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

　　文化大革命期間，兩岸對孔子有截然不同的評價：大陸批孔揚秦，將孔子和儒學視為中國落後西方的罪魁禍首；台灣則高舉文化復興，自居道統，將孔子神聖化，並在中學課程（國文選文和文化基本教材）中，教授儒家思想。時移事往，四十年後擾攘政治舞台者，紛紛謝幕，今日大陸反倒掀起孔子熱潮，希望藉由推廣孔子思想，推動「和諧社會」並塑造「中國和平崛起」的形象。「打倒孔家店」的代表學校「北京大學」，在國學熱之下，甚至有人呼籲在校園豎立孔子像。孔子和他的思想在兩千五百年後依舊屹立不搖，華人將中國一切的好事壞事全歸因於孔子，卻對孔子的存在一知半解。

　　有別於對岸作家于丹引起兩極評價的「《論語》心得」，金安平版的孔子傳，遍覽中國古代經傳注疏以及新出土的文物，考證嚴謹、評論公允，不媚俗地故做驚人之語，也不詆毀曲解或盲目推崇他的思想。作者回歸史料典籍，描寫孔子一生行誼；不諱言孔子個人好惡及其在魯國內亂中的角色，何以步下政治舞台不情願地成為職業教師，甚而浪跡天涯。孔子的家庭、教學、淑世的理想，在本書裡詳實呈現，栩栩如生，並論及孔門弟子、其他思想家、後代史家的孔子形象等。作者遊歷孔子的故鄉，引領讀者體會孔子個人最基本的生命感受：在巨變時代中如何自處，如何思考等，讓「正港」孔子褪去「聖人」裝扮，充滿「人味」。

作者簡介

金安平

　　畢業於密西根州立大學數學系，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中國思想的博士學位。金安平曾任教於衛斯連大學，現任教於耶魯大學歷史系。著有《中國的孩子》（Children of China: Voices from Recent Years）、《戴震論孟子》（Tai Chen on Mencius）與《合肥四姊妹》（Four Sisters of Hofei，時報出版）。與先生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合著有《二十世紀的中國》（The Chinese Century: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她的研究領域涵蓋儒家、道家與中國思想傳統。

譯者簡介

黃煜文

　　一九七四年生，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重要譯作有《論歷史》、《世紀末的維也納》、《肉體與石頭》、《巴黎，現代性之都》、《發現成吉思汗》、《追尋歐洲小販的歷史旅程》。

導論

　　最近我到中國進行訪問，有機會與來自鄒城（山東省的一座城鎮，位於孔子出生地曲阜南方二十公里處）的高中生們晤談。鄒城是孔子追隨者孟子的故鄉。學生們想知道，我對中國政府最近推動「和諧社會」以及與外在世界的「和諧紐帶」有何看法：這項政策是否與孔子的學說有任何關係？在創造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反覆稱引孔子之名是否就能與歷史上的孔子產生聯繫？這些學生幾乎每天一睜眼就必須為了競爭激烈的大學入學考試而準備，而他們對於自己現在所做的事也感到疑惑：每天準備考試是否真能有助於在共產國家中追求和諧，並且讓他們在其中找到孔子的思想精髓。

　　雖然這些學生比我更清楚答案是什麼，但他們還是希望聽聽我的意見。他們敏銳地察覺到自己所過的生活與他們的領導人宣稱的願景之間有著極大的差距。他們知道，如果自己未能順利通過入學考試，就算國家的集體目標再怎麼吸引人，都無法為他們與他們的父母帶來安慰。這就是新中國，這些學生已經走出馬克思主義。如果孔子在世，他應可了解這些學生的焦慮與他們對失敗的恐懼。

　　這群來自山東鄒城的學生要比中國其他地區的學生更關注孔子。他們對孔子具有較強的意識，因為孔子是山東人，是他們的一份子。事實上，兩千多年來山東引以為傲的就是孔子的名聲以及孔子的道德情操與政治智慧。然而在上個世紀，這層關係變得模稜兩可。一九一○年代與二○年代，將中國改造成現代民族國家的呼聲日益高張，有鑑於此，中國知識份子與改革者開始對孔子問題進行公開辯論：孔子學說是否仍可適用於在外國剝削下陷於困頓、脆弱的中國；更重要的是，儒家倫理是否容易被國家、統治者與具有政治或社會優越地位者誤用；把持權力者是否會以孝道與長幼有序為名，行不平等之實。當時，右派與左派各自提出堅強的論據護衛己見，但意見上的不合並未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學生可能因為對學校舉行的祭孔大典不敬而遭到開除，但整體來說公開的批孔行為只是個案。論戰主要局限在紙上，雙方並未因此失去應有的禮節。人們從各種形式對孔子的價值進行重估，例如戲劇、小說、歷史研究以及批判性的學術工作。就某方面來說，這可說是中國內部進行的一場自我檢驗。

　　對孔子的攻擊持續到一九四九年後的共產黨時代。但到了這個時期，批孔已不再是修正而是摧毀，到了一九六六年秋，情勢已完全失去控制。文化大革命就此揭開序幕。這場運動標榜破除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與舊習慣」。毫無思想或想像力的激進份子與狂熱份子把上級的命令當成毫無限制的通行證，毫無忌憚地虐待與殘暴對付知識份子；他們焚書、毀壞文化遺物並且夷平神聖遺址。他們看似自己命運的主宰，其實卻是喪失人性的奴隸，因此，當他們動手破壞時，這些年輕人臉上看不出一點遲疑。他們搶掠新疆的清真寺，大肆破壞山西與陜西的寺廟，放火燒燬合肥與洛陽的佛像，而且也沒放過孔廟、孔府與孔林這三處孔子家鄉曲阜廣受尊崇的遺址。當外人抵達時，曲阜官員與老一輩的居民使出一切可能的防禦手段。但當地學校的學生卻立場不堅：他們不知道在這場衝突中自己該站在哪一邊。到最後，許多學生屈服於壓倒性的革命勢力。學生們並未放火焚燒孔廟，但他們掘開孔子的墳墓，「宣布他已安全死去」。

　　八年後，孔子再次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被拉了出來與林彪配成一對。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與接班人。一九七一年，他在空難中喪生。根據官方的說法，林彪背叛了毛，而當他暗殺毛的計畫敗露之後，他與家人企圖搭乘軍機逃往蘇聯，但飛機最後墜落在蒙古境內。林死後被冠上叛國的罪名。三年後，在另一場目標對準孔子的群眾運動中，林彪被宣布是「現代中國的孔子」，因為根據一些調查人員的說法，林彪曾經寫過一幅字，上面題著《論語》的「克己復禮」。此外，還有其他指控試圖找出理由將林彪與孔子畫入同一旗幟與同一批判陣營。

　　一九八○年代，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之後，學術與古典學問逐漸重返國立大學與國家研究機構。孔子《論語》與其他儒家經典又再度進入課堂。從一九九○年代中期到現在，西元前三世紀的竹簡的發現使得儒學研究逐漸加溫，但絕大多數作品與討論仍局限在學院之內。過去二十年來，越來越多的觀光客前往曲阜等地遊覽，然而對中國人來說，儒家遺址觀光業的蓬勃發展，畢竟與在報紙上讀到黨領導人吹捧儒家社會美德，以及政府在非洲、歐洲、東南亞與南北美洲著手設立教授漢語的孔子學院，感覺大不相同。

　　曲阜近年來的發展令當地人百感交集，許多人仍記得一九六六年秋天發生的事。有些人當年曾褻瀆孔子墓地，有些人至今仍被他們當初掘出並予以羞辱的陰魂糾纏。如今，標榜德行的政治作風再次當道，這些陰魂搖身一變成了和善而平靜的靈魂，曲阜人別無選擇，必須歡迎它們回來。值得慶幸的是，至少新一輪的政治運動不再是另一場意識形態攻擊。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教授漢語，它被視為中國和平崛起的媒介，是好事即將降臨的前兆。……

　　今日中國政府……鼓勵學者從事儒學研究並且歡迎學生投入此一領域。中國政府提供經費獎助以儒學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但官員們也想讓人感受到他們的存在。例如在最近舉辦的學術研討會當中就可看到幾位官員的身影，另外還有來自香港、南韓的守舊學者以及開會地點當地的軍人。官員出席會議是為了增加自己在公眾面前曝光的機會，同時營造出自己深富人文氣息的假象。守舊學者來此是因為別處沒有人願意聆聽他們了無新意的知識。至於當地軍人則是受了免費餐點與白酒的引誘。雖然如此，會議的主角仍是學者與學生。有幾位學者提到「仁」的觀念：為什麼孔子將「仁」與「禮」連繫在一起，一個是道德概念，另一個則是世俗實踐？孔子死後三百年，「仁」經歷了何種演變過程？學者也討論孔子思想是否具有形上意義，近來出土的竹簡何以支持此一論點？是否《論語》曾一度多達「數百篇」，而由編輯者選出二十篇？若《論語》最早有「數百篇」，那麼這些篇章散佚何方，現存版本是否精確反映了孔子的學說？

　　如果孔子出席這場會議，他將發現其中濃濃的政治味。他會聆聽官員乏善可陳的談話，但不會正眼看著他們。他會跟穿著制服的士兵一起喝酒，卻故意避開那些守舊學者。他會與學者並肩而坐，與學生談天說地，他不安的心情將因此得到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