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歷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jaspers, 1883-1969)在其《歷史起源與目的》一書中,認為人類以西元前五○○為中心,在西元前八○○年到二○○年之間,產生了一個稱之為「軸心時代」的特別的文化現象。即地球上的人類經歷了一次精神上的覺醒,開始擺脫混沌蒙昧狀態。在這個「軸心時代」裏,有以下特點:
(一) 民族精神得到奠定,出現了本民族的文化聖人和精神聖人,如中國的老子、孔子、墨子等,印度的佛陀、巴勒斯坦的以利亞、以賽亞,希臘的荷馬、赫拉克里特、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阿基米德等。這些先賢創制的精神文化模式,決定了該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以後的文化走向。
(二) 創製了體現該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元典,如中國的《老子》、《莊子》、《論語》、《孟子》;印度的《吠陀》、《佛經》;希伯來的《舊約全書》、希臘的《理想國》、《形而上學》等。
該書沒有提到作為中國文化元典而又在「軸心時代」時間之內的《詩經》,聞一多先生對此作了補充說明,他說:
人類在進化的途程中蹣跚了多少萬年,忽然這對近世文明影響最大最深的四個古老民族—中國、印度、以色列、希臘都在差不多同時猛抬頭,邁開了大步,約當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在這四個國度裏,人們都唱起歌來,將他們的歌記錄在文字裏,流傳到後代。在中國,《三百篇》裏,最古部分—《商頌》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Rig_veda)、《舊約》裏最早的《希伯來詩篇》、希臘的《伊利亞特》(Iliad)和《奧德賽》(Odeyssey)—都約略同時產生,再過幾百年,在四處的思想都醒覺了,跟著是比較可靠的歷史記載出現了。(《文學的歷史動向》見《聞一多全集》第十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聞一多先生在這裏更加明確指出《詩經》與「軸心時代」的關係,說明《詩經》不僅具有中華民族文化元典的特徵,即具有深刻而廣闊的原創性;並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長期發揮精神作用。我們認為《詩經》作為一部詩歌的名著,還具有以下的特點:
(一) 以一部典籍為對象的專門學術,即《詩經》學,並形成其特有的傳承傳統,在我國古代典籍中並不多見,而且成為中國國學重要的組成部分,十二世紀以後,成為世界漢學的熱門議題。
(二) 上古時期,我國產生了一部以現實性和世俗性為主,又以多樣性著稱(有學者稱之為「上古時代的百科全書」)的抒情詩歌集,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趙沛霖說)。(按:《伊利亞德》和《奧德賽》都是史詩)
學術史告訴我們,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復興都是總結自己的文化遺產開始的,《詩經》當然不能例外。而且每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課題,解決時代課題是每個理論工作者的要務。在高揚傳統文化、弘揚國學的今天,如何讓作為中華文化元典的《詩經》走進千家萬戶,並從中受到啟發和教育,是廣大讀者的迫切要求,也是筆者不避淺陋編寫這本簡明帶有普及性讀物的動力。
黑格爾說:「詩過去至現在仍是人類的最普遍最博大的教師」。這對《詩經》來說,也是適用的。在春秋時期,孔子創辦了中國第一所民間學校,《詩》、《書》、《易》、《禮》、《樂》、《春秋》都是他的六種教材,漢代以後及至現代,《詩經》一直是中國各級學校的傳統教科書,是中國人和東亞漢字文化圈的讀書人必讀的課本。本書取名《詩經概說》,也是一本適用於教學的教材,全書共十章,主要有四部分組成:
1.介紹《詩經》的基本知識。
2.介紹《詩經》的思想與藝術。
3.簡單介紹歷代對《詩經》的文學闡釋。
4.《詩經》對後代的影響。
希望通過縱和橫兩個軸面的介紹,對《詩經》有個較為全面的了解。而第二部分是本書的重點:
《詩經》作為詩歌,以語言的藝術形式傳達先民心靈的歌唱;作為中華文化的元典,它具有思想價值、藝術價值、歷史文獻價值,語言學價值等:
一、思想價值
本書把《詩經》愛情詩放在思想內容第一部分來談,是因為它的數量最多,而且最能反映中華文化精神,《周南.關雎》寫一位男子在追求不得的情況下,作了個白日夢,幻想有一天能和心愛姑娘結婚,並讓她幸福快樂,《周南.漢廣》寫男子追求不到生活在漢水邊的女子,仍然幻想在對方結婚時,把接她的馬餵得好好的,這種對女性的尊重和體貼,是一種愛的昇華。相較今天有人在追求不到的時候,不是用硫酸讓女方毀容,就是舉起手中的刀子傷害對方,不知好多少倍。《詩經》愛情詩在藝術上,也大多是珍品,保加利亞美學家瓦西列夫說:「愛情是作為男女關係上的一種特殊審美感而發展起來的,愛情創造了美,使人對美的領悟能力敏銳起來,促進了對世界藝術化的認識」(《情愛論》),學習好《詩經》中的愛情詩,能夠豐富我們對美的感受,還能夠滋潤我們的心田。母愛是人間最崇高而又溫馨的愛,有詩人唱道:「如果說,愛如花的甜美,母愛就是那朵甜美的花」。《邶風.凱風》就是一首歌頌母愛的名篇。古樂府《長歌行》和孟郊《遊子吟》都受其影響。孝敬父母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小雅.蓼莪》是表現這一主題的名篇,《後漢書.陳宏傳》等書都記載一些歷史人物讀了本篇而深受感動的故事,說明《詩經》中的仁孝思想是中華文化精神重要組成部分,有永遠閃耀的思想光輝。
我們過去有個偏見,凡是最高統治者的頌歌,都認為是「拍馬」之作,就像漢樂府的郊廟樂歌一樣,是用來宣揚德威,粉飾太平的「歪曲之作」,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當人民從殷紂王殘暴統治下被解放,對解救自身的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治的歌頌,是發自內心的,《周頌》、《大雅》中宣揚「敬德保民」的思想(從迷信天命到敬德保民,是中國思想史上一次大的躍進,這在《大雅》中的《文王》、《皇矣》有深刻表現),時至今日,仍然閃耀它的光輝。我們還可以從《大雅》中的《公劉》和《綿》中,了解到周人為了擺脫惡劣自然環境和外族的侵擾,在公劉和古公領導下,舉行了兩次千里大遷徙,從邰(今陝西省武功縣)遷到豳(今陝西省彬縣、旬邑一帶),再從豳遷到岐山,使周民族最終擺脫了困境,開始走向興旺,並為文王的文治武功準備了充分的條件。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說:
人類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可以歸結為挑戰與應戰。在冰河期結束的時候,歐洲大陸上冰河收縮,大西洋的氣旋地帶漸向北移動,使非洲草原上出現了乾旱過程,當地狩獵的居民,凡是不改變生活方式,仍然居留於原地的,都相繼滅亡了,而遷徙到其他地方的人們,都活了下來,並且創造了古埃及文明和姑蘇末文明。
周民族的三次萬里遷徙,不正體現了周人勇於迎接現實的挑戰的文化精神嗎?《大雅.文王》有兩句名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歷史證明,早期的周人打破封閉狀態,依靠勇於探索和改革創新,才取得發展與成功。
《詩經》中的怨刺詩有著大臣們的憂患意識,和敢於直諫的精神,對後代也有良好的影響;在封建時代,臣子與皇帝的關係是主子與奴才的關係,臣子受到皇帝的處罰,還要說聲:「天子聖明,臣罪當誅」。據王圻《稗史彙編》說:「國朝(明朝)初,嚴於吏治,典獻烈火,中外臣工,少不承旨,非遠戍,則門誅,死者甚眾。……在京官員每入朝,必與妻子告別。至暮無事,則相慶,以為更生」。然而西周時代,大臣是國君的政治上導師,他們面對國君可以「耳提面命」(《大雅.抑》)。《大雅.瞻卬》中的大臣直呼周幽王為「汝」,並一口氣列舉了幽王四大罪狀,譴責他倒行逆施,強占別人的財富,使無辜者無故受罰,有罪者逍遙法外。《小雅.大東》罵周人最高統治者是只會伸著舌頭吃飯的飯桶,罵他剝削東方人民至於不剩一線,不餘一縷。
《小雅.采薇》是一首戰爭詩,詩中揭露了獫狁侵擾中原人民,並帶來嚴重災難,更重要的是展現了這位戰士強忍著對家鄉親人的思念,「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表示要一心一意地投入反擊獫狁的戰鬥之中,表現了一位戰士忠於國家的愛國精神。當時沒有政治動員,這種具有家國情懷的閃光思想是發自內心的,所以才那樣真誠,那樣感人。後代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等豪言壯語由此而來,黑格爾說:「每一個有教養的歐洲人,提到古希臘,都有一種回家的感覺」。《詩經》中的精神文化是安頓我們心靈的港灣,是我們的精神家園,我們如能深切體會《詩經》的思想價值,不是也會有回家的感覺嗎?
二、歷史文獻價值
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稱讚《詩經》是中國古籍中,基本保存完整的,「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詩經》其首也」。這裏「字字可信」說的有點過頭,但《詩經》具有高度歷史真實性,是毫無疑問的。中國古代的史書,記載範圍只局限於朝代的更迭,帝王將相的言行,很少像《詩經》那樣展示上古時代風土人情,民生實錄,以及普通百姓的喜哀樂怒。因此《詩經》是研究中國上古文化和周代社會的經濟學、文化學、民俗學、考古學的重要史料。
放眼世界文化史,與《詩經》時代相近的古埃及《亡靈書》(西元前二十六世紀)是一部只有零星記錄的宗教咒語集;古巴比倫的《漢摩拉比法典》(前十八世紀)記錄了古巴比倫的法律條文;以色列的《聖經》(前九世紀)是典型的宗教書籍;荷馬的《伊利亞德》、《奧德賽》(前十二世紀)是兩部記錄歷史故事的史詩,帶有更多人類童年時期宗教神話的色彩。而作為一部具有世俗情懷詩集的《詩經》,內容非常豐富,像一面鏡子全方位的反映周代社會生活,以及理性覺醒時代人的精神風貌。它說明《詩經》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也是世界文化的源頭之一。達.芬奇說過,凡是能夠到源頭去取泉水的人,絕不喝壺中的水。《詩經》不就是我國文化源頭裏一股永不枯竭的清泉嗎?我們中華民族有了這樣一部文化寶典,值得我們驕傲,更值得我們珍惜和好好學習。至於《詩經》語言學價值,在本書裏已經有所說明,這裏不再贅述。
三、《詩經》的藝術價值
《詩經》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具有雙重身分。她既是「詩」;又是「經」,「詩」是《詩經》自身的素質;而「經」則是歷史賦予她的文化角色。肩負著傳承中華文化,構建精神家園的歷史使命。從闡釋學的角度而言,這兩種闡釋都有其合理性,過去這兩者常常互相排斥是不對的。然而鑒於筆者的學習,和為了更好的傳播和普及,本書採用了文學的闡釋視角,《詩經》闡釋史也寫成《詩經文學闡釋史》,正如學者所說:「考證得其筋骨,義理得其血肉,只有文學研究才能真正得其活潑的靈魂」(劉毓慶語)。然而我們還應該看到,《詩經》的藝術成就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和闡釋,「五四」時期,不是有人認為《詩經》枯燥無味,並向聞一多先生求教嗎?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這種情況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改觀。美國哲學家V.提吉拉說的好:
在任何特定時期,真正關心創造性問題的都不一定是標新立異的美學。不過可以肯定,無論何時都是那些敢於創新的理論家在決定著美學的發展方向。
說明創新是學術生命之所在,我們怎麼可以仍在賦、比、興的圈子裏打轉,而不去開拓藝術研究新的領域呢?《詩經》藝術性是很高的,高到可以和荷馬的史詩、莎士比亞的戲劇相媲美,那麼,為什麼還有人感到枯燥無味,沒法讀呢?
(一) 興趣學有兩條原則,「不熟悉」和「太熟悉」都不會感興趣。《詩經》年代久遠,許多語詞不好懂,自然不會引起興趣。
(二) 歷來對《詩經》的闡釋存在偏差,歷代的經學闡釋者看重《詩經》的政治價值,對《詩經》藝術視而不見,所以有人批評說;「今之君子只知《詩》之為經,而不知《詩》之為詩,一蔽也」(萬時華語),另外,古人對《詩經》的闡釋採用的術語,如神、氣、風、骨、韻等,難以把握。
(三) 「五四」以後,《詩經》的文學價值得到空前的重視,但是還有人認為《詩經》的藝術研究不如歷史、訓詁、考古、文化等研究價值高,沒有什麼學問。近幾年來,出現一股鑑賞熱,《詩經》藝術得到較好的普及,但採用段落大意的分析法,使讀者得不到整體的感受,正如泰戈爾所說,採了花瓣不是花。所用的語言如語言生動、結構完整、形象鮮明等,有明顯八股味,缺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
科學史表明,研究視角的轉變,往往能夠取得較大的進步,基此,本書關於《詩經》的藝術闡釋有以下的轉變:
(一) 審美是人生的一次解放,本書多從審美視角進行闡釋,它將使讀者在閱讀中得到美感與快樂,「似乎覺得自己是在海妖的美色中陶醉了」(亞里斯多德語)。著名美學家宗白華曾經讚美「月亮是大藝術家」,因為在月亮的清輝下,女人、山石、風景,都有一種朦朧的美,我們閱讀《陳風.月出》一定會有更深的體會;《秦風.蒹葭》是《詩經》中的名篇,從中我們能夠認識到什麼叫「可望而不可及的藝術境界」,還可以體會到什麼是間隔美,以及具有哲學意味的象徵意蘊:即人類每前進一步,都在接近理想境界,然而又是永遠無法達到它的極終的彼岸。這個昭示人生的追求永無止境的哲理,對我們的人生有著重要意義。它告訴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要永遠向前,永不停步。人格建構與完善是美學關注的焦點之一,是美學本質的價值體現,愛情詩中的人性美、和諧美,家庭生活詩中母愛、孝順、友愛;政治詩中愛國、忠心,勞動詩中的熱愛勞動等優良品格,對我們完善人格,也有一定的價值。
根據柏拉圖《泰阿德泰》一書的記載:
泰利士仰起頭來觀看天上的星象,卻不慎跌落井內,一個美麗溫順的的色雷斯侍女嘲笑說:他急於知道高天之上的東西,卻忽視了腳邊的一切。
我們過去學習美學是從書本到書本,從黑格爾《美學》到《文心雕龍》,不是也犯了「忽視腳邊的一切」的錯誤嗎?如果我們能夠從《詩經》等文學作品中學習美學,也不失為一種好的途徑。大家知道,審美活動有別於科學、哲學的認識活動。科學要達到對外界精確、清晰的認識,哲學要對複雜的事物高度抽象化,而審美力圖對審美物件得到豐滿、生動的再現。本書在藝術分析的時候,不是力圖擺脫空洞的說教,讓《詩經》藝術得到豐滿、生動的再現嗎?十八世紀德國兩位偉大藝術批評家—艾克爾曼和萊辛,透過他們的努力,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古希臘藝術,促進了德國國民審美趣味的改造,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相信,《詩經》藝術如果能夠得到更大的普及,更深入人心,我國國民的審美趣味,也一定能夠得到改造和提升。
(二) 人類終於痛苦地認識到,不打開人類自身的奧秘,世界和宇宙永遠是個謎。於是關於人的自身的研究,再次成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認識的焦點。書中《詩經心理審美化》一文,闡釋心裏時間與心理空間;移情與快適度;內心矛盾的藝術展現等,以見《詩經》一書藝術心理的豐富性。《衛風.碩人》是一首讚美衛莊姜的詩,被稱為「詠美人之祖」,詩中的前五句,是對於美人形體的具體描寫,正因為有了表現莊姜神情和心理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描寫,才把美人寫活了。如果光有前五句,只能讓人感到是一個廟裏沒有靈性的觀音菩薩。有了這兩句,就完成了一個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的美人形象了」(宗白華語)。白居易《長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正是從「巧笑」兩句發展而來的。
(三) 書中《詩經的藝術範例》一文,說明《詩經》的藝術範例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符號系統,是先民生活經驗和審美經驗的結晶,是先民在抒情過程中開放出來的心靈之花。我們過去談《詩經》藝術對後代的影響,總覺得比較空洞,閱讀該文後一定會有更深刻的體認。
四、關於歷代對《詩經》的文學闡釋
過去《詩經概論》往往寫到《詩經》對後代的影響就結束了。本書加上三章討論歷代對《詩經》文學闡釋的問題,是為了更好反映《詩經》學的概貌。其中有四條規律值得一提:
(一) 從西周誕生到強大再到滅亡的歷史過程看,並聯繫《詩經》中的頌美詩和怨刺詩,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重要歷史規律:一個王朝的好與壞,取決於最高統治者的思想和行動,最高統治者若能以身作則、重德愛賢、懲治腐敗、發展生產,這個王朝就能長治久安;反之,如果最高統治者暴虐無道、驕奢淫欲,上行下效導致社會矛盾加劇,那麼這個王朝就離敗亡不遠了。殷紂王、周幽王的敗亡的教訓,是夠深刻的。
(二) 《詩經》以其優良的創作奠定了中國現實主義創作風格的基礎,並對後代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由此形成了這樣一條規律:在中國文學史上,凡是高舉現實主義理論大旗的時候,文學創作就興旺發達,產生大詩人,好作品(如杜甫、白居易等及其作品);否則文學的發展就往往走向死胡同(如六朝的宮體詩,明代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抄襲模仿的擬古主義等)。
(三) 在中國文化史上,一種文化思潮產生以後,往往會推出具有代表性的權威,這個權威的影響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直到新的權威產生之後,才暫時告一段落。例如兩漢經學思潮推出了鄭玄及其《毛詩傳箋》,他的影響一直到魏、晉、北宋,直到南宋朱熹的出現,才告一段落;宋代疑經辨偽思潮推出了朱熹及其《詩集傳》,一直影響到明代前期,直到明代後期,王守仁「心學」的興起,朱熹的影響才告一段落(參見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
(四) 從歷代對《詩經》的文學闡釋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條闡釋規律:中華文化元典都是通過後人的闡釋而不斷發展的,而後代學者的闡釋總是站在當時文化水準和時代思潮進行闡釋的(當然也一定程度上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並通過闡釋形成新的觀點,以推動學術的發展。這裏只舉一個例子,《采薇》中的四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兮,雨雪霏霏」,到了東晉,謝玄稱讚為《毛詩》中最佳的句子;《文心雕龍.物色》讚為能夠體物之工的「盡楊柳之貌」;宋代宋祁讚美為「寫物態,蘊人情」;明代謝榛認為這四句是隔句對或扇格對的最早例子;清代王夫之認為這四句是「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的範例;袁枚讚美李商隱學習該詩寫出「堤遠意相隨」(《贈柳》)的名句,為「真寫柳之魂魄」;錢鍾書先生隨即指出:「李詩添一『意』字,便覺得著力,寫楊柳性態,無過《詩經》此四字者」(《管錐篇》)。以上事例可以由小見大,有助於中華文化就是一部前後相繼,代代有解人的闡釋史的理解。
《詩經》具有雙重身份,即「經」與「詩」,不可諱言,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她的經學意義遠大於她的文學意義。直到「五四」以後,《詩經》作為我國最早詩歌選集的文學成分才得以正式確立。與之相應的文學闡釋,才逐漸成為《詩經》闡釋的主體。然而我們應該看到,對《詩經》的文學闡釋仍然是其中的薄弱環節,汪祚民《詩經文學闡釋史》是唯一的可貴的一部,但他只寫到隋唐。說明對《詩經》進行文學闡釋,特別是藝術闡釋至今仍是需要繼續開墾的領域。泰戈爾詩云:「星光散去,夜兒遙遙,召喚從遠處傳來:『人啊,拿出你的燈來』」。時代召喚《詩經》的同仁們,拿出我們各自手中智慧的燈,照亮《詩經》這座文學殿堂中昏暗的角落。
以上是介紹本書的內容,下面談談怎麼學習的問題。
相傳八仙之一的呂洞賓到山上一位人家住宿,臨走時,用手指點了一塊石頭變成金子送給主人,主人拒收。呂洞賓以為嫌太小,便點了一塊大的送上,主人還是不要。呂洞賓不解地問道:「那您到底要什麼?」主人說:「要您的手指。」這個故事從倫理學的角度講,這個主人太貪婪;如果從方法論的角度講,這位主人很聰明,因為有了點石成金的手指,就可受用無窮。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研究問題方法很重要。成功學有兩個要點,其一是努力;其二是方法要對頭,那麼,如何將《詩經》學習得更好呢?
1.學習時,把本書和《詩經》作品結合起來,實現理性和感性的結合,因為理論總要有所捨棄,只有作品才真確、生動有趣。
2.要把閱讀和寫作結合起來,要動腦還要動手,才能加深理解,並能活學活用。有人讀很多書就是不寫作,被稱為「兩腳書櫥」,或者是猶如沙漠,只是吸水,不見清泉。
3.專心致志,心無旁騖,堅持下去,必有收穫。正如尼采所說:「從您的腳下深挖下去,必會有清泉噴出」(《不灰心》),《周頌.敬之》:「學有緝熙於光明」。意指學問積累多了就能大放異彩。
本書在編寫過程中,吸收了前人的許多成果,特別是夏傳才先生、趙沛霖和劉毓慶友人的研究成果,再次表示感謝。同時也可看到,書中也有對一些錯誤的觀點進行了批評或商榷,因為敢於否定前人的論斷,是一種學術勇氣,更是對學術立場的堅守。《小雅.鹿鳴》有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大道)」。筆者誠懇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和幫助,把《詩經》普及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