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

之4　井底之蛙

小舅擔心我聽不懂「上海話」，下班後常過來找我，問東問西。我說：「早就會了，不難啊。」他總是用上海話一再叮嚀：「處處小心點兒，別給我丟臉啊。」「誰丟臉了！」我忽然冒起無名火，大聲的「頂嘴」。

小舅拍拍我肩膀，略下這句話：「翅膀硬了呦。」是諷刺、調侃還是怒氣、失望，我不知道，看到他掉頭離去時，我油然激動的眼眶潮溼。小舅是「牽成」我的長輩，沒有感恩，卻還跟他鬧脾氣，我這是「瘋了」嗎？

書店打烊後的收拾、清潔工作，還需要兩個小時才做得完，當我躺下疲倦的身體，已是近午夜時分，這可以摺疊的「行軍床」，白天豎起來靠在鄰旁廁所的牆上，它是我在這世上唯一的「容身之所」；儘管如此克難，也比我之前寄養舅舅家好得多，我是阿嬤（外婆）撫養長大的孤兒，小時候不知有父母，只聽說媽媽會寄來生活費，我們祖孫睡覺的地方，是兩個塌塌米大的床榻；每到睡前阿嬤照例要唱一段「七字調」：「我身騎白馬走三關，改換素衣回中原，放下西涼無人管，一心只想王寶釧」。

這是歌仔戲「薛平貴與王寶釧」中團圓的高潮劇情，但從阿嬤口中唱出來，卻充滿「哀怨與悲悽」，這是底層生活者絕望的抒發之聲吧，我想。阿嬤的家在延平北路媽祖宮前面小巷底的大雜院，屋前有一塊廣場堆放外公買賣的火碳，這裡並不是我的家，可是據說出生後我就被送到這裡，由阿嬤照顧。

只要有野台歌仔戲，忠實戲迷的阿嬤一定不會錯過，她要我拿著小凳子，一起去看戲，雖然我很不耐煩，但小小年紀的我，很懂得「跟班」責任，每每安靜陪伴從不吵鬧，阿嬤因此常誇我這個「金孫」：早熟又貼心。

人與人之間的緣份似乎天註定，有父母的我，卻如同孤兒在阿嬤身邊長大，外公去逝後，火碳營生只好停滯，我跟阿嬤的生活立刻陷入絕境，那是我們走避空襲轟炸到「土城」生活數年後，重回延平北路時所發生的悲慘事。

阿公走後，三人變兩人，床榻寬敞了一些，阿嬤的歌聲依舊，而我長了身高，要繼續返回小學念書，原本在延平北路「太平國小」唸兩年日式學校的我，如今，忽然升上四年級，學校也改制成「國語小學」，只因戰事停了，台灣光復了，天下一夕之間改朝換代，大家都在期待好日子來臨。阿嬤日日盼望女兒女婿解甲歸來，而我對他們的音容早已模糊，我不怕「孤單一人」，最怕在舅舅家看舅媽的「吃人臉色」；最難忘的一次是阿嬤幫我裝便當（便當只有隔夜剩飯，並無菜。），不小心蓋子掉到地上發出了聲響，立刻聽到房間傳來怒氣忡忡：「哪個人在偷吃？」

疼愛我的阿嬤，擔心我到學校餓肚子，總是在我書包塞便當，我知道舅媽很在意，常指槡罵槐讓阿嬤難堪。

因此，能到「國華書店」當雜役，我很甘願，我選擇了像一葉孤舟行駛在茫茫大海的「行軍床」，它是唯一對我完全包容的「庇護所」，雖僅一尺半寬、五尺長的侷促空間，躺在上面，身體要彎曲，才能安放腳足。但它讓我隨即進入夢鄉，修補工作的體能消耗，讓我在次日起身時，又是一個充電十足、精神充沛，不懼烽火的戰士。

然而，今夜，我輾轉難以成眠，一幕幕跑馬燈的回憶：阿嬤曾經擁抱我的體溫、舅媽鞭子一樣的指桑罵槐、、、「延平北路、土城、延平北路、三重埔、重慶南路」幾度的遷居來去，我像是在做「總結」，但其實，我的命運才剛剛有轉折，不是嗎？

無法闔眼的我，反思再反思，今天對小舅發脾氣是什麼道理？我面對長輩無論多麼委屈，也從未這樣無禮，何況小舅是我的長輩，沒有他的介紹，我的人生不會有機會走到「重慶南路」，當時，我的放肆，難道就因為那一句問話嗎？不是的，他的話只是點燃的引信，當時我的內心好像一座急待噴發的「火山」，因為小舅是自己人，就成了倒楣的「出口」，「自己人」，多少年來，除了阿嬤之外，我沒有「親人」，是孤單所累積的「怨懟情緒」，有時候，憤怒的表現其實是為了掩飾撒嬌行為，人只有面對「自己人」，才敢發洩的那個勇氣，我現在明白了，我多麼渴望能賴在某人的懷裡哭著、鬧著、、、可是為時已晚，小舅一定不會原諒我。

原來，孤單會使人發狂，寂寞會讓人犯錯，在這一夜，我發現人的脆弱會因無知而衍發悲劇，我如何能夠避免墜落於黑暗的角落。

「你要強壯起來，爭取自己的活口。」阿嬤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1953年（十三歲）雙親先後從南洋歸建回來，父親恢復開業，所租的房屋很小，前面當「診所」，後面做住所，並沒有我可以待的空間，況且，因為父親在外面花天酒地，經常夜不歸營，影響到次日醫診工作，診所無人看診，病患抗議，母親無奈；夫妻倆人一碰面就吵架，甚至大打出手。當時的我唸初中二年級，在自我認同的那個年歲，家中醜聞讓我幾乎要窒息，只得離家逃到阿嬤身邊，當時，阿嬤再度收留我，卻像在交代遺囑一樣鄭重，給我這霹靂之語。

三年後，小舅把我帶到「重慶南路」，這是我的「重生」嗎？儘管雜役工作很辛苦，卻因爭取到「自己的活口」而倍感欣慰，畢竟，我做到了阿嬤的囑附。

小舅是「讀者書店」（遠東圖書公司前身）的員工，它就在「國華書店」隔壁，他曾說台灣人要在外省幫的天下討生活，總是「矮人一截」，他要我收斂嬌氣，完全的接受這樣的現實才是「上策」。

位於台北市城中區的重慶南路，在清朝時期北段稱為「府前街」，南段稱為「文武街」。日治時代，重慶南路稱為「本町」通，意思是「最繁華的街道」；當時附近的衡陽路稱為「榮町」通，兩處合併為「台北銀座」。這一帶有百貨公司，銀行、鐘錶店、金飾銀樓、時裝店、茶莊、布莊、餐廳，是上流社會人士出入的地方，白天車水馬龍，夜晚燈紅酒綠。

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國民政府遷移到台灣，總統府及各部會均集中於城中區，老蔣總統特別下令，將「府前街」、「文武街」更名為「重慶南路」，期勉國人要效法八年抗戰「重慶精神」，在台灣生聚教訓、整軍經武，期能早日完成「反共復國大業」。其中位於衡陽路口的「新高堂」書店，是日治時代台灣最大的書店，它成立於1896年，1915年在重慶南路擴大營業，成為戰前台北的書店龍頭，在20年代大量引進世界各國的書籍，發揮了打開漢語閱讀大門的角色。

不僅如此，「新高堂」書店三層樓高的紅磚建築也成了重慶南路的地標，在大廈落成的前一年，日本人擬定的台北都市計畫中，城牆拆除、道路規劃已趨完成，各地搭火車來到台北的人，一定會走經重慶南路，逛書店買書的行為，潛移默化漸漸使民眾養成閱讀習慣，造就了書街人流的氛圍。

戰後「新高堂」由東方出版社接手，位於「文武街」的「太陽號書店」，由商務印書館進駐，其他如「文明堂」、「杉田書店」等，也都曾在「台北銀座」締造濃厚的書香氣息。在百廢待興的光復時期，聚集知識與教育核心的「書街」，洋溢著台灣知識份子受到啟蒙的求知光輝。

戰後隨著政府來台的第一批人員，除了負責接收的官員外，要數「上海人」最多，這些進駐「最繁華的街道」的人，因為地緣與資訊的流通，以致能搶先在緊鄰政治大道旁的街道購置房產。當然，最主要的他們本來就是「商人」，深黯經商之道，能嗅到生意氣息外，也有足夠的投資財力。

「國華書店」的薛頌留老闆，原在上海開設「布匹印染工廠」，上海淪陷之前，他們當機立斷結束事業，扶老攜幼，全家十來口渡海到台北，變賣所攜帶的大量黃金，買下了重慶南路一段66號的三層樓房，並登記「國華書店」為事業基地。

於是一個接續一個，大批的上海人紛紛集結在重慶南路上，成為後來「書街」的先鋒，而衡陽路更造就了「小上海商圈」的美名。

當年，日本書店收攤遣返後，台灣的書籍全部由「上海」供應，除了「商務印書館」以分店經營自家的出版品外，其他書店也都由進口取得貨源。但是上海淪陷後，輪船無法直航，海路阻斷了，大陸的書籍只得先輸往香港，再以郵包郵寄到台灣，所以，我這個學徒每天最重要的差事，就是到郵局提領大宗包裹。這些包裹是當時台灣人的精神糧食，有文藝書、知識書、專業書、字典、辭典等等。

收貨後，我依照各地書店或單位來的分配再轉批發，這時都採用固定合作的「貨運」車送達。我的第二樁工作，就是開三聯單、計算貨款、抄寫訂單資料，然後分裝包裹、捆綁、張貼收件條，當貨運車到達時，有送出的，也有退回的。我必須清點退貨，核對單據，計算貨款，謄寫細目存檔，以供下次訂貨時的參考。可見重慶南路的上海幫，當時不但扮演了台灣書籍的總代理，更是掌握台灣人思想的流向。

這些書店經營，店面賣書只是其中一項而已，最大的收入是政府發包的「教育政策」，從小學、初中、高中、五專、大學的各類教科書，都分配在這些上海人手上。其次便是來自自製的出版品，無論是學生的課外讀物、輔助教材，還是文學、科學、史地、哲學等等，都採用「翻印」或」「改寫」方式，以慢慢取代大陸進口的書籍。直到兩岸斷絕，出版社如雨後春筍的成軍，很多書店的資深伙計離職自設門戶，分食著出版事業這塊從原來很保守、很封閉突然躍進的大餅，因為當時很多知識資源是被操控著，社會大眾的飢渴極端反應，政府只好開放出版條件的法規限制。

時值1956年，是我來到「國華書店」滿三年整，這天，老闆對我說，書店即將更名為「大中國圖書公司」，會擴大營業項目，鼓勵我再接再厲，並稱讚我的能力，言下之意似乎表示我通過了「試用期」，也就是學徒出師了。當天下班後，我趕緊跑去向小舅報佳音，並為曾經頂撞他的失禮正式致歉。

這些年來，我時時刻刻記著這個教訓，每天都在琢磨著內心的脆弱地方，我深知自己要從卑微到強壯，得去除一些偏執的習氣與念頭，我致力於怎樣融洽的在外省幫裡做人處事，如何從「矮人一截」這樣的現實中摸索專業關鍵。

小舅說：「不提過去了，你現在才真正是翅膀硬了，你有什麼打算嗎？」

我知道我博得老闆的信任與稱許，是靠著「苦力」，我來了三年，經手處理了千萬本的書，但我沒有翻開過其中一本，更不要說閱讀內容文字，說穿了，我仍然只是一隻「井底之蛙」，我又能有什麼「打算」？

小舅說：「我很高興，你沒給我丟臉，你算是給台灣人爭了一口氣呢。」他忽然哽咽了起來，也許感觸到學徒生涯的不堪，彼此心照不宣吧，我說：「去吃排骨麵，今天要豪氣的慶祝！」

每天晚上在武昌街城隍廟前擺出的麵攤，是軍旅伙夫出身的大叔掌廚，他的獨家絕活，就是排骨麵，這是當時我們最高境界的大餐。

之4　井底之蛙

小舅擔心我聽不懂「上海話」，下班後常過來找我，問東問西。我說：「早就會了，不難啊。」他總是用上海話一再叮嚀：「處處小心點兒，別給我丟臉啊。」「誰丟臉了！」我忽然冒起無名火，大聲的「頂嘴」。

小舅拍拍我肩膀，略下這句話：「翅膀硬了呦。」是諷刺、調侃還是怒氣、失望，我不知道，看到他掉頭離去時，我油然激動的眼眶潮溼。小舅是「牽成」我的長輩，沒有感恩，卻還跟他鬧脾氣，我這是「瘋了」嗎？

書店打烊後的收拾、清潔工作，還需要兩個小時才做得完，當我躺下疲倦的身體，已是近午夜時分，這可以摺疊的「行...

自序

2014年初秋，我意外接到作家心岱的來電，有著特殊海口音的鹿港腔，瞬間觸動了久違的記憶，多少年了？她在電話一端回答：四十五年，快半世紀了。

確實，她指的就是我們認識的時候，1972年，我成立「正文書局」，當時聘僱一位編輯名叫葉春暉，由他負責接洽作家與約稿，心岱的著作，就這樣編入叢書，與正文結了緣。

我生於1936年（民國26年），是台北人，歷經日治時代、二戰空襲、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大陸淪陷、國軍撤退、、、而連結了我成為出版商的契機。十六歲進入「國華書店」（大中國圖書公司前身）當學徒，從扛書的苦力、清掃的奴僕做起的我，雖然三年出師，十年已獨當一面，統攬公司所有業務，卻一直待了二十年後才請辭，白手起家自營出版業。

可以說，這二十年是為了磨一劍，練就功夫，出山比試輸贏；也可說，這二十年只為了等待一個有故事的人生，然後揮灑一番、狂笑一聲。

在30、40年代，經營書店門市兼出版業，是當時普遍的型態，但書籍畢竟與其他產品不同，它帶動社會的思維激盪，給予學子求知的滿足，讓民眾接觸新知的機會；與書為伍四十多個年頭的我，有幸在那個思想被嚴密監控的年代，參與文化開放的角力，這對純粹是商人背景的我，多少感染了儒家士為先的觀念，對於做生意，我學到的不是錙銖必較，而是懷仁為上，這使我一直把恭敬謙卑作為事業經營的方針。

與心岱重逢，恍如隔世，我們皆已退休，談起前塵往事，那些艱辛奮鬥的血淚都化作甘霖，點點滴滴縈繞心頭；「正文書局」在這半世紀中的起落，引她關懷，因而提議我書寫傳記計畫，力勸我留給子孫一本書，其價值勝過房產金錢。我大半生與書籍打交道，卻沒想過老來親自登場，用文字見證歷史洪流中的一瞬。我沒有相當學歷，更無高深學問，憑的是苦幹精神與誠信風格，這些舊時代的人情義理，拿到當今，想必還是普世價值吧。

兩年來，我面對作家，一五一十侃侃而談，彷彿潛入記憶深海，探訪沈睡幽靈；走入時光隧道，喚醒昔時歲月；回溯其實需要勇氣，那是創傷再度撕裂，也是情緒雀躍、平靜的時刻，但更多的是我也認同面對它，並整理它，生命才會翻開新的下一頁。

回顧成長的經歷、事業的挑戰、相關人事物的細節，還有家庭、婚姻、孝親、兒女、、、記憶之河沉浮的、、、我，一個在上海幫裡討生活的台灣仔，我，也是睡在書堆上做夢的王子。我，曾是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孤狼，我，也曾是坐擁書城的富豪、、、。我，終歸站上事業的浪頭了，遺憾的是，我60年堅苦奮鬥打拼的成果，卻沒能傳承給家人接棒，本來父傳子是天經地義，但受新教育長大的兒子，對出版及書店的經營毫無興趣，家業對他來說「太沈重」，他要走自己的路，使我在痛心扼腕之餘，決定告別大半生相依為命的重慶南路。

三間門市陸續的熄燈、龐雜的出版脈絡之終結、庫存書的清理，員工的資遣安排，耗繁的這些收尾工作，也花了幾年才全部完成，所以總的來說，閒雲野鶴般的隱退生活，還是在這十年間，時值百歲母親過世，這也給我對擁有「一片天」的省思，曾經我驕傲於自我的成就，希望這些前人種樹的餘蔭可以留給晚輩享福，可是，舊時代的觀念已經無法與新世界接軌。

不過，無論新人類有怎樣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理念，「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仍然是千古不變得原則，苦中作樂、苦後甘甜，這是我想給年輕人的鼓勵。

感謝作家心岱的代筆，使這本書有了可讀、美好的句點。

心岱序　每個人都是一本小說

「正文書局」在1972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說「母親的畫像」，兩年後，接著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萱草集」，可以說日後能成為作家，處女作的出版是最直接的支撐。當年我是文壇「新人」，以投稿報刊雜誌的作品發表，被讀者所認識，有了書的出版，就像一張履歷表，讓我信心加倍的往前邁進。

於是我面見了出版社的發行人黃開禮，從此與他結了友誼之緣。後來「正文書局」多次轉型，出版類型龐雜而多廣，從文史哲到教科書、工具書、電腦、字詞典等等，那個年代的出版事業，除了印書生產外，大都志在「門市經營」，黃先生也不例外，他是第一代學徒出身的台灣人，師從大陸淪陷來台的上海商人。由於當時省籍觀念對立，台灣人要在外省幫裡討生活，倍受宰制與艱辛，雖說「學徒」，其實並無老師教導，一切都要自己察言觀色，身兼打雜小弟與東家奴僕的身分，漫漫等待「出脫」的一天。

黃開禮在這種環境下苦熬成婆，從苦力少年成長為入行伙計，為東家奉獻二十年的風華歲月，才請辭自覓新領地，「正文書局」就是他創業的第一塊招牌，往後的二十年，隨著台灣政局的穩定、經濟起飛、他的事業也在一片榮景的社會中風起雲湧。

日治時代台北商業心臟的街道是現今稱為「衡陽路」的「榮町通」，而直通總督府的「本町通」也就是光復後打造成書街的「重慶南路」，1915年，在這兩條街道的十字交叉口，有一棟規模宏偉的「新高堂書店」，這家由日本商人所經營的三層樓書店，除了獨家進口日本內地的書藉雜誌外，更配合總督府的圖書思想審查，壟斷了公小學校的教科書之販售。

戰後，這個地標迅速被接收改成「東方出版社」，以出版兒童讀物與字典為重點，協助政府推行去日本化的「國語」政策；除此之外，可以說二戰前後，台灣的出版業一片沙漠，接著，大陸淪陷，上海人以地利之便，看準了這塊處女地，來台大量進口或翻印大陸的出版品，這期間，最早在重慶南路下樁布局的「國華書店」，後來擴大營業，更名為「大中國圖書公司」，是五十、六十年代學子心中書店的第一名，然而，沒有人知道百廢待興的當時，這條已然成形的「書街」，正是上海幫發跡的天下，所謂「幫」，就是一種封閉生態，當時上海幫絕對不雇用「外省人」，尤其歧視台灣本地人，可是就這麼「天意」，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黃開禮來到「國華書店」，從此苦力為生、與書為伴，突破了「上海幫」佔據書街的鐵律，在歷史洪流中締造了血淚傳奇。大環境牽引著個人命運的起落，回顧黃開禮先生的人生或事業，都是單憑己力對抗強勢、孤軍作戰的「孤狼」型，他個性孤傲不群、行事特立獨斷，這種「強人」釋來自童年「一無所有」的人格養成。他自嘲從小追求「活下去」，為了試煉自我能耐，奮鬥不懈、日以繼夜，追求著「不敗」，但經歷了這一切後，才發覺凡事再怎麼成功，若漠視「一朵小花」的價值也是枉然，這使他選擇在事業顛峰期了然隱退，學習放下一切的幸福。

每個人都是一本小說，黃開禮的故事橫跨20年代至今21世紀，超過了八十年歲月，其中除了強烈的勵志性外，更多的是讓我們重溫戰後的台灣景況，在那個物質與精神都匱乏的時代，人是怎樣存活的，從小學徒到大老闆，他的奮鬥人生記錄了台灣社會文化史的抽樣與縮影。

從「文壇新人」到「資深作家」的我，無論作品有多少，都永遠感念「正文書局」出版的兩本處女作，有此機會因代筆的緣故，讓我走進舊時代的叢林，摸索背景與發端，把「小個人」融入「大社會」鳥瞰，格外能在歷史長河中感受「人生故事」的價值；「有故事可說」，是「求同」的科技時代最難能可貴的，願與大家分享這老靈魂的傳奇。

自序

2014年初秋，我意外接到作家心岱的來電，有著特殊海口音的鹿港腔，瞬間觸動了久違的記憶，多少年了？她在電話一端回答：四十五年，快半世紀了。

確實，她指的就是我們認識的時候，1972年，我成立「正文書局」，當時聘僱一位編輯名叫葉春暉，由他負責接洽作家與約稿，心岱的著作，就這樣編入叢書，與正文結了緣。

我生於1936年（民國26年），是台北人，歷經日治時代、二戰空襲、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大陸淪陷、國軍撤退、、、而連結了我成為出版商的契機。十六歲進入「國華書店」（大中國圖書公司前身）當學徒，從扛書的苦力、...

蔡衍榮序　重南書街的時代見證者
心岱序　每個人都是一本小說
自序　把缺憾還諸天地

之1　不歸路
之2　金磚歲月
之3　書街榮景
之4　井底之蛙
之5　時間最貴
之6　生命中的浮水印
之7　誠懇的人不怕低頭
之8　三十而立
之9　一萬元的羞辱
之10　打造正文書局
之11　戰國時代的單打獨鬥
之12　一日千里的出版盛世
之13　重慶南路的一匹孤狼
之14　開放動盪的事業顛峰
之15　世上沒有千年的老闆
之16　渴望一朵小花
之17　漫漫長路（完結篇）
之18　篇後語

附錄　重慶南路書街紀事

蔡衍榮序　重南書街的時代見證者
心岱序　每個人都是一本小說
自序　把缺憾還諸天地

之1　不歸路
之2　金磚歲月
之3　書街榮景
之4　井底之蛙
之5　時間最貴
之6　生命中的浮水印
之7　誠懇的人不怕低頭
之8　三十而立
之9　一萬元的羞辱
之10　打造正文書局
之11　戰國時代的單打獨鬥
之12　一日千里的出版盛世
之13　重慶南路的一匹孤狼
之14　開放動盪的事業顛峰
之15　世上沒有千年的老闆
之16　渴望一朵小花
之17　漫漫長路（完結篇）
之18　篇後語

附錄　重慶南路書街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