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掠奪：華爾街的擴張和美國企業的沒落

名人推薦：【各方評價】

福洛荷揭露了美國經濟的衰退之謎，指出美國的競爭威脅不是來自外部的移民或中國，而是來自國內。她說明了金融業如何滲透到我們經濟與政治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以及造成金融危機的人如何從中獲利。

—約瑟夫‧史蒂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這是一個節奏快速、令人激動、研究充分的離奇故事，生動揭露出一直是最近金融業（掠奪者）崛起故事中的一環──黑幕交易。華爾街享受了無法估算的榮華富貴，因為它消耗掉太多實體經濟（生產者）創造的價值了。讀者一定會被書中...

這絕對不是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會做的事。

二○一三年春天，賈伯斯在蘋果（Apple Inc.）的執行長接班人提姆‧庫克（Tim Cook）決定，公司要借一百七十億美元的債務。是的，借貸。即使蘋果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企業，而且到目前為止已經銷售超過十億個科技裝置，銀行裡已經有一千四百五十億美元的存款，每個月還不斷流進三十億美元的獲利。

所以，為什麼要借錢？很明顯地，並不是因為公司資金短缺，或無法動用現金，而是因為蘋果的財務主管決定，借貸是取得資金更好、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不管一般貸款的成本有多少，由於有一種只對績優公司發行的低利率債券，蘋果就能因此大幅節省成本。更棒的是，蘋果不必真的動用它的銀行帳戶，它不像我們，帳戶就開在街口某個銀行，而是散布在全球各個不同地點，包括境外的金融機構（公司對這些細節很保密）。如果這些資金回流到美國，蘋果就得為這筆錢付出很高的稅率，雖然一家正宗的美國公司逃避大筆稅金不太好看，但這的確是它一直細心規劃在避免的事。

因此蘋果借了一百七十億美元。

這絕對不是賈伯斯的行事風格。賈伯斯專注在不斷創造讓人無法抗拒並能改變生活的產品，並且對產品成功之後，錢就會跟著進來深具信心。相較之下，庫克密切關注的是資金，對資金的操控手法也越來越複雜。為什麼呢？部分原因是自從二○一一年賈伯斯過世後，即使公司仍然銷售出數量驚人的產品，但蘋果已經開發不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科技。有時候，這件事會讓股價受挫，也讓人擔心公司未來的長期發展。當然，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當一家公司更聚焦在財務工程而不是實質工程時，就會更相信這是必須繼續做下去的事。但現在，蘋果有的就是現金。

那麼，是什麼原因需要這一百七十億美元？原來，蘋果不是要用這筆錢來蓋新的工廠，或開發新的生產線，而是拿這筆資金來回購股票、豐厚股利，以收買投資人，這樣做可以刺激公司低迷的股價。而且至少在短期內，這個策略的確奏效。股價一上揚，就能為同意這種操作手法的董事會成員，以及公司的股東們產出數億美元的紙上財富，而庫克本人也是公司最大的股東之一。這對他們來說很棒，但並沒有為蘋果帶來光采。對沖基金經理人戴維‧安霍恩（David Einhorn）長久以來一直在抱怨，這家公司的儲備現金，股東分得還不夠，他不經意地說出，蘋果也應該把和製造創新產品「相同水準的創意」應用在資產負債表上。對他和美國現在企業界的很多人來說，這種創意和另一個創意，都是一樣好。

但我在本書有不同的論點。

蘋果大概是世界上最廣為人知的公司，當然也是最受喜愛的公司之一，現在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思考，要如何從財務工程而不是傳統工程來賺錢，這告訴我們，美國最大企業的優先要務已經徹底翻轉，更別提鼓勵這一切行為的稅務制度背後的政治因素。這個小插曲也清楚說明，很多美國最大型的企業已經背離自己顧客的需求和欲望，以及整體國民的情感和理智。

因為沒有犯錯，蘋果也不構成違法行為。因此，蘋果回購股票和發放股利，已經成為稀鬆平常的事。這個策略讓公司的高階主管和最大股東變得更富有，但長期下來經常扼殺了創新的能量，也削減了創造就業的機會，並慢慢侵蝕了它的競爭地位。從二○○五年到二○一四年之間，標準普爾五百指數（S&P 500）的五百家公司，在這類支出總共花了超過六兆美元的金額，即使他們裁減工作又減少投資，依然刺激了股價與市場。像蘋果這樣的企業金庫滿溢，因此美國頂尖公司今年分給股東的現金，很可能會創下新高。

但在同一時期，我們的經濟卻在「復甦」之路上步履蹣跚，簡直是兩個世界。薪資停止成長，就業領域成長最快的前十種類別當中，有六種時薪是十五美元，而且勞動參與率是一九七○年代晚期以來的最低值。在過去，美國企業的財富增加，一般美國民眾的財富也會跟著增加，但現在，這種關係卻被什麼東西打斷了。

這個什麼東西就是華爾街。就在蘋果宣布將用一百七十億美元回報投資人的幾個星期後，鯊魚開始環伺。企業狙擊手（按：指惡意收購）卡爾‧伊坎（Carl Icahn）是在門口守候的原始野蠻人之一。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之間，遭受他襲擊的公司包括環球航空（TWA）和納貝斯克公司（RJR Nabisco）。伊坎開始火速收購蘋果股票，並要求庫克花更多錢回購股票。每次他一要求，蘋果股價就跟著攀升。到了二○一五年五月，伊坎的股權暴增了三三○％，超過六百五十億美元。而且蘋果也宣布，到二○一七年三月為止，總計將花兩千億美元在發放股利和回購股票上。同時，這家公司的研發支出占銷售金額的百分比，從二○○一年開始就持續下滑，現在更是下滑到有史以來的更低點。這好比食用大量的糖分後所造成的興奮感，所有人都在猜，這對蘋果長期的未來意味著什麼。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美國的生意已經不再是商業了，而是金融業。今天，從「維權股東」（activist investors）到投資銀行，從管理顧問到資產經理人，從高頻交易商（high-frequency traders）到保險公司，是金融家在對美國企業發號施令，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在金融市場創造財富已經變成目的，而不是把金融市場當成工具，以達成共享經濟繁榮的目的。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更糟的是，金融思維已經在美國企業根深蒂固，即使最大和最有前景的公司也開始運作得像銀行。舉例來說，蘋果開始和金融機構一樣，用大筆多餘的現金購買企業債券。二○一五年彭博新聞（Bloomberg）的頭版標題為：「蘋果是新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庫克是新的債券之王。」由於蘋果和其他科技公司持有那麼多的現金，現在他們與投資銀行一樣，鎖定新公司發行的公司債券，就不令人意外了（看來蘋果發行自己的信用卡，似乎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在本質上，他們的運作就像銀行，但卻不像銀行一樣受到監管。如果科技大廠在某個時間決定拋售這些債券，市場就會受到影響，這個問題已經引起金融研究局（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專家的關注，這個組織是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後，財政部為了監測金融市場的穩定性而成立的。

不單單是科技大廠在效法金融業，航空公司在石油價格的避險交易上，經常比販售機位賺取更多利益，雖然下錯賭注可能造成百萬美元以上的損失。美國最早的創新家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所創辦的公司，子公司奇異資本（GE Capital），直到最近，也已經變成像美國國際集團（AIG）一樣，屬於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由於它所造成的風險，奇異現在已經把它賣掉）。財富五百大（Fortune 500）的企業專注在複雜的打地鼠計畫，為了逃避在美國支付稅金，以及其他要收稅的國家，把現金存在各個境外銀行。但是避稅，或甚至是像大藥廠輝瑞（Pfizer）這類公司所做的「稅負倒置」（tax inversions）策略——這些公司享用了各種政府支持的好處（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和科技、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卻逃避分攤國家稅收——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現在的美國企業只要搬動現金，就能比以前賺到更多錢。光是從單純的金融活動，像是交易、對沖買賣、稅負優化和銷售金融服務，就能產生比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差不多五倍的收入。

我們現在似乎都是銀行家了。

這是一個事實，而且是我們經濟運作方式的核心，只是這個運作方式並不管用。二○○八年金融危機至今過了八年，我們終於邁向復甦，但這是戰後時期以來最漫長、最疲弱的復甦。原因是什麼？我們的金融體系已經無法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只對其本身產生功用，前面所說的、本書將出現的其他故事，以及佐證的大量數據，將一一說明這些原因。我們的市場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生病，整體性的問題，包括比平均值更慢的成長率、收入更不平等、薪資停滯、更加脆弱的市場，另外，還有許多人無力負擔如住宅、退休和教育等中產階級的基本需求，在我們整個經濟中，事實上是整個社會中，都普遍感受得到。

問題診斷

我們的經濟疾病有個名稱：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這個名詞意味華爾街和它的思維趨勢已經駕馭美國，不僅滲透到金融業，也包括美國的各行各業。這種非常重視短期又高風險的想法，在二○○八年幾乎翻覆了全球經濟，現在還拉大了貧富差距，阻礙了經濟成長，並威脅到美國夢的未來。美國的金融化包含從金融業的規模與業務範圍的成長、經濟體系中金融活動增加，到為了投機交易而不是生產而借貸的行為增加，還有股東價值在企業治理模式當中具有支配地位，在公私部門盛行著高風險而自私的思維，金融家和因金融活動致富的執行長的政治權力擴張，以及「市場知道怎麼做最好」的意識形態，即使已經造成了七十五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卻依然當道。這個轉變甚至影響了我們的語言、公民生活，以及我們彼此建立關係的方式。我們談人力或社會「資本」，並且從教育、重要的基礎建設到刑期，把一切有價證券化。這是我們快速形成「投資組合社會」（portfolio society）的一種標記。

前面描述蘋果公司卡夫卡式的故事，只是很多隨著金融化而出現的反常結果之一。金融化是學界用來描述我們本末倒置的經濟體制，一個不太可靠卻又非常貼切的字眼。在這種本末倒置的經濟體制中，生產者——我在本書使用這個名詞來描述創造實體經濟成長的人、公司和想法——已經成為掠奪者的僕人，那些人利用失能的市場制度，主要是增加自己而不是整個社會的財富。掠奪者包含許多（當然不是全部）金融家和金融機構，還有在公私部門被誤導的領導者，包括為數眾多的執行長、政治人物和監管人員，他們似乎不了解金融化是如何侵蝕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甚至是我們的民主。

當然，解決金融化的第一步是要先了解它，這個非常複雜和廣泛的現象是從銀行業開始，但絕對不只發生在金融業。金融業在經濟中的傳統角色，也是我們的成長所依賴的角色，是將家庭存款轉而用於投資。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失去了這個重要的連結。今天的金融業大部分致力於鍊金術，他們核發大量的貸款，將金錢輸送到金融體系的不同部門，而不是投資在平民街。前英國銀行業監管者、金融穩定專家，以及現任新經濟思維學會（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主席阿代爾‧特納（Adair Turner），在近作《債務和魔鬼》（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一書中詳細說明這個現象：「這個趨勢在不同國家有些微差異，但是大方向是清楚的：在先進的經濟體中，特別是美國和英國，資本市場和銀行業對新興投資的資助正在減少。在這體系中的大部分金錢是用來對現有資產進行借貸活動。」簡單來說，特納要說的是，金融業沒有資助創造工作和提高薪資的新想法和計畫，卻轉而專注在把現有資產證券化（例如住宅、股票、債券等），將它們轉換成可以交易的產品，可以結合，然後分割，而且銷售的次數越多越好，這就是他們在二○○八年事件爆發前一直在做的事。特納估計，現在只有一五％的融資流量投入到實體的經濟計畫，其餘都留在金融體系內，使得金融家、企業大亨和最富裕的少數頂層人口變得更富有，他們在美國，甚至在全世界，擁有絕大部分的金融資產。

金融業未受管制的影響，是在數十年來已經以各種方式呈現的現象，為什麼現在會有急迫性呢？一個原因是，即使從二○○八年以來，政府已經在貨幣和財政刺激方案支付了數兆美元，但我們仍處於二次大戰戰後時期以來，一次最漫長、最疲弱的經濟復甦，這表示，我們的經濟模式已經崩壞。藉由低利率、更多的消費信用貸款、提供企業債務融資延後繳稅，以及讓我們感覺比實際更有錢的資產泡沫，直到泡沫破滅，我們貢獻給表面成長的能力，已經沒戲唱了。我們需要的不是金融帶來的虛擬成長，而是帶給平民街實質與永續的成長。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了解的主要問題其實很簡單：為什麼只占經濟產值的七％，以及只創造四％工作機會的金融業，在美國房地產鼎盛時期，卻能在所有企業獲利中占了將近三分之一，比二十五年前的占比增加了一○％？為什麼這個曾經為了幫助企業成長的行業，現在變成了阻礙？這是本書努力要回答的問題，特別是檢視金融業的崛起如何導致美國企業的衰敗，把這兩者拿來比對是一個很少被拿來探討的主題。伴隨金融化而來的很多反常趨勢，例如貧富差距拉大、薪資停滯、金融市場脆弱不堪，以及經濟的龜步成長，經常（理所當然地）被以社會的術語和高度政治化的方式探討，例如一％對比九九％的兩極化討論，以及大到不能倒的銀行對比揮霍的消費者和貪婪的投資人。事實上，在二○一二年美國選舉期間，保守政客用生產者和掠奪者這兩個名詞來詆毀半數的美國人（我希望藉由重新定義這兩個名詞，本書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修正這個問題）。

這一切都是故事的一部分，但針對金融體系為什麼變成支配而不是刺激實體經濟，這個你我實際生活與工作其中的實體經濟，以上沒有一個說法可以掌握到問題的全貌。經由檢視失能的金融體系對企業本身的影響，這也是我二十三年來擔任記者期間採訪的領域，針對這個問題，我除了短評，也有實質的分析，也會清楚說明金融化趨勢如何傷害我們經濟的真正核心，並因此危及我們所有人的繁榮機會。

這是一本以美國大眾為對象的書，關於過去幾年經濟上發生的事（更別提過去數十年來），以及緊跟著二○○八年的危機之後，很多已經承諾我們的金融條例卻未能通過，他們需要得到一個完整與可以理解的解釋。但是本書也以政策制定者為對象，特別是明年即將取得政權的政府，他們仍然有機會改正我們的體系，這是在後金融危機時期早已錯過的機會。必須把握這個罕有的良機，如同我將在本書探討的，過去幾十年下來，我們的金融機器已經被它本身的重量壓垮很多次，但我們的制度卻沒有任何改變、展望未來，再次崩盤並拖累所有人，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金融業的命脈

在本質上，我們的體制變成以金融為目的，而不是協助平民街的幫手，而且因為金融服務業裡的很多改變而越演越烈。其中的一個改變是貸款減少，另一個是交易增加，特別是快速的電腦化交易，現在已經占到美國股市活動的一半。目前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的整個價值，每隔十九個月就會周轉一次，速度是一九七○年代以來的三倍。因此，一九八○年到二○○○年代中期，證券業的規模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成長了五倍，一般銀行存款從GDP的七○％縮減到五○％，也就不足為奇。

有價證券和交易占整個行業的比例提升，公部門和私部門的各種債務也跟著增加。債務是金融的命脈，是金融業賺錢的來源。同時，大量的學術研究顯示，債務和信用等級增加，會引起金融的不穩定。另外，由於金融占全國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從戰後時期的美國經濟占比到現在已經增加三倍，因此，一個非常反常的現象是，像美國這樣有七○％的經濟產出是靠消費支出的先進經濟體，任何的成長不可避免地都必須靠債務支撐。停滯的薪資和創歷史新低的經濟成長使不上力，所以債務驅動的金融活動，變成實體活動的代糖，這是一種只會越來越惡化的癮頭。經濟學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是最有先見之明的二○○八年金融危機觀察家之一，他在著作《金融斷層線》（Fault Lines）一書中提到，中產階級為了紓緩因向下沉淪而產生的焦慮感，已經把信用貸款當成治標不治本的手段。他一針見血地總結，在經濟崩潰前，「讓他們吃信用卡吧」是繁榮時代人人唱誦的咒語。

從那之後，債務和信用就一直膨脹。如同我們大多數人所知道的，私人債務到了二○○八年大幅增加，另外，為了因應危機後的經濟餘波，政府實施了刺激消費方案，如今公部門債務也達到歷史新高（並且因此造成稅收減少）。從一九八○年代以來，提供美國消費者的信用貸款金額成長了兩倍，消費者付給銀行的費用也是一樣，一個連帶的事實是，其中一些最大的銀行正持有史無前例的高額資產，這一切完全可以證明這個產業的壟斷勢力。總而言之，即使金融效率下降，金融服務費用依然持續增加。市場效率也不過如此。

竊取孕育未來的種子

雖然信用貸款和費用的增加勢不可擋，但對企業的貸款，尤其是小型企業，卻逐漸減少。在一九八○年代早期，當時金融化開始蓬勃發展，美國商業銀行提供給工業和商業公司的貸款金額，幾乎和不動產與消費貸款一樣，貸款比例是八○％。但在一九九○年代，比例降到五二％；到了二○○五年，只剩二八％。尤其是小型企業貸款，下降得特別劇烈，新創公司的數量也是如此。在一九八○年代早期，新公司占所有美國企業的一半，到了二○一一年，只剩三分之一。許多學者，甚至投資人士和企業人士都認為，這和金融業將焦點從提供貸款轉到投機交易的改變有關。企業家精神的衰退代表經濟不再活絡，因為新公司是國家創造就業機會和GDP成長最重要的來源。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有一次以他一派輕鬆的語氣對我作出總結，他說，這是「民眾寧可去賭場，也不要去餐廳」類型的資本主義。

金融業為了遊說短期刺激股價的經營方式，導致美國企業大幅削減研究和開發經費，完全不顧這類投資是孕育未來的種子。的確，如果將股票回購逐漸增加的經費，和企業對生產投資例如研發活動逐漸下降的金額，繪製成圖表，兩條線將交叉成一個完美的黃金交叉。前者自一九八○年代開始上揚，標準普爾指數的五百家公司，一年花費一兆美元回購股票和支付股利，相當於他們淨利的九五％以上，而不是將錢投資在研究、產品開發，或是任何有利於公司長期成長的事。

事實上，在過去半世紀以來，長期投資已經大幅下降。在一九五○年代，公司例行性保留獲利的五％到六％在研究上，如今只有少數公司這樣做。例如，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所做的分析顯示，現金流動與企業投資之間的關係在一九八○年代開始瓦解，當時金融市場開始起飛，即使是最創新的行業，也未能免疫。例如，很多科技公司在刺激股票上漲的支出，比整體的研發支出更高。當他們不這麼做的時候，便會受到市場的懲罰。一個貼切的例子是，二○○六年三月，微軟（Microsoft）宣布了一個重大的新科技投資，它的股票跌了兩個月，但在同年的七月，它啟動了兩百億美元的股票回購，股價立刻上漲了七％。近年來，複製這個模式的公司數目也創下歷史紀錄，包括雅虎（Yahoo），它的執行長瑪莉莎‧梅爾（Marissa Mayer）得到對沖基金巨擘丹尼爾‧勒布（Daniel Loeb）的後援，幾年前開始為了抬升公司股價，將現金交給一直不相信雅虎成長潛力的投資人。（梅爾後來發現，很多「維權股東」對她施壓，想勸阻她購併雅虎搜尋引擎事業核心事業的子事業，並將庫存現金拿來回購股票。）她當然並不是唯一的例子。二○一五年已經創下股票回購和股利支出的新紀錄，但在同時，勒布、伊坎、安霍恩等維權股東和其他很多人，還是要求發放更多股利。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我們本身也助長了這種刺激短期思維的不良生態體系。管理我們退休金的人，例如富達（Fidelity）和貝萊德（BlackRock）的基金經理人，通常根據一年或一年不到的報酬表現而領到薪水。這表示他們會利用自己的財務影響力（事實上是我們的）讓公司產出速成的結果，而不是執行長期的策略。有時候，我們的退休基金甚至投資在「維權股東」身上，他們可能會買下我們工作的公司，然後把我們開除，這一切都對經濟成長有害，更別提我們的生計。並且，現在很多美國人要仰賴金融市場以保證他們的老年生活安全無虞，以至於我們恐懼任何可能讓金融市場不再活絡的事件，而金融業也非常善於利用這份恐懼。說到底，誰會想要戳破支付我們退休金的泡沫呢？我們已經參與了浮士德交易（Faustian bargain），我們的財富就靠這個市場了，因此也不想對香腸的製造過程看得太仔細。

由於受到這種短期獲利的壓力，作為經濟成長根基的企業活力便受到壓迫。新的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 , IPO）的公司數量，只有二十年前的三分之一，部分原因是一九九○年代華爾街帶動的科技股景氣無法延續，另一個原因單純是企業不想公開募股，因為現在的IPO標記的可能不是一家新公司豐功偉業的開始，而是它的結束。根據史丹佛大學的研究，科技公司在公開募股後，因為受到華爾街抬高股價的壓力，創新經費刪減了四○％，即使這代表的意義是，扼殺了這家公司一開始受到歡迎的創業活力。平穩的股價注定要失敗，可能會讓執行長被解雇，讓公司淪為被購併的素材，這會降低大眾的熱情，最後也經常讓一度很有活力的公司瓦解，而被分割出售。因此，比起三十年前，現在企業的樂觀指數和創造力都更為低落，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或許最諷刺的是，像蘋果和輝瑞這樣有錢的大公司，在不需要融資的時候，卻深度介入金融市場。以蘋果來說，連第一流的美國企業從來都沒有它這麼多的資金，在它的資產負債表上，資金是創紀錄的四‧五兆美元，這些錢多到讓他們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在我們的金融體系這個怪異的世界裡，他們也借了史無前例的高額債務用來回購股票，在我們脆弱和金融化的經濟裡，創造了可能是下一個即將破滅的債務泡沫。

成長結束，貧富差距擴大

雖然其他國家的銀行部門占整體經濟的比例更高，但沒有一個國家的整體金融體系規模勝過美國（指所有金融資產的價值加總）。在二○一五年的上半年，美國的金融資產號稱價值八十一‧七兆美元，比緊隨在後的三個國家（中國、日本和英國）的總合還多。我們是金融化的先鋒，我們的金融家和政治人物喜歡自誇，美國擁有全世界深度與廣度最高的資本市場。但是與過去數十年來傳統的看法相反，這並不是一件好事。這些金融活動並不會讓我們更繁榮，反而會加深貧富差距，並帶來更多的金融危機，每一次都會毀掉龐大的經濟價值。金融不是對我們的經濟產生幫助，而是成為阻礙。更多的金融活動不會增加經濟成長，而是拖累成長。

研究顯示，擁有大規模和成長快速的金融體系的國家，生產力成長都較為疲弱。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生產力和人口數的結合，基本上就是經濟進步的秘訣。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出版的一份很有影響力的報告，就以肺腑之言指出這個問題：一個「膨脹的金融體系」是否就像「一個飲食過量的人」，只會拖累其他的行業？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美國的金融規模在只有現在的一半時，就已經出現了這些不利的影響。其他像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MF）等組織的報告，也有相同的結論：這個行業應該為成長的輪胎上潤滑油，而不是變成阻力。

有一部分的負面影響是降低了創業精神和經濟活力，這兩件事隨著金融業的成長而消失。另一個部分是大型銀行的壟斷權力變大，從一九七○年代早期以來，他們占所有銀行資產的比例，已經超過三倍（美國的五大銀行資產現在占所有商業銀行產業的一半）。越來越大的支配力量表示，金融機構可以逐漸將金錢導向任何他們想要的地方，最後往往是流往債務和投機活動，而不是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獲利的生產投資。從規模和影響力的角度來看權力，也是金融業的遊說如此有效的原因。金融業經常比其他行業花更多錢在華府的遊說活動，這也讓它可以擋下重要的監管地帶（記得銀行業在二○一四年強行將交易漏洞加入聯邦支出法案嗎？），並且隨意改變稅收和法律規範。逐漸地，這些大規模和寡占的利益，將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重新塑造成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但這比較適合第三世界的獨裁國家，而不是自由市場的民主制度。由於這些改變，前高盛（Goldman Sachs）銀行家華萊士‧特貝維爾（Wallace Turbeville）說，我們的經濟逐漸變成「擁有金融財富的人和其餘美國大眾之間的零和遊戲」。特貝維爾在非營利性的德莫斯（Demos）智庫，主持一項歷時多年有關金融化的研究計畫。

金融崛起最為負面的影響之一，是大幅加劇貧富差距，這種現象從鍍金時代（Gilded Age）以後就未曾出現。這兩個趨勢事實上是連動的，以一個追溯兩者關係變化的簡單方法來看，在一九二九年市場崩盤前，與其他人相比，金融業的薪資更高，然後在一九三○年代銀行業受到監管之後急遽下降，到了一九八○年代以來，由於金融業再度鬆綁，金融業的薪資又瘋狂增加。從一九七九年到二○○五年，金融家在收入最高的一％入口中的比例，幾乎翻了一倍。

有錢的銀行家本身並不是財富不均的原因，在擴大美國貧富落差上，金融資產的重要性才是最令人震驚的事。金融家以及靠金融家致富的企業高階主管，在國家菁英階層中的比例越來越高，就是因為他們控制了大部分的金融資產。這些資產（股票和債券等）是特權階級財富的主要形式，也為貧富差距製造了越來越嚴重的雪球效應。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六百九十六頁（按：繁體中文版是六百八十八頁）的巨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裡詳盡解釋，金融資產的收益遠遠超過以工作換取薪資的傳統收入。即使將現代經濟制度裡的超級經理人薪資納入考量，像是執行長、銀行家、會計師、經濟人、財務顧問和律師等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所抱怨的團體，要記住很重要的一點，他們有三○％到八○％的收入不是現金，而是獎勵性質的股票選擇權和股票。

過去三十多年來，由於賦稅政策變得對金融業較友善，這種形式的所得稅率遠低於大多數人賺取的一般薪水稅率，這表示，超級經理人的所得組成大幅降低了公部門占全國財富的比例（以及政府照顧貧窮和中產階級的能力），同時也拉大了所得差距。一項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前二十五大對沖基金經理人的收入，比全國所有幼稚園老師加起來還多，這反映出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嚴重扭曲，而這正是金融化的重要特色。

以股票當薪資的高階主管經常做出短期考量的企業決策，因為這些決策可能會提高他們自己的股票價值，但卻因此傷害了公司的成長，更加速整個情況的惡化。因此，目的在刺激股票而不是支撐成長的企業股票回購，以及公司薪資，在過去四十年來同步成長，並不是意外。很多研究清楚顯示出金融化和貧富差距這種形式的交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經濟學家詹姆斯‧高伯瑞（James Galbraith）和崔維斯‧海爾（Travis Hale）所做的研究，該研究顯示，一九九○年代晚期的收入不均與繁榮時期的那斯達克（NASDAQ）指數，兩者呈現驚人的相關程度，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過去幾年的股票熱潮，新聞記者羅伯特‧法蘭克（Robert Frank）等評論家一致強調的是，建立在金融市場的財富，「更加抽離實體世界」，也因此造成更大的波動，並造成景氣和衰退的循環（當然對窮人的傷害又比其他族群更大）。皮凱提的著作清楚說明，由於缺乏一些可以造成改變的事件，例如戰爭或嚴重的蕭條，可以破壞金融資產的價值，於是金融化就保證了讓富人更有錢，而且有錢很多，但其餘的人日子則變得更不好過。這不僅對社會底層的人不利，對所有人都是。研究證明，更嚴重的財富不均導致更糟的健康狀況，較低的信任水準，更多的暴力犯罪和較少的社會流動，這一切都會讓社會不穩定。皮凱提在二○一四年接受訪問時說，「沒有演算法」可以預測什麼時候會發生革命，但是，如果現在的趨勢持續下去，就社會不安和經濟混亂而言，對社會可能會造成「可怕的」後果。

許多保守的學者、政策制定者和商界人士（以及相信涓滴理論﹝trickle-down﹞的自由主義者），對這類分析的細節做出反駁。沒錯，他們可以爭論金融和人均所得（per capita GDP）的成長，兩者之間的變數非常多，很難獨立出準確又無可反駁的因果關係。但是，金融業崛起和貧富差距增加，兩者之間相互關係的深度和廣度，加上新公司的失敗、薪資成長停滯和政治失能，這一切都強烈暗示，金融業不單是遙遙領先，還主動壓制了實體經濟的成長。除此之外，在經濟大蕭條期間，金融業大幅增加市場的波動性與風險，讓家庭財富減少了十六兆美元。證據顯示，過去數十年來，對財富造成殺傷力的金融危機次數，隨著金融業的成長而接續上揚。學者卡門‧萊茵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在《這次不一樣：國家為什麼會破產》（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一書中，描述銀行業的危機對世界影響的比例有多大（以國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而言），從一九七一年的七‧五％提高到一九八○年的十一％，到了二○○七年則為三二％。經濟學家羅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在二○○五年，即二○○八年金融崩潰之前，在已故的查爾斯‧金德爾柏格（Charles Kindleberger）有關金融泡沫的經典著作《瘋狂、恐慌與崩盤》（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新版中發出嚴重警告：「結論很清楚，過去三十年來，金融危機影響層面的廣泛性和普遍性，超越之前的任何時期。」針對金融業如何從一個鼓勵承擔合理風險的行業，變成只是在市場中創造債務並散播不具生產力的風險，這真是一個令人怵目驚心的說明。(摘錄自本書”導言”)

這絕對不是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會做的事。

二○一三年春天，賈伯斯在蘋果（Apple Inc.）的執行長接班人提姆‧庫克（Tim Cook）決定，公司要借一百七十億美元的債務。是的，借貸。即使蘋果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企業，而且到目前為止已經銷售超過十億個科技裝置，銀行裡已經有一千四百五十億美元的存款，每個月還不斷流進三十億美元的獲利。

所以，為什麼要借錢？很明顯地，並不是因為公司資金短缺，或無法動用現金，而是因為蘋果的財務主管決定，借貸是取得資金更好、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不管一般貸款的成本有多少，由於有一種只對...

作者序
導言
第一章 金融業的崛起
第二章 企業的沒落――數豆子的人和汽車達人
第三章 企管課沒教的事――企管教育如何敗壞美國企業界
第四章 門口的野蠻人――蘋果、卡爾‧伊坎，以及股東維權主義的興起
第五章 我們現在都是銀行家了――奇異與美國企業如何仿效金融業的故事
第六章 大規模毀滅性的金融武器――商品、衍生性金融工具與華爾街如何導致糧食危機
第七章 當華爾街擁有房市――私募股權、影子銀行以及金融業，如何收割房市復甦的利潤
第八章 退休族末路――華爾街如何吞噬我們的老本
第九章 狡猾的避稅人――我們的稅法如何獎勵掠奪者而非生產者
第十章 旋轉門――華府為何偏袒華爾街而不幫助一般大眾
第十一章 如何讓金融業回頭為企業與社會服務致謝詞

作者序
導言
第一章 金融業的崛起
第二章 企業的沒落――數豆子的人和汽車達人
第三章 企管課沒教的事――企管教育如何敗壞美國企業界
第四章 門口的野蠻人――蘋果、卡爾‧伊坎，以及股東維權主義的興起
第五章 我們現在都是銀行家了――奇異與美國企業如何仿效金融業的故事
第六章 大規模毀滅性的金融武器――商品、衍生性金融工具與華爾街如何導致糧食危機
第七章 當華爾街擁有房市――私募股權、影子銀行以及金融業，如何收割房市復甦的利潤
第八章 退休族末路――華爾街如何吞噬我們的老本
第九章 狡猾的避稅人――我們的稅法如何獎勵掠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