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機會：我在偏鄉15年

迷路的偏鄉

小看了花蓮的廣闊

二○○七年秋天，新學年剛開學沒有多久，接到一通來自教育部電算中心的電話，蔡悰安女士很客氣地問：「從同事那兒知道，須老師很認真帶動大專資訊志工團隊，不知道是否有意願承接『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 DOC）輔導團隊？」

二○○五年我開始指導「編輯採訪社」的同學，結束了在水璉部落和壽豐國小的大專資訊志工服務，接到這通電話，讓我有些感動，一個文學院的老師，能從象牙塔般的大學校園，跋涉到濱海的阿美族部落服務，已經是一大突破了，竟然在短短兩年服務後，就受到關注？一種小小的成就感，頓時浮上心頭。

「數位機會中心輔導團要提供那些服務？」我一無所知地提問。

「就是請大學的團隊，協助花蓮五個社區的電腦教學、文化記錄、產業輔導還有社會照顧。」

「五個社區！」我複述了一次數字，感覺還好，就是多了四個單位，應當可以試看看，於是就接下了這項挑戰。

接下挑戰後，從輔導西寶、秀林、花蓮市、鳳林跟瑞穗開始，一年後，又增加了新城和卓溪，一共七個鄉鎮。赫然發現，我太小看了花蓮，也太輕忽了輔導工作的繁複。

花蓮狹長一百三十七．五公里，當時為數不多的設置社區，最北的點在秀林鄉的西寶國小，最南的點在卓溪鄉的古風村，一天來回的話，絕對印證了「披星載月」這句成語。

西寶在哪裡？先從東華大學開一個小時的車，到中橫公路起點，看見太魯閣的牌樓後，沿著蜿蜒的山路四十分鐘後到天祥，再驅車八公里，才能找到西寶國小。西寶位在海拔九百一十五公尺的雲端之上，手機到那裡總是收不到訊號，要不是有室內電話和固接網路，可說是幾乎與世隔絕的一座「雲端孤島」。

花蓮最南的DOC在卓溪鄉，第一次拜訪古風村時，一時找不到藏在中央山脈之上的小村落，從九號線右轉，跨過秀姑巒溪，經過一大片美麗的稻田，再越過樂樂溪，沿著產業道路，不斷迷路與詢問，最終才找到布農族世代居住的部落。

總要分幾天，南北奔波，才拜訪完所有社區，很像公路電影中漫漫無盡的旅程，先體驗平面長一百三十七．五公里的概念，還加上海拔超過九百米的高度，晴天都是美景，颱風天偶有泥石流。走完一圈後的心得：輔導全縣「少少的」七個機會中心是道阻且長的工作。

要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

空間距離本來就是城鄉差距的天敵，教育、文化與經濟條件的差異，才是「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的輔導計畫最大的挑戰。

先搭乘時光機，回到二○○七年的臺灣，當時全國曾經使用過電腦的民眾只有七成，有上網經驗的也只有六成五，如果把焦點放到偏鄉，則曾經使用過電腦的比例降到五成五，換句話說，在花蓮的民眾中，幾乎有一半沒有接觸電腦的經驗，更不要說上網了。教育環境的差異，加上從事農林漁牧業的鄉親，根本沒有學習網路的意願，也就自然成為資訊素養不足的一群。

二○○五年和同學們服務阿美族部落的經驗，讓我發現，臺灣數位落差遠比想像中的嚴重，對家裡沒有電腦的孩子來說，他挑戰未來的競爭力已經輸在起跑點，絕對比過去更嚴峻！以前鄉下孩子只要把書讀好，熟習解題的技巧，還有機會跟都市孩子一爭長短；到了資訊時代，部落小朋友從小家中沒有電腦，社區沒有書店，學校圖書館沒有新書，缺乏尋找資訊、語言學習以及製作專題的能力，自主學習的能力不足，很難拉近與城市孩子的距離。

我是華文系的老師，要走進花蓮的社區，突破大學城與鄉鎮的文化藩籬，沒有太多專業知識當背景。所幸我大學讀法律，研究所學新聞，傾聽與採訪，是這兩個科目的基本工作，加上我本來就對田野充滿嚮往，也就不覺得苦。

花蓮是多元文化的縣，由閩南、客家、榮民與原住民組成多元特色的社區，每個社區都有不同的夢想和不同的理念，不少慢慢在社區總體營造上嶄露頭角。因此，從一開始我就不斷提醒同仁，社區輔導並不是去教導民眾，反而是現場向社區民眾學習，然後一起發現改變社區文化的可能性，或是運用數位科技協助他們顛覆一些主流偏見，然後實現夢想。

最大的衝擊來自到教育部的標案審查過程，我向審查委員簡報理想、願景與工作的模式，記得報告完畢以後，會場沒開燈，五位評審又背光坐著，他們的面孔是看不見的，只聽見主席說：「你知道，輔導團的工作要和社區發展協會或小學溝通，推動教育、文化、經濟和社會面的各項活動？」

「我知道！」

「請問你準備好了沒？在輔導一到兩年後，可以讓其中一個DOC就能自主經營？」

我心想：「天啊！我都還沒開始著手輔導，就要談『永續』，怎麼可能？」所以一時語塞。

主席顯然知道我答不出來：「我換個問法好了，花蓮五個社區中，哪一個在經濟上發展機會最大？」

「應當是富源DOC。」

「為什麼？」

「富源村所在的瑞穗鄉產茶和文旦，產業如果可以帶動社區成長，應當比較有希望。」

主席點點頭，不再發問。可是，這一段「快問快答」提醒了我，眼前的輔導工作不是單純的教育訓練，讓老人家或農民體驗資訊設備，具備基礎的操作技能都還不夠，我們要讓自己更為強大，還要具備電子商務、影像記錄、資訊傳播等各項技能。所以做中學，成為一項功課，也是一大樂趣，同時觀察：如何要能以各社區為主體，以他們的社區或生命經驗喚起熱情進行文化、社會或農業銷售的改革，運用數位科技達到目標。

在城鄉落差巨大的臺灣，小小的DOC力量畢竟有限。從一開始，我還是從人文和資訊融合的角度問自己：DOC是什麼？DOC可以是一間電腦教室，但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小朋友一進來就會開始玩電腦，可能還沒學會文書處理就網路成癮了。所以我認為DOC也應當同時是一間小的圖書館，就跟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的「閱讀分享計畫」合作，募書放在DOC裡面，小朋友來這邊，要先讀書、寫心得、寫作業以後，才能玩電腦。

DOC有很多其他 的可能，當新觀念進入了電腦教室，DOC可以是農特產的個性商店、凝聚社區民眾情感的地方、讓老人在這裡編織夢想。最重要的是，因為臺灣每個農村的年輕人都出走，社區開始老化，有沒有可能因為DOC的連結，創造更多工作機會，讓年輕人有機會可以回家鄉服務？

明日的數位機會

朋友聽說我一面忙教學、一面忙研究還在學校兼行政工作，卻堅持在偏鄉陪伴DOC夥伴，一陪就是十二年，常會問我：「你那麼過動，動力從哪裡來？」

我多半的答案是：「同事都很優秀，有創意，能一起實現夢想。」能有一群青年朋友和我一起走遍村莊與田野，連結更多社會、企業和政府資源進入社區，培養更多新的社區組織，彷彿看到黑暗的山海間浮現了一絲曙光。

我心中其實有個真正的答案，就是想在花蓮實現溫世仁先生的夢想：普及數位科技，讓偏鄉從農業社會跳過工業社會，直接進入網路社會。

溫世仁先生喜歡說一個故事，北京有天突然下起大雨，一個賣蒜頭的老農夫躲在網咖門口避雨，天寒地凍，網咖裡好心的年輕人，邀他進去躲雨，關心他的生意。

老伯伯說：「這年頭蒜頭難賣！」

年輕人問老農夫：「你的蒜頭究竟有何特點？」

「我沒有加肥料。」

於是青年連上網路，到國外的討論區留言：「北京這兒有有機蒜頭，有人有興趣嗎？」

德國一家超商的採購員，正愁找不到貨源，看到這則訊息，喜出望外，聯絡了網咖。老農夫一舉賣掉了全部的蒜頭，還從此成了德國有機超商的固定合作夥伴。

溫先生在二○○○年前後，就點出了網際網路扶助老農的潛力，不僅如此，他投身黃羊川的扶貧計畫，在甘肅省武威市古浪縣，一處貧窮的小鄉鎮中，讓學生有機會學習最新的資訊科技，為他們編寫數位的各科教材，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溫先生倡言「西部開發十年可成」，創立了一個「千鄉萬才公司」，在黃羊川建立「千鄉」平臺，選擇最貧窮的鄉鎮，做網路基地，引進人才（萬才）教育當地，以學校做為硬體與軟體的基地，透過電子商務來改善農牧，促成農民從散居變成聚居，進一步發展服務業、遠距雇用和遠距服務，讓文明透過教育與資訊進入這個農作與運輸都困難的鄉村，而且以「黃羊川」為示範點，希望能把成功模式複製到更多村莊。

溫世仁先生的故事深深打動了我，在二○○二年的春天，為東華大學籌辦畢業典禮時，我向校長提議，獲得同意，我們誠懇地邀請溫先生來為畢業生祝福。他答應了，但隨後爆發了「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危機，溫世仁提出「健康者隔離法」的概念，自己也身體力行，也就婉拒了來東華演講。在疫情結束後，我私心還是期待他能來東華，不料在二○○三年，他竟然英年早逝，留下了無限的悵然。

造夢者先走了，追夢的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延續溫世仁先生的夢想，就成為我內心中最大的動力。所以每次到訪每個數位機會中心，看見孩子們玩國外的電玩，或是線上遊戲，總覺得不安。DOC不應當是學童的網咖，但是要能夠帶領孩子們遠離線上遊戲，就要更精緻、生動有趣的數位出版品走進偏鄉的電腦教室。

幾年後，當時擔任明日工作室副總經理李進文大力支持，把一批文學名著的多媒體書捐贈給花蓮DOC，計有《銀河鐵道之夜》、《綠野仙蹤》、《變形記》、《頑童歷險記》、《快樂王子》等十二套，共計六十本。除了讓孩子們能以新鮮有趣的方式，自然而然讓學習數位化，並從明日工作室編纂的系列教材當中獲得深度的人文歷史及語言知識；也讓他們有機會走在數位閱讀潮流的前端，這讓我感到無比的震動。

李進文是著名的詩人，他來信時引用了溫世仁先生說過一句話：「世界上只有一種人，就是需要關心的人。」明日工作室秉持著相同的信念，關心花蓮的孩子，讓我們倍感溫馨。

明日工作室設計的多媒體書，每一本除了有傳統的繪本，以精緻可愛的圖案搭配漫畫的編排方式，開創兼具質感與輕鬆閱讀的繪本風格，同時還利用3D動畫（DVD）的方式，帶領讀者進入童話故事的魔幻世界，動畫以歐式繪風幽默呈現，創新的多結局，絕對顛覆孩子們的想像力。

記得當時收到這個好消息的時候，辦公室同仁貞育負責企劃，她給這個案子取了充滿希望的名字：「數位機會在明日」。

是啊！我們的初衷正是：希望在每個明日，能讓數位機會普及到偏鄉的每個角落。



後記

可以只寫溫暖的故事嗎？

「只要貧窮、不公不義、人為不平等在世上存在一天，我們便一天不能安枕。」 ——曼德拉

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正準備提出博士論文口考，九二一地震發生了，某一天指導教授鄭瑞城來電：「文蔚，瞿海源教授忙全盟的建構與運作，你能去幫忙嗎？」

全盟是「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的簡稱，是為了救災與社區資源協調成立的民間平臺，我掛了電話就聯繫上瞿老師，下午見了面，立刻就投入辦公室，我放下學位論文，一忙就是十個月。期間聯繫了超過兩百個以上的民間社團，調度資源，提供建議，倡議社區報刊出版，每週還審議各種企劃書，大開眼界，見證了臺灣公民社會的巨大活力。

十個月後，因為人事糾葛，我憤而請辭，在家中賦閒，每日打開電視，看見與災區有關的新聞，自己無力再協助，總是苦痛萬分。就在這個時刻，我開始尋思書寫人生的第一篇報導文學，究竟要揭露黑幕？還是該記錄溫情？在我觀察災後建設的歷程，深知民間捐款得來不易，只要有一絲懷疑，怠惰與批判，往往會招致民眾對公益團體信任感的崩解，於是我決定放下心中諸般不滿，採訪《中寮鄉親報》的編輯團隊與社區夥伴，寫下〈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見證一群異鄉女孩，無懼於天災與地方政治的冷漠，勇闖災區的動人故事。

暑假結束，我到東華大學中文系報到，臨行前向指導教授「告別」，畢竟學了五年的法律，八年的傳播政策，要轉行到文學，有不捨，更有恐慌。鄭瑞城老師用一貫從容的聲調提醒我：「到中文系教書也很好，記得要帶學生讀陳映真的《山路》。」

這句話讓我倍感震撼，原來我以為的「出走」，其實是「回歸」，在文學院，我依然應當懷抱著在傳播學院裡學習到對弱小者關切，改革傳播環境，乃至辯證公理正義的熱情。所以在還是助理教授階段，很多同儕頻頻提醒：「還沒升等過，千萬別多發言，少管閒事。」我完全當作耳邊風，指導校園報，擔任學務處的課外活動組長，創辦數位文化中心。就在我申請「傑出新進人員」的獎補助時，傳出有評委指出：「須老師是活躍的社會運動者，未必是好的研究者。」我遭遇了一次莫名的挫敗。

遭遇挫折不是壞事，不服氣的我就將臺灣社會運動與報導文學的歷史結合觀察，寫出了一系列臺灣紀實文學的論文，論證在每一場成功的社會或政治運動中，成功的領袖人物總有詩人或哲學家的氣息，總是能說出撼動人心的真實故事。我也重新爬梳了臺灣報導文學的歷史，上溯到日本殖民時期吳希聖與楊逵的創作。讀到楊逵說：「在冰山底下過活七十年，雖然到處碰壁，卻未曾凍僵！」相較於自己「玻璃心」碎裂的遭遇，正好提醒我要更勇敢些。

有機會投身數位機會中心的輔導工作，那是在日常的教學與研究外，一份沉重而又甜蜜的負擔。沉重的部分很容易理解，現在的大學教師要面對學生的教學評鑑，因應各種教學創新的實驗，承擔升等與評鑑的研究發表壓力，在同事的支持下，還必須擔任主管，參與行政服務工作，DOC的輔導計畫絕對讓人徹夜無眠。甜蜜的部分則來自社區的回饋，有時是偏鄉的朋友學會一種新科技，創造出市場的價值，更多時刻是因為我們團隊創意與熱心的協助，讓社區獲得更多新的計劃或資源，讓我們有機會實現夢想，真的就不知道「累」字該怎麼寫。

在輔導工作的同時，我沒有擱下學術研究，二○○九年我協同董克景老師主筆「創造公平數位機會白皮書」，比較各先進國家的政策與實例，也協調各部會一起思索通訊傳播，教育，經濟，農業，醫療，新住民與其他弱勢族群的數位機會。記得在結案前與當時的政務委員張進福會晤，簡報白皮書的規劃與創意。會議快結束前，張政委突然發問：「須教授，坐在臺北辦公室吹冷氣的官員大概不會理解，你覺得弭平數位落差的工作，四年或八年可以完成？」

我愣了一下，當時不少來自立委或教育部高層長官都不斷要求DOC要自主營運，要找到永續經營的做法，計劃不能執行年度過長。但我不打算回答一個「標準答案」，於是我說：「縱使八年努力，還是無法達成目標。」

張進福政委笑了笑說：「我在暨南大學服務過，南投和你所在的花蓮一樣，都地處偏遠，實際接觸後你就會知道，偏鄉的翻轉縱使經年累月的努力，往往才能產生一點點成效。」

十年後，我回想起這段對話，真是感慨萬千。殘酷的現實是，縱使有一大群大學教師與資訊志工投身這項計畫，偏鄉的貧窮與困頓並沒有走入歷史，反而隨著少子化與科技迅猛的發展，暴露出更多資訊的落差與資源分配的不正義。感動的是，偏鄉資訊教育始終不是重大議題，但熱心的師友，總是不計酬勞的微薄，願意來到宜蘭與花蓮，協助我們的數位影像、資訊應用與商品行銷等課程活動，經過十多年的深蹲社區，讓我們開始看見機會，更敢夢想，更相信能夠掌握未來。

這本書能夠出版，要感謝教育部林燕珍、許雅芬和李月碧三位高級分析師一路的指導，宜蘭與花蓮縣府縣網中心落實地方教育資源的長官，歷年來加入輔導團隊與社區的工作夥伴。成書前，承蒙《人間福報》蔡孟樺主編的邀約，以「不偏不倚」為專欄名稱，在二○一○年寫下二十六則短文，其後《聯合報》繽紛副刊譚立安主編企劃「青春名人堂」，讓我有機會在二○○七年到二○○九年間，持續在報端與網路上，為偏鄉發聲。所有原本細瑣的記憶與書寫，最要感謝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第四部曾文娟總編輯，不斷在文體、主題與結構上，給予專業的提點，方能完整再現DOC現場，寫作成一本報導文學。主編李麗玲是正港花蓮人，一肩擔下文稿編輯的重責，溫暖地為書籍定位。資深企劃編輯金多誠是我敬重的編輯人，細密協助各項宣傳活動，在此一併致謝。

在編輯會議上，麗玲問我一個尖銳的問題：「你打算多寫一些有批判意味的篇章嗎？」

我笑著說：「我可以只寫溫暖的故事嗎？」

畢竟在偏鄉服務十五年的經驗中，不是沒有憤怒，不是沒有紛爭，但是做為一個來自學院的陪伴者，沒有生氣的權利，更不應當介入社區的爭執，我希望在有限的篇幅中，讓更多付出心力的朋友登場，讓他們誠摯的面孔為讀者熟悉，也期待更多來自不同角落的讀者願意走進DOC，成為偏鄉教育的生力軍。

記得陳映真先生在《人間》雜誌創刊號發刊詞〈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中說：「透過我們的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讓我們的關心甦醒；讓我們的希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抱持著同樣的信念，期望這本書能讓臺灣重新看見機會，讓偏鄉更踏實地走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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