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

黃光國自身學說的矛盾性：

一、使用「天人對立」的科學哲學來精確認識具有「天人合一」性質的中國思想，尤其依據科學哲學架構的「微觀世界」是否真證實並解釋依據中國思想發展出來的「生命世界」，且其申論的「多重哲學典範」究竟有無具體中心思想？

二、從個體面向社會的利益角度詮釋出「自我的曼陀羅模型」與「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如何證實該內涵不僅能解釋其符合儒家思想的主軸觀念，甚且還能呈現佛家最高義理中的空性？

黃光國難題會產生的背景，來自三段具體脈絡：

一、先秦儒家思想本來是一套「前現代」的生活智慧，當個人用該生活智慧做基石，充分吸收西洋文明包括政治、經濟或社會各方面的現代知識，才有可能成為「後現代的智慧」，幫忙個人與社會解決他們在生活世界中面臨的各項問題。

二、從日本經明治維新後躋身於列強，且從二戰後日本經濟快速復興的經驗來觀察，中國如果想「同化」來自西洋文明的資本主義，從而展開自身文明的動能，其最終需要的「資本主義精神」並不是「基督新教倫理」，更應當拿「儒家倫理」作為觀念資源。

三、從西洋哲學的「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能開出「現代知識」，但從儒家既有的「宇宙論、良知論、工夫論」卻開不出對於外在世界的「客觀知識」，因此只有認識西洋科學哲學，將其融會到中華文化傳統，架構出「知識論的主體」，才能發展出華人自主的學術。

這三段具體的脈絡同時反映三個具體問題：

一、如果先秦儒家思想可提供華人生活智慧，智慧本身不該且不會有「前現代」與「後現代」的差異，只要人能將先秦儒家思想靈活運用並解決在生活世界中面臨的問題，這都屬於智慧的圓融表現，只有知識才有「前現代」與「後現代」的差異（該差異不只是時間性的差異，更內蘊著知識表露型態由意象感知型知識轉型出概念解析型知識），汲取西洋文明的「現代知識」發展出各種具體觀念的「微觀世界」對華人本來的「生命世界」自然會產生重大影響，然而這與先秦儒家思想究竟有什麼實質關聯呢？

二、按照日本兩度「浴火重生」的復興經驗可知，如果中國想要「同化」來自西洋文明的資本主義，就應當拾回「儒家倫理」作為觀念資源，但「儒家倫理」的內涵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樣貌，到底我們應該那什麼樣的「儒家倫理」來作為觀念資源，難道瞭解、認識並能操作黃光國闡釋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與「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就能當作現在最新時期華人社會可秉持的「儒家倫理」嗎？由於其內容只見利益性不見道義性，這點顯然令人不能沒有疑惑。

三、如果從儒家既有的「宇宙論，良知論，工夫論」確實開不出對於外在世界的「客觀知識」，只有認識西洋科學哲學，將其融會到中華文化傳統，架構出「知識論的主體」，才能發展出華人自主的學術，那儒家思想本來自有且最具特色的「宇宙論、良知論、工夫論」，到底對於我們發展華人本土社會科學還有什麼意義與貢獻？
陳教授指出黃教授提出的「多重哲學典範」是個「空洞的典範」，意即並無典範的架構，其「實質內涵」源引自建構實在論與批判實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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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陳教授指出黃教授提出的「多重哲學典範」是個「空洞的典範」，意即並無典範的架構，其「實質內涵」源引自建構實在論與批判實在論。

建構實在論：其理論核心為「兩重實在論」，其從自然和人設的角度，區隔出兩種實在，首先是「實在本身」，接著是「建構的實在」。建構實在論認為人類全部認知都藉由語言來展開，因而強調語言的重要性。不同科學領域架構不同的術語，各自有不同的論述形態來貼靠著實在，其結果每個科學都拿各自的語言，發展出不同的理論，各自完成其「微觀世界」，如將不同微觀世界做個總和，擴大科學社群的視域整合，最終就能獲得「建構的實在」。

批判實在論：其理論核心為「先驗實在論」，其主張科學研究的對象既不是經驗主義的現象，更不是人類強加於現象的建構，其屬於持續存在，並在我們知識外獨立運作的實在結構。科學活動的目標旨在覓出產生現象的結構性機制，該知識在科學活動中產生出來，科學既不是自然的表像，更不是人類製作出來的產品，科學和實在兩者各有結構，持續分化並不斷變異，且後者獨立於前者而存在。
有關建構實在論與批判實在論的觀點，或許可作為「多重哲學典範」組成過程裏某一部分的「實質內涵」， 並不能等於並作為「多重哲學典範」的「典範本身」。

二、黃光國設計「自我的曼陀羅模型」與「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來重新詮釋儒家思想，但這只屬於理論往外在應用層面的模型，並不屬於理論往內在核心層面的模型，作為學術骨架，後者的重要性遠高過於前者。黃光國所提出的典範本身並無實質的理論架構，實際上無法聲稱已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來幫忙學者用科學方法來從事實征研究。黃光國應帶領華人本土社會科學正視與研發華人社會的生命世界該有的微觀世界，從實在論的角度出發，從上游來架構「多重哲學典範」真正該有的「典範理論模型」，而不是轉引與其同時期出現的理論（建構實在論與批判實在論），繼續承接著學術被殖民的現象。

黃光國難題：如何將中華文化本質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傳統，傾注「天人對立」的階段性思辨過程，從生命世界中開闢出具有科學哲學意義的微觀世界。 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背景：正視不屬於歐美社會的文化傳統，研究各種不同的文化群體在日常生活中發展出來的心理樣貌，從中觀察其面臨到某些共同問題，提出合理的解答。黃光國希望重新詮釋儒家思想借由精確理解華人社會人際關係運作的文化心理，並輻射到人文學術領域與社會科學領域各面向，裨益中華文化完成其第三次理性化歷程。 面對心理學全盤西化喪失學術主體的情況，最早由楊國樞召集各大學級研究機構組成本土心理學研究群。楊國樹希望將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與回教文化同種，架構出人類心理學或全球心理學。 文化心理學家史威德提出很著名的觀點，他覺得文化心理學主張「一種心智，多種心態，普世主義，考量分殊」。

心智指人類認知歷程實際或可能的概念內容的整體。心態指被認知與被激發的心智子集合。心態或許呈現各種樣貌，內在的心智並無不同，不同文化都在塑造人類心理共同的深層結構，反映出人類共同的心理機能。 黃光國將這種普世心理學內蘊著人類心理共同的深層結構，特別稱作關係主義。 自我的曼陀羅模型：自我具有雙元性，自我作為主體，也作為反思覺察的客體。關係主義如果指個人利益在不同關係裏的衡量與決斷，其衡量與決斷的主體就在自我，該自我並無天人合一的終極意義，卻有人我合一的社會意義。該自我產生的關係主義，基於個人利益在不同關係裏的安頓，這是否是個人主義思維在亞洲文化的亞形變化呢？ 解決的思路：人往外尋覓絕對真理的過程裏，同時需要往內探索與把握心靈實體。這種內外互動的思辨過程，就是在回應我們「天人合一」的思想傳統，並傾注「天人對立」的階段性思辨過程，從生命世界中開闢出具有科學哲學意義的微觀世界。不斷依循著「求如三原則」，將微觀世界獲得的內容回饋給生命世界，讓這兩個世界相互交會引流。 求如三原則：情要盡性，用要得體，勢要依理。對應王明晚年指出的「無善無噁心之體」。掃清儒家沉重的道德教條，對人生命的捆綁。發現人應該洞見心體本身，把握住這個內在的絕對實體，而不是執著在具有特殊時空脈絡認知裏的善與惡。

很不錯的一本書，做了一些筆記：


1.本土心理學的目標就是正視不屬於歐美社會的文化傳統，研究各種不同的文化群體在日常生活中發展出來的心理樣貌，從中觀察到其面臨的某些共同問題，提出合理的解答。

2.「全盤西化」對臺灣心理學的影響，使得心理學研究只依循一種「樸素實證主義」：意即只是徵引外國研究工具，將其量表和問卷翻譯成中文，針對某個很細微的現象，檢驗信度和效度，來獲致「不具認知意義」的瑣碎結論，卻沒有理論架構與邏輯思考的歷程，更沒有真正直面社會並解決正面臨的問題。

3.文化心理學主張「一種心智，多種心態，普世主義，考量分殊」意即心態或許呈現各種樣貌，其內在的心智並無不同，不同文化都在塑造人類心理「共同的深層結構」，反映出人類共同的心理機能，如此就能獲致「人類心理學」或「全球心理學」的目標。黃光國對本土心理學的重要貢獻，就在於他將這種普世心理學內蘊著人類心理共同的深層結構，特別稱作「關係主義」，將其作為預設的社會科學理論與相關的研究典範，最終有別於歐美社會特別「怪異」架構出「個人主義」的思維，另闢蹊徑成為其他國家的學術主流。

4.榮格的觀點：意識的中心主體為「自我」（ego）；超越該主體並呈現出命整體的存在稱作「本我」或「自性」（self，有時會將第一個字母大寫成Self），前者來自意識，後者來自個人潛意識或集體潛意識。潛意識是意識的母體，自性則使得心靈獲得完整。

5.古希臘人的「沉思」：採取一種客觀態度，使得人作為「超然的觀察者」，穿越變動不居的表像世界，看見背後永恆不變的真理，引領人類發展出真實而完滿的存在。整個過程只是探索萬物的道理，而不是改變它們，從中獲得有關理型世界的知識，這是種濃厚的「理論心態」，獲得的內容古希臘哲學家就稱作「科學」。

基督教的文化傳統：「上帝」是個超越的概念，個人與上帝間有著無法跨越的鴻溝，人雖然不能用自己的理性來認識上帝的「本體」，卻能轉向現實世界，觀察各種不同對象，建構出對這些不同對象的認識，不斷索問其最終共同指向的本體，這是種主客對立的研究法。


6.面對天人議題的這個層面，黃光國選擇一條「由外向內」的學術發展路徑，意即承認「沉思」的辦法，翼圖由自身的理論心態來探討中華文化，最終架構出「科學微世界」，藉由其學術語言完成華人本土社會科學，來促進中華文化的現代化。


7.黃光國教授否認中國有著「有機體的科學」，意味著同時否認中國有任何概念意義的「科學微世界」的存在。

8.建構科學微世界背後相應的哲學，就是科學哲學。


9.批判實在論：主張科學研究的對象既不是經驗主義的現象，更不是人類強加於現象的建構，其屬於持續存在，並在我們知識外*運作的實在結構。科學活動的目標旨在覓出產生現象的結構性機制，科學既不是自然的表像，更不是人類製作出來的產品，科學和實在兩者各有結構，持續分化並不斷變異，且後者獨立於前者而存在。

中華文化如何能擺脫傳統與現代的束縛？黃光國教授認為，從西洋哲學的角度去理解「先驗」與「超越」是在「經驗前的經驗」，譬如終極的實在無法用感官經驗去體會，卻可以用經驗獲得的原則來推論；同樣，神秘的體驗也無法用感官經驗來體會，更不能架構原則來作用於經驗。所以，黃教授覺得「先驗的存在」不能有「超越的存在。」
 
教授認為，中國文化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並不是「可望不可及」的，而是人天共構間自然流動的精神意境。這裏的重點是「一」，是「仁、」「性」、「良知」與「自性」，是「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悟得「自性」以後心靈的實體，也是「天人合一」的實際體會。
 
其次，「冥契經驗」並不等同與「神秘經驗」，這兩者的混淆會誤把對內修養當作對外通靈，擱置了心體論就無法進入內在的精神世界去談工夫論，從而也就挖掘不出生命世界裏體悟工夫。其三，教授進行科學哲學的研究，得益於整理趙金祁教授的書籍，教授悟得「求如三原則」，即「情要盡性」、「用要的體」、「勢要依理」，以此來奮勉我們當代人去把握內在的絕對體驗，當人能夠涵養絕對實體在事上磨練，其生命實踐就可以被世人理解.
 
最後，教授認為我們若能整合出「天人合一」與「天人對立」的矛盾命題，將兩者擺在不同觀念的層次來理解與操作，那就解決了當中華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衝突性與束縛性，並能徹底替中華文化的繼往開來，開闢新路徑！

「嘿！給個面子！」

這是華人社會常見的一句話。傳統的中華文化重視禮，禮樂的規範融入到生活中，就是給別人以空間，不可做出太直接的事情，慢慢就演變成了互相「給面子」的習慣。台灣大學黃光國教授對這些社會現象進行心理學的分析，還建構出「人情與面子模型」，在社會心理學領域頗負盛名。但是，作為社會普遍現象的人情與面子，是否足以成為華人心理本質層面的標誌呢？這是針對黃光國先生理論的問題，黃光國教授一向主張：「對一個學者最大的尊敬，就是對他的研究成果做最嚴厲的批評。」黃光國教授的理論與主張，呈現了某種有趣的矛盾：一方面他認為華人社會人際交往的重點是人情與面子；一方面他又在自己的「學術人際」層面絲毫不顧忌面子。在學術層面不顧忌面子，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殊不知有多少學者做學術，都是在「拉關係」，一場學術會議上，最受熱捧的理論未必是最能揭示真理的理論，而是學界地位最高的人提出的理論，這種現象在人文社科領域尤其顯著。東華大學陳復教授認同黃光國教授的主張，於是果真針對他的理論提出系列的質疑，並將這些質疑賦予學術命題：黃光國難題（Hwang Kwang-Kuo Problem），兩人通過學術論文反復爭辯，於是便有了這本書：《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

首先，何謂「道」？中華文化最高妙的部分是「道」，老子的《道德經》中說：「道可道，非常道」。道，就是一種沒有具體型態的，中華文化的核心議題之一。在中華文化「天人合一」的傳統下，道也絕對不是客觀化的研究對象，道在天，道在地，道在人，人可通過對自身的體悟和修養完成與「天」或「道」的合一。正如孟子所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因此，中華文化的精髓就在於心性修養，從孔子、孟子、到朱熹、陸九淵、王陽明，都是在講這一件事。《大學》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中國人通過「修身」完成其對「道」的體會，這個過程在古代被稱為「悟道」，陳復教授用現代化的學術語言稱之為「冥契」（mystic）。「道」包含著古代學者對天道極其豐富的體會。

其次，何為「知」？簡單來說可以說是「知識」。道，是無形無相的存在，西方哲學探索的終極存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一種「道」，人要認識這種存在，自然要通過一定的媒介。中華文化擅長通過「體證」來認識，西洋思想則擅長通過知識與邏輯來認識。因此，西洋哲學發展出「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通過對客觀世界知識的架構，來闡釋其對宇宙的認知。現代學術界即以這種西洋型態的知識架構為主軸，形成各種各樣的學科與理論。

那麼，為什麼我們需要轉「道」成「知」呢？如前所述，中華傳統思想與西洋思想特點不同，然而現代社會是以知識性的架構為主要運作機制，中華傳統思想若要完成現代化轉變，就需要以知識論的架構來闡發中華文化的精髓。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工具即是西方的科學哲學。黃光國教授與陳復教授有著共同的學術目標：把中華傳統思想文化進行現代化轉型。

黃光國教授認為，為了達成這一目標，需要學習西方學術的科學哲學，把中華傳統思想進行理論化的建構。這一目標是正確的，許多深受西方哲學影響的學者，對中華傳統思想多有責難，他們攻擊的點不外是中華傳統思想的「不精確性」，不像西方哲學有強烈的邏輯性。黃光國教授認為，西洋哲學因其「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的體系而開出現代知識體系，但是儒家思想中的「宇宙論，良知論，工夫論」卻開不出認知外在世界的「客觀知識」，因此，我們只能先將中華文化「天人合一」的特質擱置不論，暫且以「主客對立」的西洋哲學思維，建立起客觀的理論架構。但是，針對黃光國教授徹底不承認儒家思想的「宇宙論，良知論，工夫論」客觀存在的問題，陳復教授評價其思維落入了「黃光國迷陣」中。因為黃光國若完全摒棄中華思想的特質不談，徹底以西方的理論型態架構中華文化，那麼不過又是落入了另一種「典範移植」或「學術殖民」中，而沒有展示出中華文化的根本特質。我們要進行中華文化現代化轉換，正確的路徑是以中華思想為「體」，以科學哲學為「用」，惟有真正闡發出「體」的精髓，「用」才有其價值。

這一「體」，即是心體。心體在陽明心學中也可稱為良知。陳復教授認為心體是客觀存在的實存，心體可連結人的「生命世界」與客觀的「微觀世界」，他在本書中提出了「心體實在論」與「歷史實在論」，當人能把握住這兩重實在論，兩者展開互動的窮究與貫通，這時就能發展出堅實的「建構的實在」，面對森羅萬象的微觀世界就能展開整合且不再有掛礙。這一理論既承認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妙義，又兼顧客觀理論世界的實證性，可謂是傳統思想現代化的典範。筆者認為這是學術史上首次將體驗性的「心體」進行理論性的架構，必將成為中華文化現代化的里程碑。

華人學術經歷了百年的變革，一直在中西碰撞的洪流中尋找方向，華人學術應該何去何從？西方「學術殖民」帶來的負面效應，我們看的還不夠多嗎？極其專業化的學科分類，看似「科學」，卻讓人的生命被學術異化，現代學者的學術與生命是分割開來的，很多學者學術做得越好，生活越亂成一團糟。現代的學科之間，不要說理工與人文之間存在鴻溝，哪怕是人文學科的學者，如果研究的方向不同，也是老死不相往來，學術上的「生殖隔離」現象隨處可見。學者如果沒有心性的意識，難免會變成學術的「工具人」，「工具人」研究的學問只能服務於「學術生殖隔離」的深化，而不能有益於世道人心。如此循環往復，學術的生命力在哪裡？然而心體要如何與學術銜接？本書會給你答案！

一百六十多年裏，中華文化的瓜果飄零，遺留下複雜難解的「戈迪安繩結」。中國人已經不能無視主流學術西化的現象，學術圈同時也塑造了現代中國人的理解習慣與認知態度。中國的學術圈全盤效法歐美，使得我們中華文化的原生「學術辭典」逐漸從我們使用的語言中消失殆盡（例如：心體，良知，三魂七魄、道、誠意等等），變成一種玄奧難解甚或迷信的符號。歐美的學術系統與學術辭典，無法容納中華文化最核心的議題——靈性，如果任由學術如此一路發展下去，中華文化只能萎縮成為民間的信仰團體，任由學術界以歐美人的視野賦予其支離破碎的詮釋。中華文化就會處於一種被動的「挨罵」狀態，而絲毫沒有辯解的資格與能量。
 
我們不能無視主流學術西化的現實，不能回避與放棄中國靈性的議題回歸主流學術的努力，因此，陳復教授的新書《轉道成知》正是在這種特別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正如書中所言，想要推動中華文化的正本清源，需要有「學三變」的體悟與知識積澱，從人文到心靈，再到科學哲學，其實正是教授引領道團這幾年學習的歷程。只有兼具內在的涵養體證與外在人文、科學哲學知識的素養，如此才能讓中華文化在中國人的心靈中復興，也在主流學術中紮根。

生命的歸宿與文化的再生：讀陳復教授《轉道成知》新書有感

東華大學陳復教授所著的《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於西元2021年1月出版，當敝人接觸到這本書的刹那，焦渴的心情刹那間獲得緩解，並深感這本書的「分量」，當然，這不是指書籍本身，而是書中承載的能量。敝人非常清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感受，因為這本來就不是一本普通的書，而是在探討中華文化該如何擺脫西洋學術思想的框架，恢復其本來內聖外王的能量，這個過程裡不是一味復古，而是吸納西洋文化的精髓科學哲學，形成不離傳統，卻以超越傳統的方式來回歸傳統的思想進路，建構出中華本土社會科學的基本範式，繼而輻射到各個學術領域裡進行理論的建構與面向社會的實踐。這意味著百年來，中國在政治、經濟等領域裡逐步取得獨立後，開始在思想文化領域裡取得徹底的獨立。敝人的感受來自於意識到這件事情的真實性。

這些天，敝人閱讀完畢本書開頭的三篇序言，分別為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名譽教授黃光國、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林安梧，以及作者本人陳復教授所作。在序言中，黃教授強調他一向主張：「對一個學者最大的尊敬，就是對他的研究成果做最嚴厲的批判。」而這本書的精華，就源自陳教授與黃教授真實無隱的論辯，使他們的觀點可以「視域共融」，意即甲的觀點和乙的觀念看似對立，卻在經過探討後，彼此形成新的觀點，在各自的脈絡中繼續發展下去。就如黃教授在序言中坦誠地說，他的觀點雖然與陳教授不同，卻如同牟宗三先生（1909-1995）對於程朱理學的判定，他的「傳承儒家的科學進路」也是這個時代裡儒家思想的「別子為宗」。黃教授認為，他的思想只有與陳教授的心學思想「兩輪並轉，雙翼齊飛」，才能使儒家真正有所傳承。

當敝人還是一個青少年時，就一直有一個疑惑：如果學習的目的只是為考試拿學歷，而一旦通過考試或拿到學歷，就立刻丟掉課本，這樣的學習究竟有什麼真實的意義呢？這也難怪整個社會都彌漫著知識無用論和對待知識的急功近利。人文與社科領域長期一面倒朝向西洋的結果，造成學術與華人真實的生命世界割裂開來，這種「文化自我殖民」現象，當止于陳教授與黃教授樹立的論學典範。新冠疫情爆發後，西洋國家加緊在世界上孤立中國，這一方面源自西洋慣有的霸權主義，另一方面，中國或許也應該思考，如何才能幫忙世界更好的理解中國，這首先需要華人能理解自己的文化，而文化的興盛，不能只停留在政治口號上，而是需要學者們務實地開展中西會通的知識建構工作。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要向這個世界發出清晰的聲音，我們不僅需要懂得「傳統術語」，還要改造傳統術語，講出能讓世界，尤其是西洋人能聽得懂的「現代術語」，卸下他們無謂的「恐中症」。

林安梧教授開篇即提出一個非常值得反思的議題：「……臺灣現在講的本土，常常錯認了，常常倒過來『以土為本』。其實，『本土』是『由本而土』，並不是『以土為本』。」林教授這裡講的「本」是指文化傳統，「土」是指生活世界，「由此文化傳統而落實於生活世界，如此方為本土。」林教授說的沒錯，如果反過來，我們的視野只局限在一個狹隘的政治或地理範疇，甚至將此視作自己的生命所歸，這未免太過捨本逐末了。林教授解釋造成臺灣目前這種局面的源頭，可追溯到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華人為救亡圖存，思想界充斥著徹底反傳統的氛圍，儘管也有諸如港臺新儒家的學者，不忘傳統，堅持「中體西用」的思想進路，但迫于整個文化氛圍幾乎一面倒的朝向西洋，臺灣學術與教育的核心地帶，最終被自由主義者所把持。然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出自《三國演義》用來形容政治風雲變幻的話語，同樣適用于學術，林教授說：「我們發現，這七十多年來，在臺灣緩步艱行，行出了一條極有趣而曲折的路子來。它既不是徹底的反傳統主義，也不是頑固的傳統主義，而是在和絃雙奏下，譜出了新的學術曲調，一種強調回歸本土，卻又是現代的學術方法，又邁向國際的本土人文社會科學，已然是大家正努力追求的目標之一。」

在林教授看來，從華人本土心理學的開山鼻祖楊國樞教授（1932-2018），一直到黃光國教授，他們本應是從反傳統主義遞衍下來的自由派、現代派，但他們與時俱進，已不再一味反傳統，且發現要批判傳統，就要深入理解傳統。而傳統主義者同樣覺得應柔化自己的立場，尋求跨界溝通。通過林教授的敘述，敝人對五四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脈絡有了更清晰的瞭解，從而更能理解這本書在這個脈絡裡的重要意義：我們每個活在這個時代的華人，擁有這個時代特有的身心狀態，絕非偶然，而是整個歷史文化一步步開展到今天的結果。中國的歷史文化就如同一條大河，雖然可能流動的過程裡會受到些許阻滯，但因為與人不會有絕對的割裂（只是現代人因為自我意識濃厚，使得自己自限於歷史文化之外，卻因為跟文化母體的這種強行分離，而產生各種身心問題），於是只有奔騰不息的向前開展。這與西洋那種革命式的、後來者不斷推翻前者的歷史，以及印度那種完全不在意時間的文化截然不同。中華文化綿延至我們這個時空，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通過「轉道成知」，意即將傳統脈絡裡出自身心體驗的智慧，轉化成現代性的系統知識，被現代人所接受。這猶如孔子刪述《六經》、朱熹厘訂《四書》，有著里程碑般的意義。

林教授總結了陳教授對黃教授思想批判的重點在於，陳教授認為黃教授對「自我」的詮釋只有社會性意義，例如華人很在意人情與面子，形成基於自我利益的社會交往模式，卻沒有意識到儒家思想的核心在於「心性本體論」與「工夫論」。對此，林教授說：「在生死海中的自我與真常本心的自性是會不一樣的。儒家強調的人格自我的完善歷程，這是修養心理學所必須正視的。這當然就得涉及於心性論、道體論的本源問題。」在陳教授看來，「心性本體」是中華文化裡聖聖相傳的「真骨血」，只有把握這個根本，纔有整合西洋文化的能量。

在作者陳復教授的自序中，我們可瞭解到陳教授的學術生涯，歷經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已沒有了前輩學人思想上的對立性，卻因大悟心體，而能與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的幾位靈性大師，如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1861-1925）、克裡希納穆提（Jiddu Krishnamurti，1895-1986）、阿南達慕提（Anandamurti，1921-1990）的觀點開展對話，反而能在這些當前學術範式之外的思想中更加有力的印證出心體的實存。同時，陳教授也意識到，他只有先「將生命的體證放在心中，轉而學習用社會科學的語言來寫論文」才能將對心體的體證經驗，轉化成符合當前學術規範的語言，繼而使得「心體」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的公共語言。想到這裡，敝人不禁莞爾，未來的華人見面大概不會再說：「你吃了嗎？」而是會說：「你悟了嗎？」於是對方很謙虛的回答：「尚未、尚未……」

沒錯，「中國」目前還只是一個「尚未」的概念，意即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領域成為世界第一，已不是一個遙遠的夢，可是文化的復興仍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大工程。縱觀人類歷史，無論多麼強大的帝國，最終還是會灰飛煙滅。政權滅亡，文化不一定會滅亡，但文化如果滅亡，政權即便存在，卻早已物是人非，就像現在的埃及人，或許在人種上還有古埃及人的些許基因，但文化上早已不是古埃及文化，而是伊斯蘭文化。古埃及文化的精神內涵已沒有任何一個族群在傳承，而只是靜靜的躺在博物館中供人觀摩、研究。

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類與動物最主要的區別，並不在心智的發達與否（否則人工智慧即可被視為超越人類的物種），而是因為人類是這個星球上唯一可以探問生命意義的物種，而回答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從文化中去找尋，又要從哪裡去找尋呢？因為文化的內核，就是歷代聖賢豪傑不斷思考生命意義的議題，所凝結出來的智慧結晶。而你的自我，是由你當下所生活的人類社會形塑出來的（否則即如同狼孩般，雖生為人形，卻無人類的自我意識），可是如果一個人不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就很難擁有超越當下時空的眼光，從而能對身處的社會展開真正有建設性意義的批判和反思。所謂的「憤青」、「鍵盤俠」，就處在這種生命狀態裡，他們不是沒有良知，只是他們無法有更超越的眼光來解決他們的現實處境，於是只好不斷靠發洩情緒來舒緩精神。

陳教授指出，自鴉片戰爭起，這一百六十多年來，華人社會雖受到西洋文化的深度影響，但學術界卻「始終學不會西洋哲學的抽象概念思維，架構出精密的微觀世界（micro world）」，使得華人學者「在各個領域的學術討論都只能寫些『見樹不見林』的瑣碎議題，而無法產生第一流的學術成果……問題的癥結，正在於我們沒有科學哲學的知識背景，使得我們終究只是活在不同維度的『生命世界』（life world）中。」如果說林教授對「本土」的詮釋，讓我們意識到傳統文化對於一個人的生命的根基性，那麼陳教授對「本土」的詮釋，則讓我們意識到在一個資訊社會裡，傳統文化會翻轉出的嶄新面貌，他提醒我們注意：「我們眼中的『本土』不再只是腳踏的泥土，更包括眼前的螢幕，華人如何只能安於單純的生命世界中，對於抽象的概念思維置若罔聞？中華文化的天人合一特徵，從而產生各種文明成果，絕對是人類的瑰寶與資產，但談到回歸這種精神，如果沒有架構出更能說服知識人的脈絡與思路，則最終將無人能繼承與闡發中華文化的資產，從而活出精神的富裕康泰。」

當今人類社會已經在資訊化的道路上取得飛速的進展，在敝人目前所生活的四線城市，都已在某些飯店裡見到人工智慧服務員，相信在未來三十年內，人工智慧會大幅改變人類的生活，在這種趨勢下，華人應超越傳統來繼承傳統，意即華人的精神意識不應還停留在農業社會，僅重視可立刻應用的學問，無論這個應用指向實務層面，還是修身養性的層面，還應重視那些看起來「無用」的，純粹抽象思辨的學問，因為西洋人的科技可以飛速發展，就來自西洋文化相信有一個現實世界之外的「理念世界」真實存在。華人如果無法在文化層面深入瞭解西洋文化的這個特徵，不僅科技層面的創造力很難在核心領域裡超越西洋，也無法真正整合西洋文化，從而有發自心底的文化自信。當我們面對概念清晰、條理分明、邏輯縝密的西洋學問，也就只能大言不慚的用「道在言外」、「此處無聲勝有聲」來聊以自慰。如此，中國與西洋，就始終有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甚至互相戒備和敵視。

這條鴻溝難以跨越的關鍵點，就是陳教授提出的「黃光國難題」。在《破解黃光國難題的知識論策略》一書中的第一章，陳教授指出其主題為：「儘管中國曾經創造豐富的思想，為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中國的思想如果要再創輝煌的新一章，重新成為引領人類文明發展的引擎，就需要通過對科學哲學的認識和厘清，創造性開展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詮釋工作。」該主題面臨方法論（methodology）層面的巨大難題：「如何將中華文化本質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傳統，傾注『天人對立』的階段性思辨過程，從『生命世界』中開闢出具有科學哲學意義的『微觀世界』。」要破解「黃光國難題」，陳教授認為首先就要論證出心體的實在性，其具體策略為結合西洋科學哲學裡的「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與「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其理論核心為「先驗實在論」（transcendental realism）），從「體證的角度」（涵養的事實）與「論證的角度」（文本的事實），具體提出「精神實在論」（spirical realism）與「歷史實在論」（historical realism）來構築出「心體實在論」（nouslogical realism）。這是「轉道成知論」最核心的內容，陳教授認為其能有效打破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二元對立的界限。

當敝人十年前通過堅持閱讀陳教授通過體證心體而書寫的《王子精靈法則：陽明心學智慧記》（以前叫《陽明心學涵養實記》）擺脫自囚的生活，使得生命不斷得以蛻變與成長時，陳教授已悄然開始大舉進軍科學哲學領域，與黃教授展開如同馬拉松般的辯論，而當敝人今天已初具面向社會傳播心學觀念的能量時，陳教授已「取經歸來」，終於「修成正果」，使得心學的觀念能量驟然增長。本書的作者雖然是陳復教授，但其實敝人透過本書，看到了無數先賢的在天之靈，他們有限的肉身已滅，其思想的精華卻融入到華人共有的文化中，成為後繼者能繼續向下開拓的厚實資源。生命苦短，敝人卻有幸藉由這本書，見證了中華文化真正意義上的復興（儘管尚未在現象上明顯呈現出來），這使敝人明白，真正的幸福無關於任何外在的物質生活，而是確認出自己的生命方向與文化演進方向的一致性，這使得個體生命因融入到更偉大的創造性事件中，而有著充分的意義感。

敝人在此向包括兩岸在內的全體華人呼籲，我們不應再活在自鴉片戰爭以來這一百六十多年的集體創傷中，因意識形態的不同做無謂的爭論，這種類型的爭論，在華人更長的歷史文化裡都是不存在的，卻不影響華人這幾千年來一直頑強生存至今的事實，而且這個事實非常的顯而易見：一個族群如果真沒有創造力，沒有自由，只是靠做奴隸和不斷生育，真的可以存活這麼久？我們不能只是出於對一些描繪清末民初社會生活的電視劇的印象，或聽了某些五四時期急於救國、慷慨激昂的思想家的偏見，就立刻對於一個累積了數千年的文化下了判決書。而且，文化並不是穿不穿漢服、過不過春節那麼簡單，也不需要跟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掛鉤，文化的議題，需要深入至瑞士心理學大師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所講的「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的範疇中去理解，才能明白其實在性。

華人一切苦難的根源，就在於隨著明朝滅亡，華人最後一股具有原創性的思想——陽明心學，也跟著塵封起來。這本《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裡所承接的中華傳統文化，並不是清朝建立後因文字獄，學者的思想被鉗制後所形成的沒落僵化的中華文化，而是再啟心學的創造性能量，使得中華文化的真實面貌得以重見天日！如果我們能夠承認身而為人，不只是為滿足感官欲望，還有著精神需求；如果我們能夠承認，這個精神需求裡，不應只有琴棋書畫、鳥語花香，似乎應該還要有個更根本的地基，人紮根於此，從而能俯仰無愧度過此生，而這部具有前瞻性的著作即將呈現給您的，就是這個地基（心體）的現代化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