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版獨家收錄娜迪雅‧穆拉德專訪
★ 2016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 獲2016年哈維爾國際人權獎
★ 喬治‧庫隆尼夫人──維權律師艾瑪‧庫隆尼(Amal Clooney)作序
★《紐約時報》編輯選書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強力盛讚
★ 何榮幸、李雪莉、阿潑、房慧真、胡忠信、張鐵志、黃哲斌、陳鳳馨……等新聞工作者一致好評
「伊斯蘭國是當前這世界最殘酷的恐怖主義組織,
而這本書就是一個女孩用勇氣對抗殘暴的時代見證。」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
聯合國人口販賣倖存者尊嚴親善大使
伊斯蘭國奴隸脫逃者
娜迪雅‧穆拉德 自傳
「當娜迪雅告訴我她的故事時,伊斯蘭國對亞茲迪人進行的種族滅絕已近兩年。數千名亞茲迪婦孺仍在伊斯蘭國手裡,卻沒有任何伊斯蘭國成員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法庭因這些罪行被起訴。證據不是失落就是湮滅中。正義的希望渺茫。」──艾瑪‧庫隆尼(Amal Clooney)
二○一四年八月,伊斯蘭國(ISIS)入侵伊拉克一個樸實寧靜的小村莊克邱,遂行種族滅絕。所有成年男性排成列,遭集體槍決;年長女性被屠殺,丟入亂葬岡;年幼男孩被強迫洗腦,加入好戰分子;其餘女性則全數被送進人口黑市,成為在好戰分子之間交易流轉的奴隸。──這是伊拉克亞茲迪族人的命運,他們遭受這一切,只因為作為少數民族的亞茲迪教沒有聖書,被ISIS認定為不信神者。
伊斯蘭國強占克邱的這一天,娜迪雅目睹好戰分子一次處決她的六個哥哥,被迫跟所有親人分離,並被送往他城,淪為奴隸。她不過是一位剛滿二十一歲的學生,一天前還夢想著未來要成為一位歷史老師,或是經營一家美容院。
被俘虜的這段日子,只有不分晝夜的強暴、毆打和囚禁。娜迪雅曾試圖逃跑,隨後遭受輪暴處置,直至昏厥。其後甚至在不同好戰分子手中轉送多次,如同商品。她想過自殺、想過毀容,到最後失去希望、失去恐懼,只剩下徹底的絕望和麻痺。
最終,娜迪雅幸運逃出受監禁的房子,獲得一戶遜尼派穆斯林人家庇護。那戶人家的長子冒著生命危險,將娜迪雅偷渡到遠方她僅存的家人身邊。但這並不是快樂的結局,因為當我們慶幸有一個像她這樣的女孩脫逃,就表示背後還有千千萬萬個亞茲迪女孩仍正被奴役和虐待。
娜迪雅寫下這本書,讓世界看見她滿目瘡痍的國家、支離破碎的亞茲迪社會、無數被戰火摧毀的家庭,以及千萬個身心受創的戰爭罪受害者。這本書不僅揭露了伊斯蘭國所犯下慘絕人寰的惡行,也對所有沉默的目擊者提出抗議,更要讓世界知道,發生在亞茲迪族的種族滅絕事件仍未結束,並應該對此有所作為。遲至二○一七年九月,在娜迪雅和維權律師艾瑪‧庫隆尼的奔走下,聯合國安理會終於正式通過一項決議:成立調查小組蒐集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罪證。此時此刻,這本書的出版,將成為娜迪雅持續反抗恐怖主義的最佳利器。
《報導者》總編輯 何榮幸
《報導者》總主筆 李雪莉
獨立記者 阿潑
作家.記者 房慧真
歷史學者、政治評論家 胡忠信
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張鐵志
News98財經起床號節目主持人 陳鳳馨
新聞工作者 黃哲斌
──共同推薦
作者簡介:
2016年諾貝爾獎提名人
娜迪雅‧穆拉德 Nadia Murad
伊拉克亞茲迪人,歷經伊斯蘭國(ISIS)對亞茲迪族的種族滅絕及俘虜,成功脫逃後移居德國,現為人權運動者。獲首任聯合國人口販賣倖存者尊嚴親善大使(Goodwill Ambassador for the Dignity of Survivors of Human Trafficking)、瓦茨拉夫哈維爾人權獎(Vaclav Havel Human Rights Prize)以及沙卡洛夫獎(Sakharov Prize)。目前和亞茲迪族權益組織「亞茲達」(Yazda)合作,戮力讓伊斯蘭國為其種族滅絕和違反人性的罪行,接受國際刑事法庭審判。她亦創辦「娜迪雅倡議」(Nadia’s Initiative),旨在協助種族滅絕及人口販賣的生還者治癒身心及重建社群。
珍娜‧克拉耶斯基Jenna Krajeski
推薦序
艾瑪‧庫隆尼 Amal Clooney
專攻國際法與人權,現任倫敦道迪街律師事務所(Doughty Street Chambers)律師、哥倫比亞法學院客座教授。庫隆尼現為娜迪雅‧穆拉德和其他曾於伊拉克、敘利亞淪為伊斯蘭國性奴隸的亞茲迪女性的法律顧問,致力讓伊斯蘭國在國內及國際法庭為其罪行承擔刑責。
譯者簡介:
洪世民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任職棒球團翻譯、主編雙語教學雜誌,目前為專職譯者兼家庭主夫,譯作涵蓋人文、商管、文學、心理等領域,包括《在一起孤獨》、《東方化》、《挑戰Google的囧問題》、《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文字的祕密》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拒絕沉默、勇敢控訴,這本書的力量勝過刀槍,照亮最黑暗的種族滅絕迫害角落。」──何榮幸(《報導者》總編輯)
「古老的偏見硬化成仇恨,口語與肢體的暴力於是應生。亞茲迪人的悲劇告訴我們,忘記偏見比忘記恐懼更難。」──李雪莉(《報導者》總主筆)
「伊斯蘭國是當前這世界最殘酷的恐怖主義組織,而這本書就是一個女孩用勇氣對抗殘暴的時代見證。」──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媒體推薦:
「一部令人震驚的回憶錄,堅定不移地敘述了穆拉德的經歷,同時質疑默許他人受苦的目擊者,應視為共犯。」──《紐約人》(The New Yorker)
「穆拉德讓我看到那些暴行如何摧毀她的家庭、幾乎消滅她脆弱的社區。這是一份勇氣十足的回憶錄;要將那些犯下可怕罪行的暴徒繩之以法,本書是重要的一大步。」──《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娜迪雅‧穆拉德勇氣十足的紀錄句句驚悚、非讀不可……凡是想了解伊斯蘭國的人,都該讀這本書。」──《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這本著作令人警醒,也深具啟發意義。」──《時人》(People)
「一部震撼又激勵人心的回憶錄,呼籲世人趕緊行動。」──《柯克斯書評》(Kirkus)
「精湛而熱切……清清楚楚地記錄了伊斯蘭國的殘暴。」──《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星級評論
「強而有力……令人心碎,悼念一個破碎族群的輓歌。」──《Booklist》
「這可能是今年最激勵人心的女權回憶錄。」──《Bustle》雜誌
「悲慘而勇敢的著作,人類韌性的明證。」──《進步》雜誌(The Progressive)
「穆拉德讓我們得以一窺亞茲迪的豐富文化。她的回憶錄強而有力、令人心碎,勢必激勵世界起而行動。」──《圖書館雜誌》(The Library Journal)
名人推薦:「拒絕沉默、勇敢控訴,這本書的力量勝過刀槍,照亮最黑暗的種族滅絕迫害角落。」──何榮幸(《報導者》總編輯)
「古老的偏見硬化成仇恨,口語與肢體的暴力於是應生。亞茲迪人的悲劇告訴我們,忘記偏見比忘記恐懼更難。」──李雪莉(《報導者》總主筆)
「伊斯蘭國是當前這世界最殘酷的恐怖主義組織,而這本書就是一個女孩用勇氣對抗殘暴的時代見證。」──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媒體推薦:「一部令人震驚的回憶錄,堅定不移地敘述了穆拉德的經歷,同時質疑默許他人受苦的目擊者,應視為共犯。」──《紐約人》(The ...
章節試閱
我們等了幾天,納賽爾和我才成行。我在那間屋子裡過得自在,但迫不及待離開摩蘇爾。伊斯蘭國無所不在,我也確定他們正在找我。我可以想像哈吉.薩曼削瘦的身體氣得發抖,輕柔但恫嚇的聲音威脅要給我更多折磨。我無法再和那種男人待在同一個城市。一天早上在米娜家,我在刺痛中醒來,發現身上爬著很多隻小紅螞蟻,我將它視為徵兆。在我們通過第一個檢查哨之前,我不會感到一絲真正的安全,而我知道我們可能根本過不去。
在我到達米娜家幾天後,納賽爾的雙親一早就到屋子來。「是離開的時候了。」希山姆說。我穿上凱薩琳的粉紅色和棕色連衣裙,然後就在準備出發前,才套上黑色的罩袍。
「我來唸一段祈禱文。」瑪哈對我說。她態度和藹,所以我答應了,靜聽她說完那段話。然後她給了我一枚戒指。「你說達伊沙搶走你媽的戒指,」她說:「請用這個代替吧。」
除了我從克邱帶出來還留著的東西,我的袋子也裝了這家人買給我許許多多的額外物品。在臨別一刻,我拿出狄瑪兒漂亮的黃色長連衣裙,送給米娜。我吻了她的雙頰,謝謝她收留我。「你穿這件連衣裙一定很美。」我說:「那原本是我姊姊狄瑪兒的。」
「謝謝你,娜迪雅。」她說:「願阿拉保佑你平安抵達庫德斯坦。」我不忍心看那家人和納賽爾的妻子跟他道別。
離開家之前,納賽爾把身上兩支手機的其中一支給我。「我們坐計程車的時候,如果你需要什麼或有問題要問我,傳簡訊給我。」他說:「別開口說話。」
「我怕我在車裡坐太久會吐。」我提醒他,於是他去廚房拿了幾個塑膠袋給我。「用這些吧。我不希望我們停下來。」
「在檢查哨時,不要顯出害怕的樣子。」他繼續說:「盡可能冷靜。我會回答大部分的問題。如果他們問你話,簡短回答就好,音量小一點。只要他們相信你是我的妻子,就不會要你說太多話的。」
我點點頭。「我會盡力。」我說。我已經覺得自己可能害怕到昏倒了。納賽爾一副若無其事,他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似的。
大約上午八點三十分,我們開始一起走向幹道。我們要招一輛計程車載我們到摩蘇爾的計程車行,另一輛納賽爾事先叫好的計程車已經在那裡等候,準備載我們到吉爾庫克。人行道上,納賽爾走在我前面一點點,我們沒有交談。我低著頭,盡量不看經過的路人,深怕我眼中的恐懼會立刻洩露我是亞茲迪人。
那天很熱。米娜的鄰居在給草坪澆水,試著救回枯死的植物,孩子則騎著彩色的塑膠腳踏車在街上衝來衝去。那些聲音嚇到我了。在屋裡待了這麼久,明亮的街道感覺十分凶險,毫無遮掩、危機四伏。我在米娜家等候時嘗試鼓起的希望蕩然無存。我確定伊斯蘭國會追上我們,我會被抓回去當薩比亞。「沒問題的。」當我們站在幹道的人行道上等計程車出現時,納賽爾輕聲對我說。他看得出來我擔心受怕。一輛輛汽車快速掠過,使我黑色罩袍的前緣覆上黃色的細沙。我抖得好厲害,以至於在我們叫到計程車時,我幾乎無法使喚自己的身體進車裡去。
在我腦海盤桓的每一個腳本,結局都是我們被捕。我看到我們的計程車在公路邊拋錨,我們被滿載好戰分子的卡車接走。我看到我們在渾然不覺中經過一枚土製炸彈,在路邊奄奄一息。我想到所有家鄉認識的女孩、親人、朋友,她們現在四散伊拉克和敘利亞各地,想到我那些被帶去克邱學校後面的哥哥。我回家後可以找誰呢?
摩蘇爾車行擠滿要叫計程車載他們去伊拉克其他城市的民眾。男人跟司機討價還價,妻子靜靜站在一旁。男孩兜售冰涼的瓶裝水,周邊小販兜售銀色包裝的洋芋片和糖果,或驕傲地站在精心疊起的香菸塔旁。我懷疑車行裡有沒有女人跟我一樣是亞茲迪人。我希望她們全部都是,而那些男人都跟納賽爾一樣,正在幫助她們。車頂有小型標誌的黃色計程車,在週知目的地的招牌底下停車或怠速:塔阿法、提克里特(Tikrit)、拉馬迪(Ramadi)。這些地方全都起碼部分被伊斯蘭國控制,或受恐怖分子威脅。我的國家有好多領土現在歸那些奴役我、強暴我的男人所有。
計程車司機在為行程做準備時,一邊跟納賽爾聊天。我坐在離他們稍遠的長椅上,試著扮演好納賽爾之妻的角色,聽不清楚他們說些什麼。汗流進我的眼裡,使視線朦朧,而我把袋子緊緊抓在腿上。那個司機將近五十歲。體型不碩大,但看起來很強壯,還留了小鬍子。我不知道他對伊斯蘭國是何感覺,但我每個人都怕。在他們協商期間,我試著勇敢,但很難想像我沒有再次被捕的結局。
最後納賽爾點頭要我上車。他坐在司機旁邊,我爬進他身後的座位,把袋子輕輕放在身邊。車子開出車行時,司機隨手玩他的無線電,尋找頻道,但每個頻道都只有靜電干擾,他嘆了口氣,關掉它。
「今天真熱,」他對納賽爾說:「我們先買點水再上路吧。」納賽爾點點頭,於是一會兒後,我們停在一家報攤前旁,司機去買了幾瓶冰水和幾包餅乾。納賽爾拿了一瓶水給我。水從瓶子邊緣滴落,積在我旁邊的座位上。餅乾乾得難以下嚥;我試了一片,只是想擺出輕鬆的樣子,餅乾卻像水泥一樣卡在喉嚨。
「你們為什麼要去吉爾庫克?」司機問。
「內人的家人在那裡。」納賽爾回答。
司機從後照鏡看著我。我一對到他的眼,就撇過頭去,假裝為窗外的城市神魂顛倒。我相信我眼裡的恐懼會出賣我。
車行周邊的街道處處可見好戰分子。伊斯蘭國的警車就停在路邊,警員沿人行道巡邏,槍插在腰帶。那裡的警察似乎比老百姓還多。
「你們會待在吉爾庫克還是回摩蘇爾?」司機問納賽爾。
「我們還不確定。」納賽爾說,完全按照他父親的吩咐,「要看到那裡要花多久時間,還有吉爾庫克的情況。」
他問那麼多幹嘛? 我想。我很慶幸自己不用說話。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在那邊等,載你們回摩蘇爾,」司機告訴我們。納賽爾微笑以對,「或許可以唷,」他說:「到那邊再看看。」
第一個檢查哨在摩蘇爾轄區內,是像蜘蛛一樣的龐大建築,由高大的柱子支撐金屬屋頂。這裡曾是伊拉克軍方檢查哨,現在則驕傲地展示伊斯蘭國的旗幟,而曾屬於伊拉克軍隊、現歸伊斯蘭國的汽車,停在一間小辦公室前面,車外也插滿黑白旗。
我們停車時,有四名好戰分子當值,從讓他們躲避炎熱、填寫文件的白色小崗亭出來外面工作。
伊斯蘭國意欲控制所有進出摩蘇爾的交通。他們不只要確定沒有反伊斯蘭國的戰士或偷運者進入城市,也想知道誰離開了,以及離開多久。如果叛逃,伊斯蘭國會處罰他們的家人。最起碼,好戰分子會榨乾他們的錢。
前面只有寥寥幾部車在排隊,我們很快就接近其中一名衛兵。我開始控制不住地發抖,覺得眼淚就要奪眶而出。我愈想用意志力逼自己冷靜,就抖得愈厲害,而我相信那一定會洩漏我的身分。也許我該逃跑,我想,而當我們慢下來,我將一隻手放上門把,準備在必要時跳車。當然,這其實不算選項。我根本無處可逃。車的一側,燠熱的平原綿延無盡,另一側,也就是我們在身後的,是我亟欲逃離的城市。好戰分子監視摩蘇爾的每分每寸,要追上徒步逃走的薩比亞根本不費吹灰之力。我祈求神,別讓我被捕。
納塞爾從側鏡看著我,感覺到我很害怕卻不能跟我講話。他臉上閃過微笑,要我冷靜下來,就像在克邱時凱里或我媽那樣。沒什麼能阻止我心狂跳,但至少我不再幻想跳車這件事了。
我們停在其中一座衛兵崗亭旁,我看著門打開,一名全副伊斯蘭國制服的好戰分子踏了出來。他看起來跟那些來伊斯蘭國中心買我們的人沒什麼兩樣,所以我又開始嚇得發抖。司機搖下車窗,那名好戰分子彎下身子。他看一看司機、看一看納賽爾,然後瞥了我和我旁邊的袋子。「Salam alakum,」他說:「你們要去哪裡?」
「先生,我們要去吉爾庫克。」納賽爾說,把我們的身分證從車窗遞出去,「內人是從吉爾庫克來的。」他的聲音毫無顫抖。
好戰分子拿走身分證。從崗亭打開的門,我看到一把椅子和一張小桌子,桌上有一些文件和那名好戰分子的無線電。桌子一角,一部小電扇輕輕地旋轉,桌邊則有一瓶幾乎喝光的水搖搖晃晃。然後我看到了。和其他三人的照片一起掛在牆上的,是我在哈吉.薩曼強迫我改宗那天,於摩蘇爾法院大樓拍的相片。那底下寫了幾句話。距離太遠,我看不到那寫什麼,但我猜那列出我的資訊,以及如果抓到我要如何處置。我輕輕倒抽一口氣,很快掃視其他三張照片。其中兩張因為反光我看不清楚,剩下一張則是我不認識的女孩。她看起來年紀很輕,而跟我一樣,她的恐懼躍然臉上。我移開視線,不想讓好戰分子發現我盯著那些照片,那一定會讓他起疑。
「你們去吉爾庫克要見誰?」衛兵還在問納賽爾,幾乎沒注意我。
「內人的家人。」納賽爾說。
「要去多久?」
「內人會待一個禮拜,我今天就會回來,」他說,按照我們排練的腳本。他聽起來毫不畏懼。
我不知道納賽爾從座位能否見到我那張懸掛在崗亭裡的照片。我相信如果他看得到,就會要我們回頭。見到我的照片證實伊斯蘭國正積極地尋找我,但納賽爾只是繼續回答問題。
衛兵繞過來我旁邊,示意要我搖下車窗,我照做,同時覺得我可能會害怕到昏倒。我記得納賽爾的勸告:保持冷靜,盡可能平靜簡短地回答問題。我的阿拉伯語相當完美,我從很小就開始說,但我不知道自己的口音或用字會不會洩露我其實來自辛賈爾,而非吉爾庫克。伊拉克是個大國,你通常可以從對方說話的方式判斷他在哪裡長大。我不知道吉爾庫克出身的人該怎麼說話。
他彎下身子,透過車窗看著我。我很感激面紗遮住我的臉,而我試著控制我的眼睛,不要眨得太多或太少,當然,無論如何,不可以哭。在我的罩袍裡面,我汗流浹背,但仍害怕得發抖。但我在這個衛兵眼鏡裡的形象仍是一般穆斯林女性的模樣。我坐直起來,準備回答問題。
問題很短。「你是誰?」他的音調很平,一副很無聊的樣子。
「我是納賽爾的妻子。」我說。
「你要去哪裡?」
「吉爾庫克。」
「為什麼?」
「我家人在吉爾庫克。」我輕聲回答,視線放低,希望我的恐懼會被當成端莊,我的答覆聽起來不像排練過。
衛兵直起身子,走掉了。
最後他問司機問題:「你是哪裡人?」
「摩蘇爾。」司機回答,聽起來這個問題已經回答過一百萬遍了。
「你在哪裡工作?」
「有錢賺的地方啊!」司機咯咯笑著回答。然後,衛兵不再說話,從車窗交還我們的身分證,揮手要我們通過。
我們開過一條長長的橋,沒有人說話。橋下,底格里斯河在陽光下波光粼粼。蘆葦等植物緊挨著河水;它們靠得愈近,就愈可能生存。離開堤岸,植物就沒那麼幸運了。它們會被伊拉克盛夏的豔陽烤焦,只有少數得到住民細心灌溉,或從降雨汲取一些水分的,春天會再發芽。
我們一抵達河的彼岸,司機就說了:「我們剛過的那座橋,可是布滿土製炸彈呢,」他說:「是達伊沙設置的炸彈,以防伊拉克或美國人試圖收復摩蘇爾。我很討厭過那座橋。我覺得橋好像隨時會爆炸似的。」
我回頭看。橋和檢查哨都愈退愈遠了。我們活著通過兩者,但結果是可能截然不同的。檢查哨的伊斯蘭國好戰分子可能問我更多問題,可能從我的口音聽出什麼,或注意到我的舉止有什麼可疑之處。「下車。」我想像他這麼說,而我別無選擇,只能照他的話做,跟著他進入崗亭,而他會命令我掀開面紗,讓他看到我就是相片裡的那個女人。我想到橋可能在我們通過時爆炸,土製炸彈把我們的車子炸個粉碎,讓我們三人當場斃命。我祈禱,當那座橋真的爆炸時,上面都是伊斯蘭國的好戰分子。
我們等了幾天,納賽爾和我才成行。我在那間屋子裡過得自在,但迫不及待離開摩蘇爾。伊斯蘭國無所不在,我也確定他們正在找我。我可以想像哈吉.薩曼削瘦的身體氣得發抖,輕柔但恫嚇的聲音威脅要給我更多折磨。我無法再和那種男人待在同一個城市。一天早上在米娜家,我在刺痛中醒來,發現身上爬著很多隻小紅螞蟻,我將它視為徵兆。在我們通過第一個檢查哨之前,我不會感到一絲真正的安全,而我知道我們可能根本過不去。
在我到達米娜家幾天後,納賽爾的雙親一早就到屋子來。「是離開的時候了。」希山姆說。我穿上凱薩琳的粉紅色和棕色連衣...
推薦序
艾瑪.克隆尼(Amal Clooney,人權律師)
娜迪雅.穆拉德不只是我的委託人,還是我的朋友。在倫敦經介紹認識時,她問我能否擔任她的律師。她解釋,她無法提供資金,而訴訟可能相當漫長且無勝算。但她說,在你決定之前,聽聽我的故事。二○一四年,伊斯蘭國攻擊娜迪雅在伊拉克的村莊,於是,還是二十一歲學生的她,人生毀了。她眼睜睜看著母親和兄長被強行拖走處死,她自己則被伊斯蘭國戰士賣來賣去。她被迫祈禱,被迫盛裝打扮讓人強姦,一天晚上甚至被一群男人凌虐到不省人事。她給我看她被菸燙和毆打的傷痕,還告訴我,從頭到尾,伊斯蘭國的好戰分子都叫她「骯髒的不信神者(nonbeliever)」,並揚言征服亞茲迪所有女性、讓她們的宗教從地球徹底消失。
娜迪雅是數千名被伊斯蘭國俘虜進而在市場及臉書(Facebook)販賣的女性之一──賣價有時低
到二十美元。娜迪雅的母親跟其他八十名年長女性被處死,並被埋進無名墳墓。她的六個哥哥則在同一天和數百名男性一起遇害。
娜迪雅告訴我的這些已屬於種族滅絕。種族滅絕並非偶然發生,必須得事先計畫。在展開種族滅
絕前,伊斯蘭國的「研究調查與法特瓦部」已研究過亞茲迪人,他們斷定:亞茲迪人做為說庫德語的族群,卻沒有聖書,即是不信神者,將其奴役不過是「伊斯蘭教法(Shariah)中已肯定確立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依據伊斯蘭國扭曲的道德觀,亞茲迪人──不同於基督徒、什葉派等等──可以「有系統地」被強暴之因。確實,這是摧毀他們最有效的辦法。
接踵而至的是以產業規模建立起的邪惡官僚制度。伊斯蘭國甚至發行名為《對待俘虜和奴隸問答》
(Taking Captives and Slaves)的小冊子來提供更多指導方針。「問:是否允許和未達青春期的女性奴隸性交? 答:若該名少女適合性交,則允許和未達青春期的女性奴隸性交。問:是否允許販賣女性俘虜?答:允許買賣或贈送女性俘虜和奴隸,因為她們只是財產。」
娜迪雅在倫敦告訴我她的故事時,伊斯蘭國針對亞茲迪人進行的種族滅絕已近兩年。數千名亞茲
迪婦孺仍在伊斯蘭國手裡,卻沒有任何伊斯蘭國成員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法庭因這些罪行被起訴。證據不是失落就是湮滅中。正義的希望渺茫。
當然,我接下了這個案子。而娜迪雅和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戮力為正義奮戰。我們多次和伊拉
克政府、聯合國代表、聯合國安理會(UN Security Council)成員和伊斯蘭國的受害者會面。我編纂報告、提供草稿和法律分析、發表演說,懇求聯合國採取行動。跟我們對話的人大多告訴我們這不可能:安理會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出面對國際正義展開行動了。
但就在我寫這篇前言的時候,聯合國安理會已正式通過一項指標性的決議:成立調查小組蒐集伊
斯蘭國在伊拉克的罪證。這對娜迪雅和伊斯蘭國的受害者而言是重大的勝利,因為這意味證據將被保存、伊斯蘭國的個別成員可送交審判。決議無異議通過之際,我和娜迪雅並肩坐在安理會現場。看到十五隻手高高舉起,我們不禁相視而笑。
身為人權律師,我的工作通常是代替聲音被壓抑的人發言:牢裡的新聞記者,或上法庭奮戰的戰
爭罪受害者。伊斯蘭國綁架、奴役、強暴和凌遲娜迪雅,並一天殺掉她七個家人,無疑是要她噤聲。
但娜迪雅拒絕沉默。她反抗人生貼給她的所有標籤:孤兒、強姦受害者、奴隸、難民。她反過來
創造新的身分:生還者、亞茲迪領導人、女權倡議者、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聯合國親善大使,以及新銳作家。
在我認識她的這段期間,娜迪雅不僅找回自己的聲音,還為每一個遭受種族滅絕迫害的亞茲迪人、每一名受虐婦女、每一個被棄之不顧的難民發聲。
那些以為施暴就可讓她靜默不語的人,錯了。娜迪雅.穆拉德的精神沒有崩潰,聲音不會減弱。
而且,透過這本書,她的聲音將比之前更響亮。
艾瑪.克隆尼(Amal Clooney,人權律師)
娜迪雅.穆拉德不只是我的委託人,還是我的朋友。在倫敦經介紹認識時,她問我能否擔任她的律師。她解釋,她無法提供資金,而訴訟可能相當漫長且無勝算。但她說,在你決定之前,聽聽我的故事。二○一四年,伊斯蘭國攻擊娜迪雅在伊拉克的村莊,於是,還是二十一歲學生的她,人生毀了。她眼睜睜看著母親和兄長被強行拖走處死,她自己則被伊斯蘭國戰士賣來賣去。她被迫祈禱,被迫盛裝打扮讓人強姦,一天晚上甚至被一群男人凌虐到不省人事。她給我看她被菸燙和毆打的傷痕,還告訴我,從頭到尾,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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