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之書

名人推薦：「聰明又老練，運用畢卡索繪畫方式講述的犯罪故事，強烈推薦！」──李‧查德Lee Child

「我喜歡這個扭曲心智的遊戲！《鏡之書》以一部關於冷血凶殺案的祕密手稿開頭，大量的角色和觀點，讓你看到每一個指向真相的過程。誰說謊？誰的記憶是完美無缺？它不僅僅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懸疑故事，還讓我們想知道，我們是如何有意識地操控自己的回憶來保護自己。」──茱麗亞．希伯林 Julia Heaberlin媒體推薦：「傑出的概念！」──《書單》

「這名羅馬尼亞作家的首部英文小說，充滿敏銳、引人省思的記憶詭計。」──英國《泰晤士報》

...

有一天，我在維德的圖書室發現那份稿子。

面對房門的書櫃底部有個小櫥子，當時我都沒有好奇到把它打開。直到我在找寫字用的紙，想要為門邊的書櫃做個最終排放的圖表，我是從那開始整理，所以決定在櫥子裡找而非下樓到教授的書桌上拿。打開後發現一疊紙，幾本舊雜誌，一些鉛筆、原子筆和馬克筆。

我從櫥子拿出紙張時失手掉落，有幾張散落在地板上。我跪下去撿，發現櫥子裡面有枝鉛筆的尖端似乎嵌在壁上，插到兩面櫥壁接合處。我俯身去看清楚，把其他物品拿開，發現櫥子左側有片假壁，打開後有個電話簿大小的空間。在夾縫中我發現厚紙板檔案夾裡的一疊紙。

拿出來一看，封面沒有說明內容的字樣。翻閱後，我察覺到這是精神病學或心理學的作品，但沒有書名或作者。

似乎至少有兩個人在紙上書寫。有些是打字的，有些字跡很小，用黑墨水，還有些是不同筆跡，用藍色原子筆且傾向左側的潦草大字。打字和手寫的頁面都布滿修改，在某些地方還添加了一兩個段落，用透明膠帶黏貼在頁面上。

我猜想這會不會是蘿拉說過的維德教授的名作草稿（或多份草稿之一），或者是已經出版的某本舊作的手稿。

我迅速讀完前幾頁，充滿了我不熟悉的科學術語，於是我把手稿放回去，小心把雜物盡量擺成剛發現的狀態。我不希望維德發現我找到他的祕密藏物處或我在他家裡亂搜。



某天下午我忘了時間，下樓時撞見正與德瑞克交談中的教授。德瑞克離去，維德邀我留下吃晚餐。他累了，顯得陰鬱又心不在焉。過程中，他恭喜我作品被錄用出版，可能是聽蘿拉說的，但他沒問我詳情，不然我很樂意說。外面在下大雪，我暗忖最好告辭，因為路面可能被擋住，但我無法拒絕他的邀請。

「不如你叫蘿拉也過來吧？」他提議，「去啊，我堅持。如果我知道你還在，我會自己邀她。今天我們都在一起工作。」

他在冰箱裡找牛排時，我進走道打電話回家。蘿拉幾乎立刻接聽，我告訴她我在維德家，他邀我們一起吃晚餐。

「是他提議你打給我嗎？」她用吵架似的語氣問，「他人在哪裡？」

「他在廚房裡。怎麼了？」

「我感覺不太舒服，理查。天氣很差，我勸你盡快回家。」

我沒堅持。我掛斷之前告訴她我會盡快回去。

我回客廳時維德疑問地看我一眼。他已經脫下他的外套穿著白圍兜，胸口有紅字繡著：「最棒媽咪，好吃好吃」。他看我的樣子如釋重負，黑眼圈的顏色看起來更暗了。他的臉在廚房的慘白日光燈下，看來老了十歲，我們認識那晚他的自信神態似乎變成了幾近驚恐的表情。

「呃，她說什麼？」

「她說這種天氣不想出門。而且—─」

他揮手打斷我。「她至少可以想出更好的藉口吧。」

他拿起一塊牛排丟回冰箱裡，用力甩上門。

「女人可以說她們身體不舒服，不必講細節，對吧？這是她們人生的重大優勢之一。麻煩你下去酒窖，拿瓶紅酒上來。我們要吃一頓悲慘孤單的光棍晚餐了。我們都不是橄欖球迷，但我們吃完可以看轉播，喝罐啤酒，打嗝，做滿足的男人該做的事。」

我從酒窖帶酒回來時，牛排正在大煎鍋上滋滋作響，他在做某種速成馬鈴薯泥。有扇窗戶敞開著，風把大片雪花吹進室內，立刻在溫暖空氣中融化。我照他的指示打開紅酒，倒進一個大肚玻璃瓶裡。

「恕我直言，但要是我一年前請蘿拉過來，即使外面下著火球，她也會像子彈飆過來，」他喝一大口威士忌之後說，「聽老人的勸，理查。當女人察覺你對她有意思，她會開始測試她的權力企圖控制你。」

「你說『有意思』是什麼意思？」我問。

他沒回答，只是悠悠看我一眼。

我們默默吃飯。他牛排煎得太匆忙，幾乎是生的，馬鈴薯泥也充滿硬塊。他幾乎自己喝光一整瓶紅酒，我們繼續喝咖啡時，他給自己那杯加了大量波本酒，大口喝掉。戶外的風雨已經轉變成暴風雪，在窗戶上翻騰。

晚餐後他把盤子放進洗碗機，點了根從木盒裡拿出來的雪茄。我婉拒他的好意自己點了根萬寶路。他心不在焉地抽了一會兒，似乎忘了我在場。等他開口時我正準備謝謝他招待，說我要走了。

「你最早的記憶是什麼，理查？我是指依年代順序。通常一個人的記憶從兩歲半到三歲間開始。」

廚房的日光燈亮著，但是餐廳處於半黑暗狀態。他說話時會揮手，發光的雪茄末端在陰暗中畫出複雜的線條。長鬍鬚讓他看起來好像聖經先知，失去願景，努力再度聆聽天上來的聲音。他右手無名指上戴了顆紅寶石，在抽雪茄時發出神祕的反光。我們之間的桌上鋪了塊大白布，看來好像又深又冷的湖面，比牆壁更明確地隔開我們。

我從未「依年代順序」想過最早的記憶，照他的說法。但片刻後他說的記憶開始在我腦中成形，我告訴了他。

「我在費城的柯妮莉亞姨媽家。你說得對：我應該是三歲，或是生日前一個月左右，在一九六九年的初夏。我在一個感覺似乎很大的陽臺上，想要從綠色櫥櫃上拉下一塊木板。我穿著短褲和白涼鞋。然後我媽過來把我帶走。我不記得那趟是搭火車或汽車，我也不記得姨媽家的擺設或她跟姨丈當時的長相。我只記得那塊木板，櫥櫃，還有陽臺，地上是奶油色磁磚，還有濃厚的烹飪氣味，一定是從陽臺附近的廚房傳來的。」

「所以阿姆斯壯月球漫步時你大約三歲，」他說，「當時府上有電視機嗎？就發生在你說的那個夏天。」

「當然。是一臺彩色小電視，放在客廳窗戶旁邊的架子上。後來我們換了大電視，是索尼的。」

「你父母很可能看過登陸月球，從開天闢地以來最重要的歷史時刻之一。你有任何印象嗎？」

「我知道他們看了報導，因為他們事後談論了好多年。那天，老爸去看了牙醫，老媽給他做了黃菊茶漱口用。他不知何故居然被茶燙傷嘴。那個故事我聽過幾十次。但我不記得尼爾．阿姆斯壯說出他的名言，或看到他像隻白色大玩偶在月球表面跳來跳去。當然，我後來看過那場面。」

「看？對你而言，在那個年紀，登月完全沒有意義。為了任何理由，一小塊木頭對你更重要。但萬一你發現你從未去過費城，那都是你自己大腦捏造的景象，而非真實記憶呢？」

「我跟蘿拉談過這個話題。或許有些記憶是相對的，或許我們的記憶會掩蓋事情，甚至改變它們，但我想只到一個相對程度上。」

「那可不是只到一個相對程度，」他明確地告訴我，「我給你一個例子吧。你小時候，曾經在父母採購時在購物中心裡走失嗎？」

「我不記得有這種事。」

「呃，在五○到六○年代，購物中心開始到處冒出來取代社區雜貨店，全國的母親恆久的恐懼之一就是在人群中弄丟她們的小孩。那個世代的小孩，尤其在大城市的人，都在誘拐犯的陰影下長大，出門購物時總是被叮嚀要跟緊媽媽。在購物中心迷路或被綁架的恐懼烙印在他們的深層記憶中，即使他們意識中再也不記得那種事。」

他起身倒了兩杯波本酒，回來坐下之前把一杯放在我面前。他抽一口雪茄，啜一口威士忌，瞄一眼邀請我照做，然後繼續說。

「好幾年前我作過一個實驗。我從人口超過三十萬人的城市分析那個時代出生的學生。沒有一個記得小時候在購物中心走失過。然後我在催眠中暗示他們其實曾經走失。你猜發生什麼事？四分之三的人後來聲稱他們想起在購物中心走失，甚至描述經歷：他們多麼害怕，如何被店員發現後帶回母親身邊，如何用廣播擴音器宣布湯米或哈利被美食街撿到了。大多數人拒絕相信那只是用催眠暗示結合他們的童年恐懼罷了。他們太清晰地『記得』那個事件，所以無法相信它從未發生。例如，如果我向在紐約市出生長大的某人暗示他童年曾經被鱷魚攻擊，結果很可能無效，因為他們沒有害怕鱷魚的童年記憶。」

「你的用意是什麼？」我問道。

我不想再喝酒了，強迫自己吃下晚餐後，光是酒味就足以讓我暈眩。我累了，又一直擔心巴士是否還有行駛。

「用意？呃，我的用意是當我問起你童年記憶時，你告訴我一些安全普通的事，小孩在陽臺上玩木頭。但我們的大腦從來不是那樣運作。你之所以記得那件事而不是別的事一定有個很強烈的理由，我們姑且假設那是真的。或許那塊木板裡有根釘子害你弄傷自己，即使你已經不記得那部分了。或許那座陽臺在高樓層，你有墜樓的風險，令堂發現你的時候尖叫了。當我開始處理……」

他暫停，彷彿在懷疑該不該說下去。他可能判斷應該，所以繼續說。

「有些人經歷過極度創傷的事，後來形成了嚴重的心理障礙。就是所謂的『拳擊手症候群』：你在擂臺上差點被打死之後，幾乎不可能有足夠動機當上冠軍。你的自保本能成為強大的障礙。所以，如果一群學生可以被說服他們曾經在購物中心走失，真正體驗過這種事的人為何不能被說服該創傷事件從未真正發生，當天他母親只是拿新玩具來給他？你抵銷的不是創傷效應，而是創傷本身。」

「換言之，你是在屠宰別人的記憶，」我說，但立刻後悔我說得太直率了。

「如果有一大群人為了更迷人的乳房、鼻子和臀部願意投身在外科醫師的刀下，那麼記憶的整形手術又有什麼錯呢？尤其我們如果面對宛如故障玩具，再也無法盡職責或正常生活的人。」

「你說的不就是洗腦嗎？若是記憶在不巧的時機回到表面又會如何？萬一登山者的心理障礙突然復發，就在他懸吊在三千呎高的繩索上的時候呢？」

他驚訝又有點警戒地看著我。直到這時他的語氣一直有點優越感，但之後我察覺他的驚訝中夾雜著一點恐懼。

「這題問得很好。我知道你比我想的還要聰明──無意冒犯。所以，對，這種情況會怎樣？用你的說法，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屠宰』登山者心智的人要負責。」

這時電話響了，但他沒去接，我懷疑是不是蘿拉打來。接著他突然用他熟悉的戰術改變話題。他可能認為關於實驗已經透露太多了。

「可惜蘿拉不能來。或許我們的對話會比較愉快一點。你知道的，我知道你們的關係，所以你不需要再騙我了。蘿拉和我彼此沒有任何祕密。她告訴你提摩西的事了，對吧？」

我知道他不是吹牛，所以我告訴他是真的。當場被逮到的感覺很糗，我告訴自己他和蘿拉的關係比我假設的更深厚，分享我連作為客人都還不能進入的祕密地方，不同於我的幻想。

「當我問你你們是什麼關係，我已經知道你們在一起了，」他說，「那只是測試。」

「我沒過關。」

「就當作你選擇慎重吧，而且我的問題太過分了，」他安慰我，「蘿拉對你有多重要？或者應該說，你認為她有多重要？」

「很重要。」

「你沒有猶豫，」他評論說，「那就希望你們倆一切順利了。有人問過你來這裡做什麼嗎？」

「沒有。」

「如果有人問起，立刻通知我，無論對方是誰，好嗎？」

「沒問題。」

「太好了，謝謝。」

我決定順著他玩，所以這次換我突然改變話題。「你結過婚嗎？」

「我的履歷是公開的，理查。我很驚訝你沒看過。不，我沒有結過婚。為什麼？因為我年輕時只對讀書拚前途有興趣，結果相當晚才混出名堂。如果兩個人年輕時認識而且一起長大，很容易忍受彼此的怪癖和習慣。老了以後幾乎不可能。又或許我只是沒遇到適合的人。我曾經為一個年輕美女神魂顛倒，但結果相當不妙。」

「為什麼？」

「或許你也想要我告訴你保險箱密碼？今晚聊夠了。你想知道我最早的記憶是什麼嗎？」

「我有預感你會告訴我。」

「你的預感沒錯，老弟。你天生是個靈媒。呃，我沒有坐在陽臺上，想要拆下一塊木板。我在一個種滿玫瑰的大庭院裡，那是個晴朗的夏日早晨，陽光燦爛。我站在大紅花盛開的一叢玫瑰旁邊，腳邊有隻斑紋貓。有個高大英俊的男人──小時候所有大人看起來都很高─—俯身對我說話。他穿著深色制服，胸前配戴很多勳章，其中一個特別吸引我注意，可能因為特別閃亮吧。我想是銀色，十字形。那個年輕人頂著金色短髮，注視著我讓我很驕傲。那是我的記憶，至今我仍歷歷在目。或許你不知道，我在德國出生，而且是猶太人。我四歲時跟著母親和妹妹移民美國。舍妹英格當時只是嬰兒。家母後來告訴我一批納粹衝鋒隊來『拜訪』我們的那天，把家父打得很慘；幾天後他在醫院裡過世。但那個記憶掩蓋了如此痛苦的事件，一直留在我腦中。我寧可保有我的記憶，你知道的，無論多麼痛苦。我有時候會把它當成天主教徒的髮帶用：它們很粗糙，可以綁在腰或大腿上。幫助我永不忘記有些看似正常的人可能做出什麼事，外表的背後有時候潛伏著怪物。」

他站起來開燈，燈光刺眼讓我畏縮了一下。他走到窗邊拉起窗簾。

「外面天氣很糟，」他說，「而且快午夜了。你確定不想在這裡過夜嗎？」

「蘿拉會擔心，」我說。

「你可以告訴她，」他指指門口回答，「我相信她會諒解的。」

「不用，沒關係，我會想辦法。」

「那我幫你叫計程車吧。車資我付。你待到這麼晚是我不對。」

「今天的對話很有趣，」我說。

「如我所說，沒必要說謊，」他說，走到門口去叫車。

其實，我沒說謊。他可能是當時我所認識最有趣的成年人了，不只他名聲響亮，也因為他無可否認的個人魅力。但同時他似乎總是困在某種玻璃隔間裡，因為無法接受別人當是他變態心理遊戲中的布偶，而拒之門外。

我走到窗邊。雪花在陽臺燈的光線下翻騰時看起來像一群鬼魅。接著，突然間，我好像看到黑暗中有個人影，距窗子十呎外，人影衝向左邊，躲到高大的木蘭樹後，樹枝上堆了積雪。我幾乎確定不是我幻想，雖然因為黑暗能見度很差，但我決定不向維德提起：他的壓力似乎夠大了。



他試了幾次終於成功叫到計程車，我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回我家。計程車在紀念碑附近的大雪中放我下車，我繼續在高度及膝的積雪中步行，冰風拍打著我的臉。

二十分鐘後我和蘿拉坐在沙發上，裹著毯子，端著一杯熱茶。

她突然說，「提摩西三小時前來過。」她從來不用簡稱──提姆或提米─—就像她從不叫我迪克或理奇。「我想他打算繼續騷擾。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會找他談。或許我們應該報警，之前我跟妳說過。」

「我不認為有任何意義，」她馬上說，沒說清楚是指哪個選項。「可惜你不在家。我們可以當場解決的。」

「維德堅持留我吃晚餐。」

「而你必須配合，是嗎？你們談了什麼？」

「關於記憶的事，有的沒的。不如妳說說看妳最近為什麼轉而反抗他吧？要不是妳，我絕不可能認識他。他給我工作。他是個可敬的教授，而我只是想保持禮貌，如此而已，還有因為我知道妳很重視跟他的關係。是妳堅持要我認識他的，記得嗎？」

她坐在沙發前的小地毯上，盤著雙腿，彷彿打算冥想。她穿著一件我的T恤，印著巨人隊標誌的，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瘦了。

她為口氣不佳道歉，然後告訴我她母親發現左胸有腫塊。她去看過醫生，正在等乳房X光檢查結果。她很少向我談起家人──只有小事和零星的回憶─—雖然我告訴過她關於我父母的一切，我一直無法從她提供的拼圖碎片真正形成連貫的全貌。我在考慮陪母親與弟弟度過假日，我爸不在的第一個聖誕節。我邀過她，但她說寧可去伊凡斯頓。只剩幾天了，我已經感覺得到分離的苦澀；這將是我們認識以來分開最久的時間。



翌日我去市中心的一家小相館拍雜誌用的照片。幾小時後，我去取照片，寄了兩張到雜誌社，剩下兩張：一張給蘿拉，一張給我媽。但我離校過節前忘了從包包裡拿出來，所以我一直沒機會把預留的照片給蘿拉。後來在綺色佳，我又想起照片時，發現它們消失了。

等到一月底雜誌出刊時，我因為被警察和記者們騷擾，所以換了地址，從此之後便收不到贈書。直到十五年後，有個朋友送我一份禮物，才看到那一期《Signature》雜誌。他是在布魯克林區香桃木大道的二手書店發現的。我再也沒跟那位編輯說過話。直到千禧年初我才碰巧得知，他已經於一九九○年夏天在西岸出車禍過世了。

蘿拉或許會說，雜誌和我的文學生涯脫離我掌握的方式可能是個徵兆。雖然有一陣子仍持續寫作。之後我再也沒有發表過任何作品。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的那晚，我們一起吃晚餐的兩天後，約瑟夫．維德教授在自宅被謀殺。警方全面性地調查，始終卻沒抓到凶手，但你會在底下看到理由，我也是嫌犯之一。

有一天，我在維德的圖書室發現那份稿子。

面對房門的書櫃底部有個小櫥子，當時我都沒有好奇到把它打開。直到我在找寫字用的紙，想要為門邊的書櫃做個最終排放的圖表，我是從那開始整理，所以決定在櫥子裡找而非下樓到教授的書桌上拿。打開後發現一疊紙，幾本舊雜誌，一些鉛筆、原子筆和馬克筆。

我從櫥子拿出紙張時失手掉落，有幾張散落在地板上。我跪下去撿，發現櫥子裡面有枝鉛筆的尖端似乎嵌在壁上，插到兩面櫥壁接合處。我俯身去看清楚，把其他物品拿開，發現櫥子左側有片假壁，打開後有個電話簿大小的空間。在夾縫中我發現厚紙板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