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前 言
許多年來我在國內外大學講授哲學,深深感覺到從事中國哲學的研究與發展乃是我輩刻不容緩的事。也許有人會問我:在這西風壓倒東風的時代,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呢?也許還會有人問我:你在美國受的是方法學與西洋哲學的訓練,為什麼回過頭來提倡中國哲學呢?要回答這兩個問題並不困難,下面我提出兩個重要的理由來解釋何以我會有我的感覺。
首先要說的是中國哲學有內在的精純的哲學智慧。這種智慧是以深厚的人生與歷史經驗作為基礎的。它不但反映一種對世界與生命的理解,而且更能對人生作切實的應用。因之它是一種活生生的價值。但是要認識及把握這種價值而不喪失其淋漓的元氣,乃是要經過一種哲學追求的心路歷程的。不但如此,要把這種活生生的價值清晰的相關的表達出來,更是要仰賴嚴格的哲學訓練來促成的。西洋哲學的訓練是一種極佳的思孜與思辨方法與形式的訓練。它能幫助我們在形式結構上與概念的分析與綜合上把思想澄清,組合及系統化。我們誰也不能否認近代人是強調及著重思想的清晰性與理性的組織的。事實上,為了思想的交流、比較及傳遞,以及為了思想的謹嚴與說服力,我們必須在理性的平面上解釋人生經驗的意義,並藉以充實與表達人生的智慧。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著重知行的合一,天人的和諧,在以往固定的社會秩序中也許不感受精密的理性表達力與說服力的重要。當然這並不表示中國人沒有理性思攷及論證推理的能力。當我們有此必要時,或當環境造成此種必要時,歷史已證明我們也能發揮這方面的能力。二十世紀以來,我民族文化已與世界潮流產生交流與交互影響,但我們卻往往囿於成習,抱殘守缺,食古不化,不在工具方法上講究與革新,造成思想的閉塞,也使我民族文化的基本生活與歷史經驗無法在最適宜的配合潮流的格式下透露出來。鑑於此,我認為我們接受西洋思想的訓練是可以達到發展中國哲學智慧的目的的。這也就是我認為西洋哲學的研究工作不但不妨礙中國哲學的研究,而且相反地卻能幫助中國哲學發展的原故。
另一個我認為我們必須要提倡中國哲學研究的理由是:中國哲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產物。我們生為中國人,浸濡在中國民族文化生活基本方式裏,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去進一層的認識這種文化的精神,這種文化的意義呢?作為一個慎思明辨的中國人,我們是無法逃避發掘及發揚自已歷史智慧與民族智慧的責任。這也可以說是文化經驗與思想價值的認同責任。我們一己的生命是和一個歷史、一個社會的生命息息相關的。我們生活的目的、價值以及內涵也不能不為我們所屬的社會與歷史所影響。我們必須認識並承認這種影響。這可以說是一種被動消極的認同。也是一種起碼的認同。但作為一個慎思明辨的中國人的最後目的乃是如何透過及把握這種社會與歷史給我們的影響去改進這種社會,去推動這個時代,去創造與充實這個文化的價值,使其臻於完善。這可以說是一種主動積極的認同。基於前節所提到的中國哲學具有內在的豐富價值的特點,我們更可以以我們自己的文化經驗為立足點努力去發揮中國哲學的精髓,創造新的中國哲學紀元。這樣的努力不但會使我們在生活中找到積極的價值,充實了我們一己的生命,也必然向世界文化與思想提出了獨特的貢獻,從而促進人類的大同理想,解決人類遭遇的難題。這是我們作為人類一份子的責任,也是中國文化作為世界文化一單元的責任。
當我們透過人生的經驗深切的反省我們的哲學智慧時,當我們透過西洋哲學的概念系統與方法學反省我們的哲學經驗時,我們是有十分的理由自信我們確能用中國哲學來充實我們自己的生活,也同時增進了世界思潮的多采多姿。進言之,我們可以利用「西風」來創造「東風」,也可以重振「東風」來豐實「西風」世界,使人類最後同浴于人生大智慧的春風化雨之中。這也就說明了為什麼我個人透過了方法學與西方哲學的訓練和知識,不厭其煩的倡導中國哲學的重建。
中國哲學的重建也就是中國哲學的再生與再創造。這種意義的重建是要把中國人的原始的生命智慧與生活經驗重新顯露出來。而顯露的方式與形式卻是現代的,合乎理性的,並與現代人的價值不發生隔閡的。因之中國哲學研究的語言也必須作一番更新,使其能夠表達明朗活潑的意義,而不流於生澀死硬和無味無力的說教。更進一步,我們以我們原始的生命智慧與生活經驗為立足點,去開拓及創造新的價值與人生境域,並融合近代人的歷史與社會體驗得來的睿智,正視世界文明進展中的各種困惑,以期對全人類的幸福作一永恒性的貢獻。闡揚舊有的,開創新起的,正是中國哲學重建一詞的雙重意義。中國哲學重建的雙重意義也賦與中國哲學以雙重重要意義:它是已經蘊含在中國民族文化與歷史裏的哲學智慧,也是中國人生生不息即將創造的思想線索。
當然,我們要重建中國哲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此乃是一項極為艱鉅的工程。上面我說的是理論性的重建方針、方法與目的。但真正要去做,以及如何實際去做,在我看來乃是牽涉及專門研究與大學教育的大問題。就大學教育來講,很顯然的,我們目前看到的是中國哲學的教學與講授逐步發生種種困難。首先,我們當前似乎已普遍缺少中國哲學的專才教員。當上一代的學者退休之時,新一代卻乏人接棒。何以乏人接棒呢?重要的理由之一是上一代沒有好好啟發及培養下一代的專門人才,而下一代則沒有好好培養及充實中國哲學的認識與興趣。因之這不僅造成中國哲學教學的青黃不接,抑且造成其停滯與真空。如此惡性循環下去,必然使中國哲學的無上智慧永埋於歷史的塵埃裏了。上一代不能引發,下一代不能培養對中國哲學的興趣,理由很多,但卻不外於經驗的隔閡與語言的隔閡所致。中國哲學的傳授方式與表達形式自然也難辭其咎。這就回到上面所說到的如何用近代人的哲學語言來活潑潑的表現中國哲學的內涵與智慧,使之與世界思潮,現代生活相關的根本問題了。
說到專門研究方面,我們系統的做整理中國哲學及其歷史的工作幾乎可說尚未開始。在國內我們缺少專門性的國家研究機構來專門培植與容納中國哲學的研究人才。同時我們當前的社會也缺乏私人有計劃的大量資助研究中國哲學的熱誠。也許這種不幸的現象是由多種心理與文化因素造成。但這卻毫無疑問的導致了我們研究中國哲學也需要向外國人學習,受外國學者的鼓勵的畸形狀況。社會是有機的組合,歷史是連續的過程。我們的國家與社會是必須要在哲學與中國哲學的研究上向著西方人迎頭趕上的。這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文化權利,也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文化責任。我作為一個關心及倡導中國哲學重建與發展的哲學研究者,也就不能不向我們的國家與社會作懇切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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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本書是由近數年來用中文寫成的幾篇中國哲學論文以及一些有關中國哲學方面的稿子集成的。我自一九六五年即返母校國立台灣大學講授哲學。一九六七,一九六九,一九七○又陸續回來繼續講學,我曾先後在不同的場合與團體作了接近四十次的演講。許多演講稿子已經散失了,許多論文與講演稿是討論西洋哲學,邏輯與方法學,及近代思潮的。關於討論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的稿子,這裏我收集了「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在教育部文化局講演稿),「中國哲學的重建」(在台灣大學講演稿)等篇。論文稿中「戰國儒家與孟子思想體系」初稿是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刊發表過的。「論致中和與致良知」則在我創辦的台灣大學哲學論評上發表過(原文係孔孟學會專題講演中的講稿,其摘要曾發表於孔孟月刊)。「中國哲學之特性」與「孔子的智慧」原是英文稿,前者曾發表於世界性哲學雜誌Inquiry,後者是我在國東西文化中心的專題講演稿,曾發表於思與言雜誌。現兩文均承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張尚德教授譯成中文,一併收入此集。其他各文,「從中國哲學論中國文化之獨特價值」發表於文化復興月刊,「當前中國青年之思想與性格」與「中國哲學之發展及其對世界之意義」則先後發表於東方雜誌。「論孔子的正名思想」發表於出版月刊,可說是我返國後最先寫的有關中國哲學的文章。最後,「顏元的格致之學」則是應中國文化學院之邀而寫的。
這本書集成的文章很駁雜,但幸能規範於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的討論。書中出自講稿之文,為了存真,未作大幅度刪改,定多簡略掛漏之處。這裏只好請有識君子教正了。
成中英識於台北木柵一九七三年七月