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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後，我該做的事都做了──去看心理醫生，吃藥，每天散步，可是什麼幫助都沒有。
基本的生活瑣事（起床，刷牙），需要超人般力量。我好像跋涉過一灘黑色瀝青，肩上背著千斤重擔。瞄一眼時鐘便讓人沮喪。從我上次看時間之後，怎麼可能只過了五分鐘？如果數分鐘如此緩慢，我要怎麼過完一整天？
柔依哭個不停。聽到驚天動地號哭十七小時的事件之後，兒科醫師跟我說這是她遇過最嚴重的嬰兒哭鬧案例之一。她問我是否有足夠的支援。這個問題令我畏縮。在我耳中，那像是一種指責。
她看得出來妳做不好，我腦袋裡響起一個嘲弄的小聲音。大家都看得出來。
那個聲音一直出現在我腦海。惡魔似的聲音擊倒了我。它把我看透了。
有一晚凱倫不在，我被柔依的哭聲吵醒，比平常更加刺耳。我衝去她的房間，發現諾亞站在她的床邊，雙手抱頭。「妳為什麼不睡覺呢？」他大聲抱怨。我讓他離開房間，把柔依抱起來，在懷裡輕搖。
看到沒有？那個聲音冷笑。妳不是真的憂鬱。假如妳是真的憂鬱，妳會去尋死的。騙子！
我人生的每項祝福都變成負擔。我的漂亮嬰兒？我的體貼老公？我只想到，如果沒有我，他們會過得更好。
我明白自己的想法扭曲，卻無法重拾理智。然後，我更加覺得一無是處。我困在一個無止境的負向迴路。
惡魔的聲音提醒我，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它嘲笑我害家裡花了很多錢。它痛斥我自憐自哀，其他人的境況可是更加淒慘呢。它低語著，我是個廢物。沒有我的話，諾亞與柔依會更開心。他們將可擺脫我這個討人厭的東西。
我不必再努力走過那潭黑泥。我應該闔上雙眼，投降認輸。那樣的話，事情會容易多了。
我看著我女兒，因為沒有慶幸生下她而感到愧疚。
我看著我丈夫，因為變成他的累贅而心痛不已。
我望著灰暗的天空，覺得孑然一身。
＊
因為我無法驅除那個聲音，因為我不知道我還能再承受多少，我打電話給母親。「我很抱歉打擾妳，」我說，強忍住淚水。「我知道妳很忙，只不過……日子好像不值得再過下去了。」
「千萬不要那麼說，瑪育迪。」
「媽，」我鼓起勇氣，叫我自己說出我一直忍著不要說出來的話。「我需要妳。我知道現在不方便，妳才剛來過這裡，但是看到妳會有很大的幫助。就算只是周末──」
「我希望我可以去。」
我看向窗外鄰居家高大的西洋杉，棕色樹幹，綠色樹葉，被遼闊的灰色天空環繞。「可是，妳可以。妳假裝妳做不到，可是我可以幫妳買一張機票。妳可以在星期五下班之後出發。妳可以來過周末。」
電話一陣寂靜。
「我──我是不會開口的，除非我需要，」我接著說。「我知道我有凱倫。還有心理醫生。很多人幫忙，對吧？應該足夠了。可是，我一直想著……妳知道的……結束生命。我覺得我無法再承受了。」
她現在應該要打斷我的話才對。她應該要說，當然了，瑪育迪。叫諾亞去買機票。這些是我迫不及待要聽到的話。
「媽？聽著，我知道妳很疲倦──」
「如果我可以去，我會去的，」她突然說。「我做不到。妳必須接受這件事。」
「可是……這件事難道沒有比工作更重要嗎？還有什麼會比這件事更重要？我不懂。」
「如果我想要現在去看妳，我會死在飛機上。那會讓妳比較好過嗎？不會。」
我把聽筒從耳邊移開，瞪著它看。「這是某種笑話嗎？」
「笑話？我為什麼要講笑話？」
「妳說妳會死？因為什麼？」
「衰竭而死！我的身子已經禁不起旅行了。妳最不需要的是死掉的母親。那對妳的情況沒有幫助，相信我。」
對於我想尋死，母親以死反擊。我無法置信。
「什麼媽媽會有這種反應？妳實在太荒謬了！妳不會死在飛機上的。有誰死在飛機上？可是，一直都有憂鬱症的人自殺。如果那種事情發生了，妳做何感想？」
我聽著自己企圖說服她相信我有價值。我想要陳述理由，告訴她我打算怎麼做，問她在我的葬禮上會做何感想，可是我聽到的只是我的憂鬱。她已經拒絕了。我還要再怎麼羞辱自己？況且，如果我乾脆去死，會不會好一點？
我幻想場景，牆壁上潑灑的黑色塗鴉，要是妳有來的話，她悔恨不已。惡魔的聲音為這個場景歡呼，很開心我終於明白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都是孑然一身，那個聲音說著。明白了嗎？
「她一定是不了解情況有多糟，」諾亞下班回家後說。
「是嗎，我說得非常清楚了。」
當晚稍後，他打電話給她。十分鐘後，他掛斷電話，滿臉驚訝。她的立場沒有改變。從來沒有。
＊
那天下午，我身心交瘁。那種毀滅感吞噬了我。情況難以置信到令人無法理解。
我這一生始終相信母親會在我身邊。我堅信，如果我需要，她就會出現。她是我的備用降落傘。現在我終於拉下拉環，卻發現空無一物。
一部分的我想要實行出於惡意的威脅。我想要用哀傷炸毀她的世界。我的女兒需要我，而我卻沒有來。我要她說出這句話，但是如果我死了，我便聽不到她說這句話。
那個下午，我面臨十字路口。我可以聽從惡魔的聲音，或者拒絕它。我可以把這世界看成是無依無靠的地方，或者我可以忽略我媽的反應。我可以痛苦，或者尋求協助。
就在房門外頭，我可以得到協助。我並不孤單。「妳知道嗎，我來這裡不只是照顧寶寶。我來這裡也是要照顧妳，」凱倫有時會溫柔地說。我從未真正倚靠她。我從未真正倚靠任何人。我太害怕了。可是，惡魔的聲音就是要我有那種感受。它依賴我的沉默。
我環顧自己待著的房間：灰色的天空，關閉的房門。我可以待在這個房間，或者我可以鼓起勇氣。我伸手握住門把，淚也不擦。
＊
凱倫安慰我，當她得知原由以後，驚嚇到摀住自己的嘴。心理醫師聽到我的語音留言，數分鐘後便回電。「你有查看留言，真是太幸運了，」我說。「幸運？」他又說了一遍。「我不停地查看留言，因為不放心妳！」
凱倫和心理醫師為我感到忿忿不平，諾亞也是。他們在表達不屑時，我並不插嘴。我不為我的母親辯白。我讓他們的話語沉澱到心中。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小小的紅色氣球在我心中形成。我可以在我的內心深處感受到它。當諾亞、凱倫及心理醫師發表他們的憤怒，氣球隨之變大。
那個紅色氣球是憤怒。我以前從不允許自己生氣。我不想變得跟我父親一樣。但是，屈服於自己的憤怒並未讓我癱瘓，反而釋放了我。紅色氣球幫我提振了心情。
我的人生有了新的清晰焦點。
我不憂鬱了。我不要被母親的反應擊敗。我不要讓任何人具有那種力量，連我媽都不可以。
＊
過了一星期，藥物見效，大約是在我開始服藥之後的兩周。
有一天早晨，我醒來時覺得完全正常。我心想，哦，我回來了。那種差異就像暴風雨過後恢復供電一樣的明顯。
下床不再是一項日常雜務。
惡魔的聲音消失了。
我衝去嬰兒床看柔依。
我撫摸她的頭髮，她的臉頰，感受到各種我應該有的情緒。我熱淚盈眶。那是喜極而泣。
＊
我很幸運擊退了憂鬱。大多數人負擔不起保姆或心理醫師。大多數人沒有這麼體貼的配偶。我一再重複這些事實，以減輕我因母親而產生的痛苦。
紅色氣球從此之後消氣了。曾經那般強烈的憤怒消失了。在我快要溺斃時，很容易對我媽發洩怒氣。如今我已被沖上岸，我驚愕地意識到所發生的事。
我產生了各種情緒──痛苦，背叛，困惑。但是，最主要的，我感到難堪。我克服憂鬱。我沒事了，正如母親所預測的。
我要求她飛越美國是不是有些太矯情了？我憑什麼苛求她？
當她移民到美國時，我哥哥還在襁褓之中，她必然極為想念父母。她撐過去了。她沒有求救。
當個媽媽比我以前做的所有事情都更為不易、辛苦。我有好多的怨言。然後，我記起母親的堅忍。睡眠不足，哺乳，這些對她來說不值得一提。
我希望和她一樣堅強。我希望自己為人母的經歷可歌可泣，不是充滿羞愧（保姆！心理醫師！），而是自立自強。
＊
數周後，凱倫早就離開了，柔依越來越可愛，我假裝從未打過那通電話。這很容易辦到。我媽很高興聽到柔依最近的可愛動作。我還能跟誰講寶寶的肚肚時間（tummy time）呢？
妳想要輕生，她卻拒絕來看妳。這個想法總在零碎時間浮現：疊衣物或洗碗盤，流理台上嶄新的奶瓶刷。我不予理會。「嗨，媽！」當她接起電話時，我輕快地說。
「妳真的以為可以矇混帶過這件事？」心理醫師問說。
我對於去看心理醫生感到矛盾。雖然跟人坦白心事很能紓壓，我對自己仍然需要協助感到難堪。既然克服憂鬱症了，我希望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可說是奇蹟吧，心理諮商的費用由保險公司支付，於是我用最愚蠢的理由去看醫生：反正不花錢。
「妳坦白告知輕生的念頭！」他說。「她的反應會讓任何人受傷。」
或許吧，也或許我媽確實是一位高明的精神科醫師。或許她由多年經驗得知我並沒有對自己構成嚴重威脅，即便我極為認真地如此堅稱。她知道溺愛沒有好處。
「溺愛？」心理醫生複誦一遍。「妳真的認為這樣子有得到幫助？」
我猜有吧。
「妳不覺得她的反應很奇怪嗎？她說她會死在飛機上？」
我必須承認，那個部分的確很奇怪。「可是，」我辯解說，「假如她那天在電話裡猶豫了，假如她東扯西扯，我想我會更難過。她那麼地確定。那麼固執！她拒絕退讓……而把我激怒了。奇怪的是，那有幫助。」
「怎麼說？」
「憤怒對憂鬱而言是一種好的改變。它讓人，怎麼說呢，能量充沛。」
「妳是說她是故意這麼做？如果是的話，她可是冒著極大的風險。」
我回想講電話的那天：灰色的天空，鄰居家的西洋杉。我永遠無從得知母親的想法，但我知道我的威脅不是隨便說的。
「妳屈服了，為妳母親辯護。妳有想過跟她討論妳的感受嗎？」
我把頭轉開。那個心理醫師不了解。我無法承受跟我媽起衝突。甚至在青少年時期，我都避免跟她吵架。「我的父母離婚了，」我這麼跟人家說，「可是我媽和我真的、真的很親密。」她是我唯一的媽媽。我不想冒險破壞這段關係。
＊
記憶的殘酷特徵是，創傷持續鮮明，愛意卻褪色模糊。我從幼年起對母親沒有很多回憶，對父親卻記得很清楚。七歲時。夏天。他叫我到車道上罰站，因為他在沙發底下找到一根我的蠟筆。他命令我赤腳站在柏油路面。他會從客廳窗戶監視，確定我沒有單腳跳著或溜到草地上。柏油路熱得發燙，在七月豔陽下幾乎要融化似的。我哭著，雙腳和羞恥心同樣炙熱。我告訴自己動一下，卻做不到。一輛警車開過去，在我們郊區街道很少看到。我想著要不要把警車攔下來求救，又害怕給家裡惹來麻煩。後來，冷水把我驚醒。黃色的水盆。母親的手按著我起水泡的腳。她帶我去Friendly’s餐廳吃冰淇淋。我點了一份Reese’s聖代。我不喜歡這個聖代又黏又甜，可是我喜歡她的關心。「拜託，吃吧，瑪育迪，」她溫柔地說。吃完聖代可以讓她知道我沒事。我盡責地吃著，一匙又一匙。
八歲時。格林菲爾德女士的課堂。黑板是她用粉筆填寫的友善綠地。陽光灑滿我的課桌。
我在第一次拼字考試得到一○四分。「起初我以為妳得到九十九分，所以我那麼寫，」格林菲爾德女士說。「後來，我看到妳寫了考卷後頭的加分題，那五個超難單字，妳全都答對了！所以，我改了妳的分數。」
我看著考卷：紅色的九十九分被槓掉，改為一○四分，還加上一個感嘆號。我產生勇氣，便請父親在考卷簽名。格林菲爾德女士的教室，她看待我的方式，以及那個感嘆號，都讓我感到希望。
他仔細端詳考卷，再仔細端詳我。換成我媽，早就簽名了。
「妳以為我是笨蛋嗎？」他咆哮。「把九十九分槓掉！好像老師會犯下這麼愚蠢的錯誤！每個人都看得出來一○四分是不同的筆跡。妳真是丟人！竟然這樣作弊！」毫無預警之下，他舉起手來，打了我一巴掌。我摸著臉頰，一臉錯愕。
我流下眼淚，但不是因為他。我是氣自己怎麼沒料到。
格林菲爾德女士問我為什麼考卷沒簽名，我說我忘了。她意會到什麼──我聲音裡的顫抖，我的眼神──而嘆了口氣，沒有叫我再把考卷帶回家。我衷心感謝她。
＊
九歲時。文字為我開啟一扇大門。我一向喜愛閱讀，寫作則是一種新型魔術。我可以塑造自己的逃脫出口。
我寫了一系列以虛無為主題的詩：關燈之後的情形，空蕩蕩的房間裡頭有什麼，事實上，「虛無」是一個詞，因此不是真的虛無。一個周六下午，我用最工整的書法抄寫這些詩。把它們貼在我房間牆上，不斷調整，直到順序對了。
由於家中僅有的書籍是我父母的醫學與工程教科書，我不知道就一個主題寫出一個系列，是詩詞的型態。我以為自己發現了這種概念。我以為自己是個天才。
父親走進我的房間。他仔細看著那些詩，我則坐在床上看著他。他扯下一張，撕個粉碎。
「把這些統統拿掉。浪費時間！我在妳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看得出他在醞釀怒氣。他講著講著，火氣越來越大，惹他生氣的原因在他腦中膨脹二倍、三倍，問題不再是寫詩，而是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我。沒多久，他開始謾罵。「愚蠢的女孩！」「不負責任的女孩！「被寵壞的美國女孩！」
我深吸了幾口氣。這是我經常使用的方法：不要哭。這次不要哭。
「妳以為這些是什麼東西？詩？」他譏諷這個字。「妳自以為是什麼藝術家嗎？作家？」
後來，等我長大，一名友人告訴我他童年時遭到霸凌的事件，他被罵說是同性戀。雖然他明白這是刻意的辱罵，他同時醒悟：「等等！所以我是這種人？」
我那一天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已經習慣父親對我辱罵──「沒用的女孩！」這句話通常會讓我啜泣──可是那個下午，作家這個字眼像是一支射中另一個靶心的箭。作家！我無法相信有個字眼可以代表我這個人。我在心裡挺起胸膛。
雖然我聽從命令把那些詩都拆下來，扔進字紙簍而不是藏起來（他會找出來，再對我怒吼），這一切是有價值的，讓我聽說那個字眼。那一天，就那麼一次，我沒有哭。
＊
他是個工程師。蓄著八字鬍，戴粗框眼鏡。用大寫字母書寫。總是心不在焉。
他時常在開車時，眼睛瞄到了什麼東西，便轉頭去看，車子就偏向另一邊。我們不只一次這樣發生車禍。我拿到駕照以後，他告訴我變換車道的最佳方式不是檢查自己的盲點，而是逐漸切入車道，看看有沒有人撳喇叭。
他喜歡事情黑白分明，討厭他不理解的事情。他是個色盲，這個特徵再適合他不過了。他看不到細微的差異。
中學時，我加入田徑隊，當短跑選手，他下班回家後，帶我到附近的田徑場。「再一遍！」他會大喊，叫我一遍又一遍跟他賽跑。「我五十歲了，是個老頭子！妳應該要贏我才對！」隊上訓練以及晚上練習，害我得了脛骨疼痛。我爸叫我用跑步去克服。我的脛骨嚴重發炎到穿長褲時都會哭出來。兒科醫師診斷我是壓力性骨折。我退出田徑隊。
一年後，我加入網球隊，他帶我去附近球場，吼叫著要我每一次都在球第一次彈起便要接到球。大家目瞪口呆。「先生，」一位戴遮陽帽的女士看不下去的說，「你不該那樣對你女兒吼叫。那是不對的。」她對我微笑。我畏縮著。她的關心讓我感到丟臉。我知道我父親會在沒人看到時，再次對我吼叫。
如果我更強一些，他就不需要吼叫了。我知道他是試著讓我變強。如同他解釋的，我應該心存感激才對。
他的話在我聽來很有道理。我應該忽視自己的疲累。我應該在夏天早上七點起床打掃屋子。我應該親切待客，幫他們上菜。對於自我提升而言，這些似乎合理。
　假如我可以聽話。假如我不要那麼多要求。也就是說，我一無是處。我的外貌不對，選擇不對，想法不對，身體不對。如果孩子是一則進行中的故事，他想要把我重寫。他的版本很吸引人，像我的印度漫畫裡的故事。
＊
「總有一天，我會跟他離婚，」我媽這麼跟我保證。這是我童年時最誠摯的願望，每年耶誕節我會偷偷許願。我爸吼叫。我媽溫柔。根本沒得比。我要跟她在一起。
有時，她會在Friendly’s 餐廳許下承諾，我們在吃冰淇淋時模仿他發脾氣。有時她在看到他發飆的證據後，也會這麼說。「時鐘怎麼了？」她問說，從地板上把它撿起來。然後她看看我。「哦。」
每一年，我越來越不相信她。「有些事妳不了解，」她咕噥著說。「我必須等到妳長大才可以離開他。父母離婚的孩童很痛苦。我在工作上看到太多了。」她的藉口令我苦惱。如果她是為了我才留下來，為什麼要跟我講？跟我說明她的離婚計畫，也無法讓我不為這種想法煩惱。
無論她的邏輯多有瑕疵，我很開心她跟我分享。如果她假裝婚姻沒有問題，忽略他的行為，情況會更糟糕。她承認這種情況，證明了我的想法。那表示我們家的緊張關係不是我的錯。如果她跟他也處不好的話，不可能是我的錯。
「有問題的人無法照顧他們的子女，」有時她會跟我說。她指的是她的病人，思覺失調症和成癮者，但是她又多看了我一眼。妳的父親也是這種人。她從來沒有說出口，可是我能夠感覺到。
我存在於她知覺的關卡，在她願意承認的界限。彷彿她列出一個等式。他不穩定。她想要離開他，卻做不到。而我是那個理由──那個變數。
我不知道如何解題，但我看到為人父母的基本選擇，這個等式的條件。你可以當個為子女全心奉獻的父母，抑或你可以成為不穩定的來源。你可以提供無條件的愛，抑或你可以索求無度。你可以像她，抑或你可以像他。

一周後，我該做的事都做了──去看心理醫生，吃藥，每天散步，可是什麼幫助都沒有。
基本的生活瑣事（起床，刷牙），需要超人般力量。我好像跋涉過一灘黑色瀝青，肩上背著千斤重擔。瞄一眼時鐘便讓人沮喪。從我上次看時間之後，怎麼可能只過了五分鐘？如果數分鐘如此緩慢，我要怎麼過完一整天？
柔依哭個不停。聽到驚天動地號哭十七小時的事件之後，兒科醫師跟我說這是她遇過最嚴重的嬰兒哭鬧案例之一。她問我是否有足夠的支援。這個問題令我畏縮。在我耳中，那像是一種指責。
她看得出來妳做不好，我腦袋裡響起一個嘲弄的小聲音。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