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宏觀世局與國運
1971年10月25日,臺灣被趕出聯合國(圖1-1-1)。
這非「單一」打擊,因同時也要退出重要的附屬機構,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糧農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國際海事組織、國際電信聯盟、萬國郵政聯盟、世界氣象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原子能總署等;遑論各國紛紛斷交。
當時國人亟需鼓舞;例如,1972年,描述追求理念的美國勵志暢銷書《天地一沙鷗》(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中譯本大受歡迎。隔年,傳播該理念的流行歌〈海鷗〉,其歌詞「海鷗飛在藍藍海上,不怕狂風巨浪……飛得越高看得越遠,它在找尋理想」,大快人心。
一、自己國家自己救
1979年1月1日,美國與臺灣斷交,猶如屋漏偏逢連夜雨。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 崔顥,唐詩人,〈黃鶴樓〉
1994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前院長賽馳(Frederick Seitz)博士(圖1-1-2),由美國物理學會出版自傳《在科學前緣》中,提到他與德州儀器公司董事長海格第(Patrick Haggerty),當年「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氣。
1979年,美國卡特總統決定與臺灣斷交,此舉在臺灣引起相當大的憂慮,部分原因在於害怕美國完全拋棄臺灣。之前,中國嘗試以軍事武力奪取臺灣,但是失敗了,這就讓人擔心危險仍然存在。海格第和我提議,我們組織一個顧問組,讓臺灣知道,許多美國人支持臺灣。
─ 賽馳,行政院前首席科技顧問
(1) 風雨飄搖中
相對地,在國內,李國鼎政委想邀聘美國科技專家,來擔任我國的顧問,並藉由美國的全球戰略關係而橋接世界。第一次科技顧問會議於1980年1月舉行,邀5位外籍顧問與國內產官學研五十餘人參加。
該次會議成果豐碩,更由於新聞媒體的重視與報導,給國內民心士氣極大鼓舞。這為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成立帶來喜訊,也將美國中止外交關係的陰霾一掃而空。
─ 李國鼎,1980年第一次顧問會議後(圖1-1-3)
當年的一些領袖,為風雨飄搖國家奮鬥的事蹟,實在令人動容,例如,1973年,經濟部長孫運璿建議倣傚韓國的「科技研究院」,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圖1-1-4),突破政府法規限制,邀聘傑出專家回臺研發。當時備受立委反對,責難不已。終於成立後,孫運璿因此被尊稱為「工研院之父」。
孫運璿曾說過,自己有六個孩子,前四個是老婆生的,老五是台電,老六則是工研院。孫運璿極力找回的IC教父張忠謀,回台第一件事就是「管教」孫運璿的第六個孩子。
─ 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2) 「丟官、砍頭,我來頂」
1973年,爆發全球石油危機。1974年2月7日,臺北「小欣欣豆漿店」裡,經濟部長孫運璿等人,聽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研究室主任潘文淵,提議臺灣經濟轉型策略。
潘文淵與臺灣無關聯,但受邀幫忙臺灣。他認為當時臺灣電子工業,應從勞力密集轉為技術密集,積體電路將提升臺灣電子工業,產生最大的附加價值。最省時的方法,就是從美國引進積體電路,加值電子錶,因臺灣已有錶殼與錶帶生產經驗。孫運璿問他要多少經費?潘文淵說一千萬美金(時約四億元新台幣)。孫運璿抱著「丟官也要把這件事做好」的堅持,為RCA公司積體電路技術移轉計畫,投入4億9千萬元;送年輕工程師到RCA受訓,行前,孫運璿叮囑「只准成功、不許失敗」。當時政府官員裡,幾乎沒人懂積體電路,卻敢信任專家,放手一搏,氣魄非凡。孫運璿(圖1-1-5)說:「丟官砍頭,我來頂;開發研究,你們放心去幹。」
1983年,李國鼎到美國各地,說服旅美科技專家返國服務,他形容這些科技專家是「一萬青年一萬兵」,希望他們秉持當年抗戰的精神,加入為臺灣奮鬥的行列(圖1-1-6)。
1. 念去去,千里煙波
當年臺灣與世界先進國斷交,科學交流幾乎全部停擺,我國科學處境極為困難。外籍科技顧問出自義氣,在當年國際氛圍中來幫助我國,他們常為該國舉足輕重人物,可「另闢蹊徑」,讓臺灣與該國交流參與,例如:
(1)史達爾(Chauncey Starr,圖1-1-7),為美國電力研究院(EPRI)創辦人與第一任總裁,對我國台電各種能源科技貢獻很多,並協助台電派員赴該院研習。(2)雷模(Simon Ramo),為美商精密電子(TRW)共同創辦人,曾任美國福特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主席,並派其公司的雷射發明人梅門(Theodore Maiman,圖1-1-8),來臺協助我國發展光電科技。(3)沃特門(Sterling Wortman),曾任洛克斐勒基金會副總裁與世界銀行顧問,協助我國發展農業產銷系統、培育農業專才、農業研發基金等。(4)麥凱義(Kenneth McKay),曾為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副總裁,協助研訂我國電信發展計畫、安排貝爾電話實驗室協助交通部電信研究所、來臺投資設廠製造數位交換機等。
科技顧問對我國貢獻很大,值得國人「飲水思源」。也許,最突出的是B型肝炎防治與資訊科技。
(1) 「1984年後出生的臺灣人請說謝謝」
二十世紀,臺灣的「國病」是B型肝炎,1970年代,約兩成民眾帶有B型肝炎病毒。1968年,美國華盛頓大學公衛學家畢思理(R. Palmer Beasley,臺灣女婿,圖1-1-9),發現臺灣孕婦的B肝帶原率20%、高盛行率歸因於母嬰垂直傳染、B肝免疫球蛋白阻斷垂直傳染、B肝病毒感染與肝癌相關。
1980年1月,科技顧問賓納德(Ivan Bennett,曾任美國詹森總統顧問,圖1-1-10),開始參與我國B型肝炎防治。1981年1月,衛生署召開「B型肝炎疫苗試用審議委員會」,批准畢思理B型肝炎疫苗試種計畫,但一群陽明等校學者,質疑血漿疫苗的安全性;雖經整合會議,異議之聲仍大。1981年11月,科技顧問組迅即召開「國際病毒性肝炎討論會」,由賓納德主持,邀集全球著名肝炎專家,在一致肯定血漿疫苗的安全性與預防的必要下,反對的聲浪方消。
衛生署認為國產疫苗,需依世界衛生組織標準,進行連續5批猩猩試驗、至少6個月的人體試驗;這將拖延量產疫苗1年;1985年,賓納德於美國洛克菲勒大學(校長為我國科技顧問賽馳),召開「特別會議」,設計疫苗臨床試驗,兼顧衛生署規定與發展國產疫苗(為發展生物技術鋪路)。
也許最大的貢獻來自賓納德,結合臺灣之力,他後來促成臺灣實施B型肝炎防護計畫,一開始還引發相當大的恐慌,後來經過賓納德力邀世界級專家與會支持,臺灣才相信防護功效。
─ 賽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