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

二、病人的經歷

讓我們的思緒先來到1924年，當時孫中山雖未滿60歲，卻已是一個步履蹣跚的老者，歲月的磨難，在他憔悴的神情中刻下了一道道的皺紋。此時他努力想要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並希望中國能達到真正的統一，擺脫軍閥混戰的大局勢。孫於11月12日發表「北上宣言」後，當日即乘坐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赴香港，然後再轉乘「春陽丸」繼續他離粵北上的行程。此次北上雖抱有救國的理想，然路途奔波，加以海相變化多端而導致船身不穩，例如在春陽丸上，「舟行既慢又不平穩，且時有風浪，故同行者多暈船。」孫自14日以後「均未到餐廳進膳，終日在臥室中閱書。」據隨行者所言，孫雖未暈船，然其面色已顯「黑暗蒼老之象」。17日早晨，抵達上海吳淞口，孫忙於接待各國記者與歡迎群眾，卻已經在「精神上似現疲勞，形容亦極現蒼老之象。」因為孫心繫於儘速召開國民會議，遂不事休息，馬不停蹄的於21日再乘「上海丸」往日本出發、再轉往天津。當時因上海往天津的火車受軍事影響而不通達，而且兩星期內也無輪船直航天津，故孫選擇繼續搭上搖晃的輪船，繞道至日本，順便於日本進行一些政治活動，隨後再折往天津，因此這趟旅程可說是山高水遠。30日，孫再次轉乘「北嶺丸」離開日本神戶往天津出發。然孫在船內的專屬臥室過於狹小，不方便休息，所以他每日均在餐廳閱讀，或遇「終日顛簸於狂風巨浪之中」，他就在臥室中休息，並未出來走動，但隨行者仍言孫「精神似不見疲勞」。12月4日黎明，輪船終抵天津大沽口外。只是，此時孫已感分外疲憊，加以「北地嚴寒」，待孫回行轅後，突然「寒熱遽作，而肝胃病相繼暴發，蓋本係宿恙，至是復劇也。」由此可見孫以往就有肝胃方面的毛病，只是一直沒有被重視與精確診斷。這一段旅程下來，至少有兩件事對孫身體有極大的影響。第一，從日本出來以後，孫都沒有帶特定的廚師，所以每天只吃日式食物，隨行者坦言：「味道既不適口、滋養成分又不多」。其二，也就是前述的「北地嚴寒」，孫是南方人，廣州與天津之緯度不同、氣候也不同，加以又碰上冬天，會使水土差異性增大；資料顯示，孫在這些年裡都非常怕冷，即使在廣東過冬天，房內也要升火取暖。故北方的冬天，對孫的身體而言是另一個雪上加霜的隱憂，現在只是一起發作而已。既有病況，隨行一干人等當下急延德國醫生施密特進行診治，一開始就診斷錯誤，認為只是臨時感冒，略事修養即可。直到6日中午，孫突然肝痛強烈到「幾不能發言」，德醫眼見無計可施，再邀日本醫生共同診治，結果又診斷錯誤，這次說孫是患了膽囊炎。在19日以前，醫生們推測孫之病情是樂觀的，在這段時間孫除了會客與閱報外，還會喝了一些能使胃腸通達的「德國瓦雪鑛泉」和水果；除此之外，醫生們複診了一個半小時，也並未對病情有任何新的發現。總之，到目前看來，孫的宿疾似乎並無大礙，只有一次吃了白飯魚粥後嘔吐大作，「徧體大汗，（李）榮以毛巾代拭，竟透濕兩巾。」然而，孫此時仍發電於各界：「刻以胃病，醫勸休養數日」，希望大家能放心。當時他認為應是自己的胃病在作祟，還說：「余極望入京，病中無奈，但據醫生確息，更一星期，可望痊癒矣。」可見醫生與孫本人對此時的病況都還抱持樂觀的態度。

18日當天，孫接見段祺瑞（1865-1936）所派來的代表（許世英，1872-1964），商討北京政局。北京當局表明要繼續尊重外國不平等條約的立場，這個堅持立刻使孫勃然大怒，隨後孫即感到肝臟痛腫交至，脈搏跳至每分鐘120下以上，幾經施密特診治皆無效果，這多少可能也應驗了中醫「怒氣傷肝」的道理。從19日到12月底，是孫病情開始逐漸加重的時期，體溫與脈搏的遽增，顯示他的生理狀況相當不穩定。孫開始遵照醫生指示，不閱覽報刊且多事修養。25日，日本醫生小菅博士加入診視行列，他斷定孫患的疾病是肝臟疾病，此論推翻了前面醫生的診斷，但小菅也只知道是肝疾，至於是何種肝疾，他一時也無法斷定，也可見當時診斷技術之限制。

基於病情的混沌不明，積極的治療也無法展開，孫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據其夫人（宋慶齡，1893-1981）言：孫當時正在修養中，還無法坐起來，相當虛弱。在1924年的最後一天，孫選擇了以北京飯店作為他養病的地方，當時的北京飯店，是西人所開設的新式旅社，各房間都有新式的暖氣設備以取代傳統煤爐，可以調節溫度，這對身為南方人又不習慣北方寒冷天氣的孫，無疑是個養病的好場所。而孫的隨扈則暫居行館（即鐵獅子胡同，顧維鈞（1888-1985）宅），一方面孫希望由他自己負擔醫療費用；另一方面，他的隨行人員也可以幫助他代見絡繹不絕的重要賓客。根據旁人的回憶，孫當時躺在床上，枕邊堆著書籍，病中仍手不釋卷，只是憔悴的面容，反映了病情的每下愈況。

孫一入北京飯店，就延請德醫施密特與協和醫院的狄博爾、克禮醫生共同會診，斷定孫患的是「最烈肝病」。施密特雖一改前診斷孫得了臨時感冒與膽囊炎，但此「三個臭皮匠」卻仍無法診斷出孫的肝臟出了什麼問題，遂決定用外科手術來確定病灶究竟為何，結果當下被孫拒絕，醫生們只好用內科的方式，改用服藥來調養這個莫名怪病。

1925年，孫中山將蒞花甲之年。1月4日這天，孫除了睡眠不安外，在精神與體力各方面都逐漸好轉當中；克禮與眾醫生會診的結果，再次斷定孫的疾病為「肝臟癰瘍」，即肝臟潰瘍，並有肝部慢性發炎與腫脹之情形。群醫曾試圖加以注射，使孫的睡眠品質轉佳，但克禮醫生試過各種治療肝病之藥方，仍無法對孫的疾病做出正面貢獻。直到孫接受施以外科手術診斷之前，眾西醫仍推論「此病並非絕症」云云，雖然已有某醫生指出孫的病狀可能是肝癌，但醫療團隊以及孫本人都不願作如是悲觀的推論。3日，美國醫生首先提出用「愛克司光」（X光）來檢視肝臟，若真有膿瘍，則須開割。孫之左右皆不敢妄下決定，商量後決定請孫夫人代為詢問，孫回答：「余曾習醫，深知此症難治，然余料余病不深，尚無須開割也。」孫夫人亦覺孫年事已高，恐不能承受開割手術，遂作罷。5日，醫療團隊決定共推克禮為主治大夫，當時此團隊共有四個德國醫生與三個美國醫生，大家開會討論的結果，還是決定開刀治療，但大家皆面有難色，原因是孫此時並不想用外科手術來治療；但僅用X光檢查肝臟後，並沒有什麼新發現，無如預期般的肝臟生膿，故只能繼續維持藥物注射，減少孫的痛苦，並囑咐孫少見賓客、不要吃硬性的食物。

到了21至23日間，克禮觀察到孫的眼球已經出現黃暈、無法進食。體溫高至攝氏41度，又時降至27度，相差甚大。據此斷言，孫的肝臟開始出膿，而且已擴散至身體其他部位，已到了非施行手術不可的地步了。當時由中、美、德、英、俄、日各國醫生共同開會討論開刀之事，但都沒有定論；在此危急之時，可以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生都不敢妄下決定，因為責任實在太重，病情又捉摸不定。後來經由協和醫院之法國醫生施以皮下注射先後達十一次，孫才脫離險境，但卻產生一食即吐的後遺症，只好先暫時停止進食；連續的注射，竟引起孫的前臂部靜脈栓塞性硬化病變。現下單靠注射治療，也顯得勢單力薄，難以回天。

文獻記載，1月24日是孫第一次沒有聽從隨侍人員的建議，而將自己的病情告訴了一位中醫，尋求幫助。這位中醫叫葛廉夫，在與他對話的一開始，孫就表明出自己選擇醫療的立場。孫言：「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藥，常喜聆中醫妙論。」孫接著說：「余請君以中（醫）理測我病機。夜不成寐，每晚則面熱耳鳴，心悸頭眩，嘈雜躁急或胸中作痛，乾嘔，甚則上氣面浮，有時而消。此何故？」當下葛即對孫開出了「三甲復脈湯」加減方，並判斷孫的病情是「肝鬱日久，氣火風化，上干肺胃」，氣血與真水皆耗散不少，然而仍可補救，並非無計可施。平日必須注意「戒之在怒，不再耗精，不過作勞，破除煩惱」等養生法，才能恢復健康。孫之前既已表明他選擇醫療方式的立場是不服中藥的，那麼他當然也對葛醫的藥方持「姑且聽之」的態度，回了一句：「我平生未服過中藥，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藥方，轉示西醫，使師君之法，改用西藥，以為何如？」葛醫一聽到此言，也不知該如何作答，只好說：「鄙人不知西醫，西藥能代與否，不敢妄答。」所以，這次孫與中醫的晤談，對孫的病情並沒有幫助。而現代西醫幾乎不瞭解中醫理論，也使得一般以西醫為主的療程中，中醫的力量難以介入，這個情況一直到現在都存在。

二、病人的經歷

讓我們的思緒先來到1924年，當時孫中山雖未滿60歲，卻已是一個步履蹣跚的老者，歲月的磨難，在他憔悴的神情中刻下了一道道的皺紋。此時他努力想要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並希望中國能達到真正的統一，擺脫軍閥混戰的大局勢。孫於11月12日發表「北上宣言」後，當日即乘坐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赴香港，然後再轉乘「春陽丸」繼續他離粵北上的行程。此次北上雖抱有救國的理想，然路途奔波，加以海相變化多端而導致船身不穩，例如在春陽丸上，「舟行既慢又不平穩，且時有風浪，故同行者多暈船。」孫自14日以後「均未到餐廳...

十年磨一劍

每到寫序言時，我的心中都不由自主的緊張起來，有如萬語千言之未盡。

序言通常是一本書完成後才寫成的，從中可以看到作者寫作之動機、經歷與感謝。我很認真的對待一本書的序言，原因無他，對自己出版書籍負責的同時，也要對讀者負責，尤其是學術專書，必須交代一下寫作背景與經過，略陳整本書的思路，我認為才有資格讓讀者翻閱這本書。

本書寫作之想法，起源於2006年，它介於我的碩士論文出版和博士論文主題逐漸形成的中間時刻。當時我的碩論剛經由李建民老師的推薦而出版，碩論的指導教授張哲嘉建議，唐宗海這個題目雖不錯，但我的寫作太過偏重技術理論的「內史」，能和我對話的歷史學者並不多。我當時很緊張，因為我的博論一開始就鎖定書寫近代中醫的外感熱病（發燒、感染）學史，豈不也是「內史」？張老師的提醒，讓我思考是不是應該融合內、外史的特點來寫博論，這形成了我日後「重層醫史」的部分思路，乃《「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一書的主要架構。張老師至今仍常常鼓勵我，真為一亦師亦友之學者。在2006年當下，我已開始思考：要怎麼寫一些可以引起較多人共鳴與欣賞的醫史，又能兼顧我中醫史的偏好呢？於是我寫了一篇〈孫中山之死與中西醫論戰〉，並於當年9月參加在廈門大學舉辦的第七屆兩岸三地歷史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後來也順利發表。 (註1)當時適逢台灣書房邀稿，我向她說明我想寫一本有關近代病人的書，她很高興的答應了，只是沒想到這本書拖了10年才真正寫好，對她非常抱歉，但總算是完成任務。歲月無聲，十年磨一劍，人磨劍、劍也最初本來是希望寫一本較為通識、大眾的學術作品，但是我並不想寫成一本流於雞零狗碎之病人八卦史書，所以還是努力做好歷史研究者應該做的工作，要將歷史人物對疾病與醫療的看法擴大，尋求更有意義的古今對話。何況自己終歸是學院出身，筆調生硬、贅語連綿，只能儘量做到有憑有據、言之成理，也要感謝出版社的包容。談醫、病與病人之間的關係，不能不提雷祥麟老師，他的成名文章之一〈負責任的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中西醫論爭與醫病關係在民國時期的轉變〉刊出時，我還是碩士生，當時就已對醫病關係的問題感到好奇，後來他的幾篇文章，也多次提到病人對自己疾病的看法與自我診斷，對我有很大的啟發。他今年出版的新書：《Neither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在出書後也立刻贈我一本，非常感謝他對我研究之「啟蒙」。後來我陸續寫了〈醫療與近代社會——試析魯迅的反中醫情結〉，發表於《中國社會歷史評論》（13卷，2012，頁353-376）上，這要感謝余新忠老師的邀稿。在這中間，我研究之思路一直是延續的，仍舊關心中醫在近代的發展史。2008年時，我的碩論經過增補，已達36萬字，透過桑兵老師的發覺與介紹，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近代中醫的身體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他在和我通信時，告訴我應該繼續深究中醫變成「國醫」的歷史，於是我寫就了〈所謂「國醫」的內涵—略論中國醫學之近代轉型與再造〉一文，發表在《中山大學學報》（49.1，2009，頁64-77）上，後來續被《國學文摘》轉載， (註2)最後還收在桑兵先生編輯之《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書內的一章，原文只有2萬多字，此次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章節，已增補至4萬多字，補充不少資料，雖失之冗長，但大概可讓讀者略窺近代中醫所面臨的危機與轉機何在，而這也和民初知識分子擇醫的主觀意志、客觀環境有所牽連，讀者可慢慢閱讀本書，此處就不多言。至於本書梁啟超一章，則發表於《臺灣中醫臨床醫學雜誌》（19.1，2013，頁23-37）上，我希望不止史學家注意醫史問題，中醫也應該省思自身的歷史發展，所以就挑一篇發在醫學臨床期刊上，感謝陳建霖醫師的發想，他希望我能擔任該雜誌的醫史編輯，並認為醫史、中醫各家學說與文獻，乃中醫養成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實際臨床療效，須從古人歷史、學說經驗中汲取可用資源，顯示其對醫學人文與歷史素養有深刻的體認；後來我和游智勝教授還持續參加他發起的中醫各家學說讀書會，就是希望能在中醫發展中，多介紹、研讀一些歷史的因素，看能否幫助中醫發展得更多元、視野更寬廣。更有張恒鴻、蘇奕彰、張永賢、許中華、黃怡超、陳潮宗、黃伯瑜、韓豐隆、李徤祥、林伯欣、林政憲、周佩琪、李岳峰等中醫師或曾教授醫史的師友同道，皆對中醫史與中醫文化有高度興趣，有他們的持續關注，我的醫療史寫起來不會寂寞。

最後一章有關蔣介石的日常醫療經驗與衛生觀，要感謝呂芳上老師的鼓勵，他雖為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但我的研究進路其實和他專長的政治軍事史比較遠，但是他常提醒我看歷史不要只看小不看大，這對我影響很深。他當時邀請我寫一篇會議論文，我想到很多傳統的醫史著作都寫蔣介石與其政府是反中醫的，所以我想看看，到底在蔣的日常生活中，他是如何看待醫療、疾病與衛生的。由於蔣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實質領導者，而中西醫論爭最激烈之時代，也在此時，所以他的經歷與患病經驗，洞見觀瞻，兼可揭示近代中國追求衛生現代性的身體論述，這對讀者理解近代中國國族與國醫的地位與處境之歷史，頗有正面助益，也算我對老師「看大」歷史變遷的一種回應。該章呈現的也是既有刊文之增補版，(註3)不單只注意病人蔣介石之病而已，還注意到了國族之病的論述；總之，希望讀者看到書中主人翁的「小病」，也能看到中國社會之「大病」。這本書的首章其實是最後寫就的，我希望藉由一個人的思想、經歷與見解，來統括整本書，我選了胡適，該章內有他對自己疾病的處理，也有他對中國科學與醫學發展的見解，原文在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辦之「醫家、病家與史家──以醫患關係為中心」學術研討會上宣讀，要感謝張仲民教授的邀請，他對近代廣告與藥品的研究，用功很深，啟發了我不少對研究資料上的看法。

其他要感謝的人還有很多，在2012年以前的緣分，我的感謝文字都見諸於《「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一書之序論，那篇序文字數近萬，在網路上被轉載多次，讀者可自行參看，在此就不再重複感謝一次。我只是要對這些幫助、提攜我的學者、老師、朋友說：「在我的寫作歷程中，大家都已被我寫進歷史，成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心存感激。2012年8月，我來到中原大學任教，受學校、中心同仁與單位行政人員不少幫助，這點不能不先提，特別是李宜涯、王成勉、吳昶興、東海大學歷史系的王政文等諸師友，啟迪了我對基督教醫療、疾病與身體歷史的關懷，在此先感謝他們不嫌棄我這個門外漢。通識中心同仁支持我成立「中原大學醫療史與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單位雖小，但總算可以做一些學術上的推廣和滿足個人的研究興趣，自2013年至今辦了3次研討會，感謝劉士永教授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的支持，劉老師對我鼓勵與幫助甚多，我有許多不成熟的想法，都會去請教他的建議，最近希望從發展專書與期刊著手，繼續推廣醫療與疾病史，也一併感謝王汎森老師對醫史研究的支持。圍繞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諸前輩，是我學術上的啟蒙者， (註4)今年也逢《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出版，心中感慨與激動，誠無法以筆墨形容之。拙文也被收入該書，其撰寫之歷史，大概與這本書一樣滄桑，磨得不好、磨得又太慢了。感謝游鑑明老師邀請我參加口述史讀書會，和幾位朋友們一起討論歷史人物豐富的人生經歷，對我的幫助極大，因為每個口述史主角的人生經歷，往往包含許多疾病與醫藥的個人體驗。最近一次讀王鼎鈞的回憶文字，裡面就有大量的疾病與醫療論述，對當時為一時代小人物的王來說，周遭人的醫療觀念，本來就沒有什麼中、西之別，有藥可用即是萬幸，也不介意偏不偏方的問題了。(註5)但對本書的幾個大人物而言，處理疾病是自己的事，也攸關國族之發展、個人信念之執行，故中西醫的抉擇就成了一個大問題。本書不諱言，書中之主角是上層知識分子、政治人物的觀點，但我想探討國族與國醫問題，大概不能先從下層看，而要從上層看起。王鼎鈞在書中充分展現他對國家的期待與關心，但可以這麼說：上、下層人物感受與觸摸國家與民族的方式不同，上層與下層兩造，各顯示不同之風景，不可偏廢。

感謝曾對各篇章提供意見、評論和相關的審查人，其他如林富士、黃克武、黃金麟、陳登武、祝平一、李尚仁、林文源、王文基、蔣竹山、陳秀芬、郭文華、張淑卿、羅婉嫻、曹南屏、樂敏、李玉尚、陳昊、胡穎翀、瞿駿、張勇安、周奇、趙婧、范雅竹等諸師友先進，在這幾年或多或少給我鼓勵與啟發，或提供研究靈感，或給與資料幫助、研究事務上的方便等等，實無法一一交代，或許來日也可寫個回憶錄，略述一二吧。更多的學者，無法在序言中具名，或見之上一本專書之序言，甚至記憶不及，掛一漏萬，還請各方師友見諒。本書在校對、排版的過程中，編輯的細心幫助校對、時時敦促書稿之進度，莊蕙綺與楊筑潔先後擔任研究助理，也對書稿的校對與編排幫助甚多，在此一併向她們致謝。

家人的包容是我最堅強的力量，謝謝老爸、老媽的栽培和老婆、孩子的體諒，當一個學者的家人真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大概只有整日伏案的學者和他們的親人方知，孩子口中整天陪電腦比陪家人多的爸爸，聽起來總感覺有點尷尬與辛酸，不是對做學問有點興趣，根本難以持續。讓我最開心的是：寫上一本書的時候，孩子仍需事事看顧，但這本書完成時，孩子已會幫我搥背、找書了，這正是一種平凡的幸福。十年磨一劍，以劍喻書，它不一定是把好劍，但我希望它是一把可觀賞兼有用處的劍。期望本書能帶給歷史學者一些啟發、給一般讀者一些趣味，給中醫一些發展上的省思，如是我已滿足，是為總序。

皮國立2015年夏序於羅東陋舍

(註1) 收入胡春惠、唐啟華主編，《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研討會論文選集》（臺北：政大歷史系，2007），頁215-242。

(註2)劉東，《國學文摘》（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頁237-240。

(註3) 皮國立，〈抗戰前蔣介石的日常醫療經驗與衛生觀〉，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介石的日常生活》（臺北：政大人文中心，2013），頁381-752。

(註4) 杜正勝，〈另類醫療史研究20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古今論衡》25（2013.10），頁3-38。

(註5)王鼎鈞，《怒目少年：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臺北：爾雅，民94），頁89-94、301。

十年磨一劍

每到寫序言時，我的心中都不由自主的緊張起來，有如萬語千言之未盡。

序言通常是一本書完成後才寫成的，從中可以看到作者寫作之動機、經歷與感謝。我很認真的對待一本書的序言，原因無他，對自己出版書籍負責的同時，也要對讀者負責，尤其是學術專書，必須交代一下寫作背景與經過，略陳整本書的思路，我認為才有資格讓讀者翻閱這本書。

本書寫作之想法，起源於2006年，它介於我的碩士論文出版和博士論文主題逐漸形成的中間時刻。當時我的碩論剛經由李建民老師的推薦而出版，碩論的指導教授張哲嘉建議，唐宗海這個題目雖不錯...

序 言　十年磨一劍

緒 論 民國時期中西醫論爭下的國族與病人再思考
一、前言　
二、近代中國的身體與國族　
三、從病人出發的醫療史
四、從病人的言論與視角出發

壹　略論胡適的醫學觀
一、前言　
二、在掙扎中的傳統中醫　
三、胡適的身體與醫療　
四、國故中醫、科學西醫：再探知識分子擇醫觀　
五、醫療、身體與國族：醫療化下的國民性再造　
六、小結　

貳　民初醫療、醫生與病人之一隅：
孫中山之死與中西醫論爭
一、前言　
二、病人的經歷　
三、早年為學與發現罹患肝癌始末　
四、中西醫對肝癌的認識　
五、更換中醫治療始末　
六、中醫治療的轉機與困境　
七、孫的最後時日　
八、小結　

參　「國醫」的醫療史反思：中國醫學之近代轉型與再造
一、前言　082
二、重省中西醫匯通史：中西差異在何處　
三、國醫建構之初：國學與國粹形象　
四、國醫轉型的關鍵年代　
五、形塑科學國醫之困境　
六、面對國家與民族：國醫責任之再造　
七、小結：一次失敗的「成功」轉型　

肆　醫療與近代社會：試析魯迅的反中醫情結
一、前言　
二、緣起：反中醫幼苗誕生　
三、至死不渝的迷信：偏方與秘方　
四、騙人的把戲：中醫辨病與診斷　
五、科學與國粹　
六、中國西醫的問題：壓力源來自中醫的另一種視角　
七、小結　

　
伍　醫療疏失與「中西醫匯通」擇醫觀：梁啟超之死與「腎病」公案新考
一、前言　
二、「失腎記」前因後果　
三、此案所反映之中西醫技術與醫療環境　
四、餘波盪漾：中西醫論戰與最後的真相　
五、小結　


陸　國家與身體的公與私：抗戰前蔣介石的日常醫療與國族衛生觀
一、前言　
二、個人生活經驗：1924年前的蔣介石　
三、軍校校長與北伐時期　
四、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蔣的「私」領域日常衛生與醫療
五、西安事變後，蔣的疾病醫療史　
六、國家衛生和身體現代性之實踐：幾個視角　
七、小結　

柒　總結論

徵引書目

中英文摘要

序 言　十年磨一劍

緒 論 民國時期中西醫論爭下的國族與病人再思考
一、前言　
二、近代中國的身體與國族　
三、從病人出發的醫療史
四、從病人的言論與視角出發

壹　略論胡適的醫學觀
一、前言　
二、在掙扎中的傳統中醫　
三、胡適的身體與醫療　
四、國故中醫、科學西醫：再探知識分子擇醫觀　
五、醫療、身體與國族：醫療化下的國民性再造　
六、小結　

貳　民初醫療、醫生與病人之一隅：
孫中山之死與中西醫論爭
一、前言　
二、病人的經歷　
三、早年為學與發現罹患肝癌始末　
四、中西醫對肝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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