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榮景：政治如何搭救經濟

超級強權美國 到底怎麼了？
前美國政府經濟顧問克魯曼
打響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哨戰
挺身直言復興美國、重現榮景的關鍵就是「新新政」
然而，響的將是：喪鐘 or 禮砲？
政治改變是其中關鍵的核心！

　　回顧一個世紀的美國歷史，從鍍金年代的政治經濟，直到布希年代的災難，是保守主義運動掌控美國政府必然的發展；嬰兒潮世代美國中產階級的成長，則是受益於小羅斯福的新政。克魯曼指出：這兩種方向的發展都非自然演進的結果，都是由組織化的政治運動所引導的。

　　在這本絕世大作中，克魯曼解釋不平等的護衛者如何利用文化和種族的對立來謀利，而改革者則積極尋找弭平此等對立的方法。他更深入地探討放任式資本主義的遺毒，重新形塑美國社會政策的公共辯論，揭櫫政府應扮演好維繫社會穩固的角色，猛力警醒世人勿冷漠對待社會經濟不平等議題，錯失改善良機。

獲獎記錄

　　保羅．克魯曼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獲得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的第五人，這是只頒給美國四十歲以下優秀經濟學者最崇高的獎項。二○○四年獲頒有歐洲普立茲獎之稱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社會科學獎（the Prince of Asturias Award for Social Sciences）。

作者簡介

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

　　1982 ~ 83年曾任職於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現任職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經濟學與國際事務。克魯曼為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成員之一，同時擔任過紐約聯邦準備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聯合國，以及葡萄牙、菲律賓等國家的經濟顧問。

　　一九九四年克魯曼擔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時，正確預言亞洲經濟繁榮僅是假象，隨後因亞洲金融危機發生而聲名大噪，許多人認為他未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一九九八年獲德國柏林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倫敦政經學院百年教授。

　　他率先將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等概念，引進國際貿易理論，周全地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現象。在國際貨幣經濟學方面，二十四歲時他就構築出匯率危機的初步模型，成為該領域的開宗祖師。《編輯與發行人》雜誌曾選克魯曼為年度專欄作家，而其具有的廣大影響力更讓《華盛頓月刊》譽為全美最重要的政治專欄作家。一九九九年起，克魯曼為《紐約時報》專欄主筆，定期發表專文評論美國經濟政策。

　　《財星》雜誌曾喻其為「自凱因斯以降，文章寫得最好的經濟學家」。他的文筆優美又有創意，克拉克獎評審委員會認為足以媲美日本的徘句、狄金蓀的詩和馬蒂斯的油畫。

譯者簡介

吳國卿

　　台北市人，1956年生。政大新聞系畢，為資深新聞從業人員，從事翻譯工作十數年。譯作包括：《Why Not：創意之樂》、《哈利波特的魔法與科學》、《誰劫走了全球經濟》、《打響自己就一招》等作品（以上皆由時報出版）。

〈推薦序〉
有「溫暖的心」、更要有「冷靜的腦」 吳惠林

1 往日情懷：消逝的美好時代
不平等的新經濟∕不平等的政治∕新新政

2 長鍍金時代
鍍金時代不平等的延續∕財閥政治∕平民主義的問題∕保守派知識分子的主導∕新政的根本

3 大壓縮
中產階級之國∕富人怎麼了？∕勞工與工會∕戰時薪資∕平等與戰後的繁榮

4 福利國政治學
從激進主義到備受尊崇∕公平選舉權國家∕南方的奇怪角色∕工會∕平等時代的政黨

5 六○年代：吉中帶凶
民權與南方叛離∕都市脫序∕福利爆炸∕性、毒品與搖滾∕越南∕六○年代的分裂

6 保守主義運動
尋找平民基礎∕建立商界基礎∕吸收知識分子∕尼克森與大轉型

7 大分裂
贏家與輸家∕技術的需求∕體制：底特律條約的終結∕行為準則與不平等：執行長薪資飆升∕理由

8 不平等政治學
兩黨對立∕共和黨激進化∕大陰謀∕為什麼會這樣？

9 轉移大眾注意武器
勿忘堪薩斯∕費德拉菲爾∕邪惡帝國與惡人∕道德少數派∕無投票權勞工∕阻擋投票∕轉移注意的極限

10 平等的新政治
不平等的反作用力∕伊拉克與國家安全的新政治∕種族牌逐漸失效？∕堪薩斯沒問題嗎？∕尋找答案

11 醫療保險是當務之急
我們排名第三十七！∕醫療經濟學原理∕隱然形成的危機∕醫療改革的長期障礙∕二○○八不同於一九九三∕不能重蹈覆轍的錯誤∕邁向醫療改革之路∕醫療改革的報償

12 對抗不平等
不平等的代價∕減少所得不平等：後市場政策∕平等的算術∕降低市場不平等∕另一次大壓縮？

13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
自由主義與進步運動∕進步主義的目標∕黨派對立之必要

推薦序

有「溫暖的心」、更要有「冷靜的腦」
吳惠林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2,425

　　1997年7月2日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曾對世人造成莫大的震撼和傷害，但也造就了三個名人，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捍然實施外匯管制、固定匯率的魄力深受矚目；被馬哈迪指名道姓痛罵的國際炒家索羅斯（G. Soros）也一夕成名。另一位聲名鵲起的是當時任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現今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克魯曼（P. Krugman）。

克魯曼因金融風暴而暴紅

　　1994年底之前，知曉克魯曼大名的很可能限於經濟學術圈，以及美國部份閱讀過其雜誌文章者，但他在該年底，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發表的〈亞洲奇蹟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指出，東亞各國以往藉由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因素「數量」的不斷增加使用，所造就的「經濟奇蹟」，已因生產因素的衰竭，但技術進步卻無法提升，而接近尾聲，將與1930、50年代的蘇聯奇蹟那樣地消失相互呼應的特異觀點，引發世人議論紛紛。

　　就在兩年半之後爆發東南亞金融風暴，似乎正好印證其「亞洲奇蹟殞落」的預言，於是克魯曼一炮而紅，到處爭相邀約，其一言一行被全球媒體大量引述報導，「大師」、「諾貝爾獎候選人」等頭銜加身，而其過去所寫的文章也水漲船高，說洛陽紙貴也不為過。台灣出版界在當時也趕上這股風潮，接二連三出版他的書。據我所知，1999年1月、5月、8月就分別有《克魯曼驚奇》（The Accidental Theorist）、《全球經濟預言》（Pop Internationalist）、《失靈的年代》（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三本書在台密集面世，2000年2月又有《沿街叫賣的繁榮》（Peddling Prosperity：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出版。

　　我對這四本書都詳細看過，而且都寫了書評。第一本是小品文結集，第三本是對亞洲金融風暴應景之作，第二本是國際貿易理論與實際的較深入文獻結集，第四本則是鎖定供給面學派和「反自由貿易」（他以策略貿易學派稱之）這兩個極右和極左「政策學派」大肆抨擊。第四本書可說是很完整陳述克魯曼看法的一本「故事書」。他將這兩個在美國經濟政策史上扮演吃重角色的學派，很清楚地勾勒出來，並將之與真正的學院學者（即其筆下的「教授」）嚴格區分。克魯曼藉著將1973年之後總體經濟理論的演進，以及美國總體經濟發展和政策之變化，以說故事的方式讓讀者看個仔細。

文筆優美善說故事的克魯曼

　　看過這四本書之後，我已不禁贊歎克魯曼說故事的能耐，誠如作者簡介中所形容的「文筆優美又有創意，克拉克獎章評審委員會認為足以媲美日本的俳句，狄更遜的詩和馬蒂斯的油畫。」

　　在這本《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新書中，克魯曼更將觸角伸進政治領域，以「政治經濟學」描述美國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的政經發展史，再一次發揮他以優美文章說故事的能耐。這本書旨在哀悼美國中產階級的消失、所得分配的極端不平均，也可用這兩年非常流行的「M型社會」來形容。克魯曼在陳述美國的發展演變過程中，認為全球化和科技變遷這種一般共認的原因並不能解釋美國中產階級消失、所得分配惡化，而是體制、行為準則和政治力的改變，他於是描述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競合經過，行文中貶抑共和黨、贊揚民主黨。

　　在克魯曼心中，共和黨偏袒、保護大企業和有錢人，共和黨政府藉著減稅和取消社會福利，或讓福利民營化，將財富集中在少數人，再依靠他們的大筆捐款、獻金，經由選舉伎倆（例如利用種族、愛國主義意識型態）來贏得選戰，取得政權。不過，到小布希第二任時，美國人民已經覺醒，加上黑人以外的移民人數比重大幅提升，大反轉的時日已然到來，刻正進行的2008年總統大選明顯透露出此訊息，而民主黨勝選機率異常高，該黨兩位候選人不約而同重視並討論全民健保計畫、因應貧窮新方法、協助無殼族的選項等等方案就是最好的證明；相對的，共和黨對手完全提不出對策，只在比賽誰最像雷根，還有誰對酷刑最狂熱。

　　克魯曼在行文中非常懷念1930年代大恐慌後小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的那段日子，因為中產階級出現、社會公平、政黨間和諧共處、所得分配相當平均、人民安居樂業。我們知道，新政是政府大力干預市場，提供所得重分配社會福利。克魯曼在期待美國出現「新新政」之餘，主張將「全民醫療」作為重點，就像社會安全制度是舊新政的核心一樣。在成功實施全民醫療後，接著就能轉而解決更廣泛、更艱鉅的美國不平等的工程。他認為這是「自由主義者」的任務。

有必要釐清政府角色

　　克魯曼堅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而且引以為傲，他崇信「以限制極端富有與貧窮的體制為基礎的相對平等社會」，而且崇信「民主、民權和法治」，而自由主義者要讓中產階級社會重現，終極目標並非一黨統治，而是重新建立真正充滿活力、良性競爭的民主政治，克魯曼以「民主政治就是自由主義的真義」作為全書結語。

　　我很欣賞並認同克魯曼所講美國故事，但對他的詮釋和解讀卻難苟同，特別對他認為政府應「強制性」的實施全民醫療保險和全民健保，儘管他舉出法國、加拿大、英國的例子，也作了學理分析，但這些國家其實都有諸多嚴重問題存在，就說近期美國媒體也以台灣全民健保作為成功例子，並想取經。可是我們不是年年為此課題憂疑不已，而財務黑洞和醫療品質且已成新政府非常頭大的重大待解難題了嗎？

　　1999 年8月我以「凱因斯已經還魂？」為題評論克魯曼的《失靈的年代》一書，指出他比凱因斯更像凱因斯，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並建議重閱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對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的診斷，且呼籲「釐清政府的職能，還市場機能的充分運作，讓每一個真正具行為能力的『個人』，在學習試誤當中負起應有的責任，更重要的，讓墮落的人性重新拾回誠信等倫理道德，實在不宜再因循放任讓只重短期的凱因斯魔法再三地愚弄了，否則蕭條夢魘會更密集地蒞臨人間！」。

　　對於這本《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雖認同克魯曼同情弱者、幫助弱者的「溫暖的心」，但他偏向費邊社的「社會主義者」之葯方，其實很危險。同樣的，也應以「冷靜的腦」再向「純正的自由主義者」海耶克取經，以防走向「一條由善意鋪就的地獄之路」。就讓政府擔當裁判的角色、創造並維護「一個公平、公正、自由、安全、和諧的生活環境」就好，不應讓政府充當萬能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