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與民主

　　本書選萃余英時先生關於人文與民主議題的三篇未發表講演文稿，以及七篇舊作，〈「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為最新寫就論文，「可以說是同一旨趣的不同發揮。」余先生對人文研究在華人社會的發展關注的很早，一九八四年與已故的吳大猷先生討論人文與科學的發展時，已預見臺灣社會中科學當令、功利取向的長程發展隱憂。兩位先生皆認為當時社會的進步集中在外在環境，個人的內向開發卻被遺忘了，於是產生很多道德、心理方面的問題。

　　除了人文研究，作者也關心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他根據自己在思想史長年的耕耘，不僅對民主提出通論性的闡釋，亦就兩岸三地不同的民主發展提出歷史解釋。他表示一九四九年後，臺灣之所以走上民主，中國沒有，是因為中國人文傳統在兩地截然不同的命運，臺灣保留了，中國則徹底地破壞了。余先生並強調人文傳統中的儒學一支有許多普世價值與西方民主制度巧妙接合；換言之，儒家傳統是民主在華人世界的基石。

　　書名取之「人文與民主」，是作者呼籲社會用人文給生命灌注精神價值，並期許臺灣作為中國文化社群的代表，在有了民主的選票後，更能以「人文」修養改進民主體制的品質。

作者簡介

余英時

　　安徽潛山人，一九三○年生，為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一九七三 ~ 七五年出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一九九一 ~ 九二年任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所獲學術榮譽計有：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等。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自序

◎人文研究篇

人文與自然科學應如何均衡發展──吳大猷院士與余英時院士對談
文化建設私議──人文學術研究是當務之急
「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
臺灣人文研究之展望

◎民主篇

人文與民主──余英時院士「余紀忠講座」演講全文
民主與文化重建
民主觀念與現代中國精英文化的式微

◎思想篇

中國思想史研究綜述──中國思想史上四次突破
對塔說相輪──談現代西方的思想動態
對塔說相輪──對評者的答覆

自序

　　本書的主題是「人文與民主」，包括三個單元：一、「人文研究篇」，二、「民主篇」和三、「思想篇」。這三個單元環環相套，是不能截然分開的。讓我交代一下本書的緣起，以為讀者理解之助。

　　兩年前（二○○八年）的夏天我在臺北作了三場講演：在政治大學講「臺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在中央研究院講「『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在中央大學講「人文與民主」。最後一題是特別為了紀念余紀忠先生的首屆「講座」而設，由時報文化基金會舉辦。紀忠先生生前在臺灣推動民主化不遺餘力，同時也通過學術討論會、公開講演、報紙專欄等各種方式倡導多元的文化觀點。所以我選「人文與民主」為專題， 向他致敬意。

　　但我選此題還有一層更深的用意，即針對「五四」以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而提出一種異議。「五四」時期的知識領袖們堅信中國最需要的兩大精神價值是「科學」和「民主」；只有在這兩大價值實現之後，中國才能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現代文明國家。就此一認識而言，他們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們崇拜科學有時未免過甚，竟走上了科學主義的極端，這在所謂「科學人生觀」的爭論上表現得最為清楚。科學主義的心態使他們忽視了人文修養對於民主社會的建立所可能作出的貢獻。我的〈人文與民主〉講詞即在正式提出這一新問題。我不否認科學的價值，但認為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基礎決不能僅限於科學。

　　〈臺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和〈「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兩篇講詞則偏重在討論所謂「人文研究」，在中國的思想脈絡下，究竟何所指？在這兩篇中我所涉及的問題與「人文與民主」這一主題是互相照應的。

　　以上三篇講詞都沒有發表過，因此構成本書的核心部分。但是關於這三篇文本的撰寫，我必須向讀者作一簡單的報告。不巧得很，二○○八年夏天我到臺北的當天便生病入醫院診治，每次講演都是得到主治醫師許可才勉強登壇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只能憑著手頭已有的筆記作臨場發揮，根本不可能撰寫講詞。除了在中央研究院講「國學」的一篇有一個簡單提綱之外，其餘兩篇都只有靠前一天晚上在病床上構想的腹稿。扶病返美之後，我一連好幾個月都在接受種種身體檢查。因此〈人文與民主〉和〈臺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兩篇都是根據錄音寫本修改而成的。我本來想另起爐灶，各寫一篇新稿，無奈力不從心，只好作罷。因此這兩篇的疏漏和文氣欠暢，必須請讀者原諒。但〈「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一文則是這次全書付印前通體改撰的，昨天才脫稿，可以算是一篇全新的論文。

　　以上述三篇未刊稿為中心，我又選了與主題密切相關的舊作七篇，可以說是同一旨趣的不同發揮（"variations on the same theme"）。由於我對於這一問題注意已久，新篇與舊作恰可互相補充。

　　最後，關於「思想篇」，我還要補充幾句話。本書所講的「人文」最終必然要歸宿到哲學或思想上面才算到了家。因此我把新寫的中國思想史綜述和二十多年前所寫關於西方哲學大轉變的兩文收在全書之末。（按：自一九八五年以來，西方哲學界未發生更大的波動，因此不必對原文作補充）本書首篇是我和吳大猷先生的一次對談，主持人則是余紀忠先生。這次談話的時間比〈對塔說相輪〉大概早兩年，細心的讀者必可立即發現，本書的一首一尾恰好是互相呼應的。大猷先生和紀忠先生都是我生平最敬重的前輩，濡筆至此，不勝人琴之感。

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余英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