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判道:改變國家的基進力量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gmatic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沒有比一個人不再相信自己以及自己主導未來的力量,更黑暗或更具毀滅性的悲劇了。」
「想像一個沒有權力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概念選擇是有組織和無組織的權力。」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是為擁有權力的人如何保住權力而寫的;《判道:改變國家的基進力量》是為沒有權力的人如何取得權力而寫的。」
總結一句
激進分子如果想要看到目標實現,就必須理解權力的本質。
同場加映
穆罕達斯.甘地《我對真理的實驗:甘地自傳》(16章)
愛瑪.高德曼《無政府主義與其他論文》(17章)
娜歐蜜.克萊恩《NO LOGO:顛覆品牌統治的反抗運動聖經》(24 章)
納爾遜.曼德拉《漫漫自由路》(28章)
亨利.大衛.梭羅《公民不服從》(46章)
03
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
麥卡錫時代對共產黨人的獵巫行動,大量殲滅了美國激進派的陣容,但並沒有挽救一九六○年代的美國年輕人對政治人物與制度,以及他們的父母親所引進的物質生活,所感受到的幻滅。
對年輕人來說,世界被安排的方式一點也不合理,而且充滿不義。但是當阿林斯基聽到人們在說想要一個更好的世界時,這個社群組織先驅感覺就像是在問:更好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世界,以及如何實現?於是,他寫了《判道:改變國家的基進力量》(Rules for Radicals: A Pragmatic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按:原文書名為《基進者規則:給務實基進者的實用入門書》),給決心要達成真正改變的人,而不只是口頭上說說,想要有一個充滿和平與愛的世界。
平等、正義、和平、合作、教育機會、有意義的工作以及健康,都是值得爭取的理想,但並不容易實現;阿林斯基堅稱「歷史上的重大改變都是透過革命完成的」,但因為急著改變,激進分子很少理解群眾運動與革命性改變的機制。這是《判道》想要填補的落差。阿林斯基寫道:「不論場景或時間,在人類的政治活動中,有某些核心的行動概念在運作。想有效攻擊制度,了解這些概念是基本的功課。」在很多人之中,據說《判道》啟發了年輕的歐巴馬在芝加哥南部從事組織工作。
成為一名組織者
阿林斯基在基層社區開設組織課程,訓練來上課的每一個人,從中產階級的女性活動家到天主教神父,從黑豹(Black Panther)黑人民族主義者到激進的哲學家。他警告大家,活動家或組織者的生活並不容易,要全天候投入,而且通常看起來沒有什麼具體成果。
阿林斯基在領導人與活動家之間,也畫出一道明顯的對比。領導人的工作通常最後是對自己有利,但活動家的目的是賦予其他人權力。組織者必須具有的一個特質是溝通與激勵別人的能力。其中一部分是要會運用幽默感,但叛逆的一代很少人知道如何使用。阿林斯基說,如果想要突破保守派的心牆,真正的激進派會剪掉長髮;因為大眾通常對煽動暴亂者的大聲喊叫退避三舍,因此從來不會費心去了解抗議者追求的東西。阿林斯基也譴責一九六○年代的抗議者把燒毀美國國旗當成抗議的一部分。這種行為只會造成疏離,焦點應該放在未能實現美國理想的個別政治人物。
如果只是為了達成更好的結果,組織者應該要願意運用想像力,站在敵人的立場思考。「妥協」並不是一個骯髒的字眼,事實上,這是形成一個自由而開放社會的關鍵。沒有妥協的社會,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社會。另外,阿林斯基說:「如果你從○開始,要求達到一○○%,然後妥協了三○%,其實你是提前了三○%。」但重要的是,組織者必須把問題看得很清楚。為了要達成目標,你必須相信,或讓別人相信,你的理想是百分之百正義的,而另一方完全是不道德的。舉例來說,美國開國元勳知道,為了要把充滿懷疑的各州與殖民地,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他們必須對大家灌輸一種道德的優越感。因此《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完全省略了英國做的好事,只提出壞事。
因此,組織者必須把自己分成兩部分:一方面,相信自己這一邊完全正確,另一方面,在實際的談判中,為了完成任務要願意妥協。
活動家的行動
對於目的是否能合理化手段的問題,阿林斯基並未退縮。對他來說,唯一的問題是,特定的目的是否合理化特定的手段。為了得到想要的東西,人生很自然會牽涉到不斷的取捨,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沒有一個活著的人沒有做腐化自己的事。他寫道:「害怕腐化的人,害怕人生。」當我們採取行動時,比較好的方式是想著對人類最好的事,而不是是否符合個人的良知。如果我們選擇的是符合個人良知,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夠在乎人們為了自身利益就會腐化。當我們看見不正義的事,最不道德的行為就是不採取任何行動。
阿林斯基觀察到一個道德規則:一個人對一個議題越少直接參與,就會更有道德性。牽涉越深,對道德細節的疑慮就越少,也更能聚焦在把任務完成。
抗議的特權
阿林斯基說:「身為組織者,我從世界的現狀而不是從我希望的世界開始著手。」為了改變,我們必須在「現有制度」中做事,而不是脫離社會,去「做我們自己的事」。而且,如果人們已經決定想要有所改變,只能進行一場持久的革命。如果不是這樣,革命就會變成獨裁,就像我們在蘇聯與毛澤東的中國看到的一樣。定期主動參與對你很重要的議題,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權利。阿林斯基認為,如果你不像公民一樣行動,你就失去了作為一個人的身分。
總評
阿林斯基寫這本書的時候,美國針對社會變革的文獻非常少,存在的文獻往往是共產主義或另一個對現狀歌功頌德的極端。他想提供的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而是為了所有「沒有」(have nots)的人,能夠有效改變現狀的東西。今天,這可以說包括了右派的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以及左派的占領運動(Occupy movement),而且事實上,茶黨活動家已經把阿林斯基的教導改寫到一本名為《愛國者規則》(Rules for Patriots)的手冊中。
《叛道》似乎具有超越時間的價值,因為書中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意識型態,只談如何促成改變。阿林斯基譴責教條就像「人類自由的敵人」,並提出警告,在任何一種革命運動中,對於教條都要非常小心應對。任何形式的殘酷與不正義,都可以在某人所謂的真相中找到理由。本書較重要的訊息是權力本身:為了達成任何目標,我們必須成為小心學習權力的學生,因為如果處理不當,權力將會腐化或摧毀我們奮鬥追求的理想。
索爾.阿林斯基
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在一九○九年出生於芝加哥,父母親是俄羅斯-猶太移民。他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學習考古學,並在伊利諾州政府擔任犯罪學家一段時間。在工業組織大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工作之後,從勞工運動轉為社群組織工作。
他為芝加哥的貧困地區做事,特別是後院背後(Back of the yards)的肉品加工區(辛克萊《魔鬼的叢林》的場景,見42章),他的成功促成全美各地開始協助社區的行動。一九五○年,他回到芝加哥為黑人貧民窟做事,然後到舊金山工作。他成立的工業區基金會(The 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訓練了很多社群組織人才。
阿林斯基在一九七二年死於心臟病,就在《叛道》出版一年之後。他一直是許多紀錄片與三本傳記的主角,包括霍夫曼(Nicholas von Hoffman)寫的《激進者:阿林斯基傳記》(Radical: A Portrait of Saul Alinsky,二○一○年)。
1848
共產黨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為產品不斷擴大市場的需要,在整個地球追著資產階級到處跑。他們必須在各地設據點、在各地安頓、在各地建立連繫。」
「你對我們想要取消私有財產制感到恐懼不安。但是在你們目前的社會中,十分之九的人的私有財產已經被拿走;少數人會擁有私有財產,只是因為十分之九的人手上沒有任何財產。」
「除了知識特徵的改變會與材料的改變成比例,思想史還證明了什麼?每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一直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總結一句
在整個階級結構被摧毀之前,工人剝削與苦難不會結束。
同場加映
愛瑪.高德曼《無政府主義與其他論文》(17章)
喬治.歐威爾《動物農莊》(37章)
厄普頓.辛克萊《魔鬼的叢林》(42章)
29
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馬克思的祖父與曾祖父都是拉比(按:猶太教律法老師、智者),在普魯士萊因蘭地區的特里爾城(Trier,按: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為當地的猶太人服務。他的父親漢利希(Heinrich)是個律師與政治自由派人士,他後來改信路德教派,以免家人受到反猶太法律的波及;他的母親亨莉黛(Henrietta)來自一個後來成立飛利浦(Philips)電子產品公司的有錢荷蘭猶太家庭。他哥哥是一個實業家與銀行家,馬克思與妻子珍妮(Jenny)定居於倫敦之後,哥哥給了他一筆借款,讓他們在經濟上能周轉自如。馬克思也不時接受知識夥伴恩格斯的財務援助,恩格斯的家人在曼徹斯特擁有一座棉紡廠,在德國也有商業利益。如果沒有這筆錢以及這筆錢所提供的自由,馬克思就很難寫出他的曠世巨著《資本論》(Das Kapital),或持續他在幾個國家的活動。但是對他而言,短期的財務困難和他把自己視為人類歷史方向啟示者的想法,根本無法相提並論。
作為黑格爾的學生,馬克思也深受影響。有一段時間,他和「青年黑格爾派」(Young Hegelians)混在一起,不過後來分道揚鑣,因為他不滿意這個普魯士哲學家把世界視為一個觀念的概念。馬克思認為,這個世界絕對是物質的世界,因此我們有形塑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力量。他在一八四五年發表的〈關於費爾巴哈的論文〉(Theses on Feuerbach)中寫道:「哲學家只是以不同方式詮釋這個世界,重點是要如何改變世界。」
三年後,他和恩格斯合寫了《共產黨宣言》。這是為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共產主義聯盟(Communist League)在倫敦的會議所寫的文件,但是它令人內心澎湃、甚至有點詩意的語言,讓它成為傳播社會主義觀念的一份重要文件,事實上也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文本之一。
革命的時機
在宣言中,馬克思與恩格斯一開始就提出一個另類的歐洲史,就是一場大型的階級鬥爭史,他們指出,這場鬥爭的動力正在快速變化中。因為在過去,從最低階層的農民到君王,歐洲社會的特徵是有很多等級的階層,現在正在凝聚成兩大群人:資產階級(城市的市民與商人等商業階級),以及無產階級(工人階級)。
資產階級從世界各地開闢的新領土、世界貿易的成長,以及包括航海技術等科技的進步,得到大量的利益。這種擴張導致以靜態的階級關係與繼承的財產為基礎的封建制度,逐漸過時與式微。封閉的行業與工匠行會制度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製造動力;行會之間的分工被每一個工廠內部的任務分工取代。產生的這一切新財富則意味著,資產階級有錢從封建貴族手中買得起自己的自由,因為過去資產階級也受到貴族的控制。
資產階級的成功有助於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特色。另外,馬克思與恩格斯寫道:「現代國家的行政」已經變成「只是一個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曾經是以傳統、舊關係為基礎,現在已經被一個共同特點所取代。他們說:「金錢已經把宗教狂熱、俠義精神、庸俗的多愁善感中那些無比美好的狂喜,淹沒在自我算計的冰水中。」每一個人的價值現在都歸結到他們的交換價值,而根據出生、宗教與政治效忠的階級變化,也被擁有為了商業利益剝削他人的工具所取代。在舊的穩定秩序的地方,資本主義時代的特色就是「持續的不穩定性與攪動」,因為對獲利的渴望會不斷尋求增加生產力,以及尋找銷售產品的新市場。所有的這一切一定會造成社會關係的變化。
馬克思與恩格斯有一個非常出名的說法:「所有的固體都融化成氣體,所有的神聖事物也被褻瀆了。」從鐵路、隧道到大規模農耕,他們對科技與生產的爆炸式進展大為驚嘆。然而新制度也帶來了一個無法預見的問題:生產過剩。因為產能非常先進,生產東西的速度比需求更快,因此導致了繁榮然後蕭條的商業循環。雖然工人沒有權力決定資金要如何配置,但他的生活與生計現在「都處在競爭的所有起伏中,以及所有的市場波動中」。另外,每一個工人現在也變成只是「機器的配件」;沒有個人工匠對自己的作品所感到的驕傲,只是單調的工廠過程中的一個元素而已。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他的工作,他的工資也下降了。他只是一個商品。工廠老闆與其他資本家競爭激烈,所以他的考量一定是壓低價格(與工資)。而在同一時間,所有中產階級的較低階層(小製造商、工匠、店主),都被吸收進入一個沒有固定形狀的無產階級,因為他們的微薄資源無法與實業家的資金與組織能力競爭,而且他們的技能也因為新的生產方法而過時了。
隨著時間的演進,無產階級結合起來要求穩定與提高工資、改善工作環境、成立工會。雖然這些努力大部分都失敗了,但是越來越強的階級意識導致政黨的形成,並呼籲例如限制工時等法律的改變,在一個所有關係都是以資金為基礎的社會中,對無產階級來說,道德、文化、宗教與法律很顯然並不是「普遍的」,而是資產階級要他們維持在原來社會地位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