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農莊(精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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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 無限趨近歐威爾


 

譯後記

無限趨近歐威爾

　　一九八四年初，我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一號樓一一七室，那個被我命名為「鬼府」的房間牆上，釘上一張一九八四年的布製年曆。這年曆哪兒來的，我全然忘記了。但那畫面倒記得清楚，那是一個澳大利亞原住民，肩頭倚著根長矛，手持一隻回力鏢，坐進一片黃褐相間的空茫，守護著他下面那一年每個為人熟知的日子。

　　一九八四年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年頭。由於喬治·歐威爾的大作《一九八四》，它早在真正到來之前，就已被寫進（刻進）了歷史。無論在世界哪個角落，也無論大家是否聽說過歐威爾、讀到過他那本書，冥冥之中，似乎早有無數人在等待它，聆聽著它一天天逼近的腳步聲，一個老大哥的世界，跋涉而來，停在門口，跨入屋內，直接抓住我們，這命運毫不留情，甚至不必學貝多芬那樣敲門。

　　我們都是《一九八四》的一代。中文版的《一九八四》，首先不是用文字，而是用人生寫的。老大哥、真理部新話、一〇一房間等等，既陌生更熟悉，在我記憶裡換名存檔，代替一本書，銘刻下我們稱之為「精神鄉愁」的八〇年代：現實傷痛激發出歷史和文化反思，更進一步，為我們的詩歌寫作找到了人生立足點。

　　解讀歐威爾的作品，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政治的，思想的，文學的。三個層次層層遞進，在無限趨近歐威爾，直至躍入他剝開的人性淵藪。

　　一、政治的：意即，批判的。毋庸諱言，這指的是基於二戰和冷戰經驗，對政治專制制度的批判。就如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直接點明的，那具體對象是納粹德國和蘇聯。歐威爾一生窮困潦倒，他最早出版的幾部書，並未引起公眾注意。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不久之後冷戰開始。世界劃分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各自宣稱代表了歷史和人性的正義。這競爭，不僅體現為經濟和軍事，更呈現在思想領域中。正是冷戰語境，使歐威爾相繼發表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迅速獲得了極為具體（過分具體）的解讀，並由此暴得大名。西方讀者和評論界，直接把可見的社會現實「代入」這些作品，由此衍生出一套響亮卻膚淺的理解。歐威爾是個理想主義者，他一生經歷過大英帝國殖民地統治、英國貴族學校的階級歧視、在緬甸殖民地當警官、參與西班牙內戰等，由此訓練出高度的政治敏感，他當然不可能忽略冷戰開始時世界上的現實，任何對人的控制、對人性的摧殘，都是他反思的對象，而他的反思，又正是一種反抗的行動。《動物農莊》中憤起造反，終於又淪為新的奴隸的動物；《一九八四》中勇敢反叛，卻最後在靈魂裡被徹底毀滅的溫斯頓和茱莉亞，恰恰是歐威爾政治的——批判的形象代言人，他們的反抗是一種悲劇，但悲劇的反抗也是反抗，至少在他們決定反叛的一剎那，迸發出了一道覺醒的奪目光芒。因此，歐威爾的政治批判性，聚焦於那種由人建立，卻異化為非人（甚至反人類）的政治制度，他對此的態度毫不妥協。這構成了他創作中第一個層次。

　　二、思想的：掙脫任何群體思維，真正獨立思考和堅持全方位批判。只有可悲可怕的思維惰性和簡單化，會把歐威爾的思想意義，局限於一名所謂的冷戰作家。那同樣意味著，把他的作品貶低為宣傳工具式的小冊子。我們的老朋友、著名漢學家、作家西蒙·萊斯（Pierre Ryckmans，中文名：李克曼）評論歐威爾時，把他的文章命名為「政治的恐怖」，這裡第一層意思是政治壓迫本身的恐怖，更深一層則是，把一切簡化為政治的恐怖。他把歐威爾的思想主題，表述為「反極權主義」，這要準確、深刻得多。極權主義是一種社會型態，更是一種思維方式，它不受限於某個政治或地理概念，而是存在於一切人類社會中。在歐威爾生活和寫作的二十世紀五〇年代，這一點或許還不甚清晰，幸好，歷史也拒絕停滯，冷戰結束後，人類突然面對了一個叫作全球化的更深困境。冷戰時期的意識型態群體劃分、非黑即白的標語口號，一夜間統統失效。今天這時代，權力和金錢無所不在地緊密糾纏，迫使人類從價值混亂淪入精神真空，再墮落到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和玩世不恭。歐威爾用《動物農莊》、《一九八四》剖析的看得見的極權暴力，被兌換成了今天看不見的極權思維，當代老大哥長著權錢一體的面孔，既從外部系統控制，更滲透進世人的內心甚至潛意識的欲望，從那裡操控著人類，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同一場精神汙染的遊戲。我們誰不是目睹這個見眼前利益就抓的瘋狂世界而無可奈何？歐威爾早在近七十年前，就已經寫下了一部當代精神病理學的教科書。他的深度，體現在《一九八四》那個荒誕而真實的結尾上——「他戰勝了自己，他愛老大哥」，反叛者溫斯頓最終投入了老大哥的懷抱（成為老大哥的一部分），這精神毀滅的「喜劇」，遠比肉體毀滅的悲劇慘痛一萬倍。而環顧全球化時代，到處在肆無忌憚地利益洗腦，走投無路的人，是不是也都戰勝了自己，全心全意愛上了老大哥？甚至在爭當老大哥？歐威爾的噩夢，不僅成真，且無孔不入地深深進入每個人的內心，他地下有知，該會發出怎樣的一絲苦笑？

　　三、文學的：塵埃落定，歐威爾寫的是小說，一切思考，最終都要落實到文學上——就是說，小說的語言、形式、觀念上。歐威爾是思想大家，更是小說大師，他最鋒利的思想，注入、激發出了最新穎鮮活的小說創作，並因此如一潭深泉，能讓一代代讀者不停從中汲取著滋養。

　　歐威爾的語言特色，一言以蔽之：精確，清晰，有力。讀他的小說，常常使人感覺像讀一篇新聞報導，細節精準貼切，發展充滿動力，線索毫無雜亂，層次遞進分明。這樣的語言功力，既得益於他早年的記者經歷，也得承認，他深惡痛絕的伊頓公學貴族教育，也從旁助力不少。英語一如中文，語法靈活，可玩可弄，因此入門容易，精深極難，要讓語言純淨而又充滿節奏，全憑作家心、手、耳相通，讓被「聽到的」語言能量，引領筆下寫出的句子。因為有這種精準，所以他敢於抗衡讀者的惰性（和商業化的花稍），而在《一九八四》這部長篇中，僅用三大章的清晰結構，就一氣呵成地把握住全部內在線索，何其簡潔而有力，相比之下，有些譯本把全書拆解分章、加小標題，則不免稍有蛇足誤導之嫌。

　　歐威爾的小說，常被人提及的是《動物農莊》、《一九八四》，其實，此外還有一部被他作為《一九八四》附錄的論文，標題是〈附錄：新話之道〉。這三部作品，文體截然不同。《動物農莊》是寓言故事，《一九八四》是政治幻想小說，〈附錄：新話之道〉是一篇（貌似）語言學的論文。但如此不同的文體，卻恰恰都是「小說」——在充分開放、豐富的虛構文學理念上。《動物農莊》裡那些孩子熟悉的豬啊狗啊、馬呀鳥呀，依然被描寫得活靈活現，彷彿和給孩子睡前朗誦的其他故事並無二致，但這裡講述的，卻是怎樣一個噬人的噩夢？《一九八四》三大章，結構緊湊如一部中篇小說，其中寥寥可數的人物，每個都滿滿負載著思想，而他們的交錯、相遇、結合、分離，又如此絲絲入扣，情節描寫時動人心旌，懸念緊張如偵探電影，而整部作品的思想推力，則像一張鋼製的邏輯網，張開在人物的內心裡，不停迫近那個哀莫大於心死的「喜劇結局」。歐威爾的創作中，《一九八四》是唯一一部尋常意義上的「小說」，不過，別擔心，幸好還有那部讓它立顯獨特的〈附錄：新話之道〉。

　　我把〈附錄：新話之道〉作為一部小說創作單獨提出，因為它把歐威爾的小說實驗理念推到了極致。這篇不算長的文章，貌似語言學論文，探討的內容，卻是基於《一九八四》虛構世界的「新話」——一種刻意透過縮減詞彙量而剝奪思想能力的極權語言。這篇文章，堪稱一篇「話語專制」的自白。它透過解析「新話」中ＡＢＣ詞類的造詞法和用法，詳細闡述了到二〇五〇年人類終將淪入的語言——思想空白的全過程。精彩的是，這篇荒誕得沒來由的「學術」論文，基於虛構、參與虛構，更直抵《一九八四》的虛構核心：深入一種虛構語言的極權本質。由此，它文體上離虛構越遠，反而越深入，打開了小說觀念，一件「作品」，一種真正的文學創造物。歐威爾用〈附錄：新話之道〉，給他的小說三部曲壓軸，從寓言、故事、論文層層推進，直至推出這部極權思維的詞典。一座自覺、有機的文學巨廈，就這樣矗立在我們面前。

　　歐威爾的小說，是哲學也是文學，是文學卻更飽含哲思。從他寫作之時至今，我覺得，這些作品裡，不停上演著一場詭譎的時間魔術。其中，《動物農莊》發表於一九四五年，《一九八四》發表於一九四九年，對那時而言，一九八四還是地平線那邊遙遙眺望的未來，而他小說裡的所有時態，卻全是事件已然發生的過去完成式。儘管過去完成式是傳統西方小說的常用時態，但用在標明確切日期的《一九八四》上，仍不得不說是對讀者心理的一大挑戰，造成的裂變，足以令人關注、深思其中內涵。隨時間推進，當我在「鬼府」裡掛起一九八四年曆，一九八四的世界，已經結束了漫長的逼近過程，成了我們自身的一部分。文本的過去式，兌換為人生的現在式。從那時再推進到二〇一八年，當我翻譯完歐威爾的作品，那個近七十年前寫下的過去完成式，已被理順得再自然不過了。我們的人生，在不停翻譯歐威爾，多好的巧合啊，這正是中文的時間！我們動詞的非時態性，讓一旦發生的事，就不得不無盡發生下去。由是，歐威爾小說的中文譯文，終於掙脫了現實的捆綁，它一舉還原成了思想本身，或者說是一首詩，宛如屈原寫下的、但丁寫下的，一首古今中外、人類的、人性的、命運、之詩。

　　一九八四年，當我把那張年曆掛進「鬼府」，從來沒想過，有朝一日我會出國，更沒想到，重譯歐威爾小說的重任，竟會落到我這個當年的英語文盲頭上。好在，剛剛過了的漂泊三十周年紀念日，印證了一段不期而來的人生。沿街「侃」出來的英文（我戲稱為「楊文」——Yanglish），逼著我習慣了逆流而上。而一切之上最重要的，仍是歐威爾的思想和文學力量，不僅沒隨著冷戰結束而褪色，恰恰相反，正對全球化時代的精神蒙昧，發動一次新衝擊。所謂經典，就是指這涵蓋時間、保持鋒利的能力吧？

　　到現在，當我告訴我的西方朋友，我正在翻譯歐威爾時，對方的反應幾乎都一樣，都是瞪大了眼睛問：「中國能出版歐威爾？」嘿嘿，他們哪裡知道，四十年前，董樂山先生的歐威爾譯文，就已經是我們這一代文學青年的啟蒙讀物了。但，也只在今天，當我坐下，開始一詞詞、一句句翻譯，才發現四十多年前，我們讀到的，最多只能算歐威爾的二手，甚或三手貨。最早的譯者，或許憂慮彼時讀者的理解水準，出於好意，給歐威爾漂亮精美的原文醇酒，兌進了不少中文翻譯文體的白開水，令細究之下，許多句子彎來繞去，拗口囉嗦。而無故添加的十六個細分章節和小標題，更打碎了歐威爾的一氣呵成。還不說全書的有機部分〈新話之道〉，乾脆被留在了書外……所以，我希望這版譯文，盡力還原出一個「中文原版的歐威爾」，結構上，完全遵循歐威爾的思想遞進層次；文體上，讓三部作品各自展示全然不同的個性；語言上，用精確、清晰、有力三原則要求譯文，讓歐氏美學奏響中文的音樂。當然，這些期望，能完成多少，還須讀者、專家給予評定。

　　老話云：愛之深，痛之切。翻譯完歐威爾全部小說，我對他的概括只能是：一個原版的理想主義者。對人類寄以最深的期望，因而率先躍入人性的深淵，去探測那企圖毀滅我們的黑暗之力。這又讓我想起李克曼，當我們一九八八年到達澳洲雪梨後，一次在他家聚會，問起他最近的工作，竟聽他說：「我在翻譯孔子的《論語》。」「什麼？」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為什麼翻譯《論語》？」「因為它好啊！理解人生好，書寫文筆好，應該有好譯本。」——哈，這就叫大家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