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臺灣人‧臺灣人書寫：臺灣文學的跨界對話

臺灣舊慣的纏足、辮子，不需要放在「政治不正確」有色眼鏡底下觀察，更不想從「政治正確」為殖民主義政策辯護，本章只是以身體技術為討論基礎，藉此探詢視覺主義、臺灣話語書寫，私密日記、紀錄前人所透露的時代記憶，如此或許可以釐清臺灣人成為日本人過程，最核心的知識／權力／身體三者交會空間。

纏足、辮子，如果被視為一種清代臺灣人的象徵資本，那麼累積這種資本有助於象徵權力取得。女性纏足小腳不僅是在婚禮過門時的炫耀，也形成普遍相信纏足女子結婚較好命的主流信念。男人辮子與清代赴臺灣就任官員一致，有著平起平坐的地位象徵。日本殖民者急於改變臺灣人的身體，除了健康、衛生、經濟等理由，是否也是一種象徵性的鬥爭，從而使得統治者自己的身體慣習乃至生活風格與品味，都成為被支配階級的模仿對象？布赫迪厄認為（Bourdieu/ Wacquant 1992：143）：主流文化合法化的過程（l’acceptation doxique），免不了要經過象徵暴力與象徵的衝突，包括強制一套社會的合法定義，以穩定社會秩序的再生產、及透過特殊用字以貶低被支配階層的文化等，相當於一種知識、文化的權力關係。

一般人可能都以為身體是自然界的產物，只是自然而然生長而已，而忽略了那其實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前，女性可能因纏足很嫁入豪門，而男性也可能纏辮子而走入官場。這種馴服性（docilité），可以解釋權力與身體的微妙關係（Foucault 1975：138）。權力對身體的細緻控制與馴服幾乎無所不在，戰後戒嚴時代的「髮禁」曾是臺灣中小學生共同的時代烙痕。解嚴後臺灣人的身體看似解放，卻逐漸資本主義化。五花八門的醫療美容，更是將身體視為利潤禁臠與權力處置的對象。有時似乎很難理解這些整型手術，在鋒利手術刀底下切割、拉皮、抽脂、隆乳等是如何血淋淋，而民眾為什麼仍趨之若鶩，願意付出鉅額費用並交出自己的身體，甚至不乏事後向媒體哭訴整型失敗的案例？同樣的，解纏運動批評最有力的理由莫過於纏足過程的殘酷，伴隨幾乎是慘不忍睹的哀嚎啼哭。時過境遷，我們也很難理解那個時代社會非常重要的慣習，為何母親非得藉著身體技術來改變小女兒的腳踝不可？可能就像時下流行新名詞「事業線」，當年纏小腳女性嫁入豪門也是一種主流信念吧。他們付出身體的痛苦，甚至不惜代價只為了獲得「美」。美本身，可能並非表面形容詞意涵或欣賞對象等而已，而是個人企圖以身體技術或身體儀態來獲得的文化標的，而更深層耐人尋味的是，它隱藏了權力滲透或資源分配的關係。

從外在觀點來看，這種身體缺乏勞動生產的經濟價值，因而改變臺灣人身體是明確的目標。著手改革則從上層仕紳階層，開始改變象徵資本的認定。臺灣女性身體的改造，是由天足會與臺灣總督府官員等男性主導，女性聲音幾乎是聽不到的。視覺主義除了客觀知識與傳播，同時也隱含著臺灣知識建構與權力介入。知識與權力其實是相互蘊涵的，沒有一種權力關係不需要相應的知識建構，也沒有一種知識不是同時預設與建構了某種權力關係。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全景敞視主義，體現在監獄建築的縱軸上，監看者對被監看者具有高能見度，而橫軸上被監看者彼此之間則全然不可見。這種可見／不可見關係，正是理性操作秩序的保障。（Foucault 1975：201）臺灣婦女纏足置於監看之下，不僅醫學知識建構，也收錄在伊能嘉矩、片岡巖等民族誌，用來針對臺灣人身體技術的「除魅化」手段。隨著情境變遷，任何只要是足以打擊原有象徵資本信譽的消息，都不斷地在官方媒體放送。身體作為一種象徵資本的爭奪對象，從官方到民間製造輿論，貶低對方的象徵資本為「野蠻」、「陋習」，乃至爭奪主流信念，而終於被廣泛接受成為主流信念。即使只是剪掉辮子，臺灣知識菁英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積極，而是在同儕壓力下半推半就才完成。面對身體改變，他們可能一點都不是公開場合演講致詞的歡欣鼓舞，而是在私密日記寫下心情沮喪與狼狽不堪。身體改變的關鍵時刻，可說是日治時代改造臺灣人靈魂的縮影，從社會上層階層知識菁英開始，到後來成為社會普遍的主流文化。

這種身體歷史一直血淋淋地發生在臺灣改朝換代階段，發生在官方意圖改造臺灣人的過程。不僅纏足、辮子，臺灣原住民的黥面刺青，更因為連結至讓侵入者聞風喪膽的出草習俗，當然一併列入禁止清單。改造了身體，等於塑造了新的靈魂。原住民刺青並非外表美／醜觀感問題，而是傳統祖靈信仰：沒有黥面如何在死後登上彩虹橋？從這種角度來思考霧社事件（1930），或許更能理解他們明知那是不可能的徒勞反抗，在流血衝突後，有的賽德克族人卻是忙著為自己黥面。奪回自己身體，找回自己的靈魂，或許才是他們真正最後的勝利。

臺灣知識建構與社會習俗改革不能說沒有邏輯關連，至少是為了後者實踐所做的準備。這種知識是從自官方權力孕育而來。權力，就像《臺灣風俗志》的婦女纏足圖示，是一種完全穿透的知識，也是一種監視。

臺灣舊慣的纏足、辮子，不需要放在「政治不正確」有色眼鏡底下觀察，更不想從「政治正確」為殖民主義政策辯護，本章只是以身體技術為討論基礎，藉此探詢視覺主義、臺灣話語書寫，私密日記、紀錄前人所透露的時代記憶，如此或許可以釐清臺灣人成為日本人過程，最核心的知識／權力／身體三者交會空間。

纏足、辮子，如果被視為一種清代臺灣人的象徵資本，那麼累積這種資本有助於象徵權力取得。女性纏足小腳不僅是在婚禮過門時的炫耀，也形成普遍相信纏足女子結婚較好命的主流信念。男人辮子與清代赴臺灣就任官員一致，有著平起平坐的地位象...

給下個世紀的你

當你翻開這本書的時候，可能再也沒有「中華臺北」的幽靈徘徊在臺灣天空。人們用腳來投票，有的人早已快樂地擁抱舊大陸作中國夢，有的人早已辦好綠卡移民去新大陸作美國夢，而你選擇留下來。你好奇地從書架取下這本書，只是為了瞭解跟臺灣有關的事，就像當年的我一樣。

電影《海角七號》最奇特的，就是那些跨越時空的情書。即使書寫者已去世，那七封找不到投遞住址的信卻令人動容。白髮蒼蒼老婦是否仍是當年的友子？她如何理解那些穿越時空而來書信？讀者如何理解不在世上的人，隱藏一輩子內心的遺憾？無非是那一封又一封綿密寫成，卻又遲遲寄不出去的信。逐字念來，除了引揚輪船上的悲慘抑鬱，還有遙遠的懷念。閱讀當下，面對的只是文字編織的世界。書寫者振筆疾書身影既看不到，也摸不到，然而透過文字，我們竟然重新聆聽到書寫者動人的聲音，甚至感覺活生生的人站在面前一字一句傾訴。即使確知那些書信純屬虛構，也不得不承認柔軟的心被觸動，絃被撥彈，久久不能自已。

記得我大學時代曾經很著迷義大利符號學家艾科（Umberto Eco, 1932-2016）的小說《玫瑰的名字》，也曾買過兩種不同法文翻譯本。這是以中世紀修道院為謀殺案背景的小說，第一句就是引用聖經的「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中譯的「道」，對應法語mot或英文word，原意就是文字、詞彙。如果不想受困於「太初有道」文言味難以理解，不妨直率素樸地重新「誤讀」：「世界一開始就是文字，文字跟神同在一起，文字就是神。」

當年傳教士執意將淺顯易懂的「文字」，翻譯為中文世界「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當然必定有他們深思熟慮的考量，因為那是大寫的文字，是文字的本質，是希臘文邏各斯（logos），同時包括語言、演說，以及理性、思考等意涵，甚至基督教神學古老命題也存在著「道成肉身」。

《玫瑰的名字》以私人手抄本形式，紀錄他與老師一起調查謀殺案的始末。案情發生在修道院，更精確地說是在修道院圖書館。中世紀修士在圖書館努力勤奮地傳抄各種抄本，並裝訂成漂亮彩繪書籍。調查期間陸續發生多起謀殺，而死者共同特徵，就是不約而同閱讀了亞理斯多德世上僅存孤本。最後兇手查出來，卻也死了，而修道院也因火災燒成灰燼。後來抄寫者於遺址附近徘徊，隨手撿拾斷簡殘篇小心收藏，直到後來收藏品及相關解讀書籍不斷累積，很自然地又變成另一座圖書館。謀殺案根源就是文字，好學修士千方百計想要閱讀罕見孤本，而虔信教徒卻嚴厲禁止任何人碰觸那些褻瀆宗教的知識。目睹這一切發生經過的人將事件本末抄錄為文，最後成為我們所閱讀的這本書。小說鉅細靡遺地描述中世紀修道院的生活作息，圖書館收藏各式各樣稀有抄本。修士抄寫員所認真抄寫的，就是文字本身。書本知識引起人們求知若渴的強烈慾望，卻是兇手所絕對禁止的。如果要追問知識本身是什麼？那麼反思讀者所閱讀的，無非就是目睹者修士的私人手稿。目睹者手稿所書寫的，都真實發生嗎？那麼他腦海浮現的奇異幻象也是真實的嗎？偵探按照聖經〈啟示錄〉敘述推論出連續犯案的完美模式，卻與兇手對犯案動機的直率解釋不同，那麼哪個是真實呢？如果一切都是虛構想像，那麼真實是什麼呢？

如果要停止這種惱人的無止盡辯證，試著回想小說引用〈約翰福音〉的句名，或許可這麼重新鑄字造句：文學世界一開始就是文字，文字跟書寫者靈魂同在一起，文字就是書寫者的靈魂。

文學，可說是文字的肉身，或是靜靜地躺在圖書館的木乃伊。抖落塵埃後，擺在眼前是反覆摺疊的裝訂厚度。翻開克服歲月風霜而殘存的文字，像穿越過重重遺忘海洋的瓶中信，靜悄悄地漂流靠近我們身邊。文字是一種回歸，可以回歸到它奇蹟的本源，可以回歸到原初書寫時的精神狀態。即使書寫者可能早已不在人世，而讀者所接觸到的肉身，無非是文字所交織的，可一再重複閱讀的結構。文字卻往往來自於非文字世界。有的人可能如此著迷視覺藝術的線條、色彩，而想要刻畫眼前世界，因而他所驅使的文字顯得如此怪異而不尋常。有的人可能沈醉於神秘時間的追尋，不斷地追憶過去，甚至置身於過去還要回想遙遠過去，最後竟編出輪旋曲般令人暈眩的結構，在翻越層疊陰鬱深山而終找到生命定位。在砲彈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年代，異議抗爭者早已從地球上消失。有人仍想表達心聲，那就隱藏在臺灣人才能深刻理解的歲時節慶或民俗氣氛底下。有的人想要嘲弄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客，但指名道姓可能落到收不完法院傳票的下場，那就讓他們粉墨登場吧。即使是口頭歌謠的庶民詩人，他們也能巧妙地運用眼前景物、器具，傳達出難以直接明說的情感，無論是傷痛別離，情慾纏綿或擔心背叛等。

文字本身，尤其是作品文字一點都不平滑透明，而是有刀工衝切深度，或在斷裂殘痕藏匿著通往密徑的隱諱暗示。如何捕捉詞彙的鄰近與聯想關係，就像是唸誦呼喚靈魂的神秘咒語，召喚沈睡時空的記憶，或喚醒凝固情感的永恆雕塑。解讀，並非只是書本知識的反覆或累積，更多的是一種跨文化的破譯。表面上亂糟糟的銘刻必須重新清理，從恢復它最原始位置開始，跟隨著令人懷疑的、不確定的暗示勇敢向前，摸索完全未知的黑暗角落，直到重新找到銘寫當下情境。

本書所收錄的文章，前後橫跨了十幾年。最早一篇年是我在成功大學臺灣文學學習之旅所寫的。如果說論文發表時是甫呱呱落地的紅嬰兒，至今也已長成躊躇滿志的青少年，雖然那感覺不過是昨日之事。奇妙的緣分，應該是三十年前的偶然。1987年解嚴那一年，葉石濤（1925-2008）出版了《臺灣文學史綱》。當時就讀大學的我所讀的，如果不是中國文學，就是西洋文學。除了廣泛閱讀沈從文、魯迅、蕭紅、曹禺、錢鍾書、巴金、老舍等「匪書」，至少我還很認真地讀過《動物農莊》、《金閣寺》、《梵谷傳》、《懺悔錄》、《浮士德》、《悲劇的誕生》、《罪與罰》、《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百年孤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等。因葉石濤這本書，我與朋友開始爭論：臺灣有文學嗎？有臺灣文學嗎？當年曾經出自好奇心在舊書店買到《閹雞》，在完全不瞭解作者生平的情況下閱讀，小說裡描繪老臺北人的容顏與生活風景非常令我訝異，就好像坐上小叮噹的時光機器，雖然那只不過是幾十年前的臺北街頭，但是耳際縈繞的日語對話，映入眼簾的景觀是如此熟悉卻又陌生。那個時代從南部坐火車到臺北車站，月台上可看到臺灣鐵道飯店屋頂上的夕陽，然後搭人力車至港町。新時代女性可以在太平町雜貨店工作，打烊後邀伴去逛圓環夜市，假日郊區散步，或到圓山明治橋下划船。臺灣鐵道飯店、港町、太平町是在臺北嗎？明治橋就是後來的中山橋，那橋下的基隆河可以划船嗎？而最令我驚訝的，卻是發現自己處於無知狀態：為什麼受過高等教育的我，對生活城市的知識卻是完全空白？為什麼我以前沒有讀過，甚至根本也沒有聽過這些作品，遑論作者？突然我好像置身於修道院，化身為心如海綿、求知若渴的小修士，努力撿拾收集廢墟的隻磚片瓦。

藝術研究所時，到臺灣各地的田野調查，是我真正的教室。那些民間藝人，都是我的老師。來自這塊土地的知識，都是我的課本。那讓我想起小時候跟祖父生活的點滴，在他創業的豐得齋一邊幫忙，一邊聽廣播電臺講古，或曬稻穀時住在頂宅仔的沁涼夏夜。興高采烈的假日，我卻是隨著歲時節慶而忙碌趕工。放寒假整個月，大概都在幫忙準備春節祭祀供品的生仁、棗仔枝。一直要忙到除夕那天下午開始磨米漿，晚上等大竈炊好整籠床的菜頭粿，街上都已傳來辭歲的鞭炮聲。休息兩天後，又開始忙到初八當晚日夜趕工拜天公用的麻荖、米荖。七月普渡至少半個月以上，天天都在做綠豆糕、佛手、糖塔。中秋節更是整個月都在忙，從綠豆仁清洗、浸泡、炊熟、碾碎、攪拌等繁複工序製作的綠豆餡，到各式月餅的桿皮、包餡、煎餅、用印、包裝。這些歲時節奏以及娶新娘分享親友的大餅，或女兒回娘家避暑分贈的米香丸等，都是我閉著眼睛也分辨得出的真實氣味。童年再平常不過的生活經驗，竟然是到學校上課時，無法跟同學分享的秘密。

出社會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美術雜誌社編輯，也在幾家報紙專欄作者，報導過崙背的新劇、東港燒王船的陣頭、陳旺欉老歌仔、布袋戲、亂彈戲、歌仔戲等。因這股傻勁而認識《臺灣風物》總編張炎憲（1947-2014），那時他特別來信鼓勵。直到他去世後，還兩次來夢中親切地看著我，仍是那永遠不變的溫暖笑容。為了擴展視野，我到法國留學。上課之餘，最大樂趣就是整天浸在巴黎的博物館，或在舊書攤尋寶，也買過雨果古本印刷的《鐘樓怪人》。深深感到法蘭西學術動力，是來自對他們自己文化、歷史的認同與自豪。回國後在中央研究院短期研究，調查過彰化曲館、武館，鹿港法師、新竹客家信仰。後來進入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不僅成為葉石濤課堂上的學生，而且竟然成了臺灣第一個臺灣文學博士。看似純屬偶然巧合，卻也是生命回歸的必然實踐。隨著臺灣文學史料出土與整理，我為了累積解讀能量而勤奮閱讀與收藏，到最後宛如一座小圖書館。

這本書當然是來自這座小圖書館，一開始就是文字本身，以及相關理解工具，除了各種文字解釋文字的辭典，更多的是解釋臺灣地名的辭書、古地圖、老照片、紀錄片等，到最後幾乎是在編製一套漫無邊際的百科全書。整理這些論文，像是重新省視青春歲月，還有當年野百合的內心騷動與沈思。如同希臘阿波羅神廟的神諭「認識你自己」，作為地球村一份子的我們不也應捫心自問：我是誰？養育我成長的土地在哪裡？我沒有資格替自己發言嗎？為什麼我不能使用自己語言，而必須學習別人語言來表達？在我面前攤開的課題，無論是人跡罕至的洪荒世界，或穿越文字叢林開山闢徑涉溪的大冒險，其原始出發點無非是一股強烈想要認識臺灣的衝動。臺灣知識份子能使用臺語、日語、華語，而以詩詞、小說等文體來表達時代、土地關懷等深刻情感，已是相當晚近的事。最原始的應該就是臺灣人歌謠，直接以母語唱出生命的感動。然而如果缺乏仔細紀錄及耐心解讀，百年後那些活潑的歌詩不是隨風而逝，就是掩埋在圖書館厚重塵埃底下。只有透過閱讀與詮釋，文字不再只是文字，不再只是印刷鉛字，而是復活的肉體，我們才能夠重新感受那些司空見慣，卻已遙遠陌生的日常生活，還有那些隱密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

本書並非依照作者、題解等傳統教科書模式地解讀，而是參照各種不同領域知識網絡交織進行。如同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冰山理論」，鐵達尼號看到的只是浮出海平面的冰山一小角，而巨大冰山底層恐怕才是最後沈船的致命傷。作品編織的故事、塑造的人物，或作者社交軼事等，可能都只是「看得見」的冰山一角，而潛藏海平面底下「看不見」的力量更值得重視吧。但是如何發現那看不見的冰山底層？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的「地下莖」（rhizome）概念，可能更具實踐意義。如果說文本是地下莖，那麼我們延伸的閱讀就像觸鬚一樣，不斷地向外蔓延，為吸收養分而不斷地與異質性（hétérogénéité）連結，最後幾乎成為漫無邊際的知識網路。地下莖概念，也像艾科所說的百科全書詮釋，讀者彷彿置身於巨大的理想圖書館，以互為主體性的參照，往外不斷延伸地深度詮釋。我們的目的並非在尋找最終或最正確的「標準答案」，而毋寧說是提供一種思考平臺，讓各種聲音得以互相對話激盪。雖然一開始無非是文字，最後卻得以超越文字，而綻放出美麗的智慧花朵。這些不同時期、不同場合撰寫的文章，多年後竟然也悄悄地彼此連結，成為不可思議的地下莖，也就是本書「書寫臺灣人」、「臺灣人歌謠」、「臺灣人書寫」等三輯。

輯一 書寫臺灣人。幾乎每個與臺灣擦身而過的政權，從此都愛上臺灣，但是並不一定愛臺灣人。看見臺灣了，但是如何看見臺灣人，如何書寫臺灣人？我們依照論述的相似性、差異性、再現的複製，來探索清代書寫臺灣原住民及其潛在的無意識。如同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耽溺於書本文字堆砌的愛情幻想，晚清文人也曾以書本文字想像來代替觀察，而終將既有的原住民意象進行分裂、重組，最後型塑了一種「臺灣化的臺灣」。還有夏敬渠（1705-1787）撰寫英雄文素臣的臺灣探險等，這些文學想像及帝國主義的關係是很有趣的思考。

日治時代臺灣人的身體知識如何建構，乃至最後成為官方改造對象，除了民族誌及媒體報導，我們也參照了臺灣知識階層觀點的私人日記深入解讀。從身體改造開始，到語言、思想靈魂的大改造，可說是臺灣面對多重殖民處境不斷上演相同戲碼的寫照。

輯二 臺灣人歌謠，將關注臺灣歌謠再現的文學景觀。景觀（landscapes）是人群生活實踐所塑造的。文學的空間經驗，具有主觀特質。藉著這些主觀感受，可以瞭解人們如何談論地方與看待世界。平澤丁東整理臺北一帶歌謠，在1917年出版第一本臺灣歌謠專書。在臺北街頭開始矗立歐化建築之際，這些庶民歌聲再現的臺灣是什麼樣貌？

1931年《臺灣新民報》歌謠採集運動，可說是臺灣話文的第一線實踐者，也是臺灣知識份子第一次紀錄我們的歌。臺灣人的聲音如何寫，不僅是日治時代，乃至戰後鄉土文學論戰焦點，也實際存在於歌謠採集。這些庶民聲音幾乎不曾被仔細解讀過，很值得重新發掘其獨特文學美感。

如果說1917年的平澤丁東是臺北觀點，1931年新民報歌謠採集運動則是中臺灣觀點，一開始是彰化和美人黃周的提議，而後在臺灣各地掀起陣陣漣漪，那麼1936年李獻璋的採集則是南臺灣觀點。在高雄開始邁入現代都會之際，詩人想像的翅膀帶領我們，重新感受到面對現代衝擊時，他們的擔憂、他們的哀愁、他們的情愛等。

輯三 臺灣人書寫，將處理臺灣知識份子寫的詩、小說，包括杜潘芳格（1927-2016）〈平安戲〉、〈中元節〉、〈蜥蜴〉，蔡秋桐（1900-1984）〈帝君庄秘史〉、龍瑛宗（劉榮宗，1911-1999）〈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張文環（1909-1978）〈夜猿〉、〈閹雞〉、〈藝旦之家〉、七等生（劉武雄，1939- ）〈我愛黑眼珠〉、李喬（李能棋，1934- ）〈泰姆山記〉等。這些作品如果說有什麼共同性，那應該就是法國象徵師派詩人馬拉美（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所說的謎（énigme）的特質。解開謎語，往往必須跳脫人們所習以為常的認識習慣。我們將從符號化過程的任意性、陳述與人稱等兩個層面，來解讀杜潘芳格超乎思考常軌，深具文學感染力的詩。

一開始我只是扮演福爾摩斯，隨身帶著小說、臺灣老地圖、地名辭書、幾張老照片等工具，最後竟然重新看到日治時代南投、元長等臺灣在地文學風景。在議會請願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如果想知道蔡秋桐如何以活蹦亂跳的臺語文，來戲弄臺灣總督，或庄長、庄協議員等地方政客，那麼一定不能錯過〈帝君庄秘史〉。

對龍瑛宗／劉榮宗而言，南投並非一般臺灣鄉鎮，而是雜揉了粗鄙／美麗、誘惑／純情、墮落／尊嚴等複雜情感的青春回憶。「小鎮」與「木瓜樹」的二元意涵結構，不僅反映當年臺灣人／日本人的社會結構，同時也是一位知識青年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這種共存的背反與跨越界線的渴望，可說是支撐這部小說的強烈矛盾與張力。

太平洋戰爭時期，拐個彎不失為一種必要的文學手腕。張文環的價值，恐怕就在於以多義性臺灣民俗參照，交織而成的文本張力。檢驗小說的時間秩序、動物秩序、男女秩序等書寫策略，將可發現其隱藏的對抗論述是雙重的，不僅是對抗帝國資本主義主流價值，同時也深刻地反省批判臺灣傳統的抱殘守缺。

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集合了各種針鋒相對的批評與概念投射。這正好說明了文字本身的曖昧性，以致於可以吸引立場截然不同的讀者。透過麵包、女用雨衣、香花等象徵，本雅明的現代性沈思、羅丹的雕刻藝術、臺灣歷史經驗等互文性，深度解讀它所再現的現代社會，以及從現實進入虛幻的國族寓言。

李喬藉著臺灣文壇軼事的挪用，而塑造一座會走動的山，「泰姆山」是什麼意思？從小說基本結構、次序、時態分析出發，我們可發現它營造了一層又一層繁複的時態交織，宛若輪旋曲式的美感結構。臺灣歷史記憶的殘破、荒蕪的斷層，隨著充滿荒謬感的逃亡行動而重新被暴露出來。這種敘事結構不僅是對過往時代的懷舊或悼念而已，而是試圖發掘出被統治者以「大敘述」所掩埋的，真實時間所沈澱的歷史紋理。

這場精神大冒險就像一部奇幻探險的電影，雖然一開始純粹只是文字世界，後來竟然遠方傳來人講話的聲音，引導我們在古老地圖、視覺影像縫隙尋覓國家寶藏蹤影。至此，那些熟稔的虛構人物宛如多年老友，而他們的愛恨情仇也深深牽動我們的心。

很自然地，這只是一本尋寶筆記。

2017年5月 於永和寓所

給下個世紀的你

當你翻開這本書的時候，可能再也沒有「中華臺北」的幽靈徘徊在臺灣天空。人們用腳來投票，有的人早已快樂地擁抱舊大陸作中國夢，有的人早已辦好綠卡移民去新大陸作美國夢，而你選擇留下來。你好奇地從書架取下這本書，只是為了瞭解跟臺灣有關的事，就像當年的我一樣。

電影《海角七號》最奇特的，就是那些跨越時空的情書。即使書寫者已去世，那七封找不到投遞住址的信卻令人動容。白髮蒼蒼老婦是否仍是當年的友子？她如何理解那些穿越時空而來書信？讀者如何理解不在世上的人，隱藏一輩子內心的遺憾？無非是那一封又一...

自序 給下個世紀的你

輯一 書寫臺灣人
第一章 看見臺灣人：清代臺灣原住民形象的三種論述
帝國倒過來看
相似性
差異性
再現的複製
結語
第二章 妖怪物語：清代臺灣原住民的妖魔化書寫
蛇人
山魈‧夜叉
人熊
帝國的奇幻世界
結語
第三章 人體雕刻‧靈魂形塑：日治時代臺灣人身體的知識與監視
視覺主義展示
臺語書寫與規訓
當地人觀點的位移
結語

輯二 臺灣人歌謠
第四章 淡水河邊的內山鑼鼓：二十世紀初臺灣歌謠的文學風景
臺灣總督府塔樓的視野
老臺北人的生活空間
陰性空間的換喻
放水燈‧豎燈篙‧搶孤‧做清醮
生番出草
結語
第五章 南臺灣的摩登初體驗：1930年代李獻璋採集的褒歌
褒歌的特殊性
南臺灣地方感
現代性與時間感
結語
第六章 咱的歌詩：《臺灣新民報》歌謠採集的集體記憶
一起來寫臺灣話
鄉音情感
民眾的心靈地圖
時代新知識
從幽默祝禱詞到巫術
翻開詩人的菜單
結語

輯三 臺灣人書寫
第七章 打破你的眼鏡：杜潘芳格的詩與尋常習慣的顛覆
符號化過程的任意性 1
陳述與人稱
結語
第八章 保正伯請你看大戲：〈帝君庄秘史〉的書寫策略
小說在卸妝後
粉墨登場的政客
民主花瓶的行禮如儀
結語
第九章 自畫像與藝術家：尋找木瓜樹小鎮的蹤跡
謎樣小鎮
自畫像的對比色與象徵
同床異夢的悲哀
南投青春戀歌
結語
第十章 思想在躲貓貓：決戰時期張文環的民俗書寫策略
冬至／中元時間秩序
自然／文化動物秩序
車鼓旦‧藝旦男女秩序
結語
第十一章：沉思者的鬱悶：〈我愛黑眼珠〉凝視下的國族寓言
浮遊者的凝視
國族寓言
傾聽者缺席
結語
第十二章 聖山的尋與追：〈泰姆山記〉的互文性解讀
逃亡輪旋曲
文本馬賽克
一座長腳會走動的山
結語

引用書目

自序 給下個世紀的你

輯一 書寫臺灣人
第一章 看見臺灣人：清代臺灣原住民形象的三種論述
帝國倒過來看
相似性
差異性
再現的複製
結語
第二章 妖怪物語：清代臺灣原住民的妖魔化書寫
蛇人
山魈‧夜叉
人熊
帝國的奇幻世界
結語
第三章 人體雕刻‧靈魂形塑：日治時代臺灣人身體的知識與監視
視覺主義展示
臺語書寫與規訓
當地人觀點的位移
結語

輯二 臺灣人歌謠
第四章 淡水河邊的內山鑼鼓：二十世紀初臺灣歌謠的文學風景
臺灣總督府塔樓的視野
老臺北人的生活空間
陰性空間的換喻
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