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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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作者：余英時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3-26
語言：繁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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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名稱：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本書收錄余英時在一九八○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其及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作者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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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此後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士與知識人一方面具有相近的社會、文化意涵，但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也代表「士」文化的斷裂，以及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當代最知名的華人歷史學家余英時，薈萃近三十年的研究見地，耙梳中國知識人與價值體系之間共存而又拉扯的綿密關係，為今日的中西人文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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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余英時先生的大作《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1984年），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偏右袒，也不作調人，而是提出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有識之士咸認，這篇文章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降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在台灣歷經二十餘年的淘洗，始終歷久而彌新。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本計畫推出《從》書的第三版，因而請作者評估是否增補文字。但作者重新思考該書的主旨，繼而就其經營數十年的研究領域——中國的「士」文化，選出另外十篇文字，將「知識人」與「文化價值」列於同等重要的位置。原因何在？因為就中國傳統而言，價值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等任務，一直是由「士」來擔任。這一增補，全書篇幅增加三倍，成就了一本新作，便是《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作者簡介：

余英時

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為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1973-75年出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1991-92年任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所獲學術榮譽計有：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等。2006年11月16日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章節試閱

按：余英時的新書是環繞在中國文化價值和知識人這個主題，他認為中國知識人乃中國價值的創造者和捍衛者，這十幾篇文章是他這些年來討論這個問題的呈現。其中最後一篇是他獲得二○○六年克魯格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尤其能夠表現他這一生的歷史研究的重點。

以下摘自余英時二○○六年接受克魯格人文獎講詞

一九四○年代，中國整個過去都被負面地看待，無論何種看起來像是獨特的中國的東西，都被解釋成是對於以西方歷史發展為代表的文明進步的普遍模式的一種背離。其結果，中國文化傳統各方面的研究，從哲學、法律、宗教到文學和藝術，常常等同於譴責和控告。幸運的是，我能夠在香港完成我的大學教育，並繼而在美國攻讀研究生。當我的知識視野隨著時間而逐漸開闊，我開始明白的真相是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文化是一種具有自己明顯特徵的原生傳統。

中國文化開始清晰呈現出他的特定形態是在孔子的時代（西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這在古代世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代，在西方以軸心時代而著稱，孔子時代中國的原創超越的一個結果是出現了最重要的「道」的觀念，他是相對於日常生活的現實世界的超現實世界的一個象徵。

在把中國文化傳統本質上視為固有起源和獨立生長的前提下，我在過去幾十年裡嘗試沿著兩條主要線索來研究中國歷史。

第一，中國文化必須按其自身的邏輯並同時從比較的角度來加以理解。所謂的比較的角度，我指的是在早期中華帝國時代的印度佛教，和十六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毋須贅言，十九世紀中國與西方的第二次相遇是震撼世界的歷史性事件。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國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專注于中西相對的問題，僅僅用自身的邏輯而沒有比較的角度來解釋中國的過去，無疑會有掉入簡單的中國中心主義之古老窠臼的危險。

第二，在我對從古代到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我總是將焦點放在歷史階段的轉變時期。.中國歷史上這些意義深遠的變遷常常超出了朝代更替的意義。雖然朝代循環的觀念長期被傳統中國所奉行，而且短時間內也在西方流行，但這是個很誤導的觀念。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歷史學家以其日本同行為榜樣，開始按照西方的歷史模式重新建構和重新解釋中國歷史，這種削足適履的方法，無論他有什麼其他的優點，不可能對作為一個固有傳統的中國文化作出完全合理的評估。我確信，只有通過關注中國歷史變遷的獨特過程與方式，我們才有可能更清晰地看到這個偉大的文化傳統是如何在其內在活力的推動下從一個階段走向另一個階段。

如果歷史是一種指引，那麼中西文化之間在基本價值上似乎存在著大量重疊的共識。.中國的「道」畢竟就是對共同人道和人類尊嚴的承認。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到「道」的主流，中西相對的一系列問題也將隨之而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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