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

〈二編〉人際間的同等事宜

延續〈初編〉所謂的人與人之間、國民與政府之間應該各司其職，相互敬愛，而非弱肉強食、相互掣肘。在〈二編〉開頭，開宗明義「學問」之定義，區分為「有形」的學問與「文形」的學問兩類。心學、神學、理學乃無形之學問；而天文、地理、窮理、化學等則屬於有形之學問。我們應該增長知識、擴大見聞，才能明辯事非道理，了解自我職責之所在。為了增廣見聞，必須聽取前輩經驗，或是精進技藝，抑或是博覽群書。因此為學的前提莫過於具有閱讀能力，但閱讀卻不等於為學（二編，頁19）。 福澤諭吉以「讀論語但不懂論語」，定義之。

另一方面，福澤諭吉雖稱人際之間乃對等存在，但其所指的是「權理通義」之事，但現實上卻有貧富、強弱、愚智之別（二編，頁21）。 所謂「權理通義」乃指個人的生命、財產、名譽應該受到保障（二編，頁22）。 福翁認為平等的權利與義務，乃是每個人所與身俱有的，然而倘若欠缺學問之修得，便難以伸張自我權利，更遑論善盡己任與義務，而其撰寫勸學的意義則莫過於此。

人與人之間皆有同等的地位、平等的權利，出生之際是沒有上下階級的區別。每個人皆具有尊重生命、保守財產的權利，而人格與名譽更遠勝於一切。無論身處什麼狀態，這個權利是不容他人任意侵犯。在舊幕府時代，武士與平民之間的社會地位天壤之別，武士總是逞其猛威，視百姓町人為罪人。而政府與平民的關係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是幕府，地方大名亦在自家領地開設小政府，任意支配平民百姓，不認可他們的基本人權。

事實上，當政府與民眾之間皆擁有對等權利的同時，兩者所應承擔之義務亦同，但現實上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確具有強弱之別。政府向民眾收取年貢米與稅金，就應該正當運用，保護民眾，這是政府所應善盡之職務，畢竟國家的財富收入乃取之於國民。因此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相互關係既有契約、亦有義務，應該以禮相待（〈二編〉，24-25）。

福澤諭吉認為無學者既不解國法，亦不知己任，天生就是遭致政府壓制的對象，因為政府勢必會以苛政處置無學、文盲的投機取巧者。因此，唯以學問為職志，修煉自己的能力與品格，才能有效與政府抗衡，避免招致苛政之禍，確保國民之於政府能擁有對等的資格與地位（大久保啟次郎，2）。

〈三編〉國際間的同等事宜

延續之前〈二編〉的主張，人與人之間無論貧富、強弱、官民之別，皆有同等的權理通義（right）（三編，頁27）， 福澤諭吉認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亦同。因為國家乃國民的集合體，因此前述人與人之間的權理通義也適用於國家（三編，頁27）， 普世的價值不會因人數多寡而改變（三編，頁27）。 貧富強弱並非是與生俱來而永不得翻身，關鍵只在於勤與不勤而已（三編，頁28）。 倘若每個日本國民從此立志向學，先求一身能夠獨立，國家自然便能走上富強之道，洋人之力又何足以懼（三編，頁28）？ 然而，一國之人倘若欠缺獨立之氣，又如何能為國家伸張權益呢（三編，頁29）？

福澤諭吉於此編中，再次重申「一身獨立、一國獨立」的意義。延伸福翁的理論，現代日本社會的一般民眾，若能有一絲愛國情操，首先是思考如何自主獨立，其次則是協助他人獨立，並從父兄乃至子弟、教師乃至生徒，世代相傳獨立之教諭，而當全體國民都能獨立自主，國家才能受到守護。

人者，有富有貧、有強有弱，但無論是國民或政府皆有同等的權利，而世界上每個國家亦有對等之權利。無論人文武備兼俱的文明開化富強之國、抑或是文武不備的野蠻未開之國，皆有同等權利。國與國之間既是具同等權利的關係，倘若一國之民卻不具自主獨立精神，獨立國家的權利自然難以在世界各地擴展開來，理由有三：其一，欠缺獨立精神的國民，其愛國心相對稀薄（三編，頁29）； 其二，欠缺自主獨立之自覺者，即使與海外人士交往，亦不懂得有効伸張自己的權利（三編，頁32）； 其三，欠缺獨立之氣力者，為了倚賴他人權勢過活，經常會因而步上惡行之路（三編，頁33）。 而上述之三項，乃國民欠缺獨立精神所產生之弊害（大久保啟次郎，2-3）。

所謂「獨立」者，乃指可以自我支配，而無須倚賴他人，稱之(三編，頁29)。 欠缺獨立氣力者，勢必凡事倚賴他人，既事事依賴人，勢必不敢得罪人，甚至極盡諂媚之能事，久而久之自然變得厚顏無恥，見人就哈腰屈膝（三編，頁32）。 甚者，遇到大膽不敵之外國人，喪膽落志亦不足為奇（三編，頁33）。 國民大眾愈是欠缺獨立之氣，殃民禍國之情事自然愈是嚴重（三編，頁34）， 因為那些挾洋人以自重者，狐假虎威，藉機四處作奸犯科（三編，頁34）。

因此，活在世上而苟有些許愛國情操者，不分官民，先謀求自我的獨立，行有餘力再協助他人的獨立。父兄應教育子弟學習獨立、教師則引導生徒自我獨立，士農工商都能獨立才能守護國家。而政治人物與其以苛法管屬束百姓，獨自為國家謀福利，還不如放手讓國民大眾與政府一起苦樂與共（三編，頁34）。

福澤諭吉透過〈三編〉之撰寫，強調國際關係一如人際關係，亦有弱肉強食之事，而為求國家的威光不滅，就須仰賴全體國民的同心協力。唯每個國民都能致力向學，求得己身獨立，國家才有獨立自主的可能。倘若國家安全的維護皆須仰賴開明的政府，民眾永遠處於客位者的角色，一旦國家有事，自然也不會為國家犧牲奉獻。因此，當民眾皆以維護國家生存發展為己任時，亦才能換得真正自由自在的生活。福翁則以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1870）中普魯士之完勝， 以及日本桶狹間之役（1560）今川家的崩壞為例， 說明旗下成員倘若皆具獨立之氣，愛國之心便油然而生。否則就像是無祖國觀念的商人一般，見到外國人便一味地卑躬屈膝，崇洋媚外。

〈二編〉人際間的同等事宜

延續〈初編〉所謂的人與人之間、國民與政府之間應該各司其職，相互敬愛，而非弱肉強食、相互掣肘。在〈二編〉開頭，開宗明義「學問」之定義，區分為「有形」的學問與「文形」的學問兩類。心學、神學、理學乃無形之學問；而天文、地理、窮理、化學等則屬於有形之學問。我們應該增長知識、擴大見聞，才能明辯事非道理，了解自我職責之所在。為了增廣見聞，必須聽取前輩經驗，或是精進技藝，抑或是博覽群書。因此為學的前提莫過於具有閱讀能力，但閱讀卻不等於為學（二編，頁19）。 福澤諭吉以「讀論語但不懂論語」...

戰後的福翁情結

福澤諭吉（1835-1901）在明治日本的時代發表過不計其數之著作，透過洋書翻譯，而扮演媒介西洋文明的角色。為了介紹歐美社會，有效傳達日本社會前所未聞的新觀念，福翁自創了各種「新語」，例如「自由」、「社會」、「權利」、「借方」、「貸方」、「版權」、「汽車」、「討論」、「改良」、「保險」等等（齋藤孝，49），而這些譯語又輾轉傳入了近代中國社會。福翁曾自詡他要把西洋文明切成一節節地賣出（西洋文明の一節つづの切り売り）。

除了翻譯作品之外，福翁的著作、社論、詩文等汗牛充棟，多數都收錄於戰後出版的《福澤諭吉全集》全二十一卷（1958-1964）， 近年來更有書簡史料大量出土。眾所周知，了解福澤諭吉、研究福澤諭吉乃了解明治日本、研究明治日本的捷徑之一，而書簡的出土更是掌握幕末維新期間日本社會情勢的重要史料。早在1918年（大正7）福翁的相關書簡約兩百五十四封被集結成冊，以《修養實訓 福澤先生の手紙》為題，出版刊行，但其數量亦難以與2001年岩波書店《福澤諭吉書簡集》全九卷之版本相比擬。 福澤諭吉之相關著作，數量龐大，可以等身高稱之。福翁仍在世期間的1898年（明治31）曾把部分作品編篡成《全集》五卷；到了大正年間，又有《福澤全集》全十卷（1824-1825）、《續福澤全集》全七卷（1933-1934）出版；戰後則有《福澤諭吉全集》全二十一卷（1958-1964）出刊；接著，在千囍年以後的當代，另有《福澤諭吉書簡集》全四卷（2001-2003）刊行。顯見福翁可謂是古今中外少見的多產作家，幾乎無人能出其右。

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犬養毅（1855.6-1932.5）也是福澤諭吉門下生，他曾為《修養實訓 福澤先生の手紙》寫序，在犬養的認知中，福翁書簡的文體與氛圍，宛如家人之間談笑風生，顯見福澤諭吉的文筆之於近代日本而言，相對是平易近人，亦清楚展現福翁的人格特質（服部禮次郎，頁3-4）。

福澤諭吉原本被明治政府視為是「鎖國攘夷論」者，即使相互之間並不對盤，但明治政府仍試圖延攬入閣，但仍遭福翁婉拒，他一心專注於洋學教育與著書翻譯上。然而，福澤諭吉卻成為日本社會新思惟的開創者。當明治新政府的歐化方針確立之後，福澤諭吉的態度一變，開始批判日本傳統舊思惟，並為新文明開啟社會啟蒙的新頁，而《學問之勸》則可謂是這一連串活動的重要文宣品。

根據日本經濟學者小泉信三（1888-1966）之研究指稱，福澤諭吉立場轉換的主因在於，此一時期福翁的思想逐漸受到明治政府感召，欣見新政府的開明作為，乃決意從旁協助明治政府的革新事業，且以成為日本新思想指導者自詡，而其中一項具體作為，即《學問之勸》十七編的撰寫（大久保啟次郎，1）。

福澤諭吉撰寫、出版《學問之勸》，始於1872（明治5）2月至1876（明治9）11月期間，歷時四年，福翁時逢三十九至四十三歲的壯年之際，其後再把陸續發表的十七編小冊結為一冊，而成為啟發明治人心、打破封建舊思的利器，亦成為福翁作品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代表著作（大久保啟次郎，1）。

明治初期的福澤諭吉除了獲取今東京都內的三田台地，經營私校「慶應義塾」；又把過去三度西遊的歐美海外見聞，著書介紹，此一時期的福翁可謂是對西洋文明與國家未來，充滿熱情與期待的年代（西田毅，頁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882年（明治15），福澤諭吉創刊〈時事新報〉（1882.3.1-1955.10.31），每天的報紙社論基本上是由福澤諭吉撰稿，然而福翁再怎麼關心時政，果真在1901年過世以前都是由福澤諭吉執筆撰寫？1971年，日本岩波書店出版《福澤諭吉全集》二十一卷，其中〈時事新報〉的部分占占了九卷。部分研究者根據福翁的習慣用語推斷，在九卷的〈時事新報〉中，福澤諭吉親筆撰寫的社論，充其量是亦不過是兩、三卷而已。

福澤諭吉研究者認為，這些社論中部分是福翁親自起稿，部分則是由旗下的少壯記者撰寫。畢竟從福澤諭吉撰寫慣習用語觀之，福翁幾乎不太使用「有」、「無」等字眼，而多使用「可」與「不可」；其次，除了四字成語之外，福澤諭吉在撰寫社論時則儘可能地隱藏自己的漢學造詣；而在用詞遣字上，福翁更有自己固定的筆癖。而大妻女子大學教授井田進也的研究則認為與〈脫亞論〉相關的幾篇文章，如〈東洋の波蘭〉、〈戦争となれば必勝の算あり〉等侵略主義或皇室中心主義的文章，乃由少壯記者高橋義雄、渡邊治等人起稿的可能性較大（井田進也，頁7）。

明治日本最熱銷的教科書：《學問之勸》

近代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其執筆撰寫的論作以「等身高」形容，絕不為過。即使距今近兩世紀，然而其代表作之一的《學問之勸》、《文明論之概略》、以及《福翁自傳》等作品，或可稱之為福翁的三部曲，至今在日本社會仍有廣大的閱眾市場。其中，《學問之勸》不僅在當代，更是明治時期、或稱日本史上第一本暢銷書。據聞明治時期的日本總人口數約三千萬，但該書在當時共賣出了三百四十萬冊次，《學問之勸》的熱銷景況可見一般。

福翁撰寫《學問之勸》的契機源自於九州中津一帶（今大分縣中津市）想辦教育，乃委請同鄉的福澤諭吉撰寫一部足以因應新時代，建立國民基本精神，且能提供社會大眾廣泛閱讀的的教學講義。福翁早在江戶時期的1858年（安政5），利用中津藩的江戶藩邸開設蘭學塾，教授洋學，因此他便以「慶應義塾」名義出版《學問之勸》。然而，〈初編〉的部分是福翁與小幡篤次郎的共著之作。由於〈初編〉一推出便熱銷，人氣沸騰，福澤諭吉乃乘勝而獨力完成其餘各編，最後的〈十七編〉的完稿之際已是1876年（明治9）11月，而兩年後的1880年（明治13）7月，則將各編合刊，另以《合本 學問之勸》全一冊之姿，重新刊出。合本的自序中記載如下，「該書乃自己讀書餘暇隨筆之所記，自明治五年二月執筆撰寫初編開始，同九年十一月則以十七編告終」 、又毎編「撰稿篇幅約十頁」左右 。

《學問之勸》〈初編〉的熱銷景況，依福翁自己的說法，正版狂賣了二十萬部，外加偽版、盜版印刷本等共二十二萬部流通市面。換言之，以當時日本的社會人口三千五百萬計，平均每一百六十人便有一人購買該書（大久保啟次郎，1）。

然而，何以《學問之勸》在當時如此受到社會矚目呢？翻開該書開頭，「天不在人上造人、不在人下造人」 一句，便足以驚艷四座，而一如福澤諭吉其他的論作一般，福翁習以平易語調之文筆，一針見血地點出問題癥結。撰寫《學問之勸》的當時，則是以民間普遍讀本、抑或是小學教科書為出版目標，因此從〈初編〉乃至〈三編〉之內容，則儘可能地以簡易字眼深入簡出；〈四編〉與〈五編〉的內容，其所設定之閱讀社群是知識分子，因此用詞遣字相對艱澀；〈六編〉以後則再度回復簡易文體，以方便閱讀。 無論如何，《學問之勸》仍不可不謂是影響明治日本大眾思惟的重要作品之一。

事實上，受到影響之閱讀大眾從南至北，從庶民布衣乃至達官貴人，不計其數。以北海道地區為例，明治初期的日銀總裁川田小一郎之子，川田竜吉於1874年（明治7）曾在慶應義塾學習，竜吉後來到英國學習造船技術，回國後除了擁有造船事業之外，並在北海道的上磯創設農業試驗所，因成功栽培日本馬鈴薯而聞名；無獨有偶的，1874年同時在慶應義塾學習的伊豆豪農依田勉三，畢業該校後便組成土地開拓集團「晚成社」，前往北海道的帶廣闢地開發。

再以九州為例，1881年（明治14）創立的〈鹿兒島新聞〉（今〈南日本新聞〉）之關係者元吉秀三郎（編集長）、矢野可宗（編集員）、野村政明（社長）等，皆為福澤諭吉的旗下門生，1882年（明治15）8月的一篇社論中，以「與其生為奴隸之民，勿寧死為自由之鬼」的斗大標題，大肆宣揚福翁的自由與民權精神；北九州佐賀武士之子的高取伊好，也曾進入慶應義塾學習英學與炭礦學，其後從事石炭業而成為日本大正時期的石炭王，除了活躍於炭礦界之外，更熱心於地方文化的發展（石板嚴，頁1-4）。 在明治十年代以前，帝國大學尚未設立，福澤諭吉創辦的「慶應義塾」，則是培育日本近代人才的搖籃。

戰後的福翁情結

福澤諭吉（1835-1901）在明治日本的時代發表過不計其數之著作，透過洋書翻譯，而扮演媒介西洋文明的角色。為了介紹歐美社會，有效傳達日本社會前所未聞的新觀念，福翁自創了各種「新語」，例如「自由」、「社會」、「權利」、「借方」、「貸方」、「版權」、「汽車」、「討論」、「改良」、「保險」等等（齋藤孝，49），而這些譯語又輾轉傳入了近代中國社會。福翁曾自詡他要把西洋文明切成一節節地賣出（西洋文明の一節つづの切り売り）。

除了翻譯作品之外，福翁的著作、社論、詩文等汗牛充棟，多數都收錄於戰後出版的《...

前言　福澤諭吉：日幣萬元的肖像
明治日本最熱銷的教科書：《學問之勸》
歷史文脈中的未來：史學研究之真義
另一思考核心：民權論、國權論與實學
壹　福翁的心路歷程
一、福澤諭吉思考的形塑
二、聰明大智的境界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
貳　《學問之勸》真義
往上提升的帝王之道
一、《學問之勸》之內涵
〈初編〉天不在人上造人亦不在人下造人
〈二編〉人際間的同等事宜
〈三編〉國際間的同等事宜
〈四編〉論學者之職分　其一
〈五編〉論學者之職分　其二
〈六編〉論國法之可貴
〈七編〉論國民之職分
〈八編〉不可以我心制他人身
〈九編〉學問之目的所為何事
〈十編〉提升學問的目標
〈十一編〉名分與職分之相違
〈十二編〉講演乃學問研究的一項重要手法
〈十三編〉怨念有害論
〈十四編〉心念的盤點與決算
〈十五編〉凡事存疑並斷然取捨
〈十六編〉守護眼前的獨立
〈十七編〉論人望
二、《學問之勸》解析
《學問之勸》之於二十世紀的意義
《學問之勸》之於二十一世紀的意義
參　《學問之勸》釋疑
偽本《學問之勸》
《學問之勸》釋疑
肆　再談福翁
一、福澤諭吉迷思之背景
福澤史觀的本質
講究實用之學
人間平等論
《學問之勸》的時代意義
福翁的文明觀
福翁對外觀之形塑
文明與野蠻的抉擇
國權與民權之間
二、福澤諭吉的思想進程
《美歐回覽實記》的啟示
「明治十四年政變」的衝擊
清日甲午戰爭：見證文明開化的成果
結語 獨立自尊
國民的品格：判斷力與行動力
綜觀福翁
附錄　　福澤諭吉的學問論
附錄一　學問之獨立
附錄二　中津留別之書
附錄三　財富之外還有名譽

主要參考資料（依出版年份排序）

福澤諭吉年表

前言　福澤諭吉：日幣萬元的肖像
明治日本最熱銷的教科書：《學問之勸》
歷史文脈中的未來：史學研究之真義
另一思考核心：民權論、國權論與實學
壹　福翁的心路歷程
一、福澤諭吉思考的形塑
二、聰明大智的境界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
貳　《學問之勸》真義
往上提升的帝王之道
一、《學問之勸》之內涵
〈初編〉天不在人上造人亦不在人下造人
〈二編〉人際間的同等事宜
〈三編〉國際間的同等事宜
〈四編〉論學者之職分　其一
〈五編〉論學者之職分　其二
〈六編〉論國法之可貴
〈七編〉論國民之職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