後，他主要在伊利諾伊州、密歇根州、印第安那州以及明尼蘇達州的一些大小城鎮擔任公理會教堂的牧師。這一時期他的身份不僅僅是牧師，同時還是農民和木工，他靠自己的菜園維繫生活，住在自己蓋的房屋內，但是他每到一處生活幾年，當他在當地教眾中的傳教深入人心時，就會搬走。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告訴我他的父親是衛理公會的一名牧師，主要居住於明尼蘇達州靠近艾奧瓦鐵道線的埃爾默（Elmore）地區，但是他每隔幾年也會搬到另一個不同的鎮上，宣講一整套相同的教理。

我祖父的筆記本上列出了他布道的地方和日期，諸如韋弗利、威諾娜（Winona）、法名頓（Farmington）、斯普林瓦利（Spring Valley）、胡桃林（Walnut Grove），他在一八六○年至一九○六年間在這些地區傳播過福音。《羅馬書》第一章第十六節的內容（「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他在一八七○年至一九○六年間在韋恩堡（Fort Wayne）、埃爾克哈特（Elkhart）、密歇根城、威諾娜、皮奧瑞亞（Peoria）、斯利皮艾（Sleepy Eye）、奧頓維爾（Ortonville）、喬伊普列利（Joy Prairie）佈道了二十六次，那時已經是鐵路時代了。而有關《哥林多前書》第三章第九節的內容（「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在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九○年間在很多地方一共佈道了四十三次。總結起來，他說：「我們確信，如果我們現在真的可以自覺而真心誠意地與神同工，我們也許可以由衷地慶祝未來世間勞動的豐收。」

一個世紀後，當我在皮奧瑞亞、明尼阿波裏斯（Minneapolis）、布魯金斯（Brookings）、諾思菲爾德（Northfield）、格林內爾（Grinnell）或是威奇塔（Wichita）進行有關中國的演講時，我感覺我是沿著祖父的足跡。我的研究方向是通過對中國的研究來救贖美國，儘管這個方向可能更加狹小和專業化。我的演講會解釋我們由於對中國現實的不瞭解導致了我們在中國、朝鮮以及越南的大量災難，並且這種情況可能會再一次發生。我的祖父或許曾經向我現在的一些聽眾的祖父演講過，但他並不如我這般世俗。他的論述要更加形而上，很少局限在具體的事物上。他也不會承擔著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那樣的風險：聽眾席上突然站起一位新近的觀察員，他說：「二十四小時前，我剛從天國國際機場起飛，當時的情況根本不像你所說的那樣。」

我第一次在蘇福爾斯市（Sioux Falls）扶輪社（Rotary Club）作有關中國的演講，還是在一九三六年早期，當時我還沒有在哈佛大學任教。我猜想那時我演講的聽眾已經與受祖父傳教的人數量相當，其中包括大約四○個哈佛分社。由於當時已經是噴氣式飛機時代，聽眾已經散佈在各個地區，如北京、新加坡、臺北、漢城、聖地牙哥、密爾沃基（Milwaukee）、奧蘭多、紐約以及巴黎。

乍一看你可能認為我從事的工作和我的祖父約翰．班納德．費爾班克截然不同，因為我還在繈褓中時他就已經去世了，我對他一無所知，但是考慮到我們各自的時代背景，我不能確定這是事實。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區域研究在學術上得到快速發展一樣，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人們去教堂做禮拜成為席捲全美的風潮，我祖父所從事的傳教業也因此成為一個快速發展的行業。當時新教佈道團已經發展到國外。我祖父的兄弟就離開傑克遜維爾到印度的艾邁德納格（Ahmadnagar）建立了一個佈道團。傳教士激情高漲表明了教堂的蓬勃發展。在電視媒體出現前的一段時期，宗教是小鎮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在我的成長背景中有傳教者的痕跡，但是它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與中國沒有任何的關聯。我接受的教育幾乎是完全與宗教絕緣的。如今我後天習得的信仰就是哈佛大學，以及它在世俗中所代表的一種精神。也就是說，我將我的信仰寄託在我們試圖發展的、致力於培育心靈自由活動的研究機構上。非理性的信仰只會使我充滿恐懼。

對我設想的這種自由，主要應該歸功於我的父親亞瑟．博伊斯．費爾班克（Arthur Boyce Fairbank，一八七三—一九三六）。作為一名牧師的兒子，他悄悄地脫離了有組織的宗教。我的父親斷言，他年復一年地閱讀《聖經》，獲得基督的啟示，並且接收到了足夠的精神指引，這些足以支撐他度過人生。

我的父親出生於印第安那州的韋恩堡，於一八九六年畢業於傑克遜維爾的伊利諾伊學院。由於立志要成為一名律師，他於一九○一年在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獲得學位。因為他主要在伊利諾伊州和明尼蘇達州長大，當他開始律師執業生涯時，自然而然地選擇了一個人口不甚稠密的地方—南達科他州偏西部的地區。一九一一年，我們從休倫鎮搬到了蘇福爾斯市之後，他成為鎮上非宗教類社會活動的領袖人物。他幫助建立了扶輪社和明尼哈哈鄉村俱樂部（Minnehaha Country Club）。眾所周知，他深受社區中追隨者的愛戴，他也深愛著這些人。和他的父親一樣，他同時還是花匠和木匠。直到後來他終於成為一名有經驗的出庭律師和公眾演講者。每當六月來臨，他會去明尼蘇達州北部釣鱸魚和小梭魚。秋天到來時，他會去小鎮西部的田野捕獵野雞，到了十一月，則去密蘇裏河附近的大沼澤地裏捕獵野鴨。當我的母親為女性爭取投票權時，他會開著一九一一款凱迪拉克載著母親四處奔波，但是他不會對此發表任何言論，因為他對於女性獲得選舉權就會為她們的生活帶來很大轉變的看法持懷疑態度。我的父親很熱愛生活、家庭以及身邊的人。他在六三歲時死於白血病，整個社區的人都因他的過世而難過。

羅蕾娜．金．費爾班克（Lorena King Fairbank，一八七四—一九七九）對我的影響非常深遠，我是她的獨子。我之所以篤定地堅持進行關於中國的研究，正是源於她傳遞給我的兩個信念：第一個是面對挑戰要有自信；另一個就是，哪怕在地平線上消失也要保有安全感。的確，從一九二三年我十六歲時離家到埃克塞特（Exeter）時起，我只是在探親和假期時才回家。還有一次，我有四年半的時間在外奔波（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六年二月），其中絕大部分時間待在北京。我離開的這段時間裏，心中充滿了內疚，因此我寫了很多信，但同時我仍然繼續我的課題研究，並常常堅定地認為自己是獨特而出眾的，這種自我讚賞的心態源自母親的鼓舞。

我的母親於一八七四年七月四日出生在艾奧瓦州的漢普頓市（Hampton）。她是約翰．赫裏福德（John Hereford）與帕米麗婭．安德魯．金（Permelia Andrews King）所生的四個女兒之一。她的父母都是貴格會教徒，他們的家族都是從弗吉尼亞州遷到西部地區的。約翰是一位充滿愛心的父親。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他美麗的妻子為病魔所困、最終因輕微的癲癇發作而喪失記憶的情況下，他依然無比樂觀堅強。他跟隨一位法官學習法律，並獲准成為辯護律師，後來當選為艾奧瓦州立法機關最年輕的成員。一八八一年，即南北達科他成為美國的州之前，他和幾個朋友向西遷移，在達科他領地一帶、密蘇裏河附近建立了張伯倫城（Chamberlain）。在張伯倫，除了當律師外，他還擔任郵政局局長，編輯報紙〔《達科他紀事報》（The Dakota Register）〕，而後進入房地產、保險領域。密爾沃基鐵路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通到張伯倫代替密蘇裏河上的汽輪。在一八九三年的經濟大蕭條中很多人破了產，我的外祖父也像別人一樣沒能倖免，他不得不一切重新開始。

我的母親有一個雙胞胎妹妹叫利昂娜（Leona），她很漂亮，並且性格有點像男孩子，我的母親羅蕾娜則不太一樣。此外，在我母親五歲的時候，一場發燒引發的脊髓灰質炎使得她的一隻腳比另一隻短一英寸，因此她需要穿兩隻不同尺碼的鞋子，並且需要進行特別的護理，雖然這並沒有阻止她玩耍，她甚至還能去跳舞，但卻是一個終身累贅。她學習勤奮刻苦，但是一八九三年後的經濟大蕭條耽誤了她的學業。儘管如此，她曾有一段時間教學，在一間教室裏給六個年級的孩子上課。她下決心改變邊疆地區的落後，成為一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然而直到二十一歲那年，羅蕾娜才在揚克頓（Yankton）完成高中學業。那一年她在日記的卷首插圖上簡單地記錄道：「羅蕾娜．金，於一八九五年。一切要靠自己，每個人都必須實現自我救贖。」

一八九九年，也就是她二十五歲那年，我的母親進入了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學。大學重塑了她的生活。她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些年輕聰明的新時代女性。在大學她主修文學與演講。這是一種新的表達自己理念的學科，在電子時代到來之前，這個學科對於公眾生活以及絕大多數娛樂活動都具有重要意義。那時候，一個沒有經驗的政治家可能一夜之間突然失聲，這是比失去思想還要可怕的事情。所以她把發音訓練和大聲朗讀作為一種表演藝術來研究。她在嚴格自律和掌握一門技術方面成了一名專家。雖然如此，她在逆境中的成長經歷，使她的自我意識也同樣得到了磨煉。她學會了如何去愛別人而又不依賴他們，學會了如何與他們分享她對文學與藝術的熱忱以及嚴格的鑒賞力，並將此作為一種自我獎勵的生活方式。沒有什麼經歷是必不可少的。她到處都能找到志趣相投的人，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她這一生與很多的人分享她的興趣愛好，一直持續到她一百零五歲去世時，那時我七十二歲。我的母親對原始的美國中部從歐洲獲取先進的文化那種濃厚的興趣，指引著我走出去，走向東方。

在一九一一年，我的父親和他在蘇福爾斯市的堂兄弟傑西．博伊斯（Jesse Boyce）一家搭住一處。兩家夫婦合買下一座大宅院共同生活，我是那裏唯一的小孩子。埃塔．埃斯蒂．博伊斯（Etta Estey Boyce）畢業於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是美國新英格蘭人。她教唱歌，除此之外她還會熱情洋溢地把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t）和其他藝術家的音樂會帶到我們的飯桌上。要不是這樣，我永遠不知道一家歐洲人是如何咕嘟咕嘟地喝湯的。

從一九一一年的冬天直到一九一二年，埃塔嬸嬸和我的母親帶著我在巴黎帕西（Passy）的莫紮特十六大道待了整個冬天，那裏靠近布洛涅森林（Boisde Boulogne），那時我才五歲。當然這樣的旅行在當時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拉著足有一個男孩身高的大衣箱走進丘納德（Cunard）航線的輪船船艙，當時為了照顧我，特別請了一位叫埃裏卡（Erica）的年長的保姆從瑞典來到巴黎。當時美國的旅遊業還很不成熟，我們算得上是先驅者。我在巴黎電車的上層一邊吃著烤栗子，一邊注視著法國騎兵閃亮的盾牌和紅色的裝飾羽毛。我還學會了在林園滾鐵環，但在其他方面並沒有留下太多的高盧痕跡。

上小學時，我回到了蘇福爾斯，我的個人形象顯得與眾不同。事實上，某些男孩子會從學校將我一直追到家，他們認為我是老師的寵兒，覺得我娘娘腔。我穿著及膝的襪子，更加證實了他們的看法。我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跑得更快。盡管如此，我決不接受一個娘娘腔的自我形象。高中時，我開始努力地打橄欖球，這使母親和教練感到吃驚。初春季節的團隊大概有七十五個男生，我在第七小組。但是嚴寒冰雪的冬季人數降到了三十來人，我便進入第三小組。我還記得一次和第一小組的州代表隊後衛爭球，他叫雷德．斯特爾茲米勒（Red Steltzmiller），是一名警察的兒子，他的速度很快。有一次，我的注意力被他手上一直戴著的皮制護具所吸引，突然球直奔我而來。轉瞬間我就倒在了草地上，當時我以為鼻子被撞壞了，但實際上並沒事兒。

後來，在哈佛大學讀完低年級之後，我又一次覺得我需要一個有些血性的體力工作來讓我從艱苦的學業中換口氣，所以我在暑假時加入了由邊疆學院（Frontier College）安排的加拿大國家鐵路公司編外工作隊。編外工作隊裏都是烏克蘭人，主要的工作是在將小麥運往薩斯喀徹溫（Saskatchewan）之前維修鐵軌。我白天和他們一起鏟土、平土，晚飯後教他們學習英語。我的工作夥伴名叫邁克．特萊霍克（Mike Tryhuk），是個有著圓腦袋的斯拉夫人，來自一個叫作卡波拉沃基（Kobolowoki）的小村莊，他教會了我將節奏放慢到和全日工作的工人一樣平穩的程度。但是我的腦海裏唯一想著的事情就是下一頓飯。在一個陰天，按照我肚子的饑餓程度判斷，可能已經到了午飯時間，然而，事實上時間剛到上午八點。有一個周日，我們在河裏洗澡，突然一個工友就消失在水中。他的朋友沒有一個敢救他，因為他們都不會游泳。我潛了幾次水，但就像是一名不成功的雄鷹童子軍，最終也沒有救到他。那裏的人們都認為溺水是天災。

儘管我並沒有講過幾節課，但邁克最終仍在英語方面取得了進步。薩斯喀徹溫省的太陽在晚上十一點才落山，超負荷的工作削弱了工人們學習英語的興趣和可能性。後來我帶著工作中鍛煉出來的肌肉返回學校，但是已經是筋疲力盡。

在蘇福爾斯市經過了高中三年的學習之後，我作好了學習另外一種文化的准備（儘管我在那個時候並不確定），這種動力讓我通過了四所兩年制預科中學的考核。它們是分別位於美國東西部、學科設置完全不同的四所中學—埃克塞特、威斯康星、哈佛以及牛津。

我離開了蘇福爾斯市，因為這裏的高中課程不能給我提供更多的挑戰。有些老師很優秀，但是他們不能為我設置更高級的課程。我的母親和我都很迷茫，看著預科學校的目錄，向鄰居尋求意見。我在蘇福爾斯市的玩伴是隔壁鄰居家的肯尼斯．品達（Kenneth Pendar），他的父親來自麻塞諸塞州的塞勒姆（Salem）學院，是他建立了南達科他州的塞勒姆學院。品達一家是背井離鄉的美國新英格蘭人。先是奧利弗後是肯尼斯，離開家去了位於新罕布夏州的康科德（Concord）地區的聖保羅學校。奧利弗成為賽艇俱樂部八號船上奮力拼搏的選手，而肯（肯尼斯的昵稱）乘費城主幹線去看望他的朋友。他們的經歷讓我們咋舌，讓我們對於美國東部文化和教育產生興趣。聽從品達一家的建議，我選擇了位於新罕布夏州埃克塞特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校。這是多麼偶然而又明智的選擇啊！我進入了學校的高中三年級，留一年級給我在競爭中帶來了優勢。我很推薦這種方式。

一般來說，高中的學習可以滿足人們的多種目標。可以通過家政課訓練女孩子成為家庭主婦或者至少學會做飯；可以通過複式記賬法培訓幫助人們進入商業領域；也可以給未來的企業家、接待人員及組織者發揮才智的空間。與其他高中不同，埃克塞特學校以學問為中心。所有學生都具有超強的能力，競爭非常激烈。女子中學並不被重視。在這裏，我們下午運動，晚飯前上課，八點回到宿舍，十點熄燈，這些為學生提供了最佳的學習氛圍。

在埃克塞特，我心無旁騖，全身心投入學習，掌握了更好的學習方法。我的意思是，在學習、掌握課程時，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學習如何更好地記筆記、作總結、劃重點，這些都是必要的。記憶訓練也是一項不錯的消遣。儘管記憶的思維可以通過圖片或是聲音來達成，但是最終必須歸結為文字，因此熟練掌握辭彙以及語法都是很有必要的。最好的訓練是鑽研西塞羅的作品，其內容包括時態的一致性、語法的應用，以及拉丁語法中連鎖的微小的細節。埃克塞特給我的獎勵就是確保我在高層次的競賽中能夠百戰百勝。節約時間，聚焦目標，則是競賽中的一部分。時間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的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時。在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內我能做什麼呢？我吃飯比較慢，而且還有飯後小憩的習慣。但是我用快走取代了更多正式的運動，而且我覺得走捷徑很有效。我學會了穿馬甲只扣三個紐扣，雖然回過頭來看，穿有紐扣的馬甲僅會讓我每天失去區區幾秒鐘的時間。委婉地說，那時我其實已經認清了自己的事業前景。

為了提升效率，獲取成功，以及贏得贊同，我和許多埃克塞特的同學一樣，熱切希望以權力機構（商業或專門職業）作為將來的就業目標。由於是家裏唯一的孩子，我變得過於自負。在我的團隊中，成員只有我一個，觀眾也只有我自己。我喜歡和人們友好相處，但是前提是他們不會干涉我的計劃。這使得我自己產生了獨立的傾向。我行事追求卓越，但是我的事業必須是自己創造的。我不想像學校裏的前輩一樣，成為一個班級的領導或是俱樂部的主席。我想要與眾不同。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它讓我擺脫了社交壓力。

我在四所學校各待了兩年時間，我歸納出了學術取得成功的公理，首先是要確立自己作為一位頂尖學者的身份。那意味著第一年要摒棄一些交遊及社會活動，因為與人打交道會耗費大量時間，甚至讓你陷入與他們的閒扯。在第二年，則應該走出去並認識每一個人。

第一部分　負笈求學：在五個地方接受教育

（一九○七—一九三一）

第一章　為何我將目光投向東方

我出生於南達科他州的平原，由於習慣了平坦的地貌，我有時會不自覺地想要伐盡新罕布夏州的森林，夷平這裏的山丘，顯然這並不現實。與我的故鄉截然不同，在新罕布夏州，靠近佛蘭克林市北部的卡迪根山（Mount Cardigan）的佩米奇瓦塞特（Pemigewasset）山谷，放眼望去，層巒疊嶂，這是南達科他州永遠不會具備的魅力。然而，也許正是故鄉廣闊開放與蒼茫無際的環境，為我投身於中國問題研究提供了幫助。

一九○七年，我出生於休倫鎮（Huron）...

序　言

拿起桌子上的電話，我能夠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成千上萬的人進行通話，儘管我們彼此語言並不相通。幸運的是，他們不會真的給我打電話，而我也同樣不會作此嘗試，但是，這在未來並非不可能發生。媒體、彈道導彈的發展，讓我們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正是這種距離的縮減，讓我們覺得有必要去瞭解其他的國家。在過去的五十年中，我一直嘗試去瞭解中國。然而，隨著我關於中國的知識面不斷擴大，關於它的知識盲點也在不斷增加。問題總是不斷湧現，而要找到與之匹配的答案卻需假以更多時日。為求更好地瞭解中國，人們在更大的廣度上作出努力，而這種努力同時也要求我們更好地瞭解自己。如果一個人對中美關係不感興趣，不對其感到詫異、惱怒，或是驚恐，那麼他對中國的研究就不會長久。事實上，研究中國的人會發現自己對於中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對中美關系產生了影響和作用。就像任何一位歷史學家所認為的，他不可避免地會為他所寫的歷史作出大量的貢獻。這樣的想法讓我覺得，為自己撰寫自傳是合情合理的，而我自己也有此意。

然而，當一位歷史學家開始寫自傳時，他首先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他仍然在寫歷史。他需要對「事實」進行仔細甄別，還要分階段地進行組織，作出例證，闡明主題。寫自傳就像編寫一本教科書一樣不易。你必須總結大量的情節，但是不能讓讀者讀之不知所云。

接下來我將迅速地概述一下我要講的故事：我長在南達科他州，那時候，它依然是一個文化較為落後的地區，所以我前往美國東部求學。我曾輾轉於五個地方求學，這樣的經歷讓我學會了到一個新的環境時，如何依據它的標準來確立自己事業的方向。在偶然的情況下，我開始對中國研究產生興趣，並為此在中國待了四年的時間（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在此期間，我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有了一定的瞭解。之後，我去哈佛教授歷史學（一九三六—一九四一），並且開始對中國現代變革的進程有了大致的瞭解。後來，在戰爭時期，我又兩次前往中國（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一九四五—一九四六），那時候，我瞭解了中國革命的精神，以及它的感染力和它的革命方式。於是我確信，這將不僅僅是一場偉大的革命，並且它最終必將取得勝利。回到哈佛大學後（一九四六—一九五二），我覺得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對中國的研究和教育，以幫助美國公眾瞭解中國人真實的生活現狀。我安然度過了麥卡錫時代，並沒遭受太多迫害，然而，我依然為中美關係中所存在的問題的嚴重程度感到驚駭。因此，我參與了哈佛大學在中國問題領域所進行的培訓、研究以及出版等方面的工作。一九七二年中美恢復邦交之後，我們又不得不再次面對那些重新擡頭的老問題。

我希望這本個人的記錄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觀點。我們需要我們能夠獲得的一切。

說明一下，書中以縮進方式排版的文字是我從不同時期的信件、發表的文章或備忘錄中摘取的內容。

序　言

拿起桌子上的電話，我能夠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成千上萬的人進行通話，儘管我們彼此語言並不相通。幸運的是，他們不會真的給我打電話，而我也同樣不會作此嘗試，但是，這在未來並非不可能發生。媒體、彈道導彈的發展，讓我們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正是這種距離的縮減，讓我們覺得有必要去瞭解其他的國家。在過去的五十年中，我一直嘗試去瞭解中國。然而，隨著我關於中國的知識面不斷擴大，關於它的知識盲點也在不斷增加。問題總是不斷湧現，而要找到與之匹配的答案卻需假以更多時日。為求更好地瞭解中國，人們在更大的廣度上作...

前言　
第一部分　負笈求學：在五個地方接受教育（一九○七—一九三一）　
第一章　為何我將目光投向東方　
第二章　瞭解中國　
第二部分　我們首次發現中國（一九三二—一九三五）　
第三章　來到北京　
第四章　開始觀察這片土地和這裏的人們　
第五章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眼中的中國　
第六章　哈羅德．伊羅生與恐怖行動　
第七章　蔣廷黻和現代化　
第八章　成為專家，任教清華　
第九章　我們的中國朋友　
第十章　訪問最早的通商口岸　
第十一章　首次離開中國　
第三部分　學會當一名教授（一九三六—一九四○）　
第十二章　拿到牛津大學博士學位　
第十三章　開始在哈佛執教　
第十四章　戰爭與政策問題　
第四部分　華盛頓、重慶和上海（一九四一—一九四六）　
第十五章　來到華盛頓　
第十六章　戰時前往中國　
第十七章　立足重慶　
第十八章　瑪麗．梅樂斯和戰略情報局　
第十九章　學術中心與美國利益　
第二十章　一九四三年—蔣介石開始失去人心　
第二十一章　接觸左翼　
第二十二章　與華盛頓的戰時新聞局一同工作　
第二十三章　戰後中國　
第五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余（一九四六—一九五二）　
第二十四章　中國政策和地區研究　
第二十五章　與麥卡錫主義戰鬥　
第六部分　開展中國問題研究（一九五三—一九七一）　
第二十六章　創立研究中心　
第二十七章　研究領域的組織工作　
第二十八章　在世界各地參觀與訪問　
第二十九章　越南和美國—東亞關係　
第七部分　渡過難關（一九七二—一九八一）　
第三十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今與昔　
第三十一章　與俄國人交往失敗　
第三十二章　作為中國友人的波折起伏　
第三十三章　結語　

前言　
第一部分　負笈求學：在五個地方接受教育（一九○七—一九三一）　
第一章　為何我將目光投向東方　
第二章　瞭解中國　
第二部分　我們首次發現中國（一九三二—一九三五）　
第三章　來到北京　
第四章　開始觀察這片土地和這裏的人們　
第五章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眼中的中國　
第六章　哈羅德．伊羅生與恐怖行動　
第七章　蔣廷黻和現代化　
第八章　成為專家，任教清華　
第九章　我們的中國朋友　
第十章　訪問最早的通商口岸　
第十一章　首次離開中國　
第三部分　學會當一名教授（一九三六—一九四○）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