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十年中國的見與思

得獎紀錄：榮登亞馬遜中國2013年度最暢銷圖書！名人推薦：「記者是最容易看見歷史，也最容易被歷史看見的人。很多記者因而忘了，看見歷史的目的，是要看見背後的人。柴靜不曾忘記，所以她能夠看見更多的人心與人性。」──天下雜誌總主筆 何榮幸

「不同的新聞環境，相同的心靈觸動。」──東森主播 吳宇舒

媒體推薦：天下雜誌總主筆 何榮幸

東森主播 吳宇舒

知名節目主持人 陳文茜

TVBS《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主持人 詹怡宜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為傳說北京要封城。還有人說，晚上飛機要灑消毒液。北京像一個大鍋，就要蓋上了。人們開始搶購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裡擠來擠去不知買什麼好，找到一箱雞蛋扛回家。

好像「轟」一聲，什麼都塌了，工作停了，學校停了，商店關了，娛樂業關了，整個日常生活被連底抽掉。

我們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著他們轉運病人。到哪兒去，運到哪兒，都不知道。

二十二號，突然通知有臨時轉運任務，開出兩輛急救車。長安街上空空蕩蕩，交警也沒有，司機周師傅開金杯麵包車載著我們，跟在急救車後面開了個痛快。那年天熱得晚，來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瘋了，純金的枝子胡亂抽打著往外長，襯著灰撲撲的荒街。老金杯在長安街上開到一百二十碼，窗開著，外頭沒人，風野蠻地拍在臉上。我原來以為這一輩子，就是每天想著怎麼把一個問題問好，把衣服穿對，每天走過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這麼到死，沒想到還有這麼一天。

到醫院，車一停下，我看到兩個醫生推著一個蒙著白布的東西，顛簸著跑過來。

我嚇了一跳。

他們把它往救護車上抬的時候，我才發現，是個輪椅，一個老太太坐在上面，從頭到腳被白布罩著，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沒有穿隔離服，沒有口罩，從普通的客梯裡推出來，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單，大概是臨時被拽過來，算隔離手段。

病人一個接一個地出來，很多人自己舉著吊瓶，我數了一下，二十九個人。這不可能，公佈的沒這麼多。我又數了一遍，是，是二十九個。

運送病人的醫生居然沒一個人穿隔離服，眼罩、手套也都沒有。只是藍色的普通外科手術服，同色的薄薄一層口罩。我攔住一個像是領導模樣的人，慌忙中，他說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後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的副院長王吉善，一週後也發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聲。編導天賀抽了一會兒他的大煙斗，說：「覺得麼，像是《卡桑德拉大橋》裡頭的感覺，火車正往危險的地方開，車裡的人耳邊咣咣響――外面有人正把窗戶釘死。」

我們住在一個小酒店裡。人家很不容易，這種情況下還能接收我們。一進大門，兩條窄窄的繩子，專為我們幾個拉出來一個通道，通往一個電梯。進了電梯，只有我們住的三樓的按鈕能亮，其他樓層都用木板封死，怕我們亂跑。進了三樓，沒有其他客人，空蕩蕩的長走廊裡靠牆放著一溜紫外線消毒燈，夜裡磷光閃閃。

樓層的服務員挺好的，給我房間打電話，說我們要撤了，以後你們自己照顧自己吧，給你們一人留了一個體溫計，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們打球的操場空無一人，掛了鐵絲，滿場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頭底下，飄來蕩去。

我家小區也知道我去過病房了。物業給我打電話：「挺好的吧？大家都挺關心你的……最近不回來吧？」我理解，拍完了我們也不回辦公室，車開到南院門口，把帶子放在門口傳達室。會有人來取，把帶子消毒後再編輯。

我妹來酒店給我送東西，我讓她帶只小音箱給我。晚上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隔著三四米遠，我讓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燈下看著我。去病房前我倆談起過父母，我問她：「你覺得我應該去病房嗎？」她說：「你可以選擇不當記者，但是你當了記者，就沒有選擇不去的權利。」

一天晚上，張潔莫名其妙地跑來酒店住，還帶著一大束花。「咳，領導，這時候您來幹嘛呀？」大家心想，還得照顧您。他不解釋，還一一擁抱，男人們著實不習慣，倒拽著花，繃著身體忍受領導的

親熱。

事後，我在媒體報導裡看到過張潔說：「他們幾個早期的時候回到南院來吃過一次飯，結果大家找我反映：你還注意不注意我們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間，真是……但轉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

他怕我們心裡難受，就來酒店陪著我們。

記者問我，我一點不記得去南院吃飯這事兒了。費勁地想半天，解釋說：「那時，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麼真實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來，我閉著眼從枕頭邊摸到體溫計，往腋下一夾，再半睡半醒五分鐘。反正發燒就去醫院，不發燒也要去。有一天，我覺得鼻子裡的氣是燙的，熱流直躥到腦門上，覺得肯定是感染了。閉著眼睛想，怎麼搞個DV進病房之類，不能白死。睜開眼看了看體溫計，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負責給刑場上已被執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說從不恐懼，只有一次，晚上洗頭的時候，打上洗髮精，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臉都出現在她面前。

她的話我覺得親切。非典時，我很少感到恐懼，有一些比這更強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龍頭下，開著冷水，水流過皮膚，一下浮出顫慄的粗顆粒，塗上洗面乳，把臉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覺得是死神在摸著我的臉。我一下子睜大眼睛，血管在頸上嘣嘣地跳。我摸著血管，這就是最原始的東西。活著就是活著。在所有的災難中，這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後來我才知道，有一陣子，我們幾個都認為自己肯定感染了。從醫院回來，大家不約而同沖很長時間的熱水澡，覺得有什麼粉末已經沾在身上，鼻孔裡嘴裡嗆得都是，但誰也不說，好像不說就是一種

保護。

台裡給了我們五個免疫球蛋白針指標，這在當時極稀缺，是當保命的針來打的，但司機周師傅不是本台職工，沒有指標，這五針被安排到當晚八點打，過後失效。

「要麼六個都去，要麼都不去。」我們打各個電話爭取，但台裡也協調不了。

錄音劉昶一邊聽著，說了句：「別球爭了。」七點半，他把門一鎖，不出來了，敲也不開。陳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這樣他安心。」

我們五個回來的時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著，一邊給他的錄音杆弄土法消毒――罩個女式黑絲襪在杆頭的絨上，一根煙斜銜在嘴角，眼睛在煙霧裡瞇起來：「沒事兒，該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醫院裡碰到個女病人，舉著自己的吊瓶，看陳威拿鏡頭對著她，轉頭跟身邊醫生說：「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來親丫的。」我們哈哈大笑。

「九・一一」後不久，美國人就開始做娛樂脫口秀，一邊捶著桌子忍住眼淚，一邊繼續說笑話。我當時不太明白，現在理解了，人們還能笑的時候，是不容易被打敗的。

我們待在急救中心，攝像小鵬每天去找漂亮的護士消毒。他最喜歡一個叫「鋼絲眼」的，因為那姑娘戴著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線鋼絲。他老站在遠處瞄著，又不好意思近前。鋼絲眼呵斥他：「過來！消毒！」

他說：「我不怕死。」

鋼絲眼冷笑一聲：「不怕死的多了，前幾天我拉的那兩個比你還不怕呢，已經死了。」

他立刻湊過去了：「多給點兒。」

鋼絲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給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頭上也來點兒？」他嬉皮笑臉指著自己的光頭。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們當中，我迅速變得粗野了，車在空無一人的長安街上，他們遞給我根糙煙，說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飯，飯館大都關了，就一家湖南小館子彪悍地開著，幾個服務員大紅襖小綠褲，閑來無客在門口空地上掄大繩鑽圈，見我們車來，一笑收繩，上幾鍋最辣的干鍋驢肉，顫巍巍地堆成尖兒。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紅辣椒圈兒，一碗碧綠的蒜苗段，齊投進去，滾燙得直濺猩紅的泡，往米飯裡澆一大勺，再拿冰礦泉水一浸，把頭栽進去吃，幾只光頭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務員說：「給我一萬張餐巾紙。」

他們吃完一鍋，也給我倒一杯白酒放著，講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烏黑，只剩太陽中心鮮紅一點，像鑽石一樣亮。小鵬說他把機器往戈壁上一扔，放聲大哭。他就是這麼個人，拍人物採訪時，常是大特寫，有時鏡頭裡只剩一雙眼睛：「看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誠。」

我說不上的跟這些人親。

我們拍過的從人民醫院轉運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佑安醫院治療，我們去採訪時已經可以正式進病房拍攝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進來的身形，邊喘邊笑：「中央台怎麼派個小娃娃來了？」

我也笑：「把臉遮住就是顯年輕。」

問她現在想得最多的是什麼，她看外頭：「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風箏。」

小鵬的鏡頭，跟著她的視線搖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門，我問主治的孟醫生：「她情況怎麼樣？」女醫生四十多歲，笑起來像春風，沒直接答：「一個病人來了之後晚上從來不睡，總張眼睛坐著，怕睡著了就死了。再這麼著就垮了。我說給我三天，我一定讓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裡見不著、不注意的人。這個病區裡的人，連帶我們這幾位蠻漢，看著孟醫生的眼神，都帶點孩子式的仰賴。告別時她對我說了句：「醫生要讓人活著，自己得有犧牲的準備。」

「你有麼？」

「我有。」她為我們拉開了玻璃門。

在空地上收拾傢伙的時候，天賀拿只小DV，突然問我：「你害怕非典嗎？」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頭就走。

從醫院出來，五月玫瑰色的晚霞裡，看著濕黑的老榆樹，心想，樹怎麼長得這麼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聽鋼琴，這東西怎麼能這麼好聽呢？走在路上，對破爛房子都多看兩眼。

幹完活，無處可去，我們幾個到北海坐著，架鳥的、下棋釣魚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沒了，四下無人，大湖荒涼，熱鬧的市井之地難得聞到這青腥野蠻的潮氣。遠遠聽見琴聲，順聲望，只一位穿藍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駁剝落的朱紅亭子裡，膝上一塊灰布，對著湖拉胡琴，琴聲有千災萬劫裡的一點從容。我們聽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這期節目叫「非典阻擊戰」。播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坐在賓館房間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鐘，就都埋頭接電話和短信。在那之前，我還真不知道我在這世界上認識這麼多人，那期節目的收視率是百分之五點七四，意思是超過七千萬人在看。那時候才知道電視的陣勢真大，短信裡有個不認識的號碼，說：「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間確實一閃念，要是現在死了，總算不會渾身散發著失敗的腐味兒。

小鵬看了一會兒手機，沒理解為什麼輿論會有這麼大反應，抬起頭說：「咱這不就一恪盡職守麼？」

陳虻也給我打了個電話，沒表揚，也沒罵我：「送你一句話――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媽學校停課，正在鄰居家打麻將，一看見片子，手停了。鄰居說我媽哭了。但她沒跟我說。她不是那種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問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麼？」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醫院，因為心裡一直沒放下那個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號，我在那裡看到病人從頭到尾蓋著白布推出來。兩天之後，我們的車又經過那裡。這個有八十五年歷史的三級甲等醫院剛剛宣佈整體隔離。

黃色的隔離線之後，有三個護士，坐在空空蕩蕩的台階上。她們手裡拿著藍色護士帽，長長的頭髮剛洗過，在下午的太陽底下曬著。相互也不說話，就是坐著，偶爾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頭髮。

車在醫院門口停了十分鐘，小鵬遠遠地拿DV對著她們。

人類與非典最大也最艱苦的一場遭遇戰就發生在這裡。從四月五號開始，陸續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醫護人員，有將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門診大樓北側的急診科是當時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這裡。我不明白這家醫院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感染，但我知道應該跟上次拍轉運的那二十九個人有關係，我得知道這是為什麼。沒人要我做這個節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來，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麼多，心裡就剩了一個念頭，我必須知道。

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什麼是陳虻說的「欲望」。

採訪中，急診科主任朱繼紅告訴我，當時這二十九個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衛生組織檢查的時候，他們曾被裝在救護車上在北京城裡轉。

九年後，再看二○○三年對他的採訪，那時候我還不能明白這個人為什麼說話語速那麼慢，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現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長時間說服他接受採訪。我說：「你不用作什麼判斷和結論，只要描述你看到、聽到、感覺到的，就可以了。」

在電話裡，他沉默了一下說：「回憶太痛苦了。」

「是，」我說，「但痛苦也是一種清洗，是對犧牲的人的告慰。」

朱繼紅帶我走進急診室門廊，他俯下身，打開鏈子鎖，推開門，在右手牆上按一下，燈管怔一下，亮了。慘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麼大的空間，藍色的輸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週四；四月十七日，週四……

每個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亂的被褥，有些從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腳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這就是我之前聽說的天井。四周樓群間的一塊空地，一個樓與樓之間的天井，加個蓋，就成了個完全封閉的空間，成了輸液室，發熱的病人都集中到這裡來輸液。二十七張床幾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間只有一只拳頭的距離。白天也完全靠燈光，沒有通風，沒有窗，只有一個中央空調的排氣口，這個排氣口把病菌傳到各處。

病歷胡亂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樣，已經發黃發脆。我猶豫了一秒鐘。朱繼紅幾乎是淒然地一笑，說：「我來吧。」病例被翻開，上面寫的都是「肺炎」。他指給我看牆上的黑板，上面寫了二十二個人的名字，其中十九個後面都用白粉筆寫著：肺炎、肺炎、肺炎……

「實際上都是SARS。」他說。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為別的病來打點滴的人呢？」

「沒有辦法，都在這兒漚著。」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裡，我會問他「你們怎麼能這樣不負責任」，但站在那裡，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木然柔順的絕望，讓我的心臟像是被什麼捏著，吸不上氣來――他和他的同事也漚在裡面。人民醫院有九十三名醫護人員感染非典，急診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兩位醫生殉職。

我想起轉運當天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只穿著普通的藍色外科手術服。當我在胸科醫院戰戰兢兢地穿著全套隔離服進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鐘，身邊的人緊張得橡膠手套裡全濕了的時候，這些醫生護士，在天井裡守著二十幾位病人，連最基本的隔離服都沒有。我問他那幾天是什麼狀態，他說：「我很多天沒有照過鏡子，後來發現，鬍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診科護士，三十多歲。她坐在台階上，淚水長流：「我每天去要，連口罩都要不來，只能用大鍋蒸了再讓大家用……我不知道這是我的錯還是誰的錯……」

朱繼紅帶我去看留觀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幾間普通的病房，遲疑地問他：「你們的清潔區、污染區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這兒畫一根線。」我不能相信，問了一句：「那你們怎麼區分清潔區和污染區？」朱繼紅沉默了一會兒，慢慢舉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這兒。」

我問：「你們靠什麼防護？」

他面無表情，說：「我們靠精神防護。」

我原以為天井關閉之後他們就安全了，但是急診科的門診未獲停診批准，只能繼續開著，病人還在陸續地來，沒有條件接診和隔離的醫院還在繼續開放，發燒門診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個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們來拍攝時，病人才開始轉運到有隔離條件的醫院。當時病人連輸液的地方都沒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輸。

他帶著我去看，所有的椅子還在，輸液瓶掛在樹杈上，或者開車過來，掛在車的後視鏡上，椅子不夠了還有小板凳。一個衛生系統的官員在這裡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兒子感染了，想盡辦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個床位，夫婦倆讓兒子住了進去。兩口子發燒得渾身透濕，站不住，只能顫抖著坐在小板凳上輸液。再後來連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癒的時候，父母已經去世。

一張張椅子依然擺在那裡，原樣，從四月到五月底，誰也沒動過，藍色的油漆在太陽底下已曬得褪色，快變成了綠的，面對大門口敞開放著，像一群啞口無言的人。

牆那邊一街之隔，就是衛生部。

五月二十七日，急診科的護士王晶去世。

丈夫給我念妻子的手機短信。

第一條是：「窗前的花兒開了，我會好起來的。」

他不能探視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壇醫院門口，進不去，就在世界上離她最近的地方守著。

她寫：「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來，她開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裡交代著存摺的密碼。

最後一條，她要他繫上紅腰帶：「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邊慟哭一邊念，我的眼淚也滿臉地流。小鵬瞪我一眼，做記者哪能這樣呢？可是我沒辦法。

他沒有告訴孩子。女兒大寶才六歲，細軟的短髮，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臥室門上貼了張條子：「媽媽愛我，我愛媽媽。」

我問她為什麼貼在門上，她不說話。我說：「你是想讓媽媽一回來就看見，是嗎？」她點點頭。臨走的時候，她坐在床上疊幸運星，說裝滿一整瓶子媽媽就回來了。我在黯淡的光線裡站了一會兒，看著她疊，大圓口玻璃瓶裡面已經裝了三分之一。她疊得很慢，疊完一個不是扔進去，而是把手放進罐子裡，把這一粒小心地擱在最上層。我看著，想找句話說，說不出來。過了一會兒，她抬起頭看我一眼，我心裡「轟」一下：她已經知道媽媽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難過。

出來後，車開在二環上，滿天烏黑的雲壓著城，暴雨馬上就要下來。一車的人，誰也不說話。

這是二○○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後，人們還會說「這是進非典病房的記者」，我常覺羞慚。從頭到腳蓋著白布的病人從我身邊推過的時候，還有媒體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但只不過隱約地感到怪異，僅此而已，僅此而已。我覺得自己只是大系統裡的一粒小螺絲，一切自會正常運轉，我只是瞥到了一點點異樣，但我沒有接到指令，這不是我節目的任務，我覺得轉過頭很快就會忘記。

然後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節目播出後，有同行說：「你們在製造恐慌。」當時我身邊坐著時任《財經》雜誌主編的胡舒立，她說：「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輕慢。」

最後一天，我們在協和醫院門口等待檢查結果，確認是否有人感染。張潔在辦公室等消息。我們幾個坐在車裡，等了半小時，一開始還打著岔，嘻嘻哈哈，過一會兒就都不說話了。天賀的電話響了，他接起來說：「對，結果怎麼樣？……出來啦？……哦，真的呀？誰？……對，是有一個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沒動，在心裡說了句粗口。

他掛了電話，戳一下我說：「喂，醫生說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節目都播完了。金杯車在街上漫無目的地開，誰也沒有散的意思，我們打算就這麼工作下去，張潔說：「你想去哪兒？」我說無所謂，去哪兒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東西回家，小音箱裡放著Skinny Puppy的音樂，站在高樓的窗口，看著空無一人的北京。看了一會兒，我回身把耳機扣在頭上，拿頭巾用力一綁，把音樂開到最大。如果當時有人看到這一幕，可能會認為我瘋了，因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體在極度緊張後的隨意屈張，音樂就像是誰站在萬仞之上，在風暴中厲喊。

我閉著眼睛張著手腳，胡亂旋轉，受過傷的左腳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樣插進來。人在那種快意的痛苦裡毛髮直豎，電子樂裡失真的人聲像在金屬上凶狠地刮刺，繩索突然全都繃斷了，我睜開眼，像一只重獲自由的小獸，久久地凝視著這個新的世界。

數月之後，我接到一封信，很短：「還記得七二一醫院嗎？」

我馬馬虎虎地往下看。

「從那以後，我一直在大街上尋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認為一個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問：『是你嗎？』對方很驚慌。直到在電視上看見你，我才知道你是誰，原來你是個有名的記者。」

他在最後說：「你會覺得好笑嗎？我曾以為你會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結束了。

（摘自第二章）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為傳說北京要封城。還有人說，晚上飛機要灑消毒液。北京像一個大鍋，就要蓋上了。人們開始搶購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裡擠來擠去不知買什麼好，找到一箱雞蛋扛回家。

好像「轟」一聲，什麼都塌了，工作停了，學校停了，商店關了，娛樂業關了，整個日常生活被連底抽掉。

我們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著他們轉運病人。到哪兒去，運到哪兒，都不知道。

二十二號，突然通知有臨時轉運任務，開出兩輛急救車。長安街上空空蕩蕩，交警也沒有，司機周師傅開金杯麵包車載著我們，跟在急救車後面開了個...

台灣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 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如果你來做新聞，你關心什麼？」他開了口，「我關心新聞當中的人。」

第二章 那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九年之後，人們還會說「這是進非典病房的記者」，我常覺羞慚。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但只不過隱約地感到怪異，僅此而已，僅此而已。

第三章 雙城的創傷
對人的認識有多深，呈現才有多深……雙城連續服毒事件調查到最後，我們發現，最大的謎，其實是孩子的內心世界。

第四章 是對峙，不是對抗
能不能採訪準確，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樂趣這麼簡單，這事關人的性命，我要是問得不準確，不配坐在這椅子上。

第五章 我們終將渾然難分，像水溶於水中
聚會上，朋友說，你現在做的這些題目太邊緣了，大多數人根本不會碰到這些問題。作家野夫說：「那是因為我們已經不是大多數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免於受辱了。」

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門吱呀一聲關上後，在這裡人們如何相待，多少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基本面目。

第七章 山西，山西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山西姑娘沒見過小溪青山之類，基本上處處灰頭土臉，但凡有一點詩意，全從天上來。

第八章 我只是討厭屈服
今天你的權利受到損害，你不說話，明天你就會失去更多的權利。

第九章 許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會存在
二○○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別的部門開會。被驚著了，因為在「新聞聯播」裡要開一個有我名字的專欄，叫「柴靜兩會觀察」。

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於涕淚交加中
準確是記者這一工種最重要的手藝，而自我感動、感動先行是準確最大的敵人，真相常流失於涕淚交加中，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絕不能走到探尋真相的半山腰就號啕大哭。

第十一章 只求瞭解與認識而已
虐貓這期節目播出後，我收到王的短信，她要的並不是同情，節目也沒給她同情。她只要求得到公正，這個公正就是以她的本來面目去呈現她。

第十二章 新舊之間沒有怨訟，唯有真與偽是大敵
我腦袋裡舊思維習慣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麼形成。錢鋼老師說，你可以看一看歷史，「你只管用力把一個人、一件事吃透了，後面的就知道了。」

第十三章 事實就是如此
華南虎照片的真假之爭，不僅事關技術，更是對事件各方科學精神的檢驗，真相往往在於毫末之間。

第十四章 真實自有萬鈞之力
去年地震中坍塌滑坡的山體，現在已經慢慢重新覆蓋上了草木，就在這片山巒之間，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莊和家庭。

第十五章 只聽到青綠的細流聲
全世界媒體都在這兒，金牌運動員有無數人採訪，我說：「那咱們就採訪不顯眼的吧，失敗者也成，只要打動咱倆的就算。」

第十六章 邏輯自泥土中剝離
新聞調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征地題材，各種口音，各個地方，各種衝突。節目組每天一麻袋信裡，一半是關於征地的。

第十七章 無能的力量
從世俗的意義上說，盧安克做的事情沒用，沒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廣，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種令人內心惶然震顫的力量。

第十八章 採訪是病友間的相互探問
把一個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點，才能瞭解和理解，只有不把這個人孤立和開除出去，才能看清這個事件對時代生活的意義。張妙死了，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結束了就過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第十九章 不要問我為何如此眷戀
理解的基礎是感受。人能感受別人的時候，心就變軟了，軟不是脆弱，是韌性。

第二十章 陳虻不死
談起陳虻時，有人說智慧，有人說尖銳，白岩松說「那是個非常寂寞的人。」他的寂寞不是孤單，是沒完成。

後記

台灣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 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如果你來做新聞，你關心什麼？」他開了口，「我關心新聞當中的人。」

第二章 那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九年之後，人們還會說「這是進非典病房的記者」，我常覺羞慚。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但只不過隱約地感到怪異，僅此而已，僅此而已。

第三章 雙城的創傷
對人的認識有多深，呈現才有多深……雙城連續服毒事件調查到最後，我們發現，最大的謎，其實是孩子的內心世界。

第四章 是對峙，不是對抗
能不能採訪準確，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樂趣這麼簡單，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