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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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雲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

老友戴鴻超兄最近完成對於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一書，在二人的各方面：家庭背景、事業經歷，以及他們的領導作風各個領域，都有詳細的對比。這兩位是對中國近代發展有極大影響的人物，對抗一輩子。現在二人都已故去，但是，他們的一生實在非常複雜，蓋棺了，卻還不易論定。真要對他們做全面的評價，我覺得還要等待若干年。可是今天，至少塵埃大半已經落定，我們也可以作一些初步的論述。歷史上這一類的人物，是褒、是貶，都經常會改變。學歷史的人，常常會以拿破崙作為話柄：每隔六十年，歷史家會發現一個新的拿破崙。

蔣、毛二人，從他們事業顛峰到現在，也已經有三個世代了。有關他們生平的史料：蔣氏部分，由於他的日記公開了，我們看見了一些以前沒看見的蔣介石。然而，也有人認為，日記本來就是給別人看的，記日記的時候，這個「自己」就難免有著意經營之處。雖然日記是第一手材料，卻也是最難處理的材料，因為沒有另外一本日記，作為核對的另說。

毛氏部分，更是麻煩，他的語錄發行量之大，據說超過聖經。然而其中有多少真假？他的其他著作，幾乎都是政策性的宣示，不能作為研究個人的史料。他的詩詞，雖然數量不多，卻是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反映其性格。二人同時代的其他人物，至今罕見完整的敘述，足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兩個複雜的人物。

鴻超的大著，據我所知，大約是第一部將這兩位人物作比較研究的作品。如上所說，如此複雜的傳主，不可能在一次的研究中，就得到定論。可是，在這複雜的課題上，鴻超起了先驅的作用，將來不斷地修正，至少有個起點。

鴻超吩咐我作序，我雖然是個史學工作者，然而我的專業，不在近代史。我現在能做之處，只是彷彿一個武俠小說中，朋友「過招」練習的人物。此處，我想提出的，則是根據鴻超的敘述，討論這兩位人物，自我期許的使命，以及從這一個角度，反射出他們所作所為的理由和後果。

先說蔣介石的部分，蔣介石是浙江小城鎮上，一個小商店店主的孩子。這一個地方，江浙地區的一部分，接近上海，對於近代中國的發展，有近距離的資訊。蔣氏自己，又曾經在上海有過一段股票經營的經驗，對於近代的商業都市文化，有直接的經驗。蔣氏留學日本，時間不長，也未必深入日本的社會。可這一段在國外的經驗，對於蔣氏的心態，還是會有一定的影響。蔣氏幼時讀書，是傳統私塾的教育，對傳統的儒家經書，也至少有相當基本的了解。

另一方面，毛氏個人背景是在湖南一個小鎮上，可說「中農」背景的家庭；這個內地的城鎮，對於近代的資訊，並不如浙江奉化能夠接觸的程度。但是湖南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湘軍的背景，使許多湖南人，對近代史上的人物，曾、左、胡、彭等人，有一定的崇拜。辛亥革命前後，宋教仁、蔡鄂、黃興等人，都有功業未垂的遺憾，對湖南人也有一定的影響。毛氏終生只有在後期離開過中國二次，都是前往蘇聯。除此之外，毛氏沒有出過國門。他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是一個小小圖書館員，據他自述，想見胡適、傅斯年等人，有如天上人物，難以接近。據說，毛氏從此對學術界人物，畢生介意不忘。

這兩個人的自我認知，由於他們對中國和四周環境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對自己的認知，和因此發展的自我期許，也就走了不同的方向，發展為完全不同的使命感。

蔣氏的使命感，正如前後兩個時代的其他中國人一樣，深深感受到：在東、西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犯和壓迫下，中國失去了幾千年為東亞中心的地位，屢經屈辱，喪失了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喪失了民族的自尊。正如他前後時代的其他人物一樣，自我期許，中國的復興，不僅是國家的事，也是自己的事。他在上海所見所聞，西方人和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凌和壓迫，毋寧更是切膚之痛。他自以為能夠得到的解決方案，也就是將中國徹底地「現代化」，其中包括模仿西方發展產業，發展現代軍備，建設現代國家。同時，也正如他同時代許多人的想法一樣，他在全盤西化與恢復中國文化傳統二者之間，必須有所選擇，因為他私塾教育的背景，他選擇了第二條途徑。他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即是期望結合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培育新文化。

蔣氏在日記中，反映的心態，時時自我警惕，要在儒家傳統中，自我提升品格。他自己所作的克己復禮功夫，使他對人際關係，既要顧全中國傳統的倫理，又不能躲開自己的權術，這就使他的作為，常為明眼人一眼看穿。譏評為矯揉做作，甚至於「偽善」。蔣氏確實一輩子沒有將自己的政敵置之死地，可是，無論他表面上如何與人相處，無論是友是敵，難得有人相信他的真誠。他的日記中，對於一些人，有很坦白的厭惡，可是，在面子上，他仍舊尊重和信任這些人。於是，終其一生，他只能以利與人相結合，而無法真正得到關鍵上的彼此相信。

任何人無法否認，蔣氏愛中國和中國文化之心，這一番民族主義，給予蔣氏力量，也因此，能吸引廣大的中國人民，在抗戰前，以及抗戰期間，全心全意接受他的領導。蔣氏建設新中國的大策略，乃是爭取社會中上層人士的合作，在沿海都市地區，啟動發展與建設，盼望有了成就後，拉動內地和基層，達到全面的現代化。這是一個從上而下的發展策略。

他對中國畫下的遠景，以建設中國為主題，他能夠了解現代知識的重要性，因此，他重用各方面專家，在南京十年，短短期間，奠定了一些基本的建設基礎。在臺灣的工作，顛沛流離之餘，他也能夠相信專家，運用這些專家的特長，將臺灣從貧窮中，建設為將近現代的社會，使蔣經國可以進行第二步，將臺灣建設成現代的工業國家。

毛氏走了另外一個方向，他的最初理想，也是為了復興中國。在他接受馬列主義以後，雖然他對馬列的理解深度不足，對近代國際情形，也幾乎是全無所知，馬列主義承諾的大同世界，使他終生憧憬嚮往。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理解的程度，別出歧徑，他大量閱讀傳統小說，吸取其中謀略，以致用兵政爭，常見水滸三國的痕跡。在廣州，他接受了馬列主義的訊息；在他而言，這毋寧是得到新的天命：唯物史觀演化論下，歷史必然走向的方向。在他自己心目當中，中國的復興，不是為了中國而已，也是為了可以在中國領導下，實現世界革命。將人間改造為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天新地。這個使命感，誠如上述，是一種「天命」，而他是「天命」的承受者。愈到晚年，他對「天命」的相信，愈是影響他的作為。

正由於他對世界的歷史並不清楚；據馬列學者意見，毛氏對於馬列主義也沒有深刻的研究，對於馬列主義在蘇聯領導下，曾經嘗試的「世界革命（共產國際的革命）」，其經歷的過程，也未必有清楚的了解。他能理解的，只是上述的歷史使命。這一個革命的使命感，導向一個所謂「革命倫理」；於是，「道德」、「正義」的解釋，是有自己的尺度，不能遵從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觀界定，也不能靠現代文明的價值觀界定。「革命正義」之所在，他可以超越一切的人間行為標準。若以「誅心之論」，毛氏的無知，使他能夠有極度的信心，以至於極度的狂妄。

毛氏一生，只要達到共產主義理想世界的目標，而且是在他領導之下的革命，他可以無所不為。他採取的策略，則是運用基層大眾的龐大潛力，摧毀社會的中上層；他的策略與上述蔣氏採取的途徑，可說完全相反。

在這一個革命途徑上，一切擋路者，都必須排除，一切障礙，都必須克服。所以，他終生的事業，每一階段都以「兩分法」，將世界分成兩塊，一部分是他所借重以為助力的群眾，另一部分，是他要消滅的敵人。所以，他沒有永久的朋友和同志。對他有用的時候，是親密的同志，威脅到他領導權的時候，就是必須剷除的人民公敵。

對於「群眾」，毛氏有其運用之道。例如，一九四九年以後，前面十年，他剷除反革命，剷除右派，剷除階級敵人：這些常常是以百分之五，作為比數，以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毀滅百分之五，其假設的的敵人。第二個階段，他的「大躍進」以成立公社為主要目標，希望實現那個共產社會的理想世界。那時，他的權威已經定於一尊；可是，身在高峰，他也已經與真實的世界隔絕。居住中南海，與群僚沒有平等的關係，他已沒有回饋的資訊。不了解全貌的情況下，毛氏以為可以憑意志力，改造人類社會。這個階段的中國，乃是煉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遍地餓殍，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浪費了無窮的資源，後果卻是長期的飢餓，和人性的扭曲。彭德懷直諫，遭逢忌諱，竟以身殉。劉少奇為他補救巨大的失敗，他卻以劉少奇是挑戰的敵手，除之而後快。

這場大禍以後，毛氏發動全面性的文化大革命。他大規模的驅使十餘億群眾，剷除了代表中國文化的讀書人，也剷除了代表現代知識的菁英；變本加厲，他以群眾鏟除了黨內的老同志，勳舊功臣，幾乎一掃而空。他其實久已不直接處理國家事務，竟閉門造車，肆意他的改造社會的政策。這位「神化」的人物，假借群眾的名義，一波又一波，摧殘中國的上、中精英，求取完成由基層群眾主宰一切。毛氏從下而上的改造大業，其實並沒有培育有能力的社會基層，無非引進全無知無能的四人幫和他們的盲從者而已。可在他的心目當中，他可以完全不在乎，因為他身揹著巨大的使命，一切的犧牲，都是有理由的。

以上蔣、毛二人的對比，乃是兩種世界觀、兩種文化背景，加上兩個不同的使命感，造成了兩個人的作風完全不一樣。弔詭之處，在大動盪的時代，在價值已經經常變動的時代，不遵守任何尺度的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是「無法無天」，他可以無所顧忌。相對而言，蔣介石被自己的文化背景約束，也被自己知識領域的限度約束，舉動都縛手縛腳，既想作聖賢，又常常不免權謀，兩頭不著落。在北伐以後，他的民族主義，可以號召都市社會中上層，共同建設國家。抗戰期間，中國精華地區的城市，幾乎全部淪陷。都市社會中上層也已殘敗凋零，蔣氏失去了憑藉。八年苦撐，民窮財盡，兵老師疲；他已無法在內戰中，與毛澤東作公平的競爭了。

歷史的弔詭：鄧小平反戈一擊，消除四人幫，啟動改革；其施政方向，卻是回歸蔣氏南京十年，重新進行實質的建設。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蔣氏豈非贏回了生死棋局？

史學工作者是事後的諸葛亮，只能以旁觀者的立場，來評斷已經發生的事情，對於那些歷史人物，史學的評斷也許是嚴厲的，也許是殘酷的。我終生希望能做到的史學工作，乃是在社會和文化的層次。對於個人的評斷，一向避之不遑。這一篇序文，在我是第一次有此嘗試。也正因為自己曾經身歷狂風暴雨，體會驚濤駭浪；此刻，置身事外，對於這一個時代兩個重要的人物，大膽提出我的評斷。至於，真正要對國共鬥爭成敗的比較研究，還是必須將當時的文化、社會、經濟各方面的情況，有通盤的整理，才能得到比較說得過去的假設。

為了老友吩咐，這次破例作人物評斷。口述之時，回想當時代的悲劇，不免悲惻。至於是非曲直，都付予讀者判斷了。



這本中文版書籍可能有衆多的中文讀者，因為中國人所具有的歷史觀影響他們對當代事務的看法；也因此這本書對中國今後的歷史進程具有重大意義。──哥侖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書稿用詞典雅犀利，令人讀之為快。──美國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政治學教授　鄭敦仁（T. J. Cheng）

這樣客觀論事的態度會引起讀者興趣，也是這本著作的貢献所在。我曾讀過作者的英文稿件，覺得文筆非常流暢。

──香港科技大學前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齊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