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夾縫：改變台灣命運的起手式

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一節　文明的對抗

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部主任史金納（Kiron Skinner），在華府「美國未來安全論壇」公開表示：「中美之間的貿易對抗，是一場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爭，不但是文明不同，意識形態也不同。」

「X計畫」

史金納女士是哈佛大學出身的黑人學者。她說，一九四七年其部門的前輩喬治・甘南（George Kennan）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不具名的長文，為美國二戰後圍堵政策定調，她說她的團隊正在發展一項美中關係的新論述，稱為「X計畫」。

史金納說：「中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挑戰，因為北京政權不是西方哲學與歷史的產物。」「這是我們第一次遭遇到非白人霸權的對手。」「我們認為它已經是根本性的長期威脅。」「在中國，我們有一個經濟上的對手，我們也有意識形態的對手，這是過去幾十年我們大多沒有料到的全球性問題……我想我們必須拿下玫瑰色的眼鏡，看清楚威脅的性質。」

她認為：那就是「文明的衝突」。「以人權論述對付中國，可能不像對付前蘇聯那般好用。人權的原則迫使專制的蘇聯打開大門以致崩潰，但這一套對中國不管用。」在她看來，「貿易戰不是唯一的問題，而且可能也不是跟中國最大的問題」，「我們對中國應該看得更深更廣。我想美國應當領先對中國提出『X計劃』，就如（冷戰時期）當年甘南所做的那樣。我們必須要有底層的論述，來支撐我們的政策。」

「文明的衝突」的美國戰略

史金納的演講立刻使人想到美國歷史學者杭廷頓（Samuel R. Huntington）早期的名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認為：二十一世紀後，世界將面臨基督教、伊斯蘭、中華三大文明的衝突。他認為：對西方而言，這種結構性的衝突是一場你死我活的「修昔底德斯陷阱」，是不可能善罷的歷史宿命。因此，做為西方基督教文明捍衛者的美國，必須維持可以同時壓制另外兩個文明的優勢武力，同時盡力防治另外兩個文明的聯盟。只有如此，西方世界的安全和利益才是紮實的。

在史金納演講之前，二○一八年十月四日，美國副總統潘斯（Mike Pence）已經在華盛頓智庫（Hudson Institute）發表過有關中國政策的長篇演講，充分表達美國對中國的長程戰略、執行意志與手段，要求中國國家必須接受包括自然資源、生產力、市場與建設發展方向等，概屬於不得危害美國利益的「世界新秩序」（World New Order）。這等於是要求中國「退返改革開放初階」，因此東西方媒體大多視之為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的「鐵幕演說」，或「討伐中國檄文」。史金納所謂的「X計畫」，只不過是其進一步的具體落實而已。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二○一九年元月初，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紀念會上，提出了著名的「習五點」：

1、攜手推動民主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

2、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

3、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

4、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

5、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曾經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過一本專著《「一國兩制」台灣模式》，該書第一、二兩章先分別說明「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和香港澳門模式的不同；第六章「一國兩制」的理論容量，很仔細地介紹了大陸學者王貞威提出「中華聯合共和國」（United Republic of China）的構想；第五章「非一國兩制」統一模式，則分別介紹了我所主張的「一中兩憲」和張亞中敎授的「一中三憲」，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各種可能性作了非常理性的探討。

從這本書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大陸涉台部門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曾經下過非常細緻的功夫，台灣方面則僅有少數幾個人看過這本書。

第五節　中、西文化交會的「夾縫」

中國於十五世紀從世界經濟舞台撤出後，亞洲開始衰退，其經濟由繁榮降落到貧窮，中國亦喪失掉在航海方面的技術領先地位。但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歐洲人因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崛起，東羅馬帝國滅亡，東西貿易受阻，而進入大航海時代（詳見本書第二章）。西班牙、荷蘭人先後將殖民觸角伸向台灣。

這時候，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群雄並起，互相征伐，落敗者淪為海盜。明政府因為倭寇侵擾海疆，採取海進政策，嚴禁人民下海。不但通蕃貿易受到禁止，國內海上貿易亦在禁止之列。東南亞沿海居民生計，因此受到嚴重影響。驅民為道，致使海疆綏靖工作更加困難。

夾縫中的台灣成為海盜棲息之所。明朝末年，鄭芝龍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頭目。明朝滅亡後，其子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並以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

重商主義

明鄭時期，漢人大批移入台灣，將之發展成為中、西貿易的中繼站。十六至十八世紀，是歐洲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流行的時期。

重商主義是當時西歐商人、政治人物和行政官員提出的經濟主張，主導當時西歐各國的經濟政策。重商主義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將一國的財富視為其所擁有的金、銀總值。一個國家如果不生產金、銀，就必須通過對外貿易，創造順差賺取。

因此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就是採用各種方法，增加出口，減少進口；進而干預國內就業、勞工和人民生活。對外則發展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掠奪與剝削落後國家，以增進本國的富強。

將金、銀視為財富，是從個人尤其是商人觀點在看問題。金、銀是當時各國流通的貨幣，也是交易的媒介、儲存的工具和計算價值的標準。個人可以用貨幣計算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可以把一部分財富用貨幣形式加以儲存，也可以用貨幣交換任何所需的貨物和勞務，因此貨幣就是財富。

「地主／貧農」的對立

本書第二章將會談到：在重商主義的主導下，以西班牙為首的西歐各國，如何發展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掠奪中南美洲的黃金和白銀，以之作為歐亞貿易的媒介，購買中國的絲綢、茶葉和瓷器。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使中國東南沿海各地產生出資本主義萌芽的現象，但卻沒有促成經濟的全面發展，也沒有發展出工業資本主義。為什麼呢？

韓毓海在《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指出：在科舉制度的約制下，中國人富裕之後的首要之務，便是培養聰慧的子弟讀書，鼓勵他們去考取功名，來保障家族的利益。因為沒有銀行以及其他的儲蓄工具，有錢人大多將他們的黃金和白銀窖藏在家中。等到荒年米珠薪貴的時機，再以低價收購土地。貧窮人家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賣土地、賣家當、甚至販賣妻子。結果海上貿易流入中國的金、銀，不但沒有刺激中國的經濟發展，反倒是成社會中「地主／貧農」的極端對立。

科舉制度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形成「沒有兵的文化」、「官無封建、吏有封建」，以及貧富懸殊，這樣的社會結構對吸引西方列強的入侵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從十九世紀中，英鴉片戰爭失敗之後，中國便進入「百年羞辱」的世紀。用《易經》的卦象來說，這是「潛龍勿用」，必須等待「剝極而復」的時機到來。

小結

從本章的析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從十五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台灣在中、西文化初步交會的「夾縫」中，開始走上歷史的舞台。

本書第二、三章將進一步說明：「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崛起」及「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的格局；第五章說明：陽明學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第四、六、七、八各章，從「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晚清明臣，如何「輔佐」清廷，應付內憂外患。

在他們四個人身上，我們都可看到當時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和「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所造成的困境。從「抬棺抗俄的左宗棠」和「長袖善舞的李鴻章」兩人一生行誼的對比，我們更可以了解：同樣的儒家文化傳統，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展現，其差別在於儒者所謂的「存乎一心」！

袁世凱小站練兵，說明清廷試圖改變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但在科舉制度的羈靡之下，大多數士大夫想盼的是效法李鴻章的「滿門富貴」，「宰相合肥天下瘦」，結果「戊戌變法」當然是以失敗告終。

推動日本維新諸志士的共同主張是「和魂洋才」。明治維新成功之後，日本走的卻是福澤諭吉主張的「脫亞入歐」，全盤學習西方的殖民帝國主義。夾縫中的台灣因而陷入「殖民現代性的困境」。這個問題，留待本書第二部，再作細論。

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一節　文明的對抗

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部主任史金納（Kiron Skinner），在華府「美國未來安全論壇」公開表示：「中美之間的貿易對抗，是一場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爭，不但是文明不同，意識形態也不同。」

「X計畫」

史金納女士是哈佛大學出身的黑人學者。她說，一九四七年其部門的前輩喬治・甘南（George Kennan）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不具名的長文，為美國二戰後圍堵政策定調，她說她的團隊正在發展一項美中關係的新論述，稱為「X計畫」。

史金納說：「中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挑戰，因為北...

本系列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內容共分三部。我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提供一種「文化中國史觀」，為處於「中西文明對抗」之夾縫中的台灣，找到一條可行的出路。職是之故，在這篇「導讀」中，首先我要談的是何謂「文化中國」，其「史觀」又是什麼。

羞辱的世紀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尤其是在一八九四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清廷竟然敗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

日本在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強，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殂，我為魚肉，任憑宰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運動」。到了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做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界其實已經處在一種文化危機的狀態中。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前提之下，為了掃除政治和社會上的弊端，參與新文化運動的許多知識菁英企圖用「西方文化」來反對「傳統文化」。譬如「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一九一八）在他一篇著名的文章〈答佩劍青年〉中，便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而徹底否定清末以來的「中體西用」論：「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

「五四意識形態」

他們言行狂謬，破壞綱常。陳獨秀（一九一九）因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他說：「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他非常堅定地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政策，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段出名的宣言，變成「新文化運動」的主題。

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大多數青年將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新偶像頂禮膜拜，新文化運動愈演愈烈，「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變成喧騰一時的口號。儘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並未全面否定傳統，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演變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一九七二／一九八三）。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

文化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李登輝在一九九四年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之後，不久即唆使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教育改革」，徹底毀壞當年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社會根基。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不僅包括六十萬大軍，而且還有一群當時全中國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被歷史洪流陸陸續續送到了台灣，並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在各級學校所留下的真空。他們在十分艱困的情況下，在台灣社會中播下「文化中國」的種子。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跟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文化菁英，像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尹仲容等人，和台灣企業界的優秀人士，像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灣民眾的共同努力，不僅塑造出「四條小龍」的東亞經濟奇蹟，而且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

「去中國化」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一九八○年代提出的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當時中國大陸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之後，剛開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文化中國」已經被摧殘殆盡，所以有此一說。

令人遺憾的是：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當權之後，為了從根剷除國民黨的勢力，從一九九四年起開始借助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以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作為主要基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四一○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等的民粹式口號，毫無章法地胡亂移植美式教育。

一九九四的教改，可以說是台灣由盛轉衰的關鍵。翌年我即出版《民粹亡台論》，批評李登輝搞的「黑金政治」，根本不是什麼「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

陳水扁執政之後，又全力推動「去中國化」，在台灣搞出了一種沒有「品管」的教育，經過一個世代的荼毒，不僅塑造出一個看不到願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將技職教育摧毀殆盡。二○○三年，我聯合學術界的同道，組成「重建教育連線」，發表「教改萬言書」，並出版《教改錯在哪裡？》，對「四一○教改」造成的後遺症，提出全面性的批判。

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五四時期被新知識份子尊為「洋菩薩」的「賽先生」，其實只是一種「科學主義」（scientism）而已；當時的「新青年」是用一種自己並不了解的口號（科學），在摧毀一個不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傳統（文化），結果是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民粹式悲劇。

台灣的一九九四教改亦可以作如是觀。當時所謂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其實是用「現代化」的口號，盲目推動一種「全盤美化」的教育，以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結果「一九九四教改」成為台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整個台灣社會也陷入「內耗」的「民主困境」。

基於這樣的觀點，過去幾十年在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說清楚自己的文化傳統。最近我綜合過去歷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本《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書中主張：中華文化傳統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科學哲學，必須借助西方的科學哲學，建構客觀的理論，才能夠說清楚它所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因此科學哲學，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完成第三次現代化所必須要的「外王之道」。

儒家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建構成客觀理論之後，它才可能獲得進一步的開展。在《致中和：儒家「修養論」的科學詮釋》一書中，我便以我所建構的理論作為基礎，說明朱熹當年編註《四書》所要彰顯的一貫之道。

在「心性論」方面，我所建構的理論是「自我」與「自性」的心性動力模型。從這個理論來看，要了解一個人，不僅要知道他的當前所面對的問題情境（意識），而且要知道他過去的生命經驗（個人潛意識），以及他的文化背景（集體潛意識）。因此本書採取「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

在文化分析方面，我採取「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的主張，堅持必須在概念上將文化、社會和個人做必要的區分，一層層地加以分析，以免犯上「混接的謬誤」（fallacy of conflation）。

近期劍橋大學出版社幫我出版了一本小書，總結我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基本主張，題為《含攝文化的理論：一種知識論的策略》（Hwang，二○一九），書中指出：我建構理論的第一步，是主張「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不是獨派主張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從這個角度看來，「文化中國史觀」的建構，必須要以歷史事實作為基礎；而獨派人士主張的「同心圓史觀」，將台灣歷史在時間上限縮為五百年，在空間上與大陸切割，這樣的史觀是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歷史事實，誤導下一代。

我不認為兩岸有「立即統一」或「立即獨立」的條件。然而我認為「兩岸和平、互利共生」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期望。台灣的主政者必須表示出足夠的善意與誠意，在「一中兩憲」的現實條件上，跟對岸展開談判，先討論如何「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等到雙方「心靈契合」，再思孜如何和平統一。這是我提倡「文化中國史觀」的最主要目的。

本部書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其目的在於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說明台灣為什麼會陷入今天「內耗」的兩難困境，試圖找出跳脫這種困境的方法。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曲，第一部題為《中西文明的夾縫》，從世界史的宏觀角度，說明「文化中國」在世界史的地位，以及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之後，中國為何衰敗，致使台灣陷入「夾縫」之中。第二部《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述說台灣「被殖民」的歷史，並分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下，中國人如何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第三部《自我殖民的辯證》分析當前台灣知識份子「自我殖民」的心態。

本系列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內容共分三部。我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提供一種「文化中國史觀」，為處於「中西文明對抗」之夾縫中的台灣，找到一條可行的出路。職是之故，在這篇「導讀」中，首先我要談的是何謂「文化中國」，其「史觀」又是什麼。

羞辱的世紀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尤其是在一八九四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清廷竟然敗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

導讀
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二章　西方的崛起與殖民帝國主義
第三章　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 第四章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
第五章　陽明學與明治維新
第六章　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 第七章　抬棺抗俄的左宗棠
第八章　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第九章　康梁變法與百日維新

導讀
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二章　西方的崛起與殖民帝國主義
第三章　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 第四章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
第五章　陽明學與明治維新
第六章　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 第七章　抬棺抗俄的左宗棠
第八章　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第九章　康梁變法與百日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