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

警告：未成年人請勿閱覽
「酒鬼薔薇聖斗事件」完整始末
前少年A的生命筆記

邪惡是與生俱來的嗎？
如果不是，那麼少年A曾經經歷了什麼？
這本由少年A親筆寫下的自傳裡有最直接的解答。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我，從此不再是我。
那是我從光明世界被永遠放逐的那一天。

所有原本生活中，尋常無奇的一件件零瑣小事忽然間都蒙上了一層莫名象徵的那一天。
「少年A」──成了我的代名詞。
我不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我成為一個無機的「符號」。
一個被大多數人當成「少年犯罪」的代表符號，
一個跟大家住在不同世界裡、沒有一絲一毫人類情感，
古怪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胎」符號。

　　本書是犯下日本神戶兒童連續殺傷事件（或稱「酒鬼薔薇聖斗事件」）的兇手少年A的自傳，可分為兩部。

　　少年A在書中的第一部陳述自己如何成為「怪物」的過程，以及自己心中對於犯下這樣的罪行有何想法；第二部則描寫結束感化教育之後，他是如何生活並試圖融入社會之中。

　　我不知道到底求過了多少次，希望時光能夠重來。還沒有犯下罪行前的孩提時代是那麼地溫馨令人懷念。──前少年A

少年A自傳《絕歌》 雙書評
　　1997年發生在日本的「酒鬼薔微聖斗事件」，因手段兇殘駭人且兇手年僅14歲，強烈衝擊社會。多年後，這名「少年A」出版自傳，再度引發輿論譁然。而台灣近年因數起隨機殺人事件，相關現象與制度亦屢受討論。為此，開卷特邀長期關注並參與此議題的精神科醫師與新聞工作者，針對《絕歌》撰評，各依所見所思，提出更深層的生命之問。

走在危機四伏的荊棘路上
⊙胡慕情（新聞工作者）

　　為什麼讀？要怎麼讀？翻開《絕歌》前，每個讀者可能都必須自問這兩個問題。一如記者報導書寫公共議題時，都必須經過「為什麼寫？」、「要怎麼寫？」的曲折思考。確立框架，有助於觀看距離的形成——區隔，卻不禁絕他者與自我，讓社會學的想像浮現。

　　《絕歌》是日本駭人聽聞的酒鬼薔薇聖斗事件當事人的自傳。1997年，年僅14歲的少年A，在日本兵庫縣神戶市須磨區犯下連續殺害小學生案件，造成2人死亡、3人重傷，其中一名小學男生的頭顱被割下掛在學校門口，並附上一封挑釁警方的犯罪聲明信件。少年A在事發18年後寫出此書，除自剖犯罪動機與歷程，也描述更生人重返社會的困難，引發爭議。

　　少年A對事件的分析縝密而富邏輯，沒有學理論述，卻不乏知識痕跡。這是少年A有意識地對事件「再詮釋」。我們或可抨擊少年A藉此合理化自身犯行，如書中提及沙林毒氣等事件形塑社會疏離氛圍；以及少年A精細描述性、暴力及精神疾患的交織如何影響個人。但若將上述詮釋視為少年A對自身犯行的「理解」，書裡呈現的歸因，其實提供我們探索人性混沌，乃至於如何補強社會網絡的線索。

　　記者工作，需探看苦厄，這才明白心理學第一堂課教授所說「健康很難」意味什麼：人一降生就開始缺損、必須修飾自我符合社會期待，稍有不慎就會離心，所有人都在路上，直至死亡。

　　暫時按捺常人對暴力與變態的反感來閱讀《絕歌》，會發現「活」是文中核心——「用我自己這雙手，孕育了死。」「所謂活著，就是感受痛苦。所謂給予痛苦，就是觸摸生命。」在讓人作嘔的犯行背後，少年A所描繪與戳刺的，正是每個人都須回應的，輪迴不休、充滿悖論的哲學命題。

　　而若深探隨機殺人事件背景，更會發現，階級與際遇會影響人的理性選擇能力與可能性。少年A事件雖不同於自小即成童工、受虐、家庭疏離的隨機殺人個案，但他們卻都共同探問：為什麼要活？人為什麼存在、如何存在？

　　上述問題，向來是危機四伏的荊棘小徑。穿越的方式總是歧異，因為每個人對成長過程所獲支持的詮釋不同。詮釋差異變幻出各種「活」的姿態，使世界不至孤冷扁平。不幸的是，總有人逸出想像常軌，製造逼近絕望的恐懼—人性若有任何高貴，在於願意透過理性與感性抵抗絕望鄉的來臨，而隨機殺人，正是對這高貴人性最大的拷問。

　　人以及想像的常軌，既是讀者以受害者家屬以外的身分閱讀《絕歌》時的錨定，同時也是我們觀看近年台灣幾起重大隨機殺人命案與思考文明微光的必要刺點。閱讀他者不在於探索歷史事實、淬取犯罪者悔意與追討正義—無論是當事人的自白或旁觀者的「紀實」，在攸關人性的議題裡，真相恐怕是永難抵達的幻境。文明進展裡，殘酷從來難以遏止，問題在於，世界或真有難解、無解的惡之深井，但「我」始終在「我們」之中，人從誕生那一刻就註定與社會鏈結，若對生命戒慎珍惜，思考與我們光譜遙遠的人為何以「死」叩問「活」，是不能迴避的一門課。

人人心中都潛藏著一點少年A？
⊙楊添圍（精神科醫師、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

　　我們應該怎麼去注視這樣的加害人？又該如何面對一位「前」殺人犯？如果，我們連完整讀完《絕歌》都如此困難。

　　尤其正值當今好幾位殺人犯犯下難以理解與原諒的行為，卻未獲判死刑的社會氛圍下，在這時候，一般大眾怎可能用道德和人性高度，用寬恕、包容去面對諸多的怨念和恨意呢？

　　這些，都讓所有試著去面對與理解少年A的心情，顯得更加困難而矛盾。這樣的人有必要理解嗎？他那是禽獸的行為，不是人會做的，何必去理解呢？

　　但是，他有過平常的童年啊，至少到小學四、五年級為止。他有愛他的父母，和兄弟的關係不錯，他在學校也有朋友，進入醫療少年輔育院後，還讀了村上春樹、杜斯妥也夫斯基。他沒有被虐待、被性侵害的經歷。案發前，他是一位有廣泛性發展障礙者的玩伴—只是這次，他把玩伴變成了被害人。

　　他不像當時媒體所報導的缺乏關愛。但是，他是個性變態、性施虐者，也是個虐貓狂徒，他喜歡看《沉默的羔羊》以及美國連續殺人犯的電影和故事，他不可能是一般正常人啊。

　　既然不是正常人，何需理解？如果人可以篩檢、可以預測，只要找對工具，透過篩檢站，設立舉報人，把滋擾分子、壞分子找出來，然後社會就能回歸平靜，人們安居樂業，故事就此完結。我們又何必去理解「那些人」呢？

　　美國司法精神醫學專家Robert Simon在《壞人所為，好人所夢》（Bad Men Do What Good Men Dream）一書裡不媚俗地直言：我們常認為虐殺和惡行與正常人無關，這種看法忽略了一個基本假設：我們都是人類，有能力達成許多層次的行為，有些是好的，有些我們相當清楚，是壞的。雖然大多數人可以遏制自身施虐、破壞的黑暗面，但是這一黑暗面卻日以繼夜地以不同程度出現與運作著。早期人類以為，月缺時，部分月亮也消失。今天我們知道，月亮的黑闇部分雖不可見，但依舊存在。

　　漢娜‧鄂蘭提出「邪惡的平庸性」，最引人寒顫的是，那是存在於你我之間的邪惡。當面對權勢與政治時，我們會如何表現？又會如何對待比自己弱勢的人？當言論自由與民主選舉稀鬆平常如空氣時，我們如何想像在威權統治下勇敢而誠實的生活？當飽食無虞時，又如何想像人們會因飢寒而驟起盜心？正如心理學者菲立普‧金巴多在《路西法效應》（商周）中所揭示，任何一位良善正直的公民要成為惡魔，何其容易。

　　所謂試著理解那些「惡人」，應該不是去「原諒」他們，也不是在被害人身上撒鹽，更不代表主張廢除死刑。而是，勉強自己去注視在每個人心中的黑暗面。或許終有一天，我們可以約略領悟到，原來不只是「他們這些人」會行差走錯，會觸犯法網。

　　理解是如此艱難，讓我們不忍注視，卻無法忽略。或許，在這樣的檢視之下，我們終於可以對自己多些了解，就那麼一點點。

原載：中國時報開卷版，2016-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